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委属高校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从1990年到现在已开过六次会议，每次咨询会议都受到委内委外的重视。国务院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每次都亲自到会，这六次会议，我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国家教委正副主任四位、司局长十六位出席。为什么如此重视？主要因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次高层次会议，不仅与会学校是高层次的，而且出席会议的同志全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校长和党委书记。因此，这是一次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很有见解、很有思想的聚会，对于正确认识当前高等教育的形势，形成或完善高等教育工作的整体思路，沟通上下左右的关系和信息，都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进一步发挥直属高校在国家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骨干和示范作用，更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每次咨询会议我们都希望同志们充分准备，切实反映高等教育第一线的情况，有的放矢，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畅所欲言，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国家教委希望通过会议吸取智慧，进一步明确解决我们面临问题的工作思路。
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六次咨询会议都开得很好。通过六次会议，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就会议的议题而言，我想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今后咨询会应当有工作交流。各个学校可不拘一格，谈最有体会、能够互相启发的事情、包括经验。这样的工作交流我想大家都是感兴趣的。第二，应当分析高等教育的形势与工作思路。不仅是直属高校的，而且应该面向全国的。可以讨论现行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路是否正确，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这个会议传出的信息非常重要，对于教委的决策也很有帮助。我赞成在咨询会议上既报喜又报忧，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共识，共商对策。咨询会议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研究如何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体现出会议是建设性的。第三，应当对某些问题适当进行专题咨询。教委可以事先出题目，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执行主席也可以收集大家的意见，归纳后与教委交流沟通。
对会议的开法，我希望能宽松一点，在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互相交流。你们工作中有什么难处，我们工作有什么想法，希望通过咨询、对话，互相理解。并在研讨的基础上，对若干重大问题形成共识。如果只研讨而不能形成共识，就不能达到开会的目的。同时，我们还希望在交流的基础上，起到互相鼓励、互相启发的作用。总之，交流、咨询、对话、研讨、共识、鼓劲，应当成为我们咨询会议的中心内容。
关于教育投入
关于教育投入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应当怎样看？作为教委主任，我这里再讲几点看法。
第一，教育投入不足是一个现实问题，同志们提的意见、反映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我们非常理解。但我还要说另外一句话，这就是教育部门包括中央教育部门，正在努力工作，为争取教育投入、特别是为解决当前委属高校面临的困难而竭尽全力。这点也希望同志们能理解。绝不是没有看到同志们面临的困难，也绝没有袖手旁观，只把担子压在同志们肩上。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第二，教育投入有改进，在不断增加。问题是教育投入增量离我们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要求还很不够，特别是投入很不平衡。有许多改善措施，有的学校体现到了，有的学校则体现不到；有的学校有所改善，有的学校改善得很少；再加上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因而一些困难比较多的学校在心态上很不安，这点我们非常理解。今后一段时间，教育的投入问题，仍然是国家教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与各有关部委合作、与高校的领导同志合作，共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出路还在于改革。即正在形成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不能变。我们看教育的投入不能只看政府的投入，而要从六个方面去看：财、税、费、产、社、基，增加教育经费应当从这六个方面去努力。另外，学校还有一块很大投入，这就是科技经费。在争取国家一些重点项目、重点任务方面，重点学校有很多渠道和很大的潜力。
第四，要看到我们的困难在总体上讲还是前进中的困难。近年，我们每个学校都有很大的变化。学校事业的发展加快了，要求更高了。这一点我们也应看到，并对困难的性质及克服困难的前景抱有信心。
那么，国家教委是如何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呢？首先，我们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教育工作思路的时候，始终把教育投入作为应当着重解决的重要内容。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以及其后颁布的《〈纲要〉的实施意见》、《教育法》，我们都突出了教育投入问题，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政府投入的增长得到落实。从全国教育经费的整个投入情况看，“八五”期间应该说也是有很大发展的。据统计，1991年到1994年除科研经费外，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支出是4147亿元，其中政府预算内的教育拨款约占61%，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约占9.5%，企业的办学经费约占6%，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减免税部分约占4.6%，我们现在经常讲国家教育经费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其分子就是上述四部分的总和（约占整个学校教育经费的80%）。除此之外，还有学杂费，约占7.5%，社会的捐资和集资约占7.2%，其他各种渠道还有4.2%。上述教育经费的构成，还是体现了政府投入的主渠道作用，而且近年来增长的幅度还是比较高的。以1994年为例，全国教育经费的总支出是1490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支出1175亿元，与1993年相比，全国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了40%（1993年是1060亿元），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了35%（1993年是868亿元）。这里虽然教职工调整工资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总体看来教育经费增长幅度还是比较高的。在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中，高等教育约占20%，基础教育约占60%，另20%左右用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1995年虽然还没有决算，但我们估计与1994年相比，仍有重要进展。其中令人高兴的是两笔专项教育资金在1995年终于落实了。一项是关于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央专款，“九五”期间确定增加39亿元，加上原来预算的10亿元，共为49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估计有100亿元，这对于实施贫困地区“普六”、“普九”是有力的促进。另一项就是“211工程”建设专款，这个专项资金大概有28亿元，加上地方、部委的配套、合作资金，估计总投入也有100亿元。1995年教育事业发展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就是全国重点高校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络的建成并列入了全国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这很不容易。上述数字与事实说明：自从《纲要》和《教育法》颁布以来，教育投入问题是有积极变化的，文件和法律的力量正在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教育经费的困难依然存在，但事情正在向积极的方面发展变化。
第三，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的经费困难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缓解。1995年在解决地方津贴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共建高校可以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福建的厦门大学、广东省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还有现已划归地方管理的广州外语学院）、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语大学等部分高校已经实现了和省市共建，其他一些高校也正在积极争取中。
在直属高校住房建设方面，我们早在“八五”前期就提出了教师住房“三年解困、五年改善”。几年来，相当一部分学校已有很大变化。对于学校特困生的扶助，已连续抓了两年，甚至动用总理基金已达三亿多元。今年在北京地区，为了解决学校防火、电线老化问题，还给部分高校补助了一部分经费。此外，师范院校的经费困难最为突出，国家教委从前年起，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尽量倾斜，比如提高生均经费、助学金标准、支持学科建设等。总之，政府在尽量想办法解决学校的实际困难。
第四，解决高校投入不足，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直属高校的自身科技优势明显，特别是在争取科技产业、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方面有很大潜力，应当充分发挥。很多重点学科建设、优势学科建设都是靠学校自身的力量争取来的。“八五”期间的一亿美元世行贷款中，半数以上在直属高校。国家计委投资强度很大的一百来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将近一半也在直属高校。直属高校取得国际上的援助、爱国华人的资助也是比较多的。IBM公司资助我国高校2300万美元，直属高校中有23所受益。广东、福建地区的直属高校受到爱国华人的捐助最多，建了很多新楼；今年邵逸夫先生再次主动向清华、北大各捐赠2000万元港币；李嘉诚先生为北大建新图书馆捐赠1000万美元。这一类经费渠道也很重要，我们也应珍惜。总之，国家教委很希望同学校很好地研究，何种经费通过何种渠道解决，要有整体的设想；把多种需要仔细地分解一下，争取把教育投入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
关于“211工程”建设
对“211工程”建设，我们应当持认真、扎实的态度，千万不能搞轰动效应。对这个问题不宜过热，悲观失望也不必要。这是一项战略性的工程，要有战略性的思考，希望同志们能够理解和配合。“九五”期间，“两基”是教育工作“重中之重”，高等教育在布局没有调整好之前，一味大规模发展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是会妨碍“两基”工程的实施，二是会进一步扩大不合理布局。因此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当前应强调适度发展，把较多精力放在理顺体制、合理布局和提高质量、效益上。我们应当把教育内部的关系处理好，“两基”必须首先解决，假如到下世纪初我国文盲还很多，受教育平均年限很短，那怎么能进入第三步发展战略呢？同时，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水平的科技发展，所以，“九五”期间启动了“211工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重点建设100所左右大学，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起到示范、骨干作用。这里既要有战略性考虑，又不能离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所以学校、学科的选择一定要很好地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结合。经费是有限的，应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211工程”也是一个建设的过程，不可能全面铺开、一步到位，势必有先有后。容易定的问题先定下来，难一点的放后一步解决。功夫要下在建设上，把大家积极高涨的热情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如果这个问题讲得不适当，处理不恰当，就会挫伤大部分学校的积极性，这是不可取的。
“211工程”建设对国家教委来讲，难度主要是高层次的直属学校多。“211工程”是面向全国的，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政策，尤其要主动适应国家对宏观战略布局的考虑。国家建设要依靠教育，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因此，“211工程”的实施必须考虑全国的高等教育情况，尤其是面对地方实力比较强的高校，我们应当站在比较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把教委直属高校运转好。希望同志们顾大局，这是对整个直属高校工作的支持，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支持，最终也是对自己学校的支持。现在国家下决心首先将北大、清华建设好，投资强度相对大一点，同志们应当能理解。
直属高校“211工程”的后续预审工作，肯定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通过部门预审学校的规划立项工作，我们也需要一步一步地做。立项确实涉及到经费的问题，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要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行业合作。有的可能是大头靠中央、小头靠地方，也有的可能是大头靠地方，小头靠中央，还有的可能是主要靠地方甚至是靠学校筹措。至于能否列入中央第一批专项资金项目里去，有很多因素。首先应当说明，立项不是排重点，如果说排重点，国务院已经批过98所全国重点大学，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建设一百所“重点高校”，而是提“重点建设”一百所高校。第一批得到中央专项资金的学校的确定，主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这些学校总体的实力、水平、质量、管理较强，这是必要的前提；另一方面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与地区布局，即照顾西部地区。这是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精神，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有所体现。
关于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即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
关于教学改革，我只提一个问题，就是教学改革中高校内部教学管理机构怎么设置？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也许大家都赞成三级机构为好，但到底是校、院、系，还是校、系、室？院这一级是实体还是代管机构？哪一级虚点，哪一级实点？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及做法比较乱，要赶快研究。我们要吸取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较好的管理经验，但是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体制改革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这五个方面现在都在进行。我想着重谈一下管理体制问题。
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定要相应加快。特别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中央部委的院校来讲，“条块分割”的体制怎么转为条块有机结合？学校的面向如何拓宽？现在很多地区明明已有很多重点大学，但地方政府认为这些不是地区的大学，还要另外办学。我们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高等学校是“文革”后兴建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方经济与区域规划大力发展，地方确实需要人才。人才哪里来？由于历史形成的“条块分割”的高校管理体制，人才通向地方的渠道不通畅，促使地方兴办了一大批新的高校，造成高校数量大增而又重复设置系科，布局不合理。“条块分割”体制如果不改革，那么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建立在一个不合理的体制上。现在调整已经很困难，如果再拖若干年，这个困难会更大。另一方面，教委直属的34所高校在体制改革中向何处去？我认为，教委直属高校的地区布局是很合理的，几乎每个大区都有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师范大学及外语院校，这些学校都是面向全国的；但怎样使为全国服务这一宗旨落到实处？我觉得首先应该是面向所在的地区、所在省、所在的中心城市服务。我们这些学校的专业比较齐全，规模较大，所在的省、中心城市可能用不了这么多专业的人才，应当为相应大区服务，相当多的专业还可为全国服务。这样为全国服务的目标就落到实处了。
十四大的报告提到广东要在二十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我们同广东共建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原广州外语学院以后，他们为全国服务的目标就非常具体、能够落到实处，这就是竭尽全力为广东赶上“四小龙”服务。广东省原来没有很高层次的省属高等学校，共建以后层次就大大提高了，其意义是极大的。国家教委的学校主要为地方服务并同省（市）共建、共管，是不是降低规格了？我看不是这样。1994年我到上海，同市政府以及复旦、上交大、上外同志共商共建大计时，三校校长、书记明确表示：八十年代开放的标志在广东、深圳，九十年代就是开发浦东，建设上海这个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服务好这个“龙头”意义很大，绝没有降低复旦等校的层次和规格。大家都一致同意教委和上海市共建“三校”。这几所委属高校共建与不共建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区别就在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面向以及就业安排首先应该保证上海市的需要，然后再面向华东地区、面向全国。这确实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教委所属的学校为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真正落到了实处。我希望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取得共识。现在已有近三分之二的委属高校实行了共建，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观念的转变，充分认识首先为地方做贡献的意义是极大的。这样，不但拓宽了学校面向，淡化学校隶属关系，而且使地方进一步依靠部委学校，并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学校。
现在全国共建的学校已有40余所，其中一半以上是委属高校；转制的学校4所；学校之间合作办学的120所；还有70所学校合并为28所；产学研结合得比较好的126所。这个格局非常好，希望同志们能够走好这个路子，特别是观念的转变，不仅在广度上，更重要的是在深度上。
大家曾询问“新时期的院系调整”是什么意思？这是从一定意义上讲的，不能简单化的类比解释。解放初期的院系调整是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功绩应充分地肯定。问题是大部分学校和系科都划归行业部门，地方的学校很少。此外，学科分得太细，专业面太窄，学科不能交叉，这是很大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地方经济区域的发展，对这种部门办学为主的高教管理体制要找到一个适当方式来调整。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那时候学校重新组合；现在虽然也要重新组合，但并不是简单地把部委的学校都归到地方去。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省部共建，不是简单地把学校下放，不是转制为主，而是共建为主，让地方多一点统筹的权力，充分发挥依靠中央部委学校的力量。学科结合不是打乱重新进行调整，历史上曾经是这样做的，但现在不是。我们是以“合作办学”为主，外部联合为主。我们提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不主张每个学校都自我膨胀为一个文理工农医的学校。将来我们可能会有极少数这样的学校，但不能太多。我们鼓励外部联合，特别是地域比较近的地区联合。学校合并时机成熟，我们也采取鼓励的态度。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只有一街之隔，历史上有渊源，双方有合并的愿望，我们就支持。
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特别是招生的并轨，双轨制变成单轨制，公费生、自费生改成收费生，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收费生的概念，既不是简单的过去的公费生，也不是简单的高收费的自费生。作为公立学校，在目前的国情下，收费标准不能太高了，现阶段仍要经过批准。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虽然有的地方很富，但也要看到广大的农村相当部分的人远不是都能承受得了高收费的。所以，自费、高收费这种事情，我们委属高校还是不要做，进一步把“奖、贷、勤、免、减”不断地完善，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轨是改革，不应着眼于算经济帐而高收费，更不要因为我们学校的层次高，收费就高。我们先把观念转过来，现已有245所高校转轨，离全部转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把收费标准搞得很高，会引起社会震动。我希望改革方向看准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但是要尽量稳妥一些，不要引起社会较大震动。1996年的目标希望能达到500所，1997年最起码要达到750所以上，实现基本转轨。
近年委属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是有成效的。我们从两所学校开始，到5所、7所学校，后来全部推开，做出了很大成绩。如何巩固这些成绩，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问题，我觉得要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校园或校区的一定范围内住房不能卖，要保持校园的完整性。初步想法是这部分宿舍的住户应该是流动的，大约应占在编教职工的30%。校园外面应该有一批条件较好的宿舍，年龄到限的教师、干部退休以后应该迁出来。如果把校园内的住房统统卖掉，10年、20年之后，学校无房、校不成校，那问题就大了。第二，不要把它看成是简单的福利，要看成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决定卖房对教师应该有优惠与照顾，但绝不是等同于福利措施。现在卖房折扣打得太多了，几千元、一万多元钱一套房子，这实际上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在目前相当一部分青年教师的住房还没有着落、无房可买的情况下，如果这样做，会带来很多的不平衡。第三，房改的经费一定要专款专用。财政部给教育事业的政策是为了进一步解决无房教职工的住房问题，不能拿了这笔钱去干别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同时还要想想房改中一批没有住房的教职工怎么办，今后新进教职工怎么办？我们希望能在全面安排的前提下逐步迈向包括售房在内的房改措施。没有周密规划而孤立地赶“售房”浪潮，有可能会引发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
关于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政府宏观调控
回顾国家教委1995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实会议开得太多，文件发得太多，评比搞得太多，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1996年教委机关内部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会议，减少文件。我们的职能要转变，但对重大的方针政策性问题教委一定要把关；另外就是服务，要为委属高校服务，为教育战线服务，应从这两个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放权十六条”，1992年就公布了，要以对直属高校“放权十六条”为依据，大家来评议监督教委、包括司局的工作；当然对“十六条”我们可以再总结，进一步完善。但是我建议再搞一个教委对直属高校宏观管理若干条，明确对委属高校哪些是国家教委应该管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教委没有管好，那就是教委失职；若是学校不听招呼，我行我素，就是学校犯规。我们以这两个文件作为基准，互相尊重，上下监督，大家都不要犯规。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目标，就是让学校有更多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有很多不规范的事情，这些事情会影响到教育内部，也包括委属高校，如滥办学、滥发文凭等。如果听任发展，成了气候，再去解决就太难了。
我觉得委属高校在教育事业发展中有几个方面应该起到示范作用：一，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希望委属高校在这方面要非常自觉、非常注意。二，一定要依法治教，按文件规定办。希望同志们能够维护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已经明确了的方针政策或决策的应有权威性。三，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有许多事情不一定有明确的界限，要看你学校的领导同志、学校的党委能不能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判断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涉外交流要非常注意，现在问题不少，主要是缺乏政治敏感性。
关于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关于委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我想强调以下几点：一是认真贯彻今年七月召开的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和刚刚闭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二是选好班子成员，做到“德才兼备，开拓进取，团结共事，廉洁奉公”十六个字。首先是德才兼备。这是内在素质，是基本条件。其次，要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样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打开学校工作的局面。再其次，要有团结共事、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中国当前处于体制转轨的情况下管理好一所高层次大学，绝非易事，要靠班子的集体力量，依靠凝聚力，因此要善于团结，善于共事，顾全大局。最后，必须廉洁公正。这是取得全校师生员工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三是强调党政一把手在班子里起到核心作用的重要性。我觉得班子有没有凝聚力，关键要看校长、党委书记。党政两个一把手之间一定做到思想见面，互相尊重，许多重大事情首先是党政的主要领导同志要及时沟通。四是对干部的年轻化、后备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要有紧迫感。现在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接班问题，要及早地、主动地来考虑，使得工作的接班和后备干部的补充能够更加顺利。五是希望各校在岗领导班子，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作上，集中在国内。专心致志地把学校改革工作和教学、科研、后勤工作搞上去。同志之间友谊只有通过共同战斗和困难的考验才能建立起来。
（本文是朱开轩主任于1995年12月27日在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标题为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