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已初具特点，即，以“民富国强”为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经济改革为龙头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改革，创造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解决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与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联合国在1959年正式向各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均衡”的号召。1970年10月24日，在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25周年的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年～198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就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做了如下阐述：“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就要求有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中行动为基础的全球性发展战略。”[①]而中国自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政策以来，便开始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经济与社会协调理论揭示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而改革的进程又使人们加深了对协调发展理论的认识。尽管中国人民还在实验、实践、探索，但已初步形成了力求协调发展的几个鲜明特点，那就是：以“民富国强”为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经济改革为龙头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创造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解决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伊始就确定的理想。实践告诉我们，要使中国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发展生产力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指出：“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以后他又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理想和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使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要抓住时机，概括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根据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中央确立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民富国强”为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是我国协调发展理论的核心。
2.以经济改革为龙头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改革，在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上有不同模式。中国实行的是一条以经济改革在先，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改革之路，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战略。中国重大改革政策的出台都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然而又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是逐步扩大到政治和其他领域。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引起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顺应这种变化，一系列政治领域的变革也相应展开，诸如党政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组织效率，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除去政治体制改革外，在法制建设、教育、科技、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也都有改革。这种改革程序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改革的性质和目标。
3.创造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一场空前的政治动乱，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说明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换句话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全党工作重点也不可能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首先如前所述我们稳妥处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其次，为了实现稳定而加强了社会控制。所谓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控制是实现社会整合、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和可靠保证。在社会控制中主要实施两种办法，一种是坚持法律，实行硬控制，另一种是抓社会舆论，利用习俗、道德、信仰等规范实行软控制。在改革开放中，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法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依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能保护经济建设的秩序和各项改革政策的施行，而通过抓舆论宣传，调节社会心理，宣传教育群众，也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三，为了实现稳定，实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改革经验表明，改革初就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要保持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执行。只有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建设，中国才会有希望。由于实行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有偏离经济建设，才使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大大增强的奇迹。
4.解决阻碍经济改革深化的有关社会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出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日益感到，不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改革的进程会受到阻碍，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影响。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大踏步向市场经济，向较高发展速度前进。试发行“股票”做为一种史无前例的企业改革尝试在深圳首先出台。然而，“股票”发行的经济规律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干扰。据《华商时报》当时的报道，在发行股票时，有一家银行分行共有表格1.5万张，真正公开售出的只有4000张；另一家银行，从上午10点售到下午5点半，自始至终以每人买10张，10分钟售完一个人的极慢的速度发售，全日只售出表格的30%。据悉，舞弊行为是由购股表的高额利润诱发的。在售表当天，黑市表格立即被炒到六七百元人民币一张，最高竟达2000元。这些严重问题激怒了大量涌向深圳，翘首盼股的人们，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若不是及时解决有关的问题，予以制止，几乎酿成了一场动乱。这一社会问题干扰经济改革的典型事例提示人们，不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改革也不能深化。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暴露了我们自身的许多社会问题，诸如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环境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等。中国的改革者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认真而下大气力地解决这些问题。以反腐败斗争为例，党的十四大以来，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工作格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大了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揭露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腐败一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四化”目标难以真正实现。
5.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的模式。它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也应使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在我国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置于第一重要地位之后，我们及时地调整了社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内容有：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社会体制、多级的社会社区格局。
（1）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
开放的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其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和广泛而细致的社会分工，首先打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限。资本的累积和输出，则又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使社会结构趋于开放。本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技术和资金在国际间的大循环和大分工，进一步发展和促进了国际大分工和世界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打开了国门，积极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去，建立起开放的社会结构，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开放政策相联的，俗称“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谈到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时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开放是包括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打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对外开放则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实行开放的社会结构，促进了资金流动，人才流动，技术流动，对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对外，引进了资金和技术，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建设速度。实践证明，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实行开放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建立二元的社会体制
所谓二元的社会体制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体制，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大陆解放，建立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一直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未能和祖国统一。用怎样的方式顺利实现统一，并使这种统一的过程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是前所未有的难题。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二元的社会体制思想。这是创造性的，也是实事求是的。首先，“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国家的统一，没有失去根本的政治战略。其次，“一国两制”可促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民族整合，国家统一，对于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是极其有利的。就港、澳、台地区来说，多年的发展已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其中台湾、香港均被称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四条小龙之一。如果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那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可继续促进其繁荣。而对于大陆来说，则可利用港、澳、台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发展自己的经济。我国深圳和广东改革以来率先发展、起飞的事实，无一不和临近港、澳，与港、澳交流开放的因素有关。因此，“一国两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繁荣的。
（3）建立多级多层的社区格局
所谓社区是划分社会区位空间的概念，是指有一定地域疆界，一定地理条件，一定社会组织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所组成的区域社会群体概念。建立多级多层的社区格局是指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特区、开发区和普通社区三位一体的格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速经济发展速度和步伐，中国首先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海南建省后又批准海南岛为经济特区。所谓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管理体制，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拥有较大的管理权限和公有制主导下的多元经济结构的社区。事实证明，这些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实验作用，示范作用。
在兴办了特区之后，中国又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等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开放区。实践证明，开发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某种特区作用，即窗口作用，实验作用，示范作用，幅射作用，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
在特区、开发区之外则是普通社区。普通社区通过特区、开发区这样的窗口，获得了改革开放的经验、知识，争取到了某些对外合作项目和资金。而特区和开发区也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得到普通社区的帮助。因此，我国现阶段这三类社区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社区格局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结构模式之一，是以经济发展程度和梯次为格局建立的社会社区结构。应当指出，特区、开发区和普通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区域发展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概念，是以经济发展目标来规划社会社区格局，以创造社会社区新格局去适应经济发展。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特区、开发区、普通区都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划分，而是包含了政治、文化、社会、心理、道德、风俗等十分广阔内容的区划，是社会的综合概念。
总之，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社会体制、多级多层的社会社区格局，都是社会结构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与配套。
6.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
极大程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是我们改革的总体目标。
还在改革初期，我们就提出了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和目标。1995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1995年9月28日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国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
在提出小康目标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单纯理解成是物质的，简单概括成人均收入或生活水平，而是物质兼精神。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举也是力求做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物质文明方面，我们以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丰富消费内容，改善消费结构，重点解决住和行的问题，扩大服务性消费，改善生活质量，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充实社会服务设施，方便人民生活；大力发展各项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加强公共文化和福利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各类卫生保健事业，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加强重大疾病防治，重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发展体育运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增强人民体质等[②]。
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则要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有力地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振奋艰苦创业精神。我们确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工作的重点等[③]。
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加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坚持不懈地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行动与举措，力求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配套。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它已成为中国协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我们列举了中国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几个主要方面。其实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我们所做的努力与探索，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如何适应经济飞速增长的需要上还有许多重大举措，如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环境、生态、资源保护，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等。
总之，中国人民在改革中探索和实践，表现了巨大的智慧和勇气。以实现四个现代化，民富国强为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建立良好的社会机制和氛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则又以人的共同富裕，物质与精神全面发展为中心，这些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纲领和内容。最近中共中央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20字方针，再一次肯定了协调发展的思路。可以预见，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然会更加完备，更加成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联合国手册》第8版增编（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6页）
②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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