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美好生活能力及其对文化资本的依赖
赵丽娜1a，b，马 涛2
（1．江苏科技大学 a．人文社科学院；b．基层公共治理研究所，江苏 镇江 212003；2．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1）
摘 要： 在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目标导向下所确立的研究问题，是将“美好生活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科学的主体概念提出至关重要。在把“美好生活”的创造区分为“人的自我创造”和“外部供给的创造”二维构成的基础上，提出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培育具有“美好生活能力”的新文明主体；进而阐释“美好生活能力”的科学内涵；最后结合实证数据，剖析对文化资本在塑造生活方式的理性与高雅、影响生活意义认知和信息获取能力，以及调动人创造美好生活主动性三方面的功能，指明“美好生活能力”对文化资本的依赖。所作研究为从文化资本切入培育与提升美好生活能力，以突破因主体能力不足导致的美好生活创造障碍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能力；文化资本
引 言
生活是主客体互构生成实体，在新时代实现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不仅需要解决好社会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需要培育社会主体内在地具有“美好生活能力”，成为新的生活文明主体。即要求主体在内在能动性的推动下，进行恰当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并通过合理的配置方式，良好地运用外部供给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基于此，提升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解决新时期主要矛盾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在迎接这一挑战时，必须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美好生活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文化资本。
然而，在过去的研究中，“美好生活”一词往往是对其他问题（如经济问题、心理问题、日常生活或乌托邦社会的设想）进行讨论时出现的一个从属词汇，概念层次上尚未真正取得科学范畴的合法地位。研读已有文献会发现，“美好生活”一词在这些研究中往往只是提及，却甚少解释与展开。在此背景下，对于何为“美好生活能力”、它具有怎样的内涵所指，是一个在科学层面上有待回答的问题。即使目前存在关于生活能力的研究，甚至形成了生活能力量表，但这些成果集中于对老年人、儿童和青少年、进城务工人员等某一群体的研究。再进一步将问题落到美好生活能力的提升上来，能够看到的是，虽然不同的学者从日常生活的某一方面（如对食材的加工、通过阅读寻找内心安宁的可能、各种日常生活工具的操作使用）的理论论述表明了，文化资本与人的内在生活能力是有必然关联的，但是置于我国现实背景下，对二者之间的关联一是缺少实证支持，二是较为碎片化，缺乏系统性。由于欠缺理论的指导与借鉴，为后续如何通过文化资本的培育或积累提升主体内在的美好生活能力成为亟待但难以得到深入解答的问题。
基于现实的需求的考量，结合目前已有的学术研究现状，本文将“美好生活能力及其对文化资本的依赖”作为研究内容。所做研究为充分认识“美好生活能力”在新时代下的重要价值，避免美好生活的创造中可能出现的因主体能力滞后导致的与外部社会供给不协调，提供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化解思路。
甘油酯通常指由甘油和脂肪酸（包括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经酯化所生成的酯类。甘油酯是中性脂肪，是血脂肪的成分之一，扮演着贮存与输送的角色，大部分存在于乳糜微粒及极低密度脂蛋白内。甘油酯和胆固醇都是造成动脉硬化的危险因子，现代人吃得好，更要小心防范。
一、创造“美好生活”需要生活主体具有“美好生活能力”
“美好生活能力”提出的背景是“创造美好生活”的目标导向。这决定如何理解“美好生活”是深入探讨“美好生活能力”的基础。
（一）理解美好生活
毋庸置疑，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作为决定是否可能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存在。那么，何为美好生活能力？基于以上的相关论述，本文将美好生活能力界定如下：生活主体人所具有的在所处场域中，创造美好生活条件、合理分配生活资源、恰当树立生活目标、正确采取生活行为的能力。
回顾生活能力的研究，在医疗、护理领域尤其关于老年人的生活能力的评估中，生活能力包括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应用器械或社会设施的能力［17］［18］、认知能力（如反应、回忆、语言理解等）［19］；在精神健康领域提出生活能力主要是指沟通能力和财务能力［20］；在社会融入研究中的生活能力主要是指参与劳动的能力和获得工资以外的额外物质财富支持的能力（如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得财富支持的能力）［21］。可以看出，这些生活能力的范畴更多地还限定在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主体内在条件层面，无论是谈及日常生活、物质财富还是认知，都还没能摆脱基本的机体正常性范围。然而对美好生活而言，这些能力还具有片面性。美好生活能力无论能指还是所指都应当比这些要素丰富、结构更具层次化。人的精神价值层面的内容也应当包括在美好生活能力之中。
美好生活的精神规定性体现在“美”的层面。无论是对制度的无剥削、压迫，还是社会环境给予人的自由选择，抑或是良好社会互动关系的强调，以及内在身心的和谐，归根结底都是指向了主体内在的心理感受层面，都意涵着源自环境友好和内心对自我友好的，能够带来身心和谐的内心“美滋滋”的舒适性体验。在此层面上看，美的生活应当是“充满智慧且有情怀的”［7］。
美好生活的物质规定性体现在“好”的层面。美的享受要以好的保障为基本前提。无论是边沁对“欲望的满足”的论述，还是安尼尔斯基所提到的豁免金融债务，这种对经济财富价值的肯定都是在重复强调着曾经人们所期望的物质富足的“好日子”。即便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超越必要和有用之物的追求才是美好生活，事实上也在肯定着物质层面“好”的重要价值。显然，必要和有用之物是生活开展的基础条件，缺少了这些基础条件，生存都将面临威胁，更无从谈起生活。人们基本的保持生命和健康的合理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是不可持续的且无法纵深发展的。因此，要超越对必要和有用之物的追求，其前提是已经在这个层面得到了满足。
基于“美”与“好”的双重规定性，可以将美好生活界定为：在适度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好生活基础上，主体可以合理地自由追求满足内在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动态持续生活过程。
这一能力的外延范围包括：主体能够参与劳动、融入社会，为自身创造美好生活获取必要的物质、社会支持条件，并且作为社会成员而不是孤立个体而存在；主体能够对所拥有的生活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能够以持续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并不会为社会带来负担的方式分配生活资源；主体能够独立自主地树立恰当、健康而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对自身生活的规划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并且是符合社会宏观背景的积极的生活目标；主体能够与外部资源进行连接，并且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获取和使用外部资源，满足社会规范要求的。
这一过程伴随的是人在生活中对现在自我的满足以及对未来预期自我的良好期待，同时也表明了人的生活目标设定不单纯追求当下自我的满足，更追求未来自我的实现。之所以说美好生活是动态过程，究其原因在于对物质的合理需求的“适度”程度以及对美好生活需求追求的“合理”自由程度，会随着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动。人的内心所需也会随着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产生变动。但是其变动性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不可创造。其具有阶段性目标，基于现行条件所设定的每一个阶段性目标都是具有可达性的，并引导着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二）“美好生活能力”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内在制约因素
老子与孔子的哲学体认为，创造理想生活需要从经济与善行两方面同时着手，即，理想生活首先需要达到“闲适的富裕”，同时在适度中生活，保持简朴、适度和谦逊；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圣·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首先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其次就是善良的行为［6］。从已有的学术成果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学者认为，创造美好生活需要从多视角着手才行。如：刘希宋等［8］认为创造美好生活意味着创造优越、富裕、和谐、幸福、美化、安全、稳定、开放、进步、休闲；赫尔曼·戴利认为，创造具有终极福祉价值的美好生活，应该让人们获得如下体验的生活：幸福、和谐、完成、自尊、自我实现、社区、启迪和爱［9］；德尼·古莱认为只有能够实现维持生命、尊重与自由，才能真正创造美好生活［10］；阿玛蒂亚·森提通过提升人们有理由珍视的多元可行能力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有效途径。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创造美好生活的外部条件，需要能够为生活主体人创造有保障的经济基础环境，创造安全、尊重、稳定、自由的社会和政治软环境，创造美化、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然而无论多么完善的外部环境，都需要对应有能力的主体。若主体的生活能力不足，那么外部环境很可能被空置，无法发挥其应有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活的主体建构性决定的。
总之，恰如前文在“美好生活”内涵的理解上已经指明，美好生活的创造需要内外部双重条件。作为美好生活基础的“好生活”要求主体具有可以参与生产、创造生活基础条件的能力。从“美”的生活层面看，它是主体的内外因素共同建构的，是外在政治、社会、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活适宜性，以及内在的自我调控和引导的自我满足性，共同规约而形成的。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关注生活主体人的“美好生活能力”。
对于每个相关科室内容知识进行分节点处理，将所需要讲授内容碎片化，例如呼吸内科知识板块，可以分解为呼吸系统概述，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结核，肺源性心脏病。以每种呼吸内科常见疾病为主要介绍对象，了解其病因、机制、常见表现及治疗。
表2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其高雅文化生活参与频次的百分比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而结合表1的具体数据结果可以看到，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从不听音乐会、看演出或展览的比例非常高，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从不参加此类高雅文化活动的比率相对低很多。高等教育接受者多数能一月或一年参与数次高雅文化活动。这体现出不同制度性文化资本拥有者对“美生活”的追求的水平差异。
生活具有主体建构性，受生活能力的制约。被称为经济学界良心的阿玛蒂亚·森通过人们在选择不同生活方式时的主体性的分析，表明了生活状况的主体建构性［11］。生活的主体建构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有着直接论述，他将其表达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真正富有的人是活得丰富而不是拥有富足”。从中可以看出，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由其主体人决定的。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对生活方式的三点论述中，更进一步表明了生活的主体建构特征：作为一个综合整体的生活，受个人生活态度的影响；个人的行动和行为的方向，由不同的生活目标来决定；可以通过个人的方向预测生活能发生哪些事［12］。这表明主体对生活的建构性，不仅决定了生活方式的当下外显特征和形式，更能够为预测未来的生活样式、合理设定未来生活所追求的目标提供参照基础。人类主体建构的生活，具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活动形式的独特属性，这是由人的“文化性”所带来的文明特征决定的。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文化自觉”的解释表达了这一点，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新时代确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3］。那么在我国步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在以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主要社会发展目标的宏观背景下，人如何理解所处文化及以怎样的方式适应新时代、确立自主地位是主体的文化决策的结果。当然，同样的思想还可以从开端学者汉娜·阿伦特对积极生活中沉思的重要性的分析中，对个体肯定和实现自身对生活的重要价值的阐述中发现。尤其她论述了富人对世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及由此形成的有别于穷人的生活，是富人主体对生活建构的结果［2］。
二、何为“美好生活能力”
创造美好生活，提出了对主体“美好生活能力”的要求，那么何为美好生活能力？这是接下来需要解答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恰如在引言中所提及的那样，“美好生活”一词在以往长期作为对其他问题研究而出现的附属词汇存在，其本身尚未形成系统的概念体系，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的解析都还没有完全明确，但是各样的观点论述中指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好生活具有“美”的心理体验与“好”的物质基础的双重规定性。它超出了单纯的对“好日子”的向往维度。
卢梭认为在内在善的价值指引下才能创造理想的生活，具体表现为一个人专注于他人的幸福，忽视自己的幸福，牺牲利己主义的欲望和需要去行事，祛除嫉妒且有意识不断地自我实现就能提升美好生活。可是，仅仅有内在“善的价值”还不够，这只能作为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观修养层面的条件。主体的能力，绝不仅限于卢梭所讲的内在善。王雅林在其研究中表述出，“美好生活是一个个生活主体自我构建的过程，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性活动，也包括人们如何分配生活资料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化活动”［5］。这一论述指明的是，新文明主体需要具有：从事劳动生产、创造必要生活资料的能力；对所创造生活资料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自身合理需求的能力。之所以在本文中一再强调“合理”，是因为只有“合理”，才能够保障个人美好生活的创造并不会对他人美好生活创造机会造成伤害或挤兑；只有“合理”才能在保障当下美好生活的期望得以实现的同时，又不会影响到未来人口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只有“合理”才能实现主体人与社会的最好契合，在人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进步。每个人都能够在所处环境下设定“合理”生活欲求，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能力的水平决定了主体是否有主动意识去创造美好生活，即主体是否能够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树立自觉意识、采取自觉行动和不断自觉创造［22］。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黄金成为了人们喜爱的收藏物品之一。黄金具有保值、易携带等特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金矿开采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联。但金矿开采会导致环境效应的产生，对地下水资源、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等都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重视环境保护，那么经济发展也很难长久。因此，需要深入分析金矿开采过程中的环境效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保障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
我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树立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美好生活乌托邦设想。而国外奥古斯丁、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欧文、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政治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某些层面设想了美好生活的蓝图，虽然这些蓝图并不能完全适合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却依旧为我们讨论何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现有学术成果中，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是多视角的，包括：在社会制度层面恩斯特·布洛赫提出的没有贫困、剥削和压迫［1］；在个体自由层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应是超越对必要和有用之物追求之上的生活［2］；萨特提出的美好生活是存在主义式的“自由选择”；在经济基础层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坚持的经济与美好生活相关［3］，以及边沁提出的美好生活实际上是对于“欲望的满足”；在个人德行方面施特劳斯学派基于对“自然正确”的反思提出的对大众而言节制自己欲望过道德生活就是一种美好生活［4］；从多元互动视角王雅林教授提出的美好生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在身心相互和谐的生活［5］；从日常生活的多维视角绘制美好生活图景的马克·安尼尔斯基则提出美好生活是：每天不超过3～4小时的高生产率的日工作时间，有进行再创造、与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真正给予和接受的互惠互利的生活，豁免金融债务并全面消除债务利息，金融财富的公平分配，有规律的安息日［6］。
师资的安排：中韩结合。由专任教师承担基础词句语法讲授，由韩籍教师承担听说教学，以夯实基础，强化听说技能综合运用。
旋转超声加工用的工具为电镀或烧结金刚石工具，其结构尺寸、质量大小对超声振动共振频率和工作性能有较大的影响。设计中在变幅杆末端采用ER夹头夹紧工具，可以实现快速更换刀具，满足不同的加工需要，具有更广的适应性，但也会导致谐振频率、位移节点位置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安装不同尺寸刀具以及不同刀具安装位置的换能器进行分析。表4是安装不同尺寸刀具时换能器在20 kHz附近的纵振模态下，频率、位移节点位置和应力的变化情况，表中刀具夹持长度均为15 mm。
通过对通道下经肌间隙入路联合固定并椎间融合术学习曲线的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探索，遵循学习曲线的规律，在学习曲线的上升期利用更多的时间掌握手术技巧，不断总结经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对于该术式的顺利开展和广泛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往往需要通过培育才能形成，并在培育中不断得到提升。而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也直接决定了在当下社会背景看其文明的程度，当然也影响了未来其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
三、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以文化资本为内在决定要素
前文论述一再表明，美好生活是一个多面的综合体，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全面优化人们的生活资源供给条件，但是更需要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具有展开美好生活的能力。需要看到，生活是否美好，生活质量是否理想，归根到底要通过每一个生活者的具身性的行为来体现，要通过每一个个体的感受来判断。因此，需要把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和每个人的自我建构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培育有美好生活能力的新文明主体，并不断提升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以适应新时代，并适应生活条件的动态发展。在人的美好生活能力培育和提升中，文化资本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布迪厄在其对区隔问题的论述中阐释了文化资本在生活能力提升和生活方式塑造方面的作用，表明了主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对自身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当然，在布迪厄之后，陆续形成的文化资本相关研究结果还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文化资本对行为主体的生活能力的影响。
（一）文化资本影响着主体生活方式的理性程度和高雅水平
富有文化资本的人，能够呈现出更具智慧和更具有理性特征的生活方式，并且在生活中他们对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物品更感兴趣，倾向于所谓的高雅品味［23］。 这正如杰弗瑞·戈比［24］在休闲生活的研究中指出，个人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有助于人们眼界的开阔，从而能够更好地安排休闲生活，做自己想做之事。以中产阶层为例，可以发现他们的文化物品与文化能力直接影响了其具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活意义的认知［25］，如饮食选择能力上，文化资本塑造的品味决定了人们的食物选择和处置能力［26］。CGSS2013调查数据中受教育程度与参加高雅艺术活动的交叉列表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事实在我国存在。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 受教育水平与参加文化活动的交叉列表
表2 受教育水平与参加文化活动的交叉列表百分比分布检验
沿着上文逻辑推论而来的是，创造美好生活，需要具有相应生活能力的主体。“一种对超越历史主义、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则的辩护，最终应当奠定在马克思关于历史与理性的张力所包含着的对人的理解基础之上”［14］。无论孔子认为的美好生活是通过教育培养的有道德人的共同体，还是心理学所说的个人性格直接影响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15］，抑或是林语堂提出的“人生在世，他应该把生活加以调整，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16］，都是在表达这一含义。
在脓毒症的免疫抑制阶段，由于胸腺萎缩及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减少可导致机体免疫监视功能减弱，对病原体的易感性增强，增加二次感染的可能性[32]。在多细菌诱导的脓毒症动物模型中，炎症早期使用S1P类似物(FTY-720)抑制T淋巴细胞从淋巴器官迁出，对小鼠生存率无显著影响[33]。然而，在柠檬酸杆菌诱导的脓毒症小鼠中，FTY-720长期治疗的小鼠体内病原体清除延迟，且其脾内的细菌含量显著增加[33-34]。
（二）文化资本影响人们生活信息获取能力
文化资本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信息获取的能力［27］。以信息活动能力为例，结合CLDS中最高学历与阅读能力的交叉列表数据，可以发现制度性文化资本水平直接影响到人们通过阅读的信息获取能力。这一结果可见表3（下页）。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制度性文化资本水平越高的人，其阅读能力越强，基于此可以判断其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越强。
我最喜欢问采访对象的问题是：“您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您继续前进”？ 95后的我们，成长几乎没有大风大浪，最不缺的就是肯定与爱，每天海量的信息似乎也很难找到愿意付之终身的爱好……
（三）文化资本具有使人主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作用
卡罗利娜·玛丽亚·德·热苏斯作为一个经济贫困者，在写作中体验到了生活的美好，她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即便对于经济贫困者而言，文化资本也能够在提升美好生活能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28］。韦伯也认为，艺术在当代生活中扮演着把人们从理论——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制和刻板性中救赎出来的重要功能。可以说文化资本因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能力而影响了人们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9］。包括孟子、老子等在内的我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参差的意见背后，一致地认为幸福愉快的生活是需要人有足够智慧的。林语堂在文学、艺术构成较高的心智欢乐的描述中，在艺术、诗歌帮助我们恢复到健康快乐的幸福生活的论述中，在学问对艺术审美的重要价值述说中，再次强调了文化资本中的一些要素对美好生活能力的深刻影响［16］。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理论论述为主，结合CLDS和CGSS的一些调查数据分析，提出如下结论：
要创造具有“好”的物质基础和“美”的生活感受的“美好生活”综合动态系统，需要社会建构和每个人的自我建构有机统一，这就提出必须正视个人的内在“美好生活能力”建构问题。原因在于生活主体人的“美好生活能力“作为内因，不仅决定了个体的物质获取与分配能力，内在心灵自由与满足的自身能力，而且决定外因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创造”美好生活”即需要培育有“美好生活能力”的新文明主体，并持续提升人们的“美好生活能力”。
在培育新的文明主体以及对新文明主体的“美好生活能力”持续有效提升方面，文化资本要素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文化资本能够作用于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认知、对生活所需信息与物质的获取和配置、对生活安排的自由度、对内心感受的自我调节能力等多方面。
表3 不同制度性文化资本水平群体的阅读能力交叉列表
鉴于文化资本对美好生活能力的影响现实性，提升美好生活能力，可经由提升人的文化资本为中介路径。通过文化资本提升人们美好生活能力的路径是多样的，无论提升制度文化资本、客体文化资本还是具身性的文化资本，都能够在提升人的美好生活能力方面发挥作用。而提升文化资本进而提升人的美好生活能力的路径在本研究结论部分，认为可以分解为三条。路径一：提升制度性文化资本进而提升人的如下能力：参与劳动生产的能力，创造和获取物质生活基础的能力，获取生活必要信息的能力，满足自身高层次内在需求的能力。路径二：鼓励客体化文化资本积累，提升人的内在高层次需求自我满足能力。作为有型物质存在的图书、文化用品等，能够让人通过更加便捷的途径获取文化生活，或开展高雅生活方式。路径三：促进具身性文化资本培育，提升人自身对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协调能力，以正确树立好生活与美生活的标准，进而合理判断美好生活的衡量尺度。
尽管本文借助已有调查数据，在学理上的论述表明了文化资本与人的美好生活能力是有内在关联的，然而限于篇幅限制和本文的主题导向，此处只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联路径提出了设想。至于每一条路径的具体可操作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系统地展开论述，尚需基于生活实践调研给予实证性回答。对此问题的回答将会成为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效的抓手和切入点，为培育新的生活文明主体提供直接的参照。这也是本文作者日后将深入展开的分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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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apital and People＇s Ability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ZHAO Li-na1a，b， MA Tao2
（1．a．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2．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goal of creating a better lif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research problems．Firstly， the concept of“a better life” is defined and we divide the conditions for creating “a better life” into creating capable man and creating good external conditions， then we discuss that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needs to cultivate a new civilized subject with “better life ability”．Secondly， the definition of“people＇s ability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is clarified．Finally，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capital in shaping the rationality and elegance of life style，influencing the cognition of life meaning and the abil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and mobilizing people＇s initiative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and points out the dependence of“ability to live a better life” on cultural capital．The research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cultivating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 better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to a better lif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subject ability．
Key words： a better life；people＇s ability to create a better life；cultur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3-0046-08
收稿日期： 2019-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建构功能研究”（17ASH007）
作者简介 ：赵丽娜（1982—），女，黑龙江七台河人，讲师，博士，从事生活方式与文化资本研究；马涛（1979—），男，山东利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经济改革与城市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唐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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