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评价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执委会论文,决议论文,中国论文,第八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政权处于反革命力量四面包围之中，中国革命处在紧急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7年5月召开第八次全会， 讨论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问题。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这个决议集中反映了共产国际在紧急阶段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如何全面科学地分析和评价它，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史学界在评价这个决议时，不论持何种看法，其共同之处，就是很少联系此前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在分析该决议未能贯彻的原因时，大都着重于中国革命环境的客观原因，而对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主观原因尚欠深入分析。要做到全面科学地评价这个决议，还必须与共产国际以往的指示，特别是时间上与该决议较贴近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联系起来；在分析这个决议未能贯彻的原因时，不仅要看到客观原因，而且要探讨共产国际指导思想上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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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土地革命；二是建立工农武装；三是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中去；四是组织以国民党人为首的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其中心内容是要立即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和武装工农方面，力图以加强工农群众的力量克服中国革命面临的严重危机。决议的这些内容与共产国际以往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比较起来，有着更积极的内涵。
首先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国工农群众的作用估计不足，一直没有强调过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里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显著地位，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共产党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280页。）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较明确地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这固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只从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还没有与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联系起来认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开始强调这一问题。“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发展”，直至“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第324、325页。）。显然，这一认识比第七次执委会的决议更为深刻。另外，在实施土地革命的办法上，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较之第七次执委会的决议也有很大不同。第七次执委会指出，共产党人应当“深入到新政府机构中去，以便实行民族革命的土地纲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2页。）。这就是说，搞土地革命应该自上而下地由政府去实行，而不是发动广大群众由他们自己去实行。到了1927年5月， 共产国际又进一步提出应该“由千百万农民群众本身从下面以‘平民’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基本的任务，共产党则应当站在运动前头，并领导这个运动”（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5页。）。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这显然也是一个进步。
其次关于建立革命军队问题。无论北伐出师前还是北伐出师后，共产国际由于一味片面强调国共合作，都没有提出过建立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问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重视军队，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特别注意军队工作。”这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论断是英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军事工作也是正确的，但怎样注意呢？斯大林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7页。）可见，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军事，重视的程度仅限于“研究军事”，逐渐掌握某些领导权以克服军队中的动摇情绪，还没有提出组织和建立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问题。
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的相继叛变，武汉地区反动势力的日益猖獗，使共产国际深深感到一些国民党旧军队及其军官是不可靠的，于是在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中关于军队问题有了新内容。一是“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32页。）；“二是“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并具体指出，“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注：《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31页。）。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军事问题，不再只是提“研究”，而是主张直接建立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了。关于这项任务，从当时情况看，共产党能够掌握的还有相当力量，叶挺部队有一个军（两个师）；教导队有三千多人；武汉军校还有一批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有五千人，二千支枪；全国工农运动还有相当力量。如能不失时机地运用这些条件，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群众，是有可能实现的。
再看改组国民党问题。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国际的设想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通过国民党对革命进行“实际领导”，因此，在大革命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只要求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加强自己的工作……以促进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82页。），并不要求共产党人掌握实权，只是说共产党人要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第283页。）。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后，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决议便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加强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任务，指出，“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7页。），“如果不提高工人阶级作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袖作用，那么中国革命就不能向前发展”（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6页。）。为此，就必须从两方面改组国民党，第一，要改组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必须使国民党把数百万的革命农民和工人包括进去，从而变成千百万人的革命民主组织”（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228页。）；第二， 中国共产党人要“参加武汉政府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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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未能在实际斗争中贯彻的原因何在？史学界大都认为主要是由阶级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决议精神到达为时过晚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其实，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从主观方面说，共产国际指导思想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共产国际还没有突破原来右的局限，这就是认为在中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都必须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通过国民党领导革命，只有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应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0页。）。由于这种右倾框框的局限，共产国际指示中的积极内容，就常被某些消极因素所抵销。这种消极因素，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汪精卫及武汉政府的依赖上。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汪精卫及武汉政府的阶级属性仍然估计错误，认为汪精卫等人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武汉政府“就其阶级成分而论……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那种“对武汉政府估计不足的观点和实际上否认其巨大革命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 第329页。）因此， 共产国际执委会坚决反对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决议虽一方面提出由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还应当在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25页。），就是说实行土地革命还应当得到武汉政府同意，争取由他们发动。事实上，1927年5月上旬，汪精卫就已公开限制和打击农民运动， 拒绝批准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议拟定的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5月20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发出保护地主富农的利益和要求各级党部及政府严厉制裁农民“越轨”行动的训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汪精卫及武汉政府同意和实行土地革命显然是不可能的。关于建立革命军队问题也是如此。决议一方面提出惩办反动军官，建立起一支由共产党和革命工农组成的新军，另一方面又说这支新军将“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注：《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40页。）。其实，由于汪精卫一伙日益反动，在保持与汪精卫一伙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惩办反动军官，武装工农是根本办不到的。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事实上到5月下旬，汪精卫集团的反动面目已日益显露， 他们非但不可能允许大批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领导机构，而且已开始通缉工农领袖，镇压工农运动。如1927年5月底， 武汉国民政府解散了湖北黄冈、黄陂县党部及农民协会，下令通缉这两县党部及农民协会的全体执行委员。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工农领袖改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提高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逐步实现无产阶级直接领导权问题更是空谈。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俄顾问鲍罗廷在中国革命任务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指导方针中自相矛盾的反映。罗易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精神于1927年4 月初来到武汉，他主张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并主张不惜推迟北伐以破裂统一战线。而鲍罗廷作为国民党的总顾问则极力维护统一战线，主张北伐后再开展土地革命。罗易主张土地革命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但不惜破裂统一战线的主张必然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鲍罗廷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虽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维护统一战线的主张却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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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之所以在领导权问题上还突不破右倾的框框，其重要原因在于对汪精卫等人及武汉政府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这时的武汉政府并不是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实质上代表的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唐等人的把持下，处处排挤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人更是竭力排挤打击。然而，尽管汪精卫一伙日趋反动，共产国际却始终寄希望于他们。罗易和鲍罗廷虽然在有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竭力拉拢他，认为只有同汪精卫的关系搞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当务之急便是建立这种“中心”。为了搞好与汪精卫的关系，鲍罗廷、罗易不惜极力限制农民运动，罗易在声讨夏斗寅叛变的宣言中竟说农民运动“过火”。
大革命后期，蔡和森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推翻已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并一度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罗易的赞同。但很快罗易又改变了态度。为此，周恩来曾与罗易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在5月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竟还说，“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构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不与任何人商量，便把共产国际紧急指示的密电给汪精卫看，并按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企图以此赢得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殊不知结果正相反，正在准备分裂反共的汪精卫抓住了这个把柄，为反革命叛变大造舆论，不久他便发动了七一五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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