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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倪元璐与黄道周都是明代董其昌之后最重要的书法家，他们与稍早的张瑞图共同创造了晚明书法史上震人心目的巨轴行草风气。三人同是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又同时进入翰林院。黄道周在《王觉斯初集》序言中称当年六十六位庶吉士之中，只有王铎、倪元璐与他最为乳合，三人“盟肝胆，孚意气，砥砺廉隅，又栖止同笔研，为文章”，赞赏他们的人呼为“三株树”，嫉妒他们的人则称他们是“三狂人”。①这是广为人知的材料。从黄道周的描述可知，王铎与倪、黄二人相交之初，甚为契合。但他们的交往活动如何？友谊是否维持终身？尚需更为细致的研究。
论者还称常常提醒读者，王铎尝与倪、黄相约攻书。然稽诸载籍，此说实为子虚。其时文人所重者，只有事功与立言，黄道周视书法为学问中的末事，岂能以此为留意？事实上，王铎与倪、黄不仅书法风格不同，对于书法的态度、书学的观念亦大相径庭。黄道周对于王铎“看其五十自化”的评论，②常被当作一种先见，为王铎研究者所乐道。然细绎黄氏此语的上下文，他在书法上所推重的实为倪元璐，而非王铎。
此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文艺以人传”、“书以人重”的观念深入人心。王铎的投降异族与倪、黄的殉节死难形成鲜明对比，但尽管他的政治人格有重大污点，传世书作的数量却远逾倪、黄二人的总和。也就是说，大节有亏并未实际影响王铎书作的收藏与流传。由是，则传统的“书以人重”的观念，其现实印证亦大可一问。
一 王铎与倪、黄的同与不同
明亡以前，王铎、倪元璐与黄道周在政治上都极力营造忠谟形象，以清流著称。不屈服于政治威权(有时甚至是极端的，如黄道周)，不仅是儒家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晚明士子塑造公众形象的有效举措，当廷抗疏，不仅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方式，也易于获得极高的褒奖。③三人入仕之初，正是魏忠贤势力鼎盛之际，魏以东林为仇雠，一再制造门户冲突。天启间，王铎的同年进士文震孟、郑鄤因为弹劾魏党遭削职，黄道周此时也曾计划上疏击珰，然未果。④王铎则约同年进士郑之玄与黄锦，辞修为魏阉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崇祯即位之后，立即着手清洗阉党，倪元璐时奏焚毁《三朝要典》，弹劾魏党杨维垣，并为东林党辩护，成为一时正人之领袖，有人甚至以他的出处来预卜世道的盛衰。⑤他们之间相互鼓舞，耸动为一时声气。如王铎在《规倪鸿宝》一文中，赞扬倪氏“文实坚定，志意鲠笃，可称旷代之才”，并以反语的方式表达出对于倪元璐抗魏党、亲贤人、强项不下的激赏。⑥
因为时常当廷直谏，发逆鳞之论，王铎与倪、黄都没有得到实际的重用。崇祯九年(1636)，王铎因不合阁臣温体仁、吴宗达，调任南京冷曹。⑦两年后，因经筵进讲《唯天下至圣章》，旁及时事，口出“白骨如林”之语，又遭崇祯帝切责。此后因在“剿”、“抚”问题上反对阁臣杨嗣昌，险遭廷杖。《亡妻一品夫人马氏行状》：
方余为亚卿时，武陵杨公主剿寇事，寇益猖獗不可制。无敢言者。余疏上十余日，不下传，武陵嗾朝，命廷杖。余家中臧获大小咸哭，余以棺敛事嘱夫人，夫人恬然曰：“君为国家，即杖死，不失为忠臣，无忧也。”戒家人勿哭。寻得宽宥。⑧
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王铎受命任南礼部尚书，但因丁艰与避难，直到明亡都未正式赴任。倪元璐亦好献谠言，崇祯元年为保护东林党，他上疏弹劾魏忠贤党人杨维垣，在疏词中，他质问道：“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呈秀)、魏(忠贤)？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⑨崇祯九年，倪因事为温体仁所攻，罢官家居七年，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冬方应诏入京。黄道周的政治生涯也是数起数落。崇祯初疏救钱龙锡，遭降调。后遘疾求去，濒行，疏陈朝中弊端，直指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用人行事惟求报复，酿成门户之祸，被斥为民。复官之后，因崇祯用杨嗣昌等人为阁臣，黄道周再次上疏弹劾，言辞激烈，有“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之语，遭削籍，并逮下刑部狱，谪戍广西。⑩
论者对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的政治人格评价虽然不同，但对他们政治上的无能却等而视之。在明人的记载中，王铎居官没有任何业绩，时论亦以为不堪重任。弘光时，谈迁曾对吏部尚书张慎言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张对此表示赞同。(11)《明季南略》记载，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八日，弘光帝召对群臣，在清人窥江之际，王铎居然请求讲学。弘光帝冷冷地回答：“且过端午。”对于王铎“讲学”的请求，后人曾有这样的揶揄：“岂欲赋诗退敌耶？抑欲戎服讲老子耶？”(12)黄道周的威望，也不在于他实际的政治能力，而在于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为公卿所畏忌。他还常常以朝堂为经筵，向人主叫板。冯班虽视黄道周为君子，但认为他不仅不容小人，亦不容君子，故不能居于上位。(13)在他看来，一味竞气的君子，对于晚明君臣相激、上下交争的政治后果是难辞其咎的。倪元璐虽曾有过掌握权枢的机会，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占领湖广之后，崇祯倚重倪元璐，特简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五日三招。但倪元璐提出的解决兵饷的办法，在当时的实际情境下，根本无法操作，流于空谈。(14)黄宗羲直指倪元璐合三饷为一(旧饷、新饷、练饷)乃“不学无术之过”。(15)
明清鼎革之际，王铎与倪元璐、黄道周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循着崇祯帝的示范，倪元璐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当天自缢，黄道周顺治三年(1646)在南京被杀，而王铎则于顺治二年(1645)五月投降满清，并于次年出仕新朝。当北京城陷之时，倪元璐将殉国当作分内之事。门人百般规劝，希望他出外募兵以图兴复。但倪氏回答说：“天下事非一人所为，以待其能者，吾姑顺受其正。”(16)得知倪元璐殉难之后，黄道周说：“吾知所自处矣。”(17)在《为倪子新、子封兄弟题卷》中，他又写道：“何不生当尧舜时，拍肩坐讽皋陶诗。何不生当宏治与万历，坐展湖山为纸笔。”(18)说尽身处末世之悲哀。南都覆亡之后，黄道周依靠唐王，图谋兴复，后兵败被执。他在《授命诗》中解释自己甲申年未即时蹈死，是因为尚欲有所为，所谓“乾坤犹半壁，未忍蹈文山”。(19)黄道周活着的时候，与倪元璐并称“双璧”，去世之后，乡人募刻其遗书，有“明朝三百年养士之报，(方)正学而后一人”的说法。(20)
倪、黄皆以殉节身死作为个人的道德实践与自我完成。相比之下，王铎虽大言“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天经地义，臣子之职分也”，(21)但弘光元年(1645)五月，多铎军队进入南京时，他与钱谦益等人率众臣工出城迎降。王铎的投降，虽说有种种现实原因，(22)但他变节并出仕新朝，难以逃脱内心深处的耻辱感以及后世的道德指责。晚清学者陈康祺(1840-1890)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直斥“王铎以下诸人，何丧心病狂，至于此极”，(23)将家国之难完全归咎于王铎等朝廷重臣的失职。
对于鼎革之际生死的抉择，何者更具有道德感，在清初士人中有着不同角度的论争与思考。亲历甲申国变的杨士聪说：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24)
对于倪元璐等人的死节，除了大量歌赞其忠义的文字之外，在清初亦有不少非议。如计六奇(1622-？)以为“死则死耳，于国事未有济也”，(25)张岱(1597-1679)更指责倪元璐“岂可以一死卸其责哉”？(26)相反，清初士人在痛定思痛之际，对晚明政治的乖戾有着前所未有的批判，黄宗羲甚至提出“无君论”。(27)既然如此，“不死”、“后死”便多了一个开脱的借口。入清之后，王铎在回应明亡之后少有人臣殉节一事时，曾毫无顾忌地说：
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28)
如果说倪、黄的蹈死是一种富有激情的表达方式，那么，王铎的“臣亦择君”则表现出强烈的对于政治伦理的深层反思，与黄宗羲的“无君论”异曲同工。
二 王铎与倪、黄交往
王铎与倪元璐结识之初，情意甚为投合。考中进士的第二年，他们曾共游灯市。(29)崇祯初年，王铎又陪倪元璐兄弟游刘余佑(1616年进士)宅园。(30)对于王铎的诗文，倪元璐竭力礼赞，在崇祯十年刊刻的《拟山园集》中，尚可见到倪元璐的评语。如王铎《秋居冯祯卿绿雪园，即时写怀柬侯六真、张得一、李元居、宋雨恭、梁眉居、常二如、张玉调》三十首之后，倪评曰：“吾已乐诵之深矣，前千年后千年俱无其辈，围炉拜高适，岂特上下楼之间。”又评曰：“欲勉摘一字，自见心期，回环十旬，竟不可得。子建、德祖之义，一至兹诗而废矣。”(31)当年曹植在写给好友杨修的信中，讨论修改对于文章的重要性，而倪元璐读王铎诗，竟不能易其一字，对于一位文士而言，这样的鼓吹已是无以复加。在《翰林院侍讲王铎》的制词中，倪元璐更将王铎比为张衡、谢灵运所不及。(32)
王铎也曾与文震孟一起评阅倪元璐《代言选》，在所作序诗中，他将倪氏视为“莫逆”。这个文雅的浙江人，藏书之多，力学之勤，给王铎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时日不见，辄觉寂寥。他赞赏倪元璐落笔为文迥别时人，书画亦磅礴大气，与文章的浑古相一致。(33)在文学上他们惺惺相惜，奉明中叶七子领袖李梦阳为文章正脉，以商周秦汉为富窟，而不屑宋元浅近之文。在他们看来，文权“与世为回轴”，晚明政治与社会秩序处在崩坏的边缘，风教凌迟，文化流失，从中可窥世运的升降。王铎与倪、黄诗文皆崇古学，这不仅需要从文学史的流变中加以解读，还蕴藏着新的文化精英对于士之品格与文化优势丧失的忧惧感，以及力挽狂澜的意志。“崇古”，或者说借崇古所提出的重建精英政治文化的主张，在晚明社会情境下已无实践之价值，但却体现出他们的自我界定和使命承当。
在早年写给倪元璐的一首赠诗中，王铎写道：
才名东观旧称贤，词赋纵横美少年。茗椀坐来斋似水，封章草就独朝天。气吞湖海千峰雨，诗压昆仑万顷烟。遥忆经筵霄汉上，荩臣献纳圣人前。(34)
图1 倪元璐《致文震孟札》 取自《有明名贤遗翰》 光绪丁亥汉皋文渊书局刻本
对倪氏文采的倾倒溢于言表。在写给倪氏的信中，王铎更形容其文章为孙楚、扬雄所不及，拜读之下心折骨欢，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书癖不过涂抹败絮，不堪沾沾自喜，并表示“仆于此道今始北面解甲而伏于足下”。(35)
晚明社会极度扰攘动荡，因外出为官、丁艰、避难、罢官诸因素，王铎与倪、黄在崇祯后期见面甚稀。(36)倪元璐家居期间，王铎有《寄倪玉汝》一诗相慰。(37)崇祯十六年(1642)春，王铎自山东夏镇拏舟南下，而倪元璐则携义兵自浙江北上燕京。王铎此时已多年不见倪氏，一路上打探他的消息，颇欲“一陪巾履，叙艰危故人意”。到达高邮之后，王从县令处得之，倪已与他擦肩而过。二人缘悭咫尺，失之交臂。在其时写给倪的信中，王铎告知对方，自己数年来数逢亲人之丧、几陷寇城最终得以脱身、孟津故家已经荡然等种种惨状，此时正携家南下躲避寇难。他还不忘告诉倪氏，自己于崇祯戊寅(1638)清兵兵临城下时誓守城门，以及奏疏致罪杨嗣昌险遭廷杖二事，自是忠荩之臣的表白。(38)
然而，倪元璐集中却鲜见与王铎相关的诗文，除了早年的制词《翰林院侍讲王铎》外，只有为同年郭都贤所题王铎《石交图》一诗。(39)当然，也有可能是后人编辑时故意将之删除。不过，有两个线索可以推测倪元璐与王铎后来关系转疏。一是崇祯丙子(1636)，倪元璐在一封写给文震孟的信中谈到：
孟津兄总求南司成，庶子、掌院非其所屑。其意唯恐人不据之也。数日来始知此兄营求可耻之状，不忍言之。(40)
当然，王铎求为南司成一职并未成功，他当年赴南都乃任翰林院掌院。(图1)倪元璐因得知王铎的卑鄙之事，对之产生反感。二是倪元璐殉节之后，工科都给事中李清持倪元璐弟元瓒(字献汝)之揭，求谥“文正”，时任弘光次辅的王铎不悦地说：“倪年兄以身殉国，不谥亦足不朽，何必文正？予已言之仪部矣。”李清评论说，王铎话虽说的不错而意实薄，他将此视为王铎“忘君事仇之先兆”。(41)
王铎与黄道周的友谊，则贯穿了交往的始终。崇祯四年(1631)秋夜，黄道周乞休将南归福建，王铎与张镜心、冯元飙、黄锦、倪元璐、文安之、王锡衮(1598-1647)等人在黄斋宴集，一班同年皆以朝端正人相为砥砺，王铎诗有“我曹磊砢千秋事”之句。(42)黄道周家居期间，王铎有赠诗二首，其二云：“一时清望重朝班，古笔凭陵未易攀。……词赋千秋真大业，更将黼黻佐龙颜。”(43)希望黄道周及早复官，而不要沉湎于著作。在李自成农民军席卷中国北方，兵锋汹汹之时，王铎又写信给黄道周：
足下早出山以揆熙载，以拯民瘼，宁仆一人之望耶？……有足下二三君子为之，可以无忧，仆辈可卧石室酣睡矣。(44)
除了对于黄道周能膺大任的期待之外，王铎对于黄氏的文章最为倾服。王将黄道周、文凤翔和自己视为当日最重要的作家，明清鼎革之际，他曾对学生陈鉴说，“方今之才，幸有石斋，西有太青，中州予不敢让。”(45)在他的文集中，大量收录了写给黄氏的信札。鸿雁往还中，王铎从不吝啬对于黄氏的激赏，他称赞黄氏之作如“笯鸾囚龙，异状纷披，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古器物只能悦人目，雅乐只能悦人耳，只有黄的文章能悦人神。(46)读到黄氏的文章，令他有“今始知天大矣”的感叹。(47)他还将黄氏誉为韩愈之后一人，(48)表示“从今苦追，不敢不焚舟济河”。(49)在一封写给丁乾学的信中，王铎也表示，“见石斋所为，以为汪洋”。这封信中还提及，“廿三日，石斋来，约鸿宝扬榷”。(50)可知在天启至崇祯初期，王铎常与黄、倪二人讨论诗文。在另一封写给黄道周的信中，王铎称“文苑中独有一黄公横行千古”，并激赏黄氏书法精良，直逼钟、王，而诗则古今罕有其俪。自己的诗与书，“虫响不足观也”。(51)王铎曾赠黄道周隶书诗扇，(52)出于对黄氏书法的喜好，王亦求黄书和章《威凤》，并说因为觉得其佳，所以不得不贪。(53)
王铎自称黄道周“深爱王子”，(54)确实，黄道周对于王铎也相当赏识。崇祯初年，在为《王觉斯初集》所作序言中，黄道周认为王铎崛起孟津，为文学正宗。(55)后来有人恭维他写的诗，黄道周必力推王铎，以为非己可及。《北游录》云：
或称先生(黄道周)之诗，先生曰：吾诗未尽善，今诗四大家，孟津王觉斯铎、晋江黄太稚景昉。而推孟津甚至云。(56)
黄、王二人诗集中多有唱和之什，如黄有《答蒋若椰王觉斯各有诗见慰四章》、《和王觉斯见寄》，《又和见怀三章》，《又和寄谢二章》诸诗。(57)
弘光时期，王铎与黄道周皆接受小朝廷的任职。关于南来太子一案，其时群言汹汹，大多数人都归咎王铎，以为与马士英沆瀣一气，黄道周虽认为王铎因回乡省亲，接着丁难，并不在东筵，“无由别东朝长少仪表”，但他也不认为太子为真。(58)即使在王铎变节之后，黄道周在自吊《蒿里十章》的小序中仍念念不忘他当初与王、倪等人的相互期许，谈及王铎时，只说明珠暗投，并未对之痛加指责：“鸿宝已死，觉斯埋尘，世莫宗余，开颜何用？”(59)也许这是让王铎倍为感激的。在黄道周去世之后，他有吊诗云：“昂藏我岂徒文客，磊砢君为不死人。”(60)在赞许黄氏不朽的同时，也开脱自己说，王子也是七尺丈夫，非文人墨客者流。顺治辛卯(1651)秋，也就是王铎去世的前一年，在奉祭华山时，他又对身边人说，平生所推服的只有黄道周一人，其余则无所让。(61)足见他对黄道周自始至终的景仰。
王铎与倪、黄都善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今日对于晚明书法高堂大轴气度挥霍的整体认知。但是，他们三人的书法观念与取径却大不相同。王铎一生遍学北宋米芾以上书，多次强调古难今易，晋人为江海，唐宋以来只是小流。他一生奉《褚兰亭》、《圣教》与《阁帖》为圭臬，并期待如米芾一般，解散二王，自立机杼。(62)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含混的点画、顿挫的用笔和环环相扣的转承起合，来展现恣肆汪洋的粗豪气度。他还通过墨法的变化，增强书写的节奏与篇章的偶然性，大大增强了行草书(尤其是巨幅)的视觉趣味。
而黄道周论书，强调“笔正心正”，是儒家文化在书法中的体现。他所关心的并非纯粹的书法之美，而是书法背后的人格精神。(63)黄氏自述自己年轻时随俗依傍，偶出己意，但大部分作品都不好。后来见到欧阳询的《千文》及《曼倩碑》，自觉稍稍有进。而学习锺繇楷书与索靖章草，则是他形成自家面目的关键。他从魏晋书法中得出的经验是，“当以遒媚为宗，然后加之浑深，能不坠佻靡，便足上流”，否则“朴略不堪观”。(64)在《题自书千字文帖后》，对古人书法“不得不如此”的书理有着深刻的认识。(65)黄道周还重视书法的生动之趣，他说唐代以来书家千笔一意，有一次他看到董其昌所集的《戏鸿堂帖》，大为失望，在他看来，皇象、索靖以来的书法半无妩媚可寻，很多只是排比整齐而已。(66)黄氏行草立轴大多盘旋翻覆，且多生拙意外之趣。黄虽自称习书不多，但他有丰富的书写经验，“从不畜代笔，缮誊俱出五指，即诸疏皆然”。(67)因此何绍基认为黄道周于精熟中出生辣，非文(徵明)、董(其昌)辈所能及。(68)
倪元璐19岁时就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陈继儒见到他所写的扇面，惊为仙才。有人认为倪元璐书法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所以显得锋棱四露，仄逼复叠。(69)我们很少看到倪元璐对书之“法”的谈论，在一封与友人讨论诗歌的信中他写道：“以法正诗，不如以聪明正法，以聪明正法，是使钝士不敢言法，使钝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聪明也。”(70)或许正代表了他对“法”的看法。而从黄道周的评论可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对于倪元璐的书法都有很大影响。(71)倪元璐书法在结字上与黄道周有相似之处，然黄多横向取势，倪则往往纵向取势，笔力雄劲，善用枯笔顿挫，有一种高怀别致盎溢于笔墨之间，为他人所不及。
如前所述，王铎与倪元璐后来关系转疏，而黄、倪二人终身感情甚笃。黄、倪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在崇祯四年(1631)。前一年冬，黄道周因疏救前大学士钱龙锡，被疑为曲庇，后降三级调用，次年春黄道周遂三疏乞休。此时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己职相让。故张溥云，“闽漳黄石斋先生与公(倪元璐)齿兄弟，学履、名地相等。石斋昌言，调他职，公请让官，义动朝廷”。(72)
黄道周与倪元璐常有书法的交流。由于人格相等，书风亦较为接近，评论者素来将黄、倪并称。对于当日的书法，黄道周最欣赏的正是倪元璐，而不是王铎。崇祯壬申(1632)，黄道周见到倪元璐作书，便对他人说，倪元璐魄力雄深高浑，当在颜真卿、苏轼之上，当时别人听了都很惊讶。他还预言倪元璐笔法深古，能兼苏轼、王羲之之长，数十年之后一定会与王、苏并宝当世。(73)又说：
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未解其妙耳。(74)
这段话常常被王铎研究者所引用，以证明王铎书风在五十岁时发生重大变化，并更加成熟。黄道周的评论似乎是一种先见之明。然而，根据上下文仔细揣摩黄的本意，我们发现他讨论王铎、倪元璐之间有一个转折关系。意思是说，人们于行草多重王铎，但他认为王铎正处于盛年，将来成就如何，要看他五十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一个“看”字，可见黄道周对于时议的不苟同。他接着又说，倪元璐才是直追古人而上的真正高手，只不过眼下肘力正掉，著气太浑，外人还看不出他的妙处。稽诸载籍，黄道周曾多次高度评价倪元璐的诗文书画：
《寄别问卧子兼怀鸿宝》：“五洩壮险不可及，安能过于倪公诗。倪公与余最相契，一字动有千峰势。”(75)
《题倪鸿宝松石图似献汝》：“倪公稍动笔，便与世人殊。……观其两屏书，一一足百世。”(76)其二：“陈雪滩之为松雪，倪鸿宝之为子瞻，不独规模应则，其神理亦且超前矣。”(77)
《偶见鸿宝遗笔》：“萧然墨菊老披离，不见高人动笔时。世上风云俱草草，傲霜空有两三枝。”(78)
无论诗文书画，黄道周都将倪元璐看作高人，一下笔就与常人不同。这种壮险与傲岸，与其说是倪的风格，不如说是其人格的不谐流俗。相比之下，黄道周对于王铎书法，却少有评论，其间消息，或能意会。
三 未必书以人重
尽管书法取径与观念不尽相同，王铎、倪元璐、黄道周等人共同创造了晚明书法的独特个性，今日对于晚明巨轴行草的认知，正建立在对他们三人及前后的张瑞图、傅山等人作品的整体观照之上。由于三人在鼎革之际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后人的评论中，他们的书画就有了不同的人格象征意义。
在中国儒家观念中，书以人传，人不贵则字亦不传。将书法与气节联系起来的例子古已有之，欧阳修对颜真卿的评论最为典型：
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79)
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80)
意思是说，颜真卿书之可宝，非惟善书，更因为他是忠臣烈士。明清以来，讨论王铎的书法，亦鲜有不论及其气节者。陕西学者王弘撰曾说：“宗伯(王铎)于书道天分既优，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迹颜、柳，晚年为人略无行简，书亦渐入恶趣。……乃知书品与人品相为表里，不可掩也。”(81)赵翼题黄淳耀(1645年自缢)诗册则说：“君不见，同时众名流，声望出公右，书推王孟津，诗擅钱蒙叟。至今令人笑齿冷，断楮零缣付酱瓿。”(82)可知赵翼因厌恶王铎变节，恨屋及乌，亦不珍重其书。
而在谈论倪、黄时，自是迥焉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论者无不激赏他们的忠义之气，这样的骨气流露于毫端，一落笔便摆脱凡近。由于殉节，当时人就预卜他们的书法必传无疑。所谓“臧弆石斋真迹在，不缘书法也流传”。(83)人们还喜欢将黄道周、倪元璐与王铎、张瑞图比较，以为他们书画蹊径虽然相近，但意趣迥然有别，“良由人品高下，判若云泥”。(84)清代收藏家李宝恂跋《倪文贞古木竹石卷》云：“昔张晋江、王孟津未败时，声价几与二公埒。今则与珠玉狗马同为玩好已耳。然则二公之可爱重，岂在区区一画之工哉。”(85)何绍基《跋王觉斯兰竹草石卷》亦云：
图2 张缙彦跋《拟山园帖》 取自王无咎编《拟山园帖》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图3 龚鼎孳跋《拟山园帖》 取自王无咎编《拟山园帖》
画作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丙戌重归于弟镛，则我朝顺治二年矣。……明日于顾湘舟处见倪鸿宝先生梅竹寒雀幅，又明日于梁吉甫处见黄石斋先生花卉小卷，奇韵正色，观者咸起立。乌乎，使孟津无丙戌一题，而与倪黄并驱，则此幅也余亦将起立观之，不徒与筱沤嬉娱赞赏于香炉茗盌间矣。(86)
看倪、黄的作品，众人起立，而王铎之书画只被人当作玩物来欣赏。李宝恂不无感慨地说：“(王铎)此文……字势遒劲，有古人稿书意，殊可爱惜。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惜哉！假令此文出黄忠端、倪文贞手，必有刻石以传者。”(87)言下之意，因为王铎的变节，人们似乎失去了收藏与传播其诗文书画的欲望。
然而，尽管人们一再表达了对王书的轻视，可信的传至今日的王铎书画作品却超过千件，这个庞大的数量，清以前书家中罕有其俦，也远远超出黄道周与倪元璐传世书作数量的总和，即使将王铎入清之后的作品全部剔除，仍是如此。(88)人们一边在讥讽王铎书法不足贵，一边却在收藏王铎的作品。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
出现上述的情形，除了人们的言行不尽一致之外，还可能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是在一些人批评王铎书法因人品污点而不贵的同时，也有一些友人和收藏者在为王铎鼓吹。曾追随他二十年之久的友人彭而述(1605-1665)在其文集序言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十年来，荐绅士大夫罘罳绮疏无先生一字，则以为其人鄙不足道。”(89)张缙彦跋《拟山园帖》亦云：
文安公书法妙天下，……近代玄宰、子愿两先生《戏鸿》、《来禽》二帖，坛坫海内，昔卫夫人见右军书，叹曰：此子必掩我名。此本出，惜两公不及见也。(图2)
言下之意，王铎的书法掩压董其昌、邢侗而上。龚鼎孳则认为王铎的寸缣尺蹏，海内都宝为拱璧。(90)(图3)对于王铎书法，有人说只合覆酱瓿，有人则珍若拱璧，可见世论其实也是相去夐绝的。
中国古代除了“文艺以人传”的传统之外，也有“不因人废言”的传统。这一传统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从而调整了“文艺以人传”的偏颇。尤其是当人们远离当事者的历史情境而成为观察者时，这一调整便愈加积极。如民国南京史志学家陈作霖有诗云：“美酒一杯月一轮，学士法书妙入神。奄儿献媚常态耳，可惜儒臣王孟津。”(91)这里说的是王铎在弘光朝奉敕题写“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联一事，陈氏很为王铎的媚君而不顾行检感到惋惜，但他同时也承认王铎书法的价值。李宝恂跋《王氏子弟诫稿册》云：“文安书法由米襄阳入，中年骎骎入二王之室，……以书论，似在张二水之上，不可以人废也。”又说：
文安当是香光敌手，人品亦不甚相远。然后之论者于香光多恕词，则以其早死十年故也。以人寿累，不独褚渊，亦文安之不幸也。
似乎还有些为王铎抱不平的意思。当然这种调适，首先建立在论者对其书法认同的基础上。李保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王铎“小楷书古劲峭拔，最为可爱”。(92)梁巘认为王铎、张瑞图书法必传，“以其实有一段苍老气骨在”。(93)晚清康有为不仅认为董其昌不胜王铎，还将后者视为明代一人。(94)
将政治人格等同于人品修养，进而否定其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这或是北宋以来书法批评的一个误区。人们总是热衷于找出种种形式上的特征，来附会被批评者的人格。就像张丑说文天祥因为是忠臣，字才写得清疏挺竦，令人敬而爱之。与赵孟頫的妍媚纤柔，似有天壤之别。事实上，文天祥在书法史上并无影响，而赵孟頫却影响了元、明、清数百年书坛。即便如黄道周，在论书时，也反对轻视赵孟頫。王弘撰因王铎晚岁人品颓丧，而认为其书不及元末明初的宋克，似亦不尽客观。(95)
二是书家对于书法的态度往往决定其在书法史上的定位。虽说北宋以来确立了文人书法的业余传统，但是在书家声名的建立与传播中，业余中的专业精神却起到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流传后世并得到高度赞赏的书家，并不总是其时第一流的文人，而是那些文人中的专业书家。北宋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徵明、董其昌莫不如此。清初的朱彝尊、郑簠都擅长隶书，但郑簠的历史定位是书家，朱彝尊则是学者。郑簠隶书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远在朱彝尊之上，自与他以书法鸣世的态度有关。
王铎与黄道周等人对于书法有着不同的态度。(96)虽然因为写字而耽误更为重要的经史研究，乃是王铎的口头禅。作为当日的书画应酬大家，王铎有时不胜其烦，在写给同年进士王鸣玉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纸条日千张润人”，浪费了大好的读书光阴。(97)崇祯乙亥(1635)在为倪元璐《代言选》所作《五言代序》的题跋中，他也写道：“颜之推《家训》诫勿学书，良有至理。”(图4)他曾无数次发誓要与写字绝缘，但同时又期待着书史留名，在一封家书中，王铎曾对他的弟弟说：“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亦不愧前人，勉乎哉，勉乎哉。造化小儿，纵能妒人，其复能争吾兄弟千秋权耶？”所谓不愧前人，暗示了东晋王羲之、王献之一门父子兄弟以书法名于后世。(98)
王、倪、黄三人之中，以王铎对书法用功最勤，涉猎最广，也最重视作品的形式旨趣，而黄、倪皆没有以书名世的愿望，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当时也拥有众多求索者。如黄道周《书品论》云：“余自归山来，作书不逮往时，而泛应益众。”又云：“某生平不择笔，则楮墨研素，都所不辨。然值人求书，怀诸薄劣，大作碍人。今别书诸条，以待未应。”(99)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在杭州余杭前往大涤山讲堂的船上，钱去非诸门人以笔腕相役，黄氏一边挥毫酬应，一边感叹说，垂老之年，犹且未忘笔墨，时弄柔翰。(100)
黄道周向以作书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为读者所熟知，他曾说：
写字画绢，乃鸿都小生孟浪所为，岂宜以此溷于长者？安能……与梁鹄、皇象之俦比骊齐辙乎。
所谓“鸿都小生”，是指东汉灵帝时，征引擅鸟虫篆与尺牍的人，进入鸿都门学，并待以不次之位。此举遭到正统儒家蔡邕等人的反对，蔡邕在上奏的封事中指出，这些人大多为斗筲小人，小能小善，不宜重用。黄道周援引这段历史，旨在表明不以书画名世的决心。在谈到书圣王羲之时，他又说：“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道之间，雅好临池，声色俱掩。”(101)似乎很为王羲之以“书圣”闻名后世感到惋惜。在跋《自书赠高宏图诗》后，他又说：“念此老(王羲之)品地为书法所掩，见人常欲焚砚。”则是要将王羲之的遭遇当作一个教训了。(102)所以，他主张文士切勿以书法关心，在给倪元璐的信中也说，“终冀吾曹勿着此手”。他一再表示“素不喜此业”，“亦素不学书”。只是心手余闲，才不妨旁及。(103)
黄道周写字，实因写字是文人每天须臾不可离之事，“如今日新诗初成，抑如曩时长篇间就，倩手无人，滥草难读，笔墨精良，值于几案，如逢山水时重游之耳。”(104)《山居帖后》亦云：“五十早衰，遂辍书蝇头。李生因以为请，念诸诗草散佚，因举近作存之此石。”(105)这里谈到写字，都是为保存自己的诗作而为。又如，在崇祯十一年的《乞休疏》中，黄道周称：“自去冬迄今二百余日，经寒涉暑，手纂写三十万言，凡再易草。”这是进献皇帝的经论著作，平均一天要写1500字以上。黄道周关心的不是书法这一媒介，而是藉书法得以流传的文字。他指出，历史上有些书法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是因为书法，而是文义所具有的训诫功能。如王羲之《乐毅论》、《周府君碑》，颜真卿《争坐位帖》，都有意义可寻，不同于一般的笔墨游戏。他认为若不涉文义，则对身心无助，人们也不会热衷收藏，所谓“其余悠悠，岂可传播”。(106)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书史认识——尽管这一认识，按诸书史，并不完全契合，黄道周应人请索，也十分重视书写的内容，门人洪思撰传记说，崇祯十三年(1640)黄道周在狱中，有乞字者，辄书《孝经》三二本予之。(107)
图4 王铎《五言代序》 取自倪元璐《代言选》 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山阴王贻栻重刊本
相比之下，王铎书作除抄录自作诗与唐诗之外，也有大量临摹之作，这些临帖作品时常因杂糅诸帖，而文义不通。(108)但对于书法，王铎却很讲究，在写给黄道周的信中，他抱怨“刻仆字者钩多澌灭，随其浸润，踵之讹也”。(109)古人在讨论书法用笔与结构的严密性时，有“纤微相背，毫发生死”之说，王铎对于己作的刻帖点画不够精确的抱怨，正说明他对于书法的态度。对于书法的不同态度，既可见得人们不同的历史自期，也是后代历史定位的一个根据。人们在考量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时，难免会联系到其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三是书家创作艺术品的数量。没有当时的数量，就不会有后世传播的数量。传播的数量对于书家历史形象的建构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唐以前，大量记载中的书家有名而无作品，因而后世鉴赏者对他们的作品没有感性、切实的认识，他们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得到真正的认同，只能作为一个符号存留于历史记忆之中。
作为晚明的一位应酬大家，王铎当日即有大量作品传播海内。考察这些传世作品，可以感知他的创作之丰。有时出现一日数件，如丙戌(1646)端阳日写有《自书诗卷》三卷；(110)丁亥(1647)十月十三夜有四件作品传世。(111)有时则连续数日都留下作品，如崇祯丁亥二月廿四日至二月廿七，每天都有一至二件作品传世。(112)这样令人惊诧的创作量，保证了他的书作在后代即使大量被人遗弃，仍有相对的数量优势。
除了售卖书作以济日用之外，王铎也有大量作品用于人情酬酢。王铎传世作品有一半以上书写了受书人的字号，涉及人物近三百人，其中大部分为其时高官与名流。(113)书法作品收藏者的身份与品味，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品能否传世的一个重要保证。如王铎赠宋权《枯兰复花图卷》，到了他儿子宋荦手中，仍在不断征集友人题跋。(图5)这既扩大了王铎书名的传播与影响，也保证了作品有序的流传。(114)
图5 王铎《枯兰复花图》苏州博物馆藏
此外，王铎生前身后刻帖甚多。仅以单刻帖而言，有《拟山园帖》、《琅华馆帖》、《延香馆帖》、《龟龙馆帖》、《二十帖》、《日涉园帖》、《银湾帖》(图6)等，(115)他还书写了大量碑志、摩崖，在许多古代书画作品上鉴定题跋，凡此种种，都促进了其作品的传世与传播。而后人正因为多见其作品，才能够对他的作品作出整体评价。王潜刚说自己因藏孟津书多，所以能知其意。故“总评其书，为清人书第一人”。(116)
虽说我们无法计算倪、黄二人当日创作的数量，但上述王铎书作的三个特点——数量大、进入传播的作品多、传世刻帖多——倪、黄二人似都不具备。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对于书法的态度决定的。不以书名，或者说，不仅仅以书名，恰恰是他们当时的愿望。而王铎有意作书家，期待后代知他惟“好书数行”，大量作品的传播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其书名的上升，也在历史定位中占得先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鼎革的阵痛不断淡化之后，王铎作为重要书家的历史形象，逐渐定格。从王铎个案来看，传统书学中“书以人重”这一命题并不对应于书家声名潜扬浮沉的实际情形，与其说这是颠簸不破的定律，不如说是儒家道德训诫的一种修辞策略。
图6 王铎《银湾园讌集序》 取自日本《不手非止》杂志 昭和五年春季
注释：
①[清]王铎著，《拟山园选集》文集，卷首黄道周《题王觉斯初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第6-7页。三株树就是三兄弟的意思。
②[明]黄道周著，《黄漳浦集》，卷十四，《书品论》，清同治刻本，第7b-11a页。
③苏轼“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的说法，在晚明士人中有着广泛的认同。见《东坡七集·续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书》，清光绪重刊明成化吉州刻本，第17页b。
④洪思《黄子传》：“初，与文震孟、郑鄤约共敌魏珰，后文、郑以击珰削籍归。黄子以迎母入都在途，三疏而三焚之，仍请告归。”黄道周《黄石斋先生文集》附，《续修四库全书》，第13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6页。
⑤如胡维霖《与倪鸿宝太史》云：“一时正人咸望为领袖，百年泰运，先藉以吹开。”见《胡维霖集·白云洞汇稿》，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5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15页。又《寄倪鸿宝大司成》：“流内以台翁出处卜世道盛衰。”同书卷四，第53页。
⑥同注①，卷十七，《规倪鸿宝》，第205-206页。
⑦同注①，卷七十六，《王氏谱》王铎条，第872-873页。
⑧同注①，卷七十三，第836-838页。又，张缙彦《王觉斯先生家庙碑》：“塞上吏以抚饵边，武陵主吏议，公疏不可，惇惇数千言，触珰，嗾廷杖，赖圣度置勿问。”《依水园集》，国家图书馆藏清顺治刻本，后集卷一，第76a-79a页。
⑨崇祯元年正月倪元璐疏，见《明史》本传，中华书局，1974，卷二六五，第6835-6836页。
⑩同注④。又，《明史》本传，卷二五五，第6598页。
(11)[清]谈迁著，《枣林杂俎》，卷二(仁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齐鲁书社，1997，第278页。
(12)[清]计六奇著，《明季南略》，卷三，《召对》，中华书局，1984，第209页。王弘撰在讨论崇祯九年刘宗周“痛愤时艰”一疏时，也指出其“义则正，词则美，洵纯儒之粹言，荩臣之伟义，然其实亦无济于时事”。《山志》，二集卷五，中华书局，1999，第264页。王铎讲学之说，正与之侔。
(13)[清]冯班著，《钝吟杂录》，卷二，《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第704页。与黄道周齐名的晚明另一大儒刘宗周，也被描述为“门墙高峻，不特小人避其辞色，君子亦未尝不望崖而返”。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59页。
(14)参见樊树志《晚明史》的相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092-1093页。
(15)[清]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三，《田制》，《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7页。
(16)[清]邵廷采著，《思复堂文集》，卷二，《明户部尚书死义倪文正公传》，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刊《绍兴先正遗书》本，第11页下。
(17)[清]查继佐撰，《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续修四库全书》，第322册，第705页。
(18)同注②，卷三十八，《为倪子新子封兄弟题卷》，第22页。
(19)黄道周《授命诗》，见《黄幼玄诗》，收入《启祯遗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20)蔡世远《募刻黄石斋先生遗书引》，《黄漳浦文选》，台湾文献丛刊本，台湾银行，1962，附录，第385页。
(21)同注①，卷八，《敌害关系最大事》，第114-115页。
(22)参见拙文《论清初贰臣的自我开脱与相互回护——以书法家王铎为中心》，收入黄惇主编《艺术学研究》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52-276页。
(23)[清]陳康祺著，《郎潜纪闻》，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271页。
(24)[清]杨士聪著，《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9页。
(25)[清]计六奇著，《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殉难文臣·吴麟徵》，中华书局，1984，第529页。
(26)[明]张岱著，《石匮书后集》，卷二十二，《倪元璐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152页。相关研究参见何冠彪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五章第五节，《生胜于死抑或死胜于生的争论》，台北联经出版，1997，第109-116页。
(27)参见黄宗羲《原君》，见《明夷待访录》一，第3页。
(28)同注①，卷十八，《诘甲申事》，第123-224页。
(29)[清]王铎著，《拟山园集》，五言律诗卷三，《癸亥灯市同倪鸿宝、傅右军、许朗庵》，崇祯十年刊本，第12页b。
(30)同注(29)，五言律诗卷五，《秋日陪倪三兰、倪鸿宝、薛元明过刘申徵园》，第21页。倪三兰，名元珙，倪元璐兄，同年举进士。
(31)同注(29)，五言律诗卷七，第17页。
(32)倪元璐《翰林院侍讲王铎》称王铎“追宗洛下，迈迹临川”。见《倪文贞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第1297册，第23页。
(33)王铎《拟山园集》收入了这篇序诗，标题为《病中倪鸿宝过访，鸿宝刻词头，命予作序，柬此代序》，五言古诗卷一，第14a-16b页。这篇序诗也以手迹的方式刻入倪氏的《代言选》(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山阴王贻栻重刊本)，标题为《倪鸿宝过访，其门人王炳藜诸君为鸿宝刻《代言》，属予评，复命予作叙，以五言代之》，王铎在款识中说，诗作于崇祯癸酉(1633)，书于乙亥(1635)。值得说明的是，这篇序诗在顺治十年(1653)被王铎的兄弟当作倪元璐的作品刻入《拟山园选集》的序言部分(第7-8页)。王铎《拟山园选集》的序言张冠李戴者极多，笔者另文讨论。从董其昌为倪元璐画作的一则题跋中，我们得知王铎还曾收藏倪氏作于1630年代的一件山水作品。董其昌《题倪鸿宝宫端画》：“倪宫端在庶常时写山水有元季黄子久、倪元镇笔法，距今十余年，一变为苍雅突兀之势，如此图者，近于化矣。王太史得之，以为衣钵珍重。”《容台集》，别集卷一，《明代艺术家集汇刊》本，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68，第1705页。
(34)王铎《倪鸿宝》，《王觉斯诗》，七言律卷五，上海图书馆藏残本，页10b-11a。
(35)同注①，卷五十，《答鸿宝》，第574页。
(36)倪元璐自崇祯丙子(1636)家居七年，黄道周崇祯戊寅(1638)调江西布政司都事，临行前上《乞休疏》云：“臣通籍十七载，犹然书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马。”至崇祯辛巳(1641)在请室时又上疏说：“臣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可见在朝时间之短。王铎自崇祯庚辰(1640)返乡之后，直到明亡再也没有回过北京。在一首《路讯黄石斋》的诗中，他深有感叹地写下“相会难如此”的句子。《拟山园集》，五言律卷七，第11b-12a页。
(37)同注(29)，五言古诗卷八，第4页。此诗约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
(38)同注①，卷五十二，《与鸿宝》，第595页。
(39)[明]倪元璐著，《倪文正公遗稿》，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0册，第433页。
(40)倪元璐《致文震孟札》，收入《有明名贤遗翰》，光绪丁亥汉皋文渊书局刻本。
(41)[明]李清著，《三垣笔记》，顾思点校，《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附识《弘光》，第240页。李清是崇祯四年(1631)进士，倪元璐为其房师。从《三垣笔记》可知，弘光时，朝臣对于请谥、赠谥的诉求极为狂热。
(42)同注(34)，《秋夜集黄石斋斋中，同张湛虚、冯留仙、黄絅存、倪鸿宝、文铁庵、王昆华》，第23页b。《拟山园集》诗题与此小异，无冯留仙、倪鸿宝，多出冯贞卿(可宾)、孟肖形(兆祥)。
(43)同注(34)，《黄石斋》其二，第12页b。
(44)同注①，卷五十二，《与幼玄》，第597-598页。
(45)陈鉴《先师太傅拟山园集序》，《拟山园选集》诗集，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五年王镛王鑨刻七十五卷本，集前附。
(46)同注①，卷五十，《与石斋》，第572页。
(47)王铎《答石斋》，收入周在竣等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6册，第41页。
(48)王铎《答石斋》称：“宝光灵文，浑沦包举，韩昌黎后复有此手。……无以赞，无以报，白首为期。”《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五十四，第616页。
(49)同注①，卷五十七，《与石斋》，第640页。
(50)同注①，卷五十七，《答天心》，第641页。
(51)同注①，卷五十七，《答石斋》，第646-647页。
(52)同注(51)。
(53)同注①，卷五十四，《与石斋》，第616页。
(54)同注①，卷五十，《答石斋》，第572。
(55)同注①。
(56)[清]谈迁著，《北游录》，纪邮下，中华书局，1997，第96页。
(57)同注②，卷四十五，第9页；卷四十九，第9页。
(58)黄道周《三事纪略》，见《黄漳浦文选》，卷六，第351页。赵园先生在讨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时，指出弘光朝所谓“假太子”一案的群言汹汹，均足令士人体验乱世人心的狂躁，“众论”的盲目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57页。
(59)同注②，卷五十，第28页a。
(60)[清]王铎著，《拟山园选集》诗集，七律卷九，《吊质公、石斋》，台北学生书局，1985，第2743页。
(61)[清]王弘撰著，《砥斋集》，卷二,《书王文安题画石册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第401页。
(62)顺治丁亥(1647)十月二十日王铎题《宋拓圣教序》云：“《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63)黄道周崇祯二年秋八月《书峚山示儿诗后》，见《黄石斋先生文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84册，第292页。
(64)同注②，卷十九，《与倪鸿宝先生论书法》，第21b-22a页。
(65)《黄石斋先生文集》，卷十二，第292页。
(66)同注②，卷二十二，《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第36页a。
(67)同注(17)，第704页。
(68)[清]何绍基著，《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二，《再跋黄忠端公与乔柘园手札册》，清光绪刻本，第8页b。
(69)[明]倪后瞻撰，《倪氏杂著笔法》，收入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第447页。
(70)同注(47)，卷十，倪元璐《与某》，第200页。
(71)同注②，卷二十三，《书倪文正公帖后》，第19页。
(72)[明]张溥著，《七录斋诗文合集》，文集近稿卷四，《寿倪鸿宝先生四十序(代)》，《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第349页。
(73)同注(16)，《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深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崇祯辛未十月五日。”
(74)同注②
(75)同注②，卷三十八，第11页。
(76)同注②，卷三十七，第23页。
(77)同注②，卷十九，《与倪鸿宝论书法》，第21b-22a页。
(78)同注②，卷四十九，第26页a。
(79)[宋]欧阳修著，《六一题跋》，卷七，《颜鲁公书残碑》，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第1册，第554页。
(80)[宋]欧阳修著，《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九，《笔说·世人作肥字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0页。
(81)[清]王弘撰著，《山志》，卷一，《王宗伯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12页。
(82)[清]赵翼著，《瓯北集》，卷三十八，《题黄陶庵手书诗册》，《续修四库全书》，第1447册，第47页。
(83)[清]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三引吴之振(1640-1717)《古诗十九首》题跋，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第314页。
(84)[清]梁章钜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倪文贞芦鸭轴》，《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第九册，第1098页。
(85)[清]李宝恂著，《三邕翠墨簃题跋》，卷二，《义州李氏丛刻》第四册，第17页a。
(86)[清]何绍基著，《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二，《跋王觉斯兰竹草石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29册，第241页。
(87)同注(85)，卷三，第5a-6b页。
(88)当然，我们必须将清代初期，倪、黄作品当属违碍品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乾隆朝王铎被打入贰臣传，势必对他的作品流传也产生影响。
(89)[明]彭而述《王觉斯先生集序》，见《拟山园选集》文集，第13-15页。罘罳，指屏风；绮疏，指雕花窗户。
(90)[清]王无咎编，《拟山园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452页。
(91)[清]陳作霖著，《可园诗存》，卷十三《息影草》下，《明故宮吊福藩》，《续修四库全书》，第1569册，第548页。
(92)同注(85)，卷三,《王文安山水册》，第5a-6b页。
(93)[清]梁巘著，《承晋斋积闻录》，《名人法书论》，《中国书学丛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第72页。
(94)[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又王觉斯飞腾跳掷其间，董实未胜之也。”卷六《行草第二十五》：“元康里子山、明王觉斯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第777、860页。
(95)同注(81)，初集卷一：“三百年来书当以东吴生为最，法度不乏而神采秀逸，所谓自性情中流出，愈看愈佳耳。宗伯则久之生厌。倘不谓然，请为布毯三日。”第19页。
(96)倪元璐谈论书法最少，他对书法的态度无由得知。本文只能以王、黄作比较。
(97)《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五十三，《答六瑞》，第607页。
(98)王鑨《大愚集》附录，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335页。尽管王铎是太原王一支，但他时常在书作中称“吾家羲之”、“吾家献之”。
(99)同注②。
(100)黄道周诗《憩一枝庵有作》小序云：“从大涤出禹航复僦舟而上，摇漾之间，诸友尚以笔腕相役，慨然深意如魏挺之刘安世，皆以作字潦草为深耻，仆既垂老，谢雕虫之技廿余年矣。射御无名，钓弋寡致。犹且未忘笔墨，时弄柔翰，作少年伎俩。是不可耻，孰可耻也。解缆憩一枝庵，值钱去非作观作书歌，以是例观，当比于公孙大娘矣。抚心恧焉，因索笔再识数韵，犹解酲以酒也。”见《黄漳浦集》卷三十八，第13页。关于黄、倪二人的书画应酬，还有许多资料可以佐证。张镜心《读石斋先生咏业识》记载乙酉(1645)三月，“石斋忽寄书扇至，相忆之作四，分书箑上，……每展扇头，为之挥涕”。《云隐堂集》，文卷十二，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十一年奉思堂张溍刻本，第15页b。又，《与黄宫詹石斋》：“尊染神逸，与晋、宋齐徽，不惜草书赐之摹勒，尤弟得陇望蜀，所几几于双绝也。”卷十八，第5页a。黄道周《倪文正公墓志》：“天下求文字笔楮，得其霏絮如贫子之拜金璧。”《黄石斋先生文集》，卷十二，第293-294页。刘荣嗣《与倪鸿宝宫詹》：“郦道元记，想久已忘之，若不惮搦管，尚冀挥示。”又同卷《与倪鸿宝太史》：“区区舟中多暇，想楮墨间灵光积玉也。若得慨赐，即点画木石，重于九鼎矣。”《简斋先生集》，文选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410、397页。
(101)同注②。
(102)同注②，卷二十三，《跋自书赠高宏图诗》，第12页a。
(103)前揭《与倪鸿宝先生论书法》、《书品论》、《跋自书赠高宏图诗后》。
(104)同注②。
(105)同注②，卷二十三，《山居帖后》，第21页a。
(106)同注②。
(107)同注4。
(108)参见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以及拙文《关于王铎临帖的几个问题》，“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009年12月。
(109)同注(46)。
(110)分别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见黄思源主编《王铎书法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第197、198、202图。
(111)王铎《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开封市博物馆藏，《王铎书法全集》，第243图；《杜甫诗卷》，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书道艺术》第九卷，东京平凡社，1974；《跋元赵孟頫书詹仪之告身勅谕二道一册》，《石渠宝笈》卷二十八著录。
(112)日本高岛安槐氏藏，《书品》1950年5月号。这样连续书写的尚有6例，参见拙文《王铎应酬书法的统计研究》，《艺术学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3)参见拙文《应酬与表演：有关王铎创作情境的一项研究》，待刊。
(114)苏州博物馆藏、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菁华》，古吴轩出版社，2004，第228-229页。
(115)参见拙文《王铎刻帖考论》，《艺术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116)王潜刚《清人书评》，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803-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