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美史学界关于“不列颠史”研究的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列颠论文,史学界论文,英美论文,概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谓“不列颠史”研究在英美史学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是一种试图从整个“不列颠史”乃至于“大西洋史”的视角重新研究英国国史的新途 径，意在克服和超越以往英国国史研究中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倾向。迄今为止，这种 研究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的响应、形成了相应的声势和规模，也取以得了不少 引人注目的成就，并且有方兴未艾之势。国外史学界已经开始对其中的某些成果和观点 进行零星的介绍，[1]然而我国史学界尚未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故此笔者试图利用 现有的资料，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初步理解对近年来英美史学界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做一个概述性的整理和介绍，希望能有助于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深 入研究。
一
在汉语中，习惯上都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称为“英国”。而“英国” 这个词语是“英吉利国”的略称，词源为英语的English，原意为“英格兰的”或“英 格兰人”，与Scotch或者Scottish以及Welsh相对应，只是指全部英国的一部分。现在 用用它来作为联合王国的代称，实际上是“大英格兰主义”或曰“英格兰中心主义”的 产物，虽说早已约定俗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严格地说来是不确切的。
如果说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用“英国”来代称联合王国的做法还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 便利性的话，那么在历史研究中这种做法恰恰造成了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切性。譬如我 们经常使用的“英国史”一词，它既可以指联合王国的历史，也可以指英格兰的历史， 因此它的含义就是不确定的。除此之外，在迄今为止的大量的被命名为“英国史”的历 史著作中，虽然涉及整个联合王国的历史，但是无论在结构比例上、还是在叙事的主从 关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倾向。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其他国家的史 学界，而且也存在于英国史学界本身。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英国史学界就开始 有人(尤其是在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人中间)站在反“英格兰中心主义”的立场上， 提出要进行各自所谓的国民史(national history)研究。美国琼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历 史学教授J.G.A.波科克(注：J.G.A.波科克(J.G.A.Pocock)1924年生于新西兰，长期在 美国的大学里任教。他原来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史，曾出版的专著有：a.《祖传 的宪政制度与封建律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1957.)；b .《政治、语言与时代》(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1971.)；c.《马基雅维里时代 ：佛里伦萨的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1975.)；d .《美德、商业与历史》(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1985.)。另外还主编过：a.《 毛利人与新西兰政治》(The Maori and New Zealand Politics,1974.)；b.《詹姆斯· 哈林顿的政治著作》(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Harrington,1977.)；c.《三次 不列颠革命：1641年、1688年、1776年》(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1641,1688,177 6.,1980.)。)从20世纪70年代起积极倡导的“不列颠史(British History)”研究，实 际上就是这一研究思路的继续和发展。
1975年，波科克在《现代历史杂志》第47期第4号上发表了他倡导“不列颠史”研究的 第1篇论文《不列颠史：为一个新课题申辩》。[2]从波科克在论文中提出的设想来看， 他并没有否定对英国各个组成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民族史进行研 究，而是要想倡导一种“超越各民族史研究传统的”、更高层次的“不列颠史”研究。 这种研究必须打破过去的研究模式，应该把重点放在考察不列颠诸岛屿上各个民族及其 各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具体而言，就是要研究由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传 统以不列颠群岛为舞台、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整个“不列颠群岛 ”地区的历史变迁过程，以及与这一历史过程相同步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 兰等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注：波科克在论述“不列颠史”的内容结构时，由于考 虑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情绪，用“大西洋群岛”(the Atlantic archipelago)一词来 表述“不列颠群岛”这一概念。除此之外，他还很注意区别地使用某些关键性词语：他 将Britishness和Scottishness、Welshness作为叙述这一历史过程时的并列、对应的概 念使用；而在与Irishness对应使用时，Britishness只用于论及北爱尔兰问题时称呼那 些希望继续与英国合并的当地居民，以区别于Irishness所代表的希望与爱尔兰共和国 合并的当地居民。)
当然，波科克既没有否定英格兰在整个“不列颠群岛”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忽视英 格兰的扩张在整个“不列颠史”中的重要意义，他只是没有就事论事地把注意力片面地 停留在英格兰的扩张过程上。波科克认为：到了中世纪的全盛时期，在原来的“盎格鲁 诺曼政治体制及文化模式”逐步分散、扩大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不列颠群岛”上的 3个中心区域，即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的苏格兰低地地 区、以都柏林为中心的爱尔兰东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形成过程及其后来的重新组合与演 变过程，就构成了“不列颠史”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研究“不列颠史”，就必须把 这些历史事实放到各个参与民族及其各自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变 过程中去加以考察。另外，由于18世纪以后“不列颠史”的空间范围大大地超出了“不 列颠群岛”的自然领域，所以波科克在充分兼顾到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反复地强调：“不 列颠史”不仅要包括“不列颠群岛”上的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而且还应该包括由“不 列颠群岛”的移民们所建立的海外白人殖民地的历史演变过程，即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 、19世纪以后的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历史。
然而，波科克倡导“不列颠史”研究的做法，一开始在英国史学界并没有获得应有的 响应和支持。于是，1982年他又在《美国历史评论》第87期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不列颠史的界限与分类：探求一个陌生的课题》，[3]再次进行呼吁。直到80年代行将 结束的时候，才终于等到了第1批响应者：1989年，H.F.科尼出版了专著《不列颠群岛 ：4个民族的历史》，[4]首次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了波科克的理论主张。
与前十几年的冷漠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学界内部响应 和实践波科克号召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这是以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地区历史研 究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的)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在英国史学界立刻就 出现了一股“不列颠史”研究热。各地的学术团体纷纷举行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的“不 列颠史”研讨会，参加人数之踊跃、提交论文的数量之多、涉及的课题面之广都出乎一 般人的想象，这些研究成果，除了一些单独发表的论文之外，还已经出版了两本论文集 。[5][6]
“不列颠史”研究以否定“英格兰中心主义”为其基本特色，可以说是对英国的“国 史”研究传统的一种超越，但同时又是以传统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其实从20世纪60、 7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人在社会经济史的领域里、尝试着对16至19世纪的英国国史进行 这种“不列颠史式”的研究了，并陆续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是：L.M.库伦和T.C.斯莫特主编的《关于爱尔兰和苏格兰经济·社会史的比较状况，16 00年～1900年》、[7]T.M.迪瓦恩和D.迪克森主编的《爱尔兰与苏格兰，1600年～1850 年》、[8]R.米奇森和P.罗巴克主编的《苏格兰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1500年～1939 年》、[9]S.J.康诺利、R.A.休斯敦和R.J.莫里斯主编的《冲突、融合与经济发展—爱 尔兰与苏格兰，1600年～1939年》[10]等。然而，这些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经济史 和社会史的角度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而且从它们所涉及的年代 和地域范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些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心态——意在弥补或加强迄 今为止英国国史研究中的欠缺部分或薄弱环节(他们的研究并不涉及英格兰)，而并未真 正站在整个“不列颠”的高度、整体地把握“英国的”历史。由此可见，无论从视角上 还是从方法上，这些研究(尽管有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的)与波科克 所倡导的“不列颠史”研究还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后者意在探讨作为一个国家整 体的英国的存在方式及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挥出来的政治作用，但它们却 为真正的“不列颠史”研究得以展开创造了条件。
二
波科克倡导的“不列颠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真正展开的，研究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16和17世纪不列颠历史的重新考察。在对16世纪的“不列颠史”的研究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当属由爱尔兰史研究者们提出的、对所谓“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 次征服”问题的重新评价，而且这个问题又是伴随着对这一时期爱尔兰历史的定位问题 而被提出来的。
许多世纪以来，虽然爱尔兰曾经长期受到英国的统治、并且还曾经成为联合王国的一 部分(1800年～1922年)，但是由于天主教和根深蒂固的盖尔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爱尔 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非常强烈、并最终获得了民族独立。正因为如此，在爱尔 兰的历史学中始终存在着具有强烈的反英性质和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所谓“国民史 ”研究的倾向。不过与此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爱尔兰学术界也出现了另一种倾 向，即企图摆脱所有民族的或宗教的偏见、努力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研究爱尔兰的历 史，《爱尔兰历史研究》(Irish Historical Studies)杂志的创刊就是当时这种主张的 具体体现。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研究16世纪的爱尔兰历史方面，有些学者进而主张 ：不仅要使自己的研究视角摆脱“爱尔兰史”这一狭隘框架的束缚，也要跳出单纯的“ 爱尔兰—英格兰”互动式关系的研究框架，而应该把爱尔兰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空间背 景下进行考察。具体而言，在研究“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次征服”这一事件时，应该 把它放到当时英格兰人的海外扩张活动(尤其是向大西洋方面的“西进”运动)的背景下 进行考察；另外，在考察这一“再次征服”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英 格兰向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应该把这次“殖民”看作为此后英国人向北美殖民的一次实 验。首创这种研究方向的学者是D.B.奎因(注：关于D.B.奎因(D.B.Quinn)在这方面的主 要成果，参见[11],[12],[13],[14],[15],[16].)和N.P.坎尼(注：关于N.P.坎尼(N.P.
Canny)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17],[18],[19],[20],[21],[22],[23].)。他们尝试 着结合英国的殖民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考察英格兰与爱尔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对应关系 ，主张把爱尔兰的历史进程放到16至18世纪英格兰经营整个“大西洋世界”这一大背景 下去考察，认为爱尔兰只不过是英格兰在大西洋圈里的“海外殖民地”而已。他们这种 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把整个“大西洋”理解为一个“世界”，而把爱尔兰的历史和英格兰 的历史都视为构成这个“大西洋世界史”的独立成分，然后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察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很显然，这种研究视角依然带 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随着波科克倡导的“不列颠史”研究模式的影响日益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 研究16世纪爱尔兰史的学者们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奎因和坎尼的研究倾向，即反“大西 洋世界史”的视角。他们从“不列颠史”的视角出发，把爱尔兰看作是都铎王朝在“不 列颠群岛”(或曰“大西洋群岛”)上众多领地的一角，是都铎王朝版图中的边缘地区。 换而言之，如果把伦敦周围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看成是王朝统治版图的中心的话，爱尔 兰跟威尔士以及英格兰北部地区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所谓的“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 再次征服”，实际上跟都铎王朝政府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地区进行的“领土整合”行 动属于同一范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S.G.埃利斯和.C.布雷迪。
S.G.埃利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5世纪后半期到1540年(即所谓“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 次征服”行动正式开始的年份)之前的这一段时期。他认为，在研究中世纪末期的爱尔 兰的时候，不应该像有些民族主义分子那样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古至今连续不断的、自我 完善的独立单位，而应该把它看作“盖尔文化圈”与“英格兰文化圈”相对峙的边界
(frontier)。与此同时，埃利斯还把16世纪30年代(托马斯·克伦威尔任宰相时期)在爱 尔兰发动叛乱的英格兰裔大领主基尔代伯爵和在英格兰北部地区发动叛乱的大领主迪卡 爵士都看作为同样的“边陲贵族”，对都铎王朝的这两个“边陲领地”进行了比较研究 、揭示出了二者的共同特点，并进而指出：这次“再征服”行动实际上就是都铎王朝政 府建设“不列颠国家”事业中的重要一环。(注：关于S.G.埃利斯(S.G.Ellis)在这方面 的代表性成果，参见[24],[25],[26],[28],[29],[30].)
C.布雷迪的研究重点，在于1540年以后“都铎王朝对爱尔兰的再次征服”过程中历代 总督所实施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爱尔兰各个阶层的反应。然而，布雷迪在研究过程中 没有使用“再征服”这样的词语。因为在他看来，都铎王朝政府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 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征服”，也根本没有打算要“征服”爱尔兰；至少到16世 纪80年代末为止，王朝政府始终都在摸索如何按照英格兰的模式(即在全面普及“习惯 法”的前提下)对爱尔兰社会进行各种“改革”的问题；只是由于在爱尔兰进行的“改 革”一再受挫，并最终于16世纪90年代爆发了爱尔兰与都铎王朝政府之间的战争(最初 是以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为起点和中心、后来则几乎席卷整个爱尔兰岛)，才造 成了这种爱尔兰被都铎王朝用武力“再次征服”的结果。
那么，在都铎王朝的边缘领地中，为什么只有在爱尔兰进行的“改革”一再遭受挫折 、并且最后出现了用武力“再征服”的局面呢?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对近代“不列 颠群岛”中爱尔兰问题的特殊性，学者们往往都是从宗教的角度(即包括英格兰、威尔 士和苏格兰在内的“新教的不列颠岛”与“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对立)进行解释的 。在“再征服”的问题上，也有人简单地用爱尔兰宗教改革的失败来解释一切。C.布雷 迪却能够力排众议，从当时的世俗政治中普遍存在着的“派系斗争”中寻找这种“改革 ”受挫的原因。他认为：伦敦宫廷里的派系斗争和爱尔兰各路军阀之间的派系斗争，从 不同的角度对“改革派”总督的方针、政策的实施产生着交互影响的作用、严重地损害 了都铎王朝政府在爱尔兰统治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于是就引起了爱尔兰社会各阶层 对都铎王朝统治的普遍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继续“改革 ”的难度；正是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决定了“改革”最终失败的命运。(注：关于C.布雷迪(C.Brady)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参见[31],[32],[33],[34].)对于布雷迪的 这种思路和结论，N.P.坎尼曾在杂志《爱尔兰历史研究》上发表评论文章——“修正修 正主义者”、并在其著作《王国与殖民地：大西洋世界中的爱尔兰，1560年～1800年》 的第1章中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注：参见[35],[21,Ch.1].)但布雷迪并没有直接接招， 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在对17世纪“不列颠史”的研究中，尽管也表现出了对政治史的偏好，但是研究对象 却跟16世纪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17世纪初已经完成了对爱尔兰的“再征 服”，二是因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格兰而形成了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国王的“同君联合 ”局面，整个“不列颠岛”上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不列颠史”的角度重新审视17世纪的英国政治史，变化最明显的领域莫过于对发 生在17世纪中叶的“清教徒革命”的评价和研究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者莫过于C.拉塞尔 。在学术界的研究传统中，学者们在解释人类历史上第1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劳伦斯·斯通和理查德·托尼(注：Richard Henry Tawney) 为代表，主张通过对旧贵族的没落和新贵族的兴起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寻找原 因；二是以休·特雷弗-罗珀(注：H.R.Trevor-Roper)为代表，主张运用文艺复兴运动 以来的新型国家理论，研究15世纪以来英国宫廷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从 英国国家政治模式和政治集团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 不同之处，并且还曾经就“新贵族的兴起”问题展开过大论战，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 之处，即都企图能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革命(或内战)”的“长期原因” 。这种研究倾向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影响了中国史学界。
C.拉塞尔对前辈学者们的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表示出了自己的不同姿态。他认为：足 以导致英格兰统治集团严重分裂并最后走向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英格兰内部， 而在于跟英格兰有关联的外部事务之中。具体而言，就集中在两个主要事件上：一是因 对查理一世(或者说坎特布里大主教劳德)的宗教政策不满而于17世纪30年代末爆发的苏 格兰长老会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迫使国王查理一世召开了国会；二是1641年秋爆发的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起义，这次起义则使得王党和议会派之间围绕派遣军的指挥权而陷入 了一筹莫展的尖锐对立状态；恰恰就是这种多重危机的交错展开，最终导致了内战爆发 。换而言之，英格兰的内战主要不是英格兰自身矛盾发展激化的结果，而是由斯图亚特 王朝统治下的两个周边国家的事务引发的。(注：关于C.拉塞尔(C.Russell,亦译“罗素 ”)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36],[37],[38].)拉塞尔这种对传统观点的“修正”行 为，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在研究斯图亚特王朝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以英格兰为中 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的一种“修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15至18世纪欧洲各国历史的时候，把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如 何把握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专制王权”的性质上、比较热衷于讨论如何看待“专 制王权”制度中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和中世纪封建主义因素的地位及其作用问题，可以说 基本上还只是把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欧洲各国的存在意义定位在“过渡时期的近代国家” 这一点上。对此，以研究美国史著称的H.凯尼戈斯伯格(注：H.Koenigsberger)和以研 究西班牙史著称的J.H.埃利奥特(注：J.H.Elliot)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提 出了所谓“复合(混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y)或者“复合(混合)国家”
(composite state)的概念，企图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去发现这一时期欧洲各个“国家 ”本身所固有的历史意义和内在价值。拉塞尔在考察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不列颠” 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时，也借用了二人提出的这种概念及其思路，将这时的“不列颠” 国家定义为由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这3个王国组成的多元王国(multiple
kingdoms)；他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斯图亚特王朝在统治由这3个特 性各异的王国组成的“不列颠”国家时缺乏足够的统治能力，尤其是因为查理一世既缺 乏治理这种“不列颠”国家的能力、又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统治这种“不列颠”国家的 困难，从而造成统治上的失误，最终酿成了悲剧。
J.莫里尔与拉塞尔一样，也试图从“不列颠史”的角度重新考察英国革命和英国内战 ，但是他却对拉塞尔的解释提出了异议。莫里尔认为：拉塞尔把“内战”爆发的原因归 于斯图亚特(尤其是查理一世)的统治乏术，这种做法本身就缺乏真正的“不列颠史”的 眼光，说到底，仍旧没有突破“英格兰史”的框架。他主张：必须要更加全面地、更加 “整体地”考察斯图亚特王朝国家，要把17世纪中叶的那场“革命”或“内战”看成是 一场“三国战争”(the war(s)of the three kingdoms)，(注：该词语原是北爱尔兰出 身的“爱尔兰史家”J.C.贝克特(J.C.Beckett)在自己的著作中(参见[39]首先使用过的 ，莫里尔(J.Morrill)只是在“战争”war一词上强调了“单数”形式和“双数”形式的 并用。关于莫里尔的主要观点，可参见[40].)即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国之间的战 争，尽管各场战争的性质不尽相同，可它们都是在“不列颠群岛”这同一舞台上展开的 、并且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中的系列战争。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16世纪和17世纪历史的研究，是“不列颠史”研究中开展得最 为活跃、取得的成就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过去10年间相继出版的、以“不列颠史” 为中心课题的各种论文集中，多半以上是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因为这两个世纪里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开始了具有实质性的接触和冲 突，二是因为这两个世纪的历史也是过去史学界涉及得比较多的、许多观点似乎已成定 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又比较大的领域，而且在以往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英格兰中心主 义”的倾向。因此，要想确立“不列颠史”研究的新模式，必须要对这个领域进行重新 考察、或者说要进行清算。这可以说是“不列颠史”研究本身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不列颠史”的研究者们还从新的角度、对人们十分熟悉的诸如宗教改革 、17世纪中叶的“共和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及其后的统治体制、光荣革命及其统 治体制、1707年大不列颠王国的建立等等领域也进行了重新考察。不仅如此，有的学者 还由此把研究触角延伸到了迄今为止未被涉及的领域——所谓“不列颠意识”的问题。 近年来这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被收集在两本论文集里：一本是S.G.埃利斯和S.巴伯主编的《征服与联合：铸造一个不列颠国家，1485年～1725年》[41]另一本是B.布 拉德肖和J.莫里尔主编的《不列颠问题，以1534年～1707年为中心》。[42]
最近10年以来，尽管“不列颠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却也招徕了不少非 议和批判。这种非议和批判不仅来自持传统观点的史学家们，而且也来自那些主张从更 加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不列颠史”的史学家们，其中尤以N.P.坎尼表现得最为激烈。如 前所述，坎尼主张要从“大西洋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爱尔兰作为“海外殖民地” 的地位和性质，在研究16世纪历史方面，他对布雷迪等人的方法和观点持强烈的批判态 度；在研究17世纪历史方面，他对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的方法和观点也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坎尼认为：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把爱尔兰也看成是构成“斯图亚特王朝国家”的一 个组成部分、并且是跟英格兰和苏格兰处于同等地位的一个“王国”，这种做法是不妥 当的；在对17世纪爱尔兰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斯图亚 特王朝政府通过“殖民”手段、使得爱尔兰“英格兰化”的过程，而在拉塞尔和莫里尔 等人的“不列颠史”中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43]
在对拉塞尔和莫里尔等人的批判中，L.科利的批判视角是比较新颖的。她认为：拉塞 尔等人的研究视角太拘泥于英国一国的发展状况、而完全忽视了近代史上(尤其是18世 纪以后)“不列颠”国家向海外发展的实际状况。在科利看来，进入18世纪以后，在跟 天主教法国互相对立、互相抗衡的过程中，“不列颠”国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集 团特性——即在“不列颠”居民中间已经比较明确地树立起了一种“不列颠人”的意识 ，它超越了以前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意识，是建立在新教主 义理念基础上的“国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一种“集团”内部的自我认同(当然那些 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则仍然被视为“异己”)。科利认为，对这种“不列颠人”意识 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不列颠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一意识的形态过程恰 恰又是跟“不列颠”的海外扩张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注：关于L.科利(L.Colley)在这 方面的主要成果，参见[44],[45].)
如果从近代史上“不列颠”国家海外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情况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建设事业已经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来到 北美大陆。这些移民中，不仅有英格兰人，而且还有大量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因而 这种殖民运动带有明显的“不列颠”性质。波科克之所以一再强调这种“海外发展”对 形成“不列颠”国家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张把这种“海外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纳入“ 不列颠史”研究的范围，就是以这种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据的。
然而近年来，在研究17世纪“不列颠史”的学者们中间，确实有着一种无视这一历史 存在的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迄今 为止关于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都是以“英国革命史研究”为中心而展开的(包括对斯图 亚特王朝国家的考察也是服从于研究“革命史”的需要，而且考察的重点也是这一时期 的政治史和制度史)，如果站在“前近代国家”的角度上看问题，这种“革命”(或曰“ 内战”和“叛乱”)确实表现为“3个王国”之间的冲突，从而容易凸显“3个王国”之 间的差异而忽视其间的“不列颠”同一性，因而也就导致了学者们把研究视角过多地集 中在“国内”事务而忽视其“海外发展”的状况；其次从斯图亚特王朝国家的构成形态 来看，当时的海外殖民地都是国王名义下的斯图亚特王朝的领地，都被看作为斯图亚特 王朝统治下的“复合君主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比苏格兰和爱尔兰更加具有 实际意义的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也就更多地把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发展看作为斯图亚特 王朝的“内部”事务，而没有把它放在“不列颠”的背景下去考察。
最近在“英国革命史”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那些往来于大西洋两岸的 新英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清教牧师们的活动对于英国革命进程的影响作用，但是还没有 把这种方法真正地扩展到对整个“不列颠”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在如何给予16世纪以来的爱尔兰以适当定位的问题上，主张着眼于“大西洋世界史” 的坎尼与主张着眼于“不列颠史”的布雷迪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然而二者并不矛 盾。实际上，既然17世纪的英国历史发展已经开始了向海外的延伸，那么对这一时期历 史的研究(无论是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就应该 包括这种“延伸”部分及其发展趋势，应该把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整个“大西洋圈”。具 体而言，在综合坎尼的研究与布雷迪的研究的基础上、把他们二人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运 用到17世纪的“不列颠”国家史研究中去，这似乎就是今后“不列颠史”研究的努力方 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尤其在研究殖民地时代的北美史方面)，已经 有人开始在“大西洋圈”的框架下、在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的层面上，致力于 探讨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互动历史了。[46]由此看来，英国史研究与美国史研 究的结合，也将为今后的“不列颠史”研究开辟一条更加广阔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