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二十年转型风暴：从集权主义到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二十年论文,主义论文,风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欧地区共产主义政权突然垮台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现实。苏联及其二战后成立的那些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勇于变革，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他们既未能找到阻止经济崩溃和解决技术落后的方案，也没有考虑到本国公民对自由的渴望。20年前，东欧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决定摆脱旧有体制的统治，重新规划未来。
20年转瞬即逝，时间无情地带走了一切，现在我们能够平静地、更加理智地回顾东欧的那段历史了。如今，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出现了两极时代结束后最大的转型。有两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找到答案，它们就是：“我们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和“我们必须怎么做？”
我想以两种身份介绍一些关于东欧转型的综合数据：一个是作为过去20年中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另一个是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在最后部分，我着重谈谈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背景下，东欧国家的前景。
东欧地区国际地位的变化
东欧国家国际地位广泛变化的前提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即所谓的“有限主权”。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几个国家建立了多党制，向西方表示开放，而这些国家过去都曾是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大冷战组织的成员国。其实在1989年年底，社会就已经向新的政治精英阶层发出向西方社会靠拢的信息，但在两极体制仍然统治着人民的时代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了，从此，东欧国家进入了地缘政治不稳定时期，这些国家甚至从1990年起就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但西方最初的答复很谨慎。在苏联陷于混乱的整个过程中，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一直密切关注着，没人知道该跟谁合作共同讨论欧洲乃至全球事宜。深受国内问题困扰的俄罗斯联邦也没有能力对欧洲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施加影响，莫斯科被迫采取防御性态度。事实上，东欧地区所有国家的多数公民出于对俄罗斯联邦或霸权倾向重生的惧怕，也希望尽快加入欧盟和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所以受到东欧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拒绝接受俄罗斯影响的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人民无法忘记苏联在匈牙利革命(1956年)和布拉格之春(1968年)时的武装入侵，他们同样无法忘记苏联军队曾经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上。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那些国家急于加入北约，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即恐俄主义。
通往北约之路的第一阶段是成立和平伙伴计划(1994年1月)，所有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先参加该计划作为预备阶段。随后，美国决定发起针对捷克、波兰和匈牙利三国的第一波邀请(1997年，马德里)，1999年这三个国家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样，东欧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欧盟决定东扩。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12月的卢森堡会议和1999年12月的赫尔辛基会议上发出谈判邀请。紧接着，曾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10个国家开始了加入欧盟的谈判。这一谈判一经启动，尤其是在加入北约后，东欧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将得到西方体制的保护，它们的国际地位也不再受到质疑。
2002年11月，在北约布拉格峰会上，有7个国家收到加盟邀请。2004年5月1日，有10个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东欧国家认为它们已经“重返欧洲”，二战结束时所形成的地缘政治变化基本上消除了。铁幕一去不复返，相关国家终于可以摆脱痛苦的历史，乐观地展望未来。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罗马尼亚加入了欧盟，我基本上经历了整个谈判过程。当时，罗马尼亚在为加入欧盟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加入北约做准备，两条战线上的同时行动要求付出极其复杂和高强度的政治和外交努力。我知道，在整个过程中，罗马尼亚大多数人民支持我的政府，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未来更加美好。罗马尼亚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所有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出现了迅速的西化，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东欧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为它们的公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他们可以在全欧洲自由地旅行，可以到国外去工作或上大学。当然，对外国资本的开放也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东欧国家融入全球化浪潮。
政治体制的变化
创造一个“新人”即“单一苏维埃人”的计划失败后，旧有体制的垮台意味着政治生活的重生，公民参与社会民主领导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
政治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1989年后大规模的宪政改革。没有一个国家选择重返君主式政府，而是建立了共和国体制，有些是议会制，有些则是半总统制。总的趋势是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避免出现某一人对权力的滥用。
在集权国家的废墟上建立法治是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因为要同时面对公民对法律效力的不信任和行政阶层习惯性地认为公民仅仅是“臣民”，而不是贡献者或伙伴。重建国家和公民间的伙伴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决策过程(尤其是关乎公共支出时)的透明并且提高公民的参与水平。
毫无疑问，新政治生活最令人怀疑的方面是多个政党的出现。波兰在1992年甚至有多达200个政党，而罗马尼亚有150个左右，但是进入议会的屈指可数。1989年之后的第一次选举由于参选政党数量巨大，投票率非常高，但其后便逐渐下降。后来，随着政党体制的稳定，只有3—4个主要政党活跃于议会中，争夺主导权。
在1990年后的头几年里，出现几次非意识形态原因而由个人或团体冲突导致的分裂，其后政党为了加强力量而合并，在成立政府的过程中更好地应对挑战。2000年后，政党体制得以巩固，权力的更迭几乎成为一件周期循环的事情。当然，权力更迭保持了政党间活跃的竞争，但是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消极趋势，因为除了四年一轮的选举外，政府的快速变更也阻碍了大规模改革的展开。
东欧政治体制的演变受到几个相互作用的外部因素影响，在这些因素的重要作用下，不同党派组织间出现政治竞争。在过渡阶段，欧洲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将加入北约和欧盟当作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鉴于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最低条件是要达到民主标准，所以欧洲和欧洲一大西洋一体化就成为要求实现内部(法律和体制)民主变革的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政策。
东欧地区政党体制是一门涉及多个研究领域的学科。通过一些浅显的研究，我们运用迈克尔·沃勒的分类法将东欧地区的政党根据成立的条件分为5类：
共产党：历经艰辛渡过难关后转为社会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这种转型的例子。捷克共产党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像波兰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是由苏联缔造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在战争时期就已深深植根于捷克社会中。
被默许存在的政党：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政党被共产党视为合作伙伴。波兰农民运动和捷克斯洛伐克照顾落后地区农民利益的基督教民主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立这些政党的作用是为了动员政党体系中的不同阶层。1989年后这些政党的作用非常微弱。
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政党：有些政党存在于战争期间，后来被取缔了。这些政党有捷克基督教民主党和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及国家农民党。相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历史性政党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发源于文化团体和持不同政见群体的政党：这类政党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和莱谢克·莫丘尔斯基领导的独立波兰联盟。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波兰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制度化，团结工会里一些开明知识分子还于1988年成立了自由党，1989年后该党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的政治环境比其他东欧国家都具包容性，两大反对路线分别发展为民粹保守派和自由世界派。
1989年后出现的政党：这些政党最大限度地代表着政治活跃阶层。它们的社会基础极为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是具有更为广泛规模的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捷克共和国，公民论坛分裂为公民民主党、公民民主联盟和公民运动；在波兰，团结工会也分裂成几个政党；在保加利亚，分裂的阵营恰恰就是后共产时期成立的；在罗马尼亚，1989年12月成立了民族拯救阵线，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两个社会民主党，其中一个是民主党，后来摇身变为“大众党”，退出了社会党国际，成为“右翼”政党。
上述5类政党说明了政治生活的高度复杂性及正在形成中的民主社会中的取向多样性。
下列现象也须加以强调：无论何种形式何种起源，东欧国家的政党都经历了一个同西方政党“学说同步化”的过程，目的是融入欧洲政治大家庭。社会民主党是欧洲社会党的一分子，基督教民主党和部分保守党则属于欧洲人民党。
东欧国家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是实现从选举民主到强化民主的第二次过渡。更为困难的是，为多党制的存在而建立的制宪体制和正式法律框架没有解决国家和公民间的关系。在整个地区，公民社会仍旧脆弱，当然各国程度有所不同。中产阶级仍然相当弱势，面临来自“新富”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双重压力，对民粹主义政策信息相当敏感，在过渡期间有可能成为输家。
民主倾向逐渐得以巩固，与民粹、独裁和反民主等思潮共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政党体制的稳定还未能在整个地区实现。仅举一个波兰的例子，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的政治演变，在2001年后，随着社会民主集团的垮台，我们还是目睹了政党体制的急剧变化。再后来，在整个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反体制的倾向。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立场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安全、法律和秩序需求。这两大主义的追随者包括：(1)担心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会降低现有生活水平的人；(2)担心不能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以提高现有生活水平的人；(3)担心政府具有全球化倾向后会不透明、不负责、不具保护主义，从而使其行为无法了解和理解或不能控制和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
东欧国家发生转型的背景是经济崩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些分析甚至认为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加速滑坡决定性地导致了冷战的结束。我们并不想在这里坚持这是苏维埃政权体制和欧洲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但可以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灾难性的，而各国情况又有很大差异：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经济较为发达，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治教条主义则对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过，总体而言，转型的方法和节奏可以不同，但经济过渡必须满足同样目的。
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向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体制需要具备几个条件：(1)政治精英一致同意实现这一转型；(2)全体人民接受走向“新社会”的道路；(3)具有外部(财政和后勤的)支持以成功实现过渡。
经济转型有几个组成部分：(1)改革价格和国家补贴；(2)通过私有化转移公共财产；(3)改造工业以适应自由竞争条件；(4)(通过限制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稳定；(5)体制和结构改造(建立市场体制，财政改革，金融—银行体制改革)。
在解释后共产主义阶段的经济转型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地区合作结构的崩溃。如果说一战后奥匈帝国和沙皇帝国的垮台意味着传统经济合作关系的破裂，那么1989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经济互助委员会身上。诚然，从自由市场规律的角度来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经济机制具有重要的人为色彩，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它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生产拥有特定的商业渠道，资源在以货易货的基础上进行交易。这一体制一旦遭到破坏，产量便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亦迫在眉睫，就会出现真正的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经济下降了20—25％，导致个人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国家拨付给公共服务的预算大幅缩减。经过最初的衰退后，经济开始复苏。1996-1997年，该地区各国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4％左右)，这样，到2000年GDP就达到甚至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复苏的时间、阶段和节奏。复苏的时间指的是实现政治目标和开始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隔；阶段是指实现稳定、自由和体制结构政策的必要过程；节奏则指改革的每个主要组成部分所要求的实施程度。
根据这三个因素得出的一些标准，我们能够确定经济政策的多个替代理论，在此仅提出其中两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理论。第一个理论设想是一个激进的综合经济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启动稳定化、自由化和改造手段，并尽可能快地加以实施。这样的计划可以在政治变革开始后立即启动。第二类经济战略由非激进的经济计划组成，其原则是分步骤缓慢地实施。
由于在东欧国家转型中存在着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所以激进的经济改革就成为减少通胀、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向市场资本主义的最好选择。但是，由于体制改造节奏缓慢，所以市场经济过渡需要两个阶段，即便这一过渡是以最绝对的方式进行。在第一阶段，经济进行自由化和稳定化的实验，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计划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在第二阶段，自由化和稳定化的优势得以确定，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过渡从制度上得以实现。
考虑到东欧各国过渡时期面临的最初的困境和不利的外部形势发展(尤其是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关系破裂)，每种类型的改革都引起部分人民不满。可以预见，这些争议思潮的强度同最初的条件和外部形势发展的糟糕程度成正比。举例来说，采用同样的经济手段，1992年斯洛伐克的失业率比捷克高出4倍，原因是斯洛伐克经济含有更多的“计划经济”。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失业率，为了将“隐藏的失业”转变成真正定义上的失业，东欧有些国家选择了激进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被称为“休克疗法”(在以波兰财长命名的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后为世人所知)，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启发。由于只有部分公民能够从新机遇中直接受益，“休克疗法”引起民众的不满。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各种专业群体的报酬和特权迅速逆转。由此，包括矿工、重工业工人等所有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作变得更为艰难的人们感到非常不满。误解和反对加剧了，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害于过渡期社会成本的人们。
由于上述最初阶段困难等外部条件的存在，非激进的改革也导致不满意，尽管改革方式有所不同。在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经济改革受到上升的通胀影响，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安全现象。通过渐进的改革，表面看来失业现象很有限，但是经济分析得出存在隐蔽失业的结论。相比失去工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隐蔽失业对人们的心理影响要小很多，但是由于物价上涨步伐加快，财政或准财政补贴掩护下的低官方失业率反过来会加剧通胀、降低安全并增加公民的不满。
要了解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政治和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关键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转型后，都会有一个“特别政策”时期，为通往“正常政策”开拓道路。换言之，接受和支持激进改革仅仅是一个很有限的阶段，其根据是自由和国内政治自由化提供了特定的群体心理和相应的政治机遇：新的政治体制更为易变，过去的政治精英受到置疑；领导人和公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本着共同受益的精神去思考和行动。
东欧转型的一个根本因素是经济私有化。作为各种私有化方式基础的理论观念是，国家是其资产最糟糕的管理者。以下几种私有化方式被付诸实践：
(一)出售资产。包括向国内投资人出售盈利或不盈利企业的部分资产或设备。
(二)拍卖、公开出售或直接谈判。拍卖和公开出售是将一些企业出售以换取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收入所得用于各种目的(如匈牙利用于抵消部分财政赤字；波兰用于建立重组基金)。直接谈判则是将股份出售给战略伙伴，这个范围要小一些。
(三)员工收购。这种私有化方式是将经济实体的生产资料进行私有化转移，所有权从国家转给工人、雇员、打工者等。公司一旦改组为股票公司，国家向工人提供优先购股权。股价由国家制定，不反映市场价格，常常只是个象征性的价格，有时是免费赠与的，特别是在以所有权票证为基础进行私有化的情况下。作为交换条件，国家对票证的转让权加以限制并设置条件，限制售出资产几年内的价格变化和人员重组。在罗马尼亚最初的几年过渡时期里，员工收购方式是私有化国有企业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私有化过程被严格限制，只针对局内人，排除了其他个人、公司或外国资本进入的可能性。私有化完成后，国家拥有的股份会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各个阶段里被陆续出售。
(四)保证金合同。这种私有化方式是波兰独有的，这种方式将停业与租赁相结合。通过保证金合同，可通过停业的方式对某家企业进行私有化，而实际上不少于20％的国有企业股份被租赁给员工。
(五)管理合同。虽然原本可以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方式(像中国那样)，但实际上在私有化的最初阶段，这种方式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很少被用到。它们试图激励企业经理们实现快速私有化(事实上这是合同赋予他们的义务)。在波兰，经理人通过激励手段逐渐获取更多的股份。
在私有化进程中，外国资本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西方资本。西方资本参与了某些战略性部门的私有化，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主要的公用设施(电和天然气)等。经济私有化的主要影响，尤其是外国资本参与后，使政府失去了影响实体经济的能力。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进一步被削弱，东欧各国为了避免更深的经济危机，只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委员会求助于国际资本。在越来越依赖跨国公司和不知来源的外国资本的同时，国家的影响力下降，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近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这种现象的负面结果更加显著。
东欧各国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在农业领域。在共产主义时期，并非东欧所有国家都实现了农业的完全集体化，但无论实现的程度如何，在1989年之后，所有的国家都将土地归还给了其所有者。然而，归还庄稼地意味着在土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遭到破坏(如波兰和罗马尼亚)，或者相反，保持了土地所有人之间的联合，如匈牙利和前东德。在保有合作社形式的地方，可在现代化基础上从事农业生产。而在罗马尼亚，将土地归还给所有者意味着土地的相对分割和进入新的一轮土地集中。
所有这些行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是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发生的。这些国家在经济和体制改革中得到西方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同样，欧盟也通过各种援助项目对东欧地区的转型作出贡献，其目的在于使这一地区与西方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相兼容。东欧各国一面在口头上大谈国际合作，一面通过尽可能地吸收西方捐助国提供的资源进行国内转型以同邻国竞争。
社会人口和心态的转型
回顾那段过渡时期，有一个词能够描述它的特征，那就是“不确定性”。人民受到新形势的压力。如果说在1989年之前，公民还能够指望有份稳定的工作、能够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国家的转型则带来了不稳定感：工作的不稳定、教育体系的不稳定、医疗的不稳定及社会公正的不稳定。东欧国家的公民就这样被卷入过渡的漩涡中，在完全不同于过去集权政权的条件下为生存而苦苦奋斗。人民虽然享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也不得不面对持续的转型，因此面临更多的不确定。不能适应新现实的人便成为过渡时期的输家，当然也有人成为赢家。社会底层的一些人感受到的变化要快一些，因为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几乎等同于经济上获得成功。革命或战争刚刚结束后形势尚不明朗，社会各个阶层处于分散状态，常常会通过“原始资本积累”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为生存或为致富而奋斗影响了公民间传统的团结关系，他们变得自私，更多地为个人着想，不再关注群体和国家大形势，只关心个人或家庭的成功。变革社会这样的大目标也因为缺乏必要的支持而无法完全展开。一些社会阶层试图从收入上与其他人拉开差距，同时发展和谐社会的想法也在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成为国家健康发展令人忧虑的现象。分配不平等，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分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经济实力或相关社会力量的作用，而是取决于政府的影响力和来自工会或游说集团的压力。
产业工人和农民是东欧各国经济转型期间的输家。所谓的“工业改造”现象实际上意味着重工业、化工业和矿业等产业的生产能力受到限制，失业率上升及工人收入下降。随着经济竞争日益严酷，旧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引发了另外一种后果：内部迁移和移民国外。内部迁移指部分工业城镇居民为了生存进入农村地区，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移民外国则指部分工人前往西欧各国寻求更高的工作报酬。
农民也处于双重压力下：向外来产品逐渐开放的市场和政府对农业资助不足。相比工业、服务业或银行业，资本积累对于农业而言更为困难，所以目前还没有明确地解决市场方向问题。
因此，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整个地区，农村和小城镇在经济过渡期受到的影响最大，大城市成为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人们的目标。
深入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人口的下降，东欧各国人口出现老龄化，预期寿命小于西欧国家。男性人口预期寿命小于女性人口，因为男性要更多地承受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的压力。出生率同样下降，同时离婚数量不断上升。
过渡期的另一个负面现象是对模范人物形象的完全颠覆。媒体所追逐的成功人物不是知识分子精英，也不是那些通过经济创新创造附加值的人，而是那些时髦卖弄、急于炫耀财富的百万富翁们。他们所炫耀的财富无非是豪宅豪车，而这些都表明他们对社会特权的垂涎。模范人物形象变迁的主要受害者是年青一代，他们痴迷于通过不计后果的快速积累财富实现社会成就。这样，随着知识分子精英们社会特权的消失，年青一代对接受教育也不再有兴趣了。东欧重新出现文盲现象。
当然，过渡期对社会的所有影响总和并非负数，因为在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但是处于过渡期内暴富阶层所表现出的炫耀、轻蔑行为和国家需要对弱势阶层加以保护等各种压力下，中产阶级默不作声。鉴于这种情况，东欧国家仍然在寻求一种内部平衡，尽可能使更多的公民能够凭借工作和创新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实现繁荣。
结论和观点
在冷战结束后的20时间里，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各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变革。从社会和经济现实来看，20世纪90年代期间，东欧成为一个同化的地区，但由于国家历史不同，仍然保留着区域间的差别。在分析东欧地区主要政治和经济进程的根本特征时，强调的是社会各界(特别是政治和知识界精英们)为在市场经济下实现民主和繁荣所作出的努力。为实现这一双重目标(建设法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东欧各国不仅相互合作，而且相互竞争。
在21世纪初，由于各国努力加入欧盟，变革过程加速了，也更有活力了。事实上，加入欧盟的谈判决定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各国建立了新的机制保证公民权利受到尊重，并确保政府的管理。
东欧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意味着该地区各国获得了新的地位，加入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极。从欧盟内部来讲，经历过集权统治的国家必须继续为创建国际法治以确保一个多极的世界而奋斗。我们支持联合国改革，尤其是安理会的改革，支持对决策过程进行审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地区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选举权的分配必须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那些最贫穷国家的利益。此外，我们希望看到，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成立一个文明国家联盟，加强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间的对话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和安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支持欧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战略与伙伴关系对话”机制，这一机制的目的是促进世界的发展与安全，这是欧洲和中国公民的共同目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马尼亚钦佩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将永远做中国可信赖的伙伴。2009年是中罗建交60周年，两国人民见证了两国间从未动摇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这一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经济、文化及科技等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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