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因素论文,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经典作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回答。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明确表明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这由人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关于合作工厂和股份企业的两段论述可见出一斑。关于合作工厂，马克思曾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关于股份企业，马克思则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 (P497～498)其实，在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有更明确表明上述观点的论述。例如，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谈到“合作社制”时说：“请问诸位，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2] (P59～60)(这里的“共产主义”系指社会主义社会——笔者注)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3] (P130)正是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 (P60)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也有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比如斯大林和毛泽东。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AI写作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结构较为现成的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结构现成的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并且政权是用作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4] (P402～403)这里，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的这一思想，不仅贯穿到他生命的最后，而且在前苏联官方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中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是毛泽东生前认真、系统地读过的一本书。毛泽东读此书不仅摘要抄录，且作批注。有资料表明，针对该书中“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成长起来”的一段话，毛泽东批注道：“不能‘成长起来’这几个字用得不恰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5] (P75)透过毛泽东的这段批注，可以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不仅与斯大林有着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且比斯大林走得更远。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持有相同的观点，兼之特殊的历史氛围，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成为前苏联理论界和我国理论界的“正统”观点。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上，革命导师列宁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是首先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6]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诚然，列宁于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曾经指出：“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个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但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7] (P436～437)如果我们把上面几段话拢在一起，便可看出，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主要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即经济文化落后，刚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资本主义关系很不发达，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尚未孕育新的社会主义因素而言的，而并非一般性结论，此其一。其二，如果说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那么便很难解释和连贯此前他著述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比如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8] (P650)，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9] (P267)，等等。所以，在笔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问题上，不仅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而且因其深刻地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社会主义因素才“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而有力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这种有力的推进，既为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同时也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相契合。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社会主义因素才“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的思想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较好的印证。这可以分别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予以审视。
(一)生产力方面
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作为劳动资料最重要因素的生产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主要标志是控制机的出现，使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进入了智能化阶段。二是劳动对象不断扩大，通过大量研制人工合成材料，大大减少了社会生产对一次性非再生能源如石油、煤炭等的依赖。三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实现由“体力型”、“经验型”向“智能型”、“科技型”的根本转变。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诸要素的重大变化，推动了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美国为例，从1945年～197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3552亿增长到9741亿，人均收入由1642美元增长到2579美元；美国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两个增长期分别超过100个月，即1961年1月至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06个月，其中有6年的增长率高于4％，1991年3月之后，美国经济又保持了长达114个月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连年保持在4％以上。美国之外，1948～1972年间，西德和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好几十倍，连增长速度最慢的英国，也增长了一倍多。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4/5，世界贸易总额的3/4，以及几乎全部的资本输出。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曾描述道，资产阶级仿佛用法术呼唤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它在建立统治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而在最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又大大超过了它以前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
二战以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然标志着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之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比之今日中国更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10]
(二)生产关系方面
二战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这种调整中，“新社会因素”或隐或显生长着。
1.在产权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趋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社会化趋势是因经济组织方式的变革引起的，它主要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一是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荷兰等国国有经济职工约占总职工人数的10％，国营部门的投资，约占生产投资总额的15％～34％。[11] (P55～56)特别是奥地利，在国有经济中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工人和职员人数近30％，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全部工业品的1/3。[12] (P33)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不少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但目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然平均保持在10％左右，其中，意大利为18％，法国为15％，英国为14％，德国为12％。[13] (P46)国有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客观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二是实行股份制。在当代发达国家，凡是资产规模达到“上市”规定的最低线的企业，都成了股份制企业。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占GDP的比例在1990年为56.4％，到1997年则上升到97.8％。[14] (P290)与早期资本主义股份制相比，当今发达国家的股份制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其主要形式有3种：(1)股权分散化，即股票不再为少数资本家占有，社会大众也多少持有某公司的股票。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现有70多万个小股东，其共拥有公司80％的股票。(2)持股法人(机构)化，即公司法人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或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购买公司的股票。(3)职工股份所有制，即职工拥有本企业的部分股票。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使众多的普通劳动者拥有了部分企业资产，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广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的局面。三是在资本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方式上，除股份制，还推行合作制、利害攸关者经济。合作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有之，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获得重大发展，它涉及农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各个领域，延伸到生产、供销各个环节。据统计，目前美国有近一半的人口受惠于合作经济组织；西欧各国1400多万家合作社为其成员供应了55％的生产资料，帮助他们销售了60％的产品。[15] (P6)合作经济的广泛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资本的奴役，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否定形式。近一段时期，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还出现了利害攸关者经济。该经济形式规定，企业在处置资产时不得损害雇员、客户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对此，美国先后有30个州修改公司法，从法律上予以保证。利害攸关者经济的推行，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绝对化的扬弃，标识着资本的私有性向社会性演变的方向。
2.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多种有利于缓和劳资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由于劳动者长期不懈的斗争及其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劳资矛盾的政策和措施，致使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改善。比如，以前工人的劳动工资是由雇主独自决定的，现在不仅变成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方共同决定，而且政府还制定了最低工资法，并对工人的最高工时作出规定；而雇主在按有关规定付给工人劳动工资的同时，还给予工人必要的假期、供职年限奖励和带薪旅游等。又比如，在对企业利润的分配上，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大公司必须提出利润的20％纳入工会基金，再用这些基金取得公司的一定股权。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为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协调劳资关系，实现资本价值增值，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实行了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不仅在很多企业建立了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委员会(在企业安全、职工福利、利润分配、劳动时间、教育训练、退休养老等问题上都有一定的决策权)，而且日益使劳动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法制化，如法国实行由各派工会提名、经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制度；日本实行由劳资双方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劳资协议会”、“经营协议会”制度；德国实行“对等共决”制度，其《参与决定法》规定，凡职工超过2000人的大公司，必须设立监事会(德国没有董事会，监事会掌实权)，由对等数量的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组成，负责对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任免和监督，对公司的决策进行检查；瑞典的董事会代表法也规定，雇员在25人以上的公司，雇员有权从雇员中选举两名代表进入董事会。此外，许多发达国家还实行“目标管理”，成立“质量管理小组”，吸收工人参加；有的国家则实行雇员“提案、建议制度”，奖励意见和建议被采纳者。以上种种政策和措施，不仅大大缓和了发达国家的劳资矛盾，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据资料显示，“凡是实行了这种调动雇员发挥其文化技术水平和智慧的制度的地方，工人的产值一般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在1972～1976年间，原联邦德国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的企业，工人产值平均提高17％，而没有实行这种制度的企业其人均产值只提高4％。参加美国全国合理化建议协会的1000个企业，因为采用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一年就增加了57亿美元的收入”[16] (P6)，而且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以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例，笔者以为，其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至少有三：一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他们成为企业主人的必不可少的实习和演练；二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即直接投身到资本主义经济漩涡中去体验其深层的利弊得失，随着其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其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为最终寻求根本性变革取得共识；三是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越多，则意味着资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多余的阶级。这些“意义”表明，劳动者已向着“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
3.在分配关系上，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二战之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主要是资本家的事，国家没有实质性干预。战后，发达国家采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无论是对社会的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都全面介入。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如前所述，美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大公司必须提出利润的20％纳入工会基金，再用这些基金取得公司的一定股权。美国之外，早在1959年1月7日，法国政府就颁布法令，规定企业必须与职工订立合同，从总利润中提取一部分款项，或者建立工人参加利润再投资制度，或者组织一个公司，使工人及工程师、职员都成为这个公司的成员和股东。在英国，1987年在撒切尔夫人推动下通过2号财政法，按照这一法令，企业利润中也须有一部分直接分配给职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加大了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的力度。发达国家调节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杠杆特别是通过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进行，以此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国家手中，再通过财政支出服务于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它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补贴和社会救济三方面组成；社会服务指由国家进行的各种公共事业，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保健。发达国家在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的过程中，其规模和费用一般占政府开支的1/2到1/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例如，在福利开支较小的美国，1950～1975年间，其福利开支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2％、政府开支的37.4％，分别上升到18.7％、57.4％，而在福利开支占较大比重的瑞典、丹麦、西德、比利时和荷兰，其福利开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分别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3.4％、33.3％、31.5％、37.6％、36.1％。[16] (P6)此外，发达国家还常常通过发展慈善事业即通过道德方式(亦称“第三种调节”)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发达国家通过全面介入社会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发展一定的社会慈善事业，不仅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也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据资料显示，在当今发达国家，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3以下[16] (P15)。在发达国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中，诸如建立“利润共享机制”、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慈善事业等，无不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上层建筑方面
随着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资产阶级根本统治不变的前提下，对其上层建筑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在这些调整中，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也正在产生和成长着。这主要表现在：
1.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建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较完备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的政权结构和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各种权力主体的活动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可以说，今日之发达国家皆已成为法治国家。在这些国家，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什么人犯法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例如，1987年初，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查德·艾伦因收1000美元酬金8个月后未申报上交，因而引起舆论压力，只得离职。正是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特别是法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切实执行，兼之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获得极大提高，以及政治制衡、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健全，使发达国家的政治透明度大为提升，并使其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一个国家的政治透明度越高，政府越廉洁，越不能为少数有钱人所收买，因而整个社会的公正程度也就越高。
2.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进一步扩大。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言论、出版、集会、集社自由以及投票、竞选、罢工、请愿、游行、上书等都有较充分的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范围有很大发展。以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选举权为例，二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完善，从而实现了公民选举权由限制选举(对选民个人附有财产、教育、性别等多方面的限制)到普遍选举(凡是公民都有选举权)、从不平等选举(每个选民或拥有的投票数不相等；或投票数相等，其效力不相等)到平等选举(一人一票，每票效力相等)、从间接选举(由公民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出当选人)到直接选举(由公民投票直接选出当选人)、由公开投票(记名投票)到秘密投票(无记名投票)、由强制投票(义务投票)到自由投票(公民既可行使也可放弃投票权利)的转变。发达国家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不仅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合法途径，有助于民意的形成，而且为“主权在民”原则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政治程序。
3.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大大增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鉴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极大地强化了其经济管理的职能。这由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可见一斑。此外，发达国家还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市场预测等多方面入手，强化这种职能。比如，为防止通货膨胀，经济过热，1994年一年内，美联储7次提高利率；为防止经济衰退，2001年一年内又11次降低利率，使之达到40年来的最低值。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发达国家把计划手段引入了经济管理活动中。例如，法国在1947～1997年间，制定了11个经济计划；日本在1955～1992年间制定了12个中长期(五年)计划和国土开发长期(十年)计划。发达国家通过多种手段强化其管理经济的职能，不仅有效地调控着国民经济，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具有了有序性，而且使“计划调节”等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整个社会生产的有计划调节当作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其经济运行过程中“登堂入室”。发达国家在强化管理经济职能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其管理社会的职能，这突出表现在其对科技革命的推动上。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政府不仅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美国政府的科研拨款，1940年为7400万，1956年为48.6亿，1957年以后每年以14％的速度增拨)，而且出面主持重大科研项目，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宇航局主持“阿波罗登月计划”，耗资300亿，动员了两万家公司厂商与120多所大学和实验室共40多万人参加。[16] (P4)发达国家增强其管理社会的职能，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诸如出面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等，则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进程中由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价值意义。
4.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嬗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特别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感越来越强，致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人主义精神”受到威胁。对此，一些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焦虑心情溢于言表。例如，美国一位叫迪安·罗素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总之，我们似乎很少有人希望政府远离我们的个人事务和责任。我们许多人似乎喜欢各种政府保障的和强制性的‘安全’。我们说我们需要个人自由，但我们要求政府提供住房，政府进行物价控制，政府保障就业和工资。”[15] 二是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兴起了一股反对“粗俗的个人主义”的思潮。反对“粗俗的个人主义”，旨在倡导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笔者认为，这股思潮的兴起与发达国家广为流行的社区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社区管理模式可概括为“实行民主自治，注重科学规划，依靠社团组织，强调法制建设”。其中民主自治的主要机构是社区居民自由组合或民主选举产生的社团组织，如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等，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处理邻里矛盾、参与政府活动、组织民主选举、维护社会治安。很显然，社团组织要有效履行其社会职能，必须张扬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对个人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张扬，则直接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方面，都已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而伴随这种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孕育和形成着。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前瞻性，不得不佩服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诚然，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发达国家不断孕育和形成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发生部分质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质上的根本改变，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迄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尚有包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小空间。鉴于此，当我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下审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及其历史走向时，一方面，我们要做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必胜论者，而另一方面，却又不能犯“左倾幼稚病”，成为社会主义的速胜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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