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奔放：知识价值的自我实现——“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者心态的再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知识论文,性灵论文,奔放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我们再也不能重写先辈们那种充满乐观精神的激昂文字，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名状的无奈。这一切不是由于厌倦了那段历史，而是几十年来现实的发展再也难以让我们兴奋起来。几十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可怕的并不是这曲折，而是文化变革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怪圈。似乎我们激昂文字、指点江山时就已注定了最后的老态龙钟。我们曾经奋起反抗礼教、张扬个性，争取精神独立，但最终又走向新的“个人崇拜”。我们拒绝了古代圣王的奴役，却又重新卷入了现代精神桎梏，而更令人痛心之处在于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甚至一大批知识分子依然在津津有味地呼应着这历史的发展。
当再度省察这段历史的时候，作者更愿意把反思的目光贯注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者身上。作者不想从5月4日的角度观照这段思想文化史，而想从1915年开始的那场“思想”、“文化”并进的革命中考察知识者的心理内涵，以恢复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角色。正象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所指出的那样：5月4日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尽管对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同时客观上也充当了1915年以来新文化革命的缓冲地带，救亡压倒启蒙。（注：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 月版。）并且由于大批工人、农民、普通学生的加入，使这次思想—文化运动的深刻内涵被冲淡，而此后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它的外在形式。这种貌似进步的外在形式足以使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在团结工农的革命外衣下再度复活，进而使革命后的中国又陷入新一回合的个人崇拜，民主科学的两面旗帜早已被政权更叠带来的狂喜所淹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在反思历史时把目光集中在一度被淹没了的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上。
一
只有站在科学、民主、反封建立场上，反思发生在5月4日的学生运动才有文化反思的意义，一旦我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爱国与救亡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冲淡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批判立场。这一立场来源于西方的学术传统。歌德、费希特在国难时期冷静的学术关怀成为后来胡适倡导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们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与费希特。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注：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无独有偶，贺麟在30 年代所写成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中也描述了黑格尔在拿破仑入侵自己祖国时的态度：“黑格尔处国难时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如是而已。就是：（一）对胜利者表示佩服，（二）与朋友写信发牢骚说俏皮话，（三）作小册子不得发表，（四）当新闻记者不敢作社论，还有（五）向着军人讲礼义，（六）抱起稿本避难……如是而已。”在文中贺麟对黑格尔的“注重殊途同归，相反相成的原则，从远处大处及全局着眼，以解除并调整和局部间之矛盾冲突，使之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方法，并注重据此方法以求得的‘死以求生’或‘死中求生’的信心、希望，拼命精神与人生至理”（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五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4月初版，第10页。）的态度大加称赏。 对于这一情况，雅斯贝尔斯借笛卡尔的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把国家夷为平地，然后着手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这种国家改革计划是毫无意义的。”（注：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8月版，第5页。）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心目中， 这种远离军事和政治的行为并不是不爱国，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认为从“公理”角度思考社会对人的束缚，思考传统文化对人的戕害，恢复人的地位、反对封建桎梏比以政治运动来救国更重要，更关乎民族的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色。
在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里，“人”的命运似乎比国家的问题更重要，正因为这一点，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才超越了“忠君爱国”、“谏而被逐”的屈原模式，而以更博大的胸怀思考“人”的命运。陈独秀在1914年曾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乎？”（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1914年11月号。）他从更深刻的角度思考“民”在国中的地位，而不是国的存在与否，并且拒绝爱“残民之国家”。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在这个社会里， 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注：李大钊：《精神解放》，《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 ）多年以后胡适回顾《新青年》的那段生活时说：“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的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你的是一种真正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8页。）在这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心目中，个人的健全发展是最重要的，国家则是束缚人个性的东西。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更注重对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积淀的改造，以把重视礼防、忠孝节义的民族变成一个充满个性、富有朝气的民族。
同样，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很少看到直接反映学生运动的篇章。正如赵园所说的：“作为‘五四’小说家的对象的，基本上不是‘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期序幕的急进的知识者，不是那些活跃于思想文化界，以自己的雷鸣电闪般的言论鼓动新潮、动摇旧世界关于自己的信念的启蒙思想者，不是那些在‘五四’前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注：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你不能不承认这是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观：知识分子能够在如痴如狂的社会运动浪潮中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下去。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郁达夫的伤感，冰心的母爱等富有个性的文学追求没有被炽热的爱国热潮所湮没。在这一点上，五四那代作家们比他们的后辈更深邃：在延安，在解放后，在反右乃至在新时期我们绝少再看到这种仅仅属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和追求，并且是一种九死不悔的追寻。陈独秀对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曾作过非常精到的概述：“有一班人认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运动永是文化运动，这更是大错而特错；试问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在文艺科学上有何必然的连带价值，并不是我们看轻了社会运动，只因为他和文化运动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在社会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也和我们不能说在文化运动有成绩的人在社会运动也有成绩是一样。”（注：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九卷三号。）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们的心目中，对文化的改造就优先于对社会的改造；他们注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变革，而不是社会的更叠，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社会运动的五月四日以后的思潮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命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承担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传统文化进行最彻底的反思，解放人的精神世界。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心理区别也非常明显。由于关注文化的变革，因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心理素质有着最清醒的认识，并且力图改造国民的灵魂，以完成新旧文化的交替。群众在他们眼里往往是落后的角色，是封建文化因子的承载者，清理群众心理中的庸俗与愚昧成为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追求：“至于我所谓的新旧未定家，就是唐俟先生所谓‘理想经验双全家，理想经验未定家’。他们都是时势造就的儿子，没有一个是造就时势的老子，都是被群众征服过的俘虏，没有一个是征服群众的将军。”（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正因为群众的征服往往带有陈旧的旧文化色彩，知识分子的使命才是“征服群众”，改变中国的文化现状。鲁迅在仙台医专看到的麻木的群众看杀人的景象，促使他一生从事改造国民灵魂的工作，因此阿Q、祥林嫂、 爱姑被鲁迅推向了文化反思的前台。尽管知识分子同情群众的不幸，但他们更多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性，而是集中在他们身上的、由传统文化所造成的麻木、懦弱的一面。“明太祖是无产阶级出身，可是在他那穷困的时候，便梦想做皇帝的显贵，及做了皇帝时，便一意的专制，不顾民主。”（注：周作人：《文学的贵族性》，《晨报副刊》，1928年1月5日。）“在中国民间传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说’及各种说书；但民间有不识字不听过说书的人，却没有不曾看过戏的人，所以还要算戏的势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归依玉皇大帝，想做好汉，……”（注：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五卷五号。）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民间艺术对群众思想的影响，同时顺理成章地得出即使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如果不对他们身上的封建残余思想予以清除，那么革命成功后只不过是又产生了一个专制皇帝，而与文化变革无补。
这种态度是和“劳工神圣”的命题南辕北辙的：五月四日的学生运动以后，工人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征服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于是对工农身上封建因素的改造这一命题渐渐淡化，而最终演变成中国革命后期的改造知识分子命题。因此爱国救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深化，而群众运动接受的所谓新思潮只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的皮毛，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却渐渐浸蚀着具备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救亡建国运动使富有强力的工农思想成为时代的主调，形势的逆转为中国以后封建主义的复苏埋下了最可怕的遗患。当我们今天再度提出文化变革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悲剧会时时激起我们的思考。必须重新估定知识者阶层自觉的价值意义。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民主和科学便成为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旋律。另一方面，这种思想传播又促成了“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文学家在从事文学变革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和对充满个性的文学世界的向往。因此“文学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学形式的演变，而且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逐渐会发现走在这一运动前列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地具有了世界意义的“知识分子”品格。在他们那里知识绝不再是谋取个人功利的手段，而是能够自由思想、独立思考、负起“社会的良心”角色的“elite ”。这样，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群体，再也不属于专制政体下“士”的角色，它的首要意义在于现代知识分子突破了先师圣王遗训的束缚，从而成为独立思考的一代。这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充当士的角色，在王权下察颜观色，20世纪初期，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士”的传统职责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精神的解放”和知识价值的独立。
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曾公开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发财升官之阶梯。”（注：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十四卷四号。）“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知以科举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则排斥其他。”（注：蔡元培：《至〈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新潮》第1卷第4号。）显然，他在学术和升官发财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使古代科举取士的文人观念彻底动摇，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北京大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新潮》发刊词中说：“向者我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卷1号。）这固然有点超人的味道，但对于学术价值的认识却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知识分子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知识者获得了自己独立于政府的价值，这样一个以“知识”和“学者的良心”为本位的现代知识价值观念影响着每一个人，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对古代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思热潮。
王国维在1905年曾这样解剖传统文人心理：“‘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唐虞。’非韩退之忠告乎？……如此者，此谓世之大诗人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注：王国维：《论哲学家美术之天职》，《王观堂先生全集》，第5 卷，台湾文化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750～1751页。）此外王国维把大文学家和文人的人格有机地联系起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文人应有的职责，从而对那些“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文学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讽刺，而把文人的“纯粹美术上之著述”放到了重要地位。学术成为这时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圣洁之地，而曾几何时还统治着中国文人学子的“仕途”人生价值观成为现代文人所抨击的对象。
不但如此，走上“文学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自省，时时关注着新文学发展中文人潜意识中旧的道德观念的复活。傅斯年曾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说：“现在的学生学英文，和当年的童生学八股，其心理乃毫无二致，他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只有两层：一层是用来满足他的肉欲，一层是用来发挥他的肉欲。……所以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做题目去做八股，和用‘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做题目去做八股是一种性情的两面，其脾胃乃毫无二致。他们正在那里经营猎取名利的妙用，研究乘兴遣怀的韵事，你偏引着他们去开辟成败祸福未可知的‘人荒’，他们如何情愿呢？苟不至于革面洗心的地步，必超不过‘高头讲章白话文’的境界。然则白话文学内心的成功，颇有点不可期了。”（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现在看来他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非常冷静地省察中国文人意识深处那顽固而可怕的“原型”，这种近乎冷酷的清醒为这一时期认识分子所独有，因此他们心疾如焚地期待着白话文学革命“内心的成功”，这正如鲁迅之于辛亥革命的忧虑“招牌换了，骨子里却还是依旧的”一样。也许新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奏必然导致文化反思的不彻底，这注定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悲凉。鲁迅曾激情洋溢地喊过“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在满怀信心地杀了阿Q之后， 却发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怪圈：象蜂子或蝇子那样绕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了原点。鲁迅为我们描述的这一悲凉意象一直统辖着文化变革的命运，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在革命热潮中进行这种反思。
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人这时期的作品中往往会发现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这和革命家截然不同。李大钊在1919年撰文指出，新文学“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造出一种广告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来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冲塞满幅”。（注：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选集》，第276页。）当我们再度反思几十年来的现实的时候， 时时可以嗅到这些先行者所指斥的东西：官本位主义，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等等。也许今天我们纪念五四的真正意义在于沿着新文化运动先行者的足迹前进，真正的思想者早已厌倦了满嘴颂词的恭维并且拒绝仅仅是仪式的祭奠。
三
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考验是宣言的切实实行。尽管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严酷性有充分的认识，但他们的心态是坚挺的，彻底地摒弃了中国文人处于人世和出世之间的弹性心态，直面惨淡的人生，对自己的理想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注：鲁迅：《论睁了眼看》，《语丝》周刊第38期。）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使命”被提到了重要地位，朱执信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最易犯的毛病，就是学者良心的麻痹。”那种把学术“当作敲门砖，骗得门开，砖也丢了，官做到手，议论也不管了。”“这种掩着良心说话的习气，实是几千年的历史养成的。”（注：朱执信：《学者的良心》，《民国日报》纪念增刊，1920年1月1日。）独立思考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拒绝盲目依附于任何学理和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切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注：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26页。）怀疑习惯的形成，使“五四”学人获得了独立思考的品格，他们再也不愿充当政治的传声筒。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短暂历史时期里，胡适和“新青年”同人曾抱定主意不谈政治，但这绝不等于他们不关心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超然物外，相反他们非常绝决地走上了反抗权威、追求精神自由的道路，并且毫不讳言自己和政府的格格不入。他们所崇奉的价值准则不属于任何主义，而仅仅是自己的学者的良心。一个小小的同人刊物“语丝”，“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这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注：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第1卷第2期。）“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的同人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本不是为什么为世稀有的事，但在中国恐怕不能算是一种特色了罢？”（注：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是不同，但对于一切武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注：周作人：《〈语丝〉发刊词》，《语丝》周刊，第1 期。）也许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公开把自己和“官方”坚决对立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文人走向独立的宣言书。他们相信自己在正义的一边。胡适对自己的书被禁售敢于质问当局，陈独秀出狱后依旧不卑不亢，这对于几千年来一直充当政府官吏的知识阶层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李大钊的杂文更有代表性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姿态：“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与‘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注：李大钊：《太上政府》，《李大钊选集》，第215页）读到这里， 你不能不感觉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那富有生命冲动的追求自由的精神，他们在理直气壮地向专制、腐败的政府宣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鲁迅先生所说的敢笑、敢骂、敢当、敢做，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人”。
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作如下描述是恰切的：“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其他时期相比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身受政治压制，但相对而言，他们在追求自己思想上还是自由的，主要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思想实行系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他们利用了这一珍贵的思想自由时期；他们的某些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的价值证明。”（注：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99页。）和这位学者所不同的是，我们更关心这一时期知识者主体的人格力量。
在我们今天纪念这群命中注定无所收获却又历尽苦难的先辈们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那隆重而又喧嚣的浮华仪式，默默地承继仅仅隶属于他们的现代知识分子品格更能使他们宽慰。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纪念五四的庄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