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183;实例比较#183;概念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实例论文,概念论文,关系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三角关系”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们使用得很频繁、很广泛的一个概念，而在中国以外的国际关系学者当中，它也不时被用来帮助从事形势描述、政策分析甚或战略设计，尽管相比之下远不如像在中国有那么常见和重要的政治向导和学术工具作用。它的最为突出的运用，自然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苏联解体的近20年间。对许多人来说，“三角关系”一语在国际政治结构、大国权势关系和外交战略艺术这三方面富含的奥义，连同其简洁和形象性，使之成了当代世界政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里中、美、苏三大国相互关系的写照。与此同时，这个术语也被相当广泛地用于世界有关区域和功能领域内某些主要实体互相间的基本关系。它被用得最多的领域之一，是东亚太平洋地区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三个主要国家即中国、美国和日本（特别是70年代初以来）相互间的协调、合作、摩擦和对立。然而成为问题的是，人们在说“三角关系”的同时，似乎从未对它做过明确和严格的界定，使之能够被当做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堪称可靠和贴切的国际关系术语。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有在某个特定的、甚至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里是否确实存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疑问，也才有就此进行历史考察和概念辨析的必要。
国家间的三角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多见的。即使在20世纪前半期那些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重大的少数国际政治事态中间，仍可轻易地挑出一批毋庸置疑地可称为典型的三角关系的事态。例如，1907年英俄协约缔结以前，英、德、俄三强关系处于三角关系的最后确证，在于分别由海军竞赛白热化、奥匈吞并波黑和英俄协约本身所标志或直接导致的英德、俄德和英俄关系的变更，其中每项双边关系的转换都足以、并且事实上造成或引起了整个三边关系乃至欧洲国际政治全局的重大变动。还有，在全球国际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东亚太平洋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俄、日、美三强的相互关系同样可以毋庸置疑地称做三角关系，因为在19～20世纪之交的东亚国际权势竞争中，日俄关系虽然渐趋紧张，但在它们之间的战争酿成以前的多年里，彼此妥协依然同明争暗斗并存，而与此同时俄美和日美关系不是被有关双方视做并非至关紧要，就是合作与摩擦两相兼容。随后，日俄关系的变更即日俄战争使东亚国际政治格局不变，就像假如日美或俄美结盟也会导致类似的结果，即使其影响决不会超过日俄战争。另外，自一战结束到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为止，英、法、意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几乎同样可以很肯定地用三角关系来概括。
类似的史例不胜枚举。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从这样的史例中抽象出三角关系的理论性定义，或者说一般地规定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或“标准的”三角关系。 可以认为，这样的三角关系、 亦即三角关系本身（triangular relationship perse ）有其国际体系或国家间交往层次上的前提条件，连同国家层次上关于所涉三国各自行为的前提条件。就前一层次上的前提条件而言，三国间若要存在“标准的”三角关系，就需要以下条件：（1 ）其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既非纯粹合作，也非纯粹对立，而是处于合作与对立彼此交织状态；（2）上述基本关系同样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有重要的变动， 而非基本不变或甚至没有足以令人广泛注意的波动；（3 ）其中任何一国有关的对外政策的重大变更，都会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的对外政策和整个三方关系造成巨大影响。就后一层次即国家层次上有关三国各自行为的前提条件而言，“标准的”三角关系之存在取决于：（1 ）有关三国是否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2 ）三国是否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它并不需要各极权势完全甚至大体均等）及其权谋外交（diplomacy of manoeuvre）视为三国关系的一大特征。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具备所有这五项条件，尽管其中最后一项、即主观意义上的条件比较起来显然是次要的，甚至能够设想三国中一国或两国可以不具备这项条件，就如19～20世纪之交俄、美、日三角关系中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除外），或许也如20世纪20～30年代中期英、法、意三角关系中的英国。
在中、美、日关系史上，除去明显的两极而非三角的时期（即中美携手共抗日本的二战时期和美日全面联盟、中美全面对抗的东亚冷战年代），大致只剩下从日俄战争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直至当今这两大段。根据上述一般定义及有关历史实例，可以认为在这两大段时间里，中、美、日三国间一样基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从东亚国际体系而非单个国家的角度看，1905～1941年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轴是经历了三大演化阶段的美日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在东亚赢弱退让，加上欧洲列强因互相间对抗而后厮杀，无力东顾，日本便在东亚（主要是中国）占据了很大优势。此后，主要由于随大规模参战而来的美国权势和意识形态之勃然兴盛，日本在20年代被迫改行反映其相对劣势的“协调外交”。经30年代日本大举侵略和美国一再妥协，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已经逐渐改变了软弱消极态势，转而采取最终将征服日本和在东亚太平洋建立起显赫的美国优势的政策。这三大阶段里的中美关系，无论是在“金元外交”、中国参战和“二十一条”等战前和战时问题上，还是涉及华盛顿会议、“九一八”事变乃至美国援华抗日，都大致可以说是美日关系这一主轴的附属物，而同一时期里的中日关系若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全局来看也基本如此。中美和中日关系以及整个东亚国际政治，都大体上由这主轴的性质和变化主导。对照本文前一段在国际体系层次上提出的三项条件，这一时期里的中美日关系显然不能被当做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中日关系早从甲午战争时起，半个世纪里即使外交和经济来往维持了很长时间，但由于日本对华侵略和干涉而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也因为如此，中、美、日相互关系中的这一对关系在我们考察的时期里基本不变。惟一符合条件的是这一时段里美日两国对外政策分别发生重大变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协调外交”剧变为军事帝国主义和三四十年代之交美国的政策由对日退让转换为对日遏制和战争，它们有力地影响了中、美、日三国中间一国或两国的对外政策，并且改变了整个三国关系和东亚太平洋的国际政治。但仅有这项条件远不足以确认存在真正的三角关系。
如果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情况大体上也不会有太大不同。从中国的角度看，从日俄战争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日本总的来说是彼此间多有摩擦和争斗的两个强国，而且它们在东亚的力量对比除20世纪20年代外，大体上显著偏向日本。因此，中国的外交主要是尽可能利用美国外加欧洲列强来制衡日本，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中、美、日关系是中国联美制日和抗日的关系，而不是三角关系。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美国的东亚利益先是大多在于同日本周旋、妥协，而后主要是对日本进行约束和遏制，弱小但值得“保护”的中国不是东亚主要国家。因此，对美国来说，中美和中日关系服从于美日关系，无论这意味的是牺牲中国利益、对日妥协退让，还是加强中国力量、遏制和抵抗日本，美、日、中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最后，从日本的角度看，上述时期总的来说是军事帝国主义的日本要在中国夺取最大程度殖民半殖民权益的时期，也是逐渐趋于确定夺取欧美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的时期。不仅如此，对日本来说，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大体来说无非要么是偏袒中国和妨碍日本扩张，要么是对日妥协，但不根本、即不就原则退让。此外，中美之间基本上始终没有很重大的对立。因此从日本的角度看，1905～1941年的日、美、中关系也不是三角关系。以前面所提国家层次上的两项前提条件来衡量，1905～1941年的中、美、日关系同样难以被认为是真正的三角关系，因为不仅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其间很长岁月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而且至多只有倚重“以夷制夷”传统的中国一国，才将纵横捭阖的多极权谋外交视做中、美、日三国关系的重要特征，并且将此摆在决定国家大战略的位置。
如前所说，关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日三国关系是否构成三角关系的问题，这里因研究未达到所希望的详细程度而不作阐析。但一般的考察已足以肯定，这一时期至少东亚安全和大国政治领域的主导轴线是中美关系，或者在80年代中期以前还有与之紧密交织和彼此作用的美苏关系。就东亚安全和大国政治而言，美日和中日关系无疑构成中美关系的某种附属物，尽管物质世界中附体对主体的极为普遍的反作用现象，同样可以频繁地在有关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中见到。在苏联解体后，很大程度上支配东亚国际政治的中美关系主轴效应，由一系列重大事态表现得更加清楚。无论是美日军事同盟义务的扩展和加强，还是中日政治关系的起伏，都必须从中美关系状况以及塑造这一状况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对美政策得到最具决定性的解释要素。如果用三角关系在理论上的诸项先决条件来衡量，也可以大致证明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非三角性，而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在于日本缺乏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与此相关，美日关系的基本性质始终是美国支配或主导的全面联盟。当然，无论是具体研究中、美、日关系，还是一般思考世界政治中的三国交往问题，都不应局限于仅仅确定严格或标准的三角关系的前提条件，并且以此衡量某套特定三国交往体系。我们需要进一步解答下述问题：如何限定广义的或非标准的三角关系？或者说，最广义的三角关系有何最低限度前提条件？三角关系同三国关系的起码区别何在？从中、美、日关系史上广义或非标准的三角关系中，可以得出哪些前面尚未得出的基本结论？无论如何，已进行的回顾、比较和辨析至少告诉我们：三角关系仅是三国关系的一个须予界定的特殊类型，把这两者混同起来等于取消三角关系这一概念或术语的全部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