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李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李达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双重身份在李达先生身上是内在统一的。可以说，正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他才成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呢？或者说，李达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什么重要贡献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先生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显然，这种看法是怀疑、甚至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的。然而，正如陶德麟先生所说：“把‘传播’和‘中国化’看成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不承认传播本身离不开中国化，中国化也离不开传播”，属于一种“流传很久的狭隘观念”（《陶德麟文集》，第805页）。上述看法的狭隘性，不仅表现在其对于“传播”与“中国化”之关系的割裂上，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
“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显然，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或结果；没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结果，就绝不可能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先生虽然没有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位杰出代表，并由此也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的理论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那种看法之所以怀疑、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仅仅局限于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和联系。
李达先生所开创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就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亦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李达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历程及其累累硕果，就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无尽泉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坚持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首先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标就会落空。李达先生一贯重视和强调从学理上彻底地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李达先生曾说：“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李达，1928年）至30年代的北平时期，李达先生已精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正因如此，他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例如，他于1935年完成的《社会学大纲》，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到而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与苏联30年代以后哲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侯外庐先生曾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侯外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重视、关注、探索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应该成为、也完全可以成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是李达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上个世纪20—30年代，李达先生翻译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如荷兰郭泰（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高
素之（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的《社会问题总览》、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洛可夫等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李达先生这一方面的工作，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当时就有人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郭湛波，第197页）不过，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进行译介的目的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仅仅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方式也许莫过于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著作。事实上，当时中国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但它们大多并不是由李达先生翻译的。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译介另有深意：它乃是李达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开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眼界，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关于这一点，从李达先生对于译介对象的选择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所选择的那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不仅是当时国外最新出版的，而且都是论述相当精辟的。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紧迫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李达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他于1926年正式出版的专著《现代社会学》，既是一部全面、准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典范。该书联系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等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正因如此，该书的出版轰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重版达14次之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罕见的“畅销书”。再如，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最严酷的形势下撰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步骤、前途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和结论，也极具灼见，其清晰、准确的程度令人惊服。他于1935年完成的《社会学大纲》，也是一部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写的专著。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曾就《社会学大纲》的理论贡献和地位问题展开过争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大纲》的成就是有限的，因为它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没有像李达先生的其他著作那样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分析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定以中国社会研究为内容的第六部分也因故未能问世。澳大利亚的李达哲学思想研究者尼克·奈特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但他提出的理由是：“李达可能感到没有多大必要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中国现实生活的例子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在许多其他著作和论文中已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分析。”（奈特，第252页）然而，无论是上述看法还是尼克·奈特的辩词都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虽然该书确实没有像李达先生其他著作那样直接分析和阐述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但它仍然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写的，“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它尤其是适应了当时对于反动势力通过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向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历史观发起的大举进攻进行反击的理论需要。（参见《陶德麟文集》，第767－768页）至于李达先生在该书中之所以没有像在其他著作中那样直接分析和阐述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其原因决非对于当时中国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尼克·奈特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李达感到没有这种必要，而是北平时期李达先生所处的严酷环境所使然。该书于1937年5月首次出版，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李达先生所能做的就是在该书扉页写上“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题词。1939年4月，李达先生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本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李达，1981年，第7页）可以说，这段话正是上引该书首版扉页题词的注脚，它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该书的理论旨趣和现实关切。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曾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转引自同上，2007年a，“再版前言”第2页）。我认为，毛泽东不仅说它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且特地强调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是有其深意的，这就是肯定它切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其实，即使是建党前后李达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决非单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而是在探讨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要不要以及如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当时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并在批判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说，他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李达先生注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方向，还体现在他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教育学等广泛领域里的探索上。李达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理论家，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应当是各门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转引自《陶德麟文集》，第717页）因此，在上述各个领域中，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并常能把各类复杂的社会现象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透辟地加以阐释。因此，李达先生的很多著作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很难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方法来对它们进行归类。例如，他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进化史》、《法理学大纲》等都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其中，有些既是哲学著作，也是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或法学方面的著作。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必须树立和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理论旨归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是教条主义。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把批判和反对教条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李达先生不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理论探索中始终践行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表现出与教条主义截然分殊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貌，而且也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勇士。
早在30年代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时期，李达先生就曾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那种“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因此，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李达，2007年b，第18页）1966年春，面对林彪鼓吹毛泽东思想“顶峰”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李达先生极为反感。毛泽东思想“顶峰”论自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同时也是老式教条主义即王明式教条主义的林彪版本。李达先生公开批评这种“顶峰”论，明确指出它是反科学、反辩证法的谬论。李达先生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整套中国革命的理论，但与整个马列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着的，不可能有什么“顶峰”。（参见《陶德麟文集》，第715、774、820页）为此，李达先生在“文革”伊始就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的“黑帮头目”、“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并于1966年8月惨遭迫害致死。
李达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史（外国哲学）三个学科关系的深刻见解，也为我们今天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提供了有益启示。1956年，李达先生主持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办系方针，即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体”，以中国哲学学科和外国哲学学科为其“两翼”。这种“体”、“翼”关系的比喻生动地说明，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重视和加强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因为只有使“翼”强而有力，才能使“体”展翅高飞；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并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否则就是无的放矢、舍本逐末。李达先生这一关于马、中、西三个学科应有关系的深刻见解，不仅有利于我们克服“文革”时期那种与老式教条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和盲目排斥的片面倾向，而且也有利于我们认清时下学界不绝于耳的“中、西、马对话”鼓噪掩盖下的各种土教条崇拜或洋教条迷信的实质和错误。
二
虽然从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1966年8月被迫害致死，李达先生在武汉大学度过的13年时间仅略长于他整个理论生涯的四分之一，前述他的巨大理论成就中的绝大部分也并不是在武汉大学期间取得的，但在武汉大学的13年是他理论上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他理论生涯中唯一有机会、有条件组建学术团队、传承学统及学脉的时期。在这里，他于1956年恢复重建了武汉大学哲学系，亲手创建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并亲自招收和指导研究生，不遗余力地培养青年教师。至1960年，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就已因其鲜明的学术特色和突出的学术成就而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地。李达先生逝世后，他所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并未就此中断，而是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他亲手培养的后继者所传承。
陶德麟先生曾经担任李达先生的学术助手长达13年之久，是李达先生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执笔人和正式出版前的修订者。与以往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唯物辩证法大纲》从体例到内容都有多方面创造性的建树。它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作了精到的阐述，而且非常注重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成就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经验，被学界评价为“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继1961年出版、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我国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新水平”，并由此成为一部载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册的名著。可以说，《唯物辩证法大纲》本身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著作，至今仍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因为它不仅寄寓着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学术追求，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而且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开创和演绎这一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李达先生及其后继者都已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笔者看来，要继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也必须自觉秉承和弘扬这一学术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终于逐渐突破了以往几十年间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范式”，后者即人们“把全国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作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框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为标准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以这个教科书模式作为最基本的哲学理论框架和解释原则，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并用它去研究、评述和批判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潮”（孙正聿，第315页）。近十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发展的趋势，并逐渐形成和表现出了以下几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当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本身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同样是高擎“回到文本”的旗帜，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致思方向和理论旨趣，其中，有的把“回到文本”当作出发点，有的是为了“回到文本”而“回到文本”；有的把“回到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具体路径，有的则把“回到文本”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
二是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对实践的重视和强调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不能只是说实践概念或实践的观点如何如何重要，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用实践的观点去考察各种哲学问题，而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研究现实实践及其发展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地位，就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据此，有人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
三是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进行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四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应该倾力探讨当代世界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严重威胁的那些全球性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时代性发展，才能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共同的主题下与世界哲学界交流和对话，从而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并为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应该说，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和多样化研究思路的出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的表现，它突破了“教科书范式”时期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这一研究的内容。近十多年来，正是在这种分化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重新探讨，并对其中的各个分支学科或部门哲学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是，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中也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其表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突破了原有的“教科书范式”，然而又尚未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从而出现了种种“失范”现象，如缺乏共同的理论旨趣、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目标、共同信念和评价标准，等等。（参见汪信砚）这些“失范”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危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别于任何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处，就在于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要有效克服和消解目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化分化发展中内存的危机，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共同的任务、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概言之，就必须牢固确立和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化发展中既已取得的成果，只有整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之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事实上，上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种思路，是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下整合和统一起来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来可以相对区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应该发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得到深化。① 在上述几种研究思路中，有的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有的则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思路，要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要避免使它们流于某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就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例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和立足于基本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们的意义正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也是极为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由上可见，即使仅仅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由李达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对于推进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童世骏教授在2007年10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全国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大会发言点评中，曾表达过这一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