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之“解放”价值的哲学思考——循着吉登斯的“生活政治”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方式论文,后现代论文,思路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1)02—0001—07
在性别哲学中，“女性生活方式”是一个以作为 “社会历史主体”的“女性”为中心研究对象的多层次、综合性理论范畴，主要探讨的是女性的生存状况、女性发展活动方式总体社会系统的结构模式等问题，其基本特征是从女性主体性发展程度的角度表明女性在社会有机体中的现实生存状态。基于此，“女性生活方式”对于理解和把握“妇女解放”之相关命题，便具有其他范畴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与作用。
一、妇女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生活方式的一般考察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运动，妇女解放是女性活动的结果。而女性的生活活动无疑是女性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女性的生活方式理应成为妇女解放的有机部分和要素。如果要从整体层面把握妇女解放的进程，对妇女解放的具体程度进行细致的衡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女性的生活方式。承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关于“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之论断，“女性的生活方式则是衡量妇女解放具体程度的天然尺度。”
概括来说，“女性生活方式”系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女性生存、发展活动方式的整体系统，是女性与其生活条件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生活形式的总和。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女性生活方式自形成以来便表现为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历史的动态变迁性。这种动态变迁性，是包括客观条件和女性主体因素在内的女性全部生活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影响女性生活方式变迁的客观条件，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内部各因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制约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科技滞后的自然经济时代，这种影响和制约有时甚至无法抗拒和改变。因此，要对某一历史时期的女性生活方式形成科学的认知，首先必须“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当然，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方式(包括男性生活方式和女性生活方式)之间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存在物，人类生活方式对自然地理环境亦构成日益强大的反作用力，并成为人类摆脱对自然界的盲目顺从与简单依赖，不断获得“解放”的前提基础与深刻表现。但是，倘若将生活方式纳入性别视角的抽象审视范围，近现代以来人类主导的生活方式便突出呈现出一种以“征服、统治、改造、控制、等级”为特征的“男性化”色彩。而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P24)。这种“男性化”生活方式基于其“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偏执导致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步步紧逼，并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应该强调那些文化上与妇女相联系的价值和美德(相互依靠、群体、联系、分享、感情、身体、信任、没有等级制、自然、内向、上进、欢欣、和平和生命)”[2](P517)，女性生活方式的价值日渐受到重视与推崇。
而除了自然地理环境之外，社会内部各因素是影响女性生活方式形成、演变的更具决定性的客观条件。具体包括：(1)社会生产方式。它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和物质的、经济的基础，决定着女性生活方式量与质两个侧面及其内在统一的形式。所谓女性生活方式的量，系指女性的生活水平，表现为作为生活主体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但是，女性生活方式并不等于女性的生活水平，它还具有质的规定，这就是女性生活方式的内容和本质，构成女性生活方式的内在方面。它表明作为生活主体的女性能够运用何种方式来分配和利用各种生活资料，因而明显地体现着女性生活主体自身的解放程度，反映着由生产方式规定的社会形态的特征，在女性生活方式体系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由于人类社会自私有制产生之后所出现的特定生产方式总是紧密地与父权统治相结合，具有通过“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将女性长期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的普遍特征或主导倾向，所以也就历史性地导致了妇女经济地位低下、经济权利缺损、经济能力软弱的“相对贫困化”现象，导致了她们在分配和利用各种生活资料的现实过程中往往处于较男子而言的不利地位。因此，在整体上，由特定生产方式主导决定的女性生活方式的量总是会相对贫乏于同一时空内男性生活方式的量，女性生活方式的质也总是会相对滞后于同一时空内男性生活方式的质。即便是到了当今所谓女权高涨的“她时代”，女性生活方式虽然呈现出了多元发展的良好趋势，但就整体而言，两性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量、质差异仍然存在。当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性别哲学承认女性生活方式的量与质相对贫乏、滞后于男性生活方式的量与质，只关乎事实判断而无涉价值评判，即两性生活方式的量、质差异只是印证了性别压迫长期、广泛而又真实的存在，从中不能产生两性生活方式孰优孰劣的价值泛论。(2)社会组织结构。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孕育派生出了诸如阶级、民族、国家、政党、学校、劳动集体、家庭等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通过相互调适与整合形成了各种社会结构，进而又通过各种相应社会制度的建立，最终汇聚、凝结成为全面调节、控制人类行为方式的特定社会组织结构。这样，作为人们生活条件的组织网络，社会组织结构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演变也产生着重大影响。并且，自成功将“母权”掀下权力的宝座后，“父权”依仗私有制和国家的联合支持实现了广泛组织化、深刻结构化与明确制度化，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由此都被深深打上“父权”的烙印。因此，对特定女性生活方式的科学把握当以对特定社会组织结构之“父权特质”的深刻认知为基础。(3)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女性生活方式必然贯穿着女性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态度。而不管是生活目的还是生活态度，它们的形成在最直接的尺度内都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在整体上构成了女性生活方式形成、演变的条件与环境，同时作为生活方式的主体因素，还直接构成了女性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而在类型繁多的各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对女性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是那类以“性别”为特殊内容和规约对象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如“性别意识”、“性别角色期待”、“性别制度／文化”等。站在认识论的角度，这部分特殊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性别差异”上升为哲学分析范畴，从而在一般意义上将女性生活方式从人类整体生活方式中抽取出来并予以高度抽象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在以“性别”为特殊内容和规约对象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原本基于“天赋、确定、不变”的特征而欠缺对其展开“抽象反思”之哲学功能价值的“sex”(生理性别)差异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gender”(社会性别)差异，由此才会被合理合法地纳入思辨视野，使“女性”在“类”的一般基础上获得“性”的特殊意义，进而让各种类似于“女性生活方式”，即以“性别”为限定语的概念范畴获得了“被”哲学研究的合法性。
影响女性生活方式的主体因素主要涉及生理、心理、文化素养与思想意识四方面。其中，生理因素——如年龄、体质、健康状况等，心理因素——如智力、意志、情感以及个人气质、性格、兴趣等，都对女性生活方式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文化素养因素——作为女性生活主体所拥有的科学文化知识程度的概括，构成了女性生活方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至于思想意识因素，即女性生活主体所确立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思维方式、人生经验等，对于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则更是直接的、决定性的。然而，如果从主体因素的角度考察女性生活方式的形成、演变机制，首先遭遇到的一个历史客观前提便是：女性的“主体素质结构包括心理、气质、性格、智力等各种要素以及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目的、需要和才华、能力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呈现出巨大的性别鸿沟”[3]。因此，基于主体性的开掘度，承认“女性生活方式”相对于“男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消极落后性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但是，在主体性开掘度的层面上承认“女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并不意味着可在生活方式领域内随意推行“男优女劣”的价值论，形而上学地判定“男性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更为优等的生活方式。并且，还应看到的是，尽管女性在其生活方式的形成、演变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主体性建构力量，可她们的“主体人格”却经常面临着表面化、虚假化，乃至最终“客体化”的风险——她们经常是“从内心接受了自己的客体定位，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破损自身主体人格为代价换取作为‘他者凝视对象’的甜蜜。”[3] 因此，如果要对某一具体历史的女性生活方式进行是否符合妇女解放内在要义的科学判断，首先必须深刻分析该生活方式是否以及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容纳了真正属于女性的主体力量。
二、先锋妇女的潮流生活：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
女性的生活方式是一幅由社会各组成要素之间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动态画面，其在文明时代的大致历史变迁逻辑可以描述为古代女性生活方式→近代女性生活方式→现代女性生活方式→后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前后承继与逐步展开。其中，后现代女性生活方式是由一批生存在最现代的顶级都市，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端职业、高品味与高质生活的女性以后现代“花样翻新、整合断裂、解构重塑”的叙事风格来诠释、践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了晚期现代性的“后现代”转型，反映了如同文化幽灵般的后现代思潮正在生活实践上对一批潮流与动感社会生活之拥众产生着泛射力强劲的辐射与带动。它打破了现代消费文化控制下人们生活方式的沉默与单调，无情地把各种现代主义的生活逻辑来了个巨大颠覆，让代表欲望、本能与享受的反规范倾向张扬到了一些“先锋”女性的人生向度之中。这样，当大多数女性还在为现代主义的解放事业不懈奋斗时，伴随着一种价值观念与表述方式本身对比前代人来说已经发生了重要变迁的生活方式正在引导着部分女性朝向日常行动策略的层面践行“现代之后”的另类规则，她们的“潮流”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尽管并不纯粹)今天能称之为“后现代”的东西。
而概括来说，女性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女性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动性长足提升基础之上，鼓励“叛逆”和“另类”，推崇多元和差异，带有抵制、抗争哲学思想与自我、不羁浪漫情怀的整合性生活方式。该生活方式的具体特征如下：
1.自主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非常在意自己的主体意识不受任何外部强制控制与干扰，期待自我做主的人生旅途与“我愿意”式的自由选择。一切来自“他者”的控制企图乃至“善意”谋荐都会激起她们反抗或类似反抗的情绪。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许不再如同过往那般张扬于旨在谋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运动之中，但却正通过曾经毫不起眼而又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实践勃发于社会各微观、分散的文化话语系统，并在集体以及个人的行动中清晰地呈现出女性反抗父权的主体能动性。
2.伙伴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尽管也有些自命不凡，喜欢在自身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流行角色中加入一些恃才傲物的成分，但也极端厌恶自我中心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与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一脉相承的大男子主义。她们希望用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模式取代现代社会两性以及人类之间的等级制压迫关系模式，追求的“自我”也不是纯粹绝对的“独立自我”，而是在承认“个体自我”是“人类关系中的自我”之前提下，通过打破现代主义僵化对立的“主体／客体”划分模式与“主体→客体”的线性单向作用力，在倡导网络化的交互式“主体间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中的自我”。
3.创意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而也就是最好的艺术品。她们不满现代女性对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不满其对父权秩序的消极依赖、对父权统治的熟视无睹。后现代女性积极创设着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品格的“自我形象”，极力标榜颠覆父权的“可能性”，认为即便是“不可能”也应该被肯定——因为正是“不可能”开辟了“可能”，并使之成为可能。因此，后现代女性不愿过人云亦云、缺乏创意的生活，她们多半是行动的先锋，不爱“脚踏实地”，喜欢“天马行空”，想要什么就追求什么，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去找另一条路”[4]。
4.诗意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不愿意整天为追逐心中某个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不愿沉沦为各种各样的“生产机器”、“欲望机器”，希望可以用一种“诗意存在”的后现代式浪漫抵抗猖獗横行的现代消费主义。她们以一种博爱的胸怀乐于像山一样思考，像树一样感受，拒绝膜拜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不仅拒绝参与人类进军自然的“胜利”大合唱，并且还大唱反调。她们不愿向生存事实屈服，欣赏的是“人性丰赡的人”——理性但不机械，诗意但不矫情。她们相信“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5]，希望过一种不是纵欲，也不是禁欲，只是理性节欲的自然简朴生活，倡导用一种关爱伦理看待周围所有的生命与非生命，寻求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
5.差异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反对固定的身份，崇拜那些能在不同人群中自由游弋穿梭的人。她们认为，现代社会将女性无限多的角色可能性完全简化为一个“母亲”或“妻子”的特征不仅不是对女性价值的承认，反而更是一种侮辱。后现代女性深谙“世上没有两片相同树叶”的道理，明了两性乃至人际间某些差异的绝对性，力图于差异中求平等，于平等中彰显自我的个性与独立。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他人、与社群、与自然的水乳交融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求与他人不同的生存风格，希望自己能勇敢地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
6.抵抗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不迷信现代父权社会所刻意树立起来的那些经典或权威，不满意她们要么是“身处其中的局外人”，要么是“边缘化的局内人”的生存现状，强烈地主张偶然性、即兴性与不求深度的表层生活，希望可以借此抹灭崇高、蔑视权威、消解神圣。她们正在创造着一种抵抗的生活艺术，“以向‘禁忌’开展和根除‘变态’的名义，选定了最为肤浅也最易借鉴的生活风格：自由散漫的态度，装饰性或风暴式的装扮，开放性的姿态与动作等等，并系统地将那些有教养的秉性运用于尚待合法化的文化(电影、连环漫画、地下读物)，运用于日常生活(街头艺术)、私人领域(性、化妆、抚育子女、闲暇等)，运用于存在本身(与自然、爱、死亡的联系)。”[6](P133) 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驳，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嘲讽，对固有模式的颠覆以及对多种存在形式的整合，后现代女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完成了对后现代主义抵抗文化特征的经典诠释。
7.游戏式生活
后现代女性声色犬马，直面生活，什么都可以拿来开心，什么快乐玩什么，对人生抱有一种游戏的心态。她们以折衷的立场融合了不同的美学模式，瓦解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隔，并且偏好游戏与反讽的态度，因此自然也就不会具有现代主义所定义的那种道德严肃感。但是，后现代女性的生活观又绝非如同爵士乐般即兴而轻佻，她们只是意欲用一种嘲弄甚至恶作剧的“游戏”方式来消除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各种如同日常生活指南般的“总体性”与“元叙事”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崇奉与膜拜。
8.时尚化生活
后现代女性虽然已经不再那么盲目地跟随时尚，但也从不拒绝时尚，在时尚面前仍是敏感的一群。但是，“对于时尚，她们有着自己的辩证法，即在承认它的商品性的一面时，也承认我们在潜意识中对它的追求。追求时尚也许是不自然的，但却是真实的，而真实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二元对立，追求真实的人与追求自然的人都是后现代女性所崇尚的有真正自我的人。”[7] 并且，在当代，后现代女性新颖独特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了时尚文化的部分受到热情的追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度模式应被消解，“现代主义的精神追求应被放弃。生活应该表面化，舒适化，轻松化，‘跟着感觉走，拉住你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6](P39—40)
三、“生活政治”的行动策略：迈向“妇女解放”的“后现代”道路？
毫无疑问，拥有新的品格、新的素质、新的观念、新的语言和新的行为的后现代女性充满了青春的力量与新奇的魅力。尽管她们常被人指责为感性胜过理性，激情超过稳重，但却是一群真正勇于冲破一切天罗地网，以一往无前的姿态与一切反动邪恶不义力量坚决分裂，以改革与变化的动荡冲击现代父权社会最腐朽堡垒的勇士。她们所追求的新生活指向是——富裕、民主、正义、平等、健康的和平社会环境；非种族主义与非性别歧视的宽容社会氛围；有保障、有自由，且具广泛选择性的多元社会生活。因此，后现代女性“不够现实”的生活方式或许确实带有过浓的理想主义特征，但却具有一种“解放”启示色彩和推陈出新的进步断裂感，并在行动策略的层面为女性彻底终结一切父权统治传统，真正创建属于她们的“解放”乌托邦，开辟出一条不同既往的“后现代之路”——“生活政治”的道路。
“生活政治”是当代西方大师级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后现代”语境中，在探讨晚期现代性转型时，合并“解放政治”一同提出的概念。吉登斯认为，作为现代“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8] 的解放政治不仅表现为打破传统非合理社会制度的全面控制，同时也表现为推翻某些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非法统治。这样，以“打破父权传统枷锁、推翻性别压迫”为旨归的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当然就是典型的解放政治实践。而解放政治虽然一方面确实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但由于其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从而使其忽略了有关生活方面的政策与决策，另一方面也使刚刚获得了“解放”感觉的人类即便头顶着“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却陷于各种现代性危机中。许多由启蒙主义所开创的伟大“人类解放工程”虽不至于像某些激进人士所说的那样已“宣告失败”或“濒临破产”，但至少正“举步维艰”于各种“悖论式”的困境之中。对于“妇女解放”来说，这种“悖论式”困境主要有四：(1)为了追求男女平等，淡化性别差异、强调“男女都一样”是必然的。而如此这般的行动后果却包括——批量制造了一群被男性标准“符码化”、“标签化”的现代“女强人”，男女平等被普遍形式化甚至异化。(2)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强调对女性的倾斜保护是必然的。而如此这般的行动后果却包括——女性传统弱者形象被继续印证，历史悠久的依赖心理受到鼓励，妇女解放由“主动争取式”向“被动等待式”消极蜕变，女性寻求解放的动机与能力逐渐被弱化、消解。(3)作为典型的解放政治，妇女解放运动至少在某些时期、某些领域会激化性别矛盾，导致男女对立甚至对抗的格局。但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妇女解放的实现又需要两性的携手共进与精诚合作。那么，如何才能将两性关系在现实中的敌对与在理想中的协同成功地统一至妇女解放的历史框架之内？这是现代妇女解放事业的又一困境。(4)作为典型的解放政治，“争取妇女的权利”一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鲜明纲领与动员妇女的有力口号。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各种艰难取得的妇女权利不仅越来越不受女性的重视，甚至还遭到了她们的质疑：“以往的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纵容妇女在政治、经济上提出无法实现的男女平等的要求，把她们都变成了女强人。妇女获得的选举权给了女性太多的自由，反而使她们不满足，以致无法结婚”[9]。这样，妇女解放事业明明还“尚在途中”，但不少女性却“意外”地选择了“不解放”的生活。这是现代妇女解放事业的再一困境。
那么，在此基础上必须继续追问的是，此种困境缘何形成？又如何摆脱？依照吉登斯的分析思路，“缘何形成”的根源在于解放政治框架下的现代妇女运动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把女性从各种具有显著性别压迫性的宏观制度中解放出来，较少关注她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经常忽略了社会微观层面大量充斥的、带有极大隐蔽性的、高度弥散化了的性别歧视现象。换言之，解放政治的固有框架导致了原本拥有丰富内涵与多元需要的妇女解放被简化为“妇女自体制下的解放”，更深层次的“妇女在生活中的解放”没有受到应有的特别重视，从而使现代妇女解放事业基于微观生活层面上的解放动员缺乏与行动滞后，必然陷入到“悖论式”的困境之中。而继续沿着吉登斯的思路，现代妇女解放事业要摆脱困境，最为关键的就是必须在行动策略上走出解放政治的框架，沿着一条由生活政治开辟的“后现代道路”勇敢前行。
所谓“生活政治”，根据吉登斯的定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的和选择的政治”[10]。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是为解放主体提供自主权利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解放主体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行使自主权利，即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而实现解放的政治。在生活政治的框架下，妇女解放可以不再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体性社会运动——它可以表现为女性个体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调整和选择以及一切有利于自我实现的生活和行动；妇女解放的集体行动当然也会存在，但将妇女团结起来的已不再是过去抽象的所谓“妇女的共同利益”，而是她们跨越阶级、阶层、种族、民族、职业等界限就某一事务所达成的共同价值观念；妇女解放的政治要求和表达也不再总是围绕着某项特殊的经济利益而展开，只要相关于生活，相关于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调整，哪怕它们通常被传统视为卑微、视为庸俗，都可以成为性别政治的合法内容甚至经常性内容。因为就目的而言，生活政治本来就是“力图把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纳入政治议程，扩大政治关注的对象的范围”[10]。
毫无疑问，生活政治框架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将使任何哪怕是最隐蔽、最深层、最顽固的父权结构形式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清算与进攻，妇女解放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层面都将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行动空间。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种产生于后现代背景之下的政治，“生活政治”与“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天然地存在某种紧密的“交互”式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生活政治的勃兴带来了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流行，恰恰是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流行带来了生活政治的繁荣。换言之，选择了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女性正是生活政治的勇敢践行者：她们唾弃本本主义，拒绝封建教条的缠绕与干扰，欢迎任何出于公益的新的救亡与启蒙，力图从根本上改造现代父权世界。她们注重自己的心中之物，对所谓传统的废墟与父权意识形态的训导视而不见，造新逐异、一往无前地为快乐与刺激而生存。她们标榜自我的“蔻”样个性，“我有，我可以”、“我选择，我喜欢”决定了这是一群自我意识强烈的女性。她们总是刻意地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段美感的距离，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如下的新规则：新知胜过经验，行动优于思想；敢于挑战权威是一种美德，务实、效率与灵活应变是能力的证明，经验与传统在这个日渐创新的时代愈发贬值。
这样，选择了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女性以一种浑然天成的方式把握住了生活政治所强调的“自我选择、自我认同、自我发展”的灵魂真谛，同时还在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恣意颠覆中惬意地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宣泄与潜意识中的释放快感，即植根于生活、沉淀于经验的“解放”感知。因此，女性的后现代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作为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不仅可视为现代妇女解放事业的“后现代”成果，同时反过来亦构成了后现代语境下妇女解放朝向生活政治的道路继续前行的重要推手。
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沿着“生活政治”的道路，女性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是否能够开辟出“妇女解放”的“后现代”道路，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是“妇女解放”的天堂吗？对此，不少现代主义人士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在他们看来，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想主义”色彩过浓，面向生活的性别政治行动策略不仅缺乏宏观的制度批判与设计的勇气，甚至已然丧失了追求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就算这种生活方式也能被勉强称作妇女解放的后现代道路，它在理论上也已经没有了现代妇女解放理论的那种坦荡的大破大立，对父权文化的批评、颠覆和调整总是带着无奈的暧昧情绪，所以在实践上也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信仰的缺席与“妇女解放”乌托邦的坍塌。
或许，这些关于女性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口诛笔伐”确实有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地显示出现代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深得“后现代”强调平面化与即时性体验深层符码精髓的后现代女性确实拒绝了现代主义赋予“妇女解放”的各种“意义”与“深度隐喻”，但她们是以行动、以生活质疑旧的世界，且并没有把它彻底抛弃——她们只是对其进行重新思考或者重新编码，所以看似“躲避崇高”，但却从未真正远行。她们赋予了自己摧枯拉朽的权力，毫不留情地宣称父权社会的腐朽性，力图通过感性而具体的生活书写“妇女解放”的新历史。她们对于现代妇女解放事业的解构既是摧毁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她们实际上是“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11]。与此同时，如若正视现代妇女解放事业所处的种种困境，正视两性对现代父权社会生存事实的深度屈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视缺乏创意的生活、人云亦云的生活为常态，那么就完全有理由为这些后现代女性而欢呼、振奋，认同她们这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也不失为当代女性的一种健康选择。诚如她们通过自己勇敢的生活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朴素真理：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那么迈向“妇女解放”的“后现代”道路又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呢？
收稿日期：2010—1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0BKS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