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缅怀先驱，迎接未来——关于建国初期北京市高等教育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先驱论文,教育工作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
五十年来，北京高等教育工作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艰难曲折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曾经在北京高等教育战线长期工作过的干部，为了纪念新中国高等教育50周年，缅怀北京高等教育战线的先驱者，同时也给现在高等教育战线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情况，做好当前和今后工作，现谨通过个人回忆和查阅资料，对建国初期北京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历史回顾。
一、关于私立高校转公办的问题
五十年前，北平解放以后，我们党在高等教育方面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稳妥地把北平原有的高等学校接受下来，使它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这项工作我们党做得非常成功。首先，在北平解放前夕，我们党对这些学校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使它们免遭敌人和战火的破坏。在地下党领导下，各校成立了护校委员会，组织群众在校内巡逻，严防敌人破坏，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北平城，对北平实行战术包围。12月1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追击敌人进入颐和园和圆明园之间的平川地带，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猛烈炮击。当人民解放军了解到前面就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时，他们为了保护这些高等学校的名胜古迹，迅速绕开这些地区，从万寿路以西打开通路，绕道前进，于14日下午占领丰台，完成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包围。毛泽东主席得知清华大学一带发生战斗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 以军委名义急电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请他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 燕京等校及名胜古迹等。 17日，毛泽东主席又致电东北野战军，要他们保护沙河、清河、海淀、西山重要文化古迹区，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工学生联系，和他们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三天之内，两封电报，可见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保护北平高等学校和名胜古迹的重视和关切。其次，对高等学校实行了“一般地维持其存在，迅速复课，逐渐进行必要的改造”的方针。当时北平共有得到国民党当局认可的高等学校13所，其中公立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等6所， 私立学校有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和接受外国津贴学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7所。 此外还有几所未曾得到国民党当局认可的学校。对于公立学校，我们在摸清基本情况以后，逐个予以接管。接管时一般宣布：1.由原校政当局维持校政，条件成熟的成立校务委员会主持学校工作。2.取缔反动党团组织，取缔训导制度，取消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3.教职工维持原职原薪，学生发给人民助学金，学校经费照旧划拨。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学校秩序，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对于私立学校，我们原来希望它们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可是后来这些学校经费发生严重困难，在校学生大量流失，它们实在难以为继，纷纷要求人民政府接管，有的学校提出要求达五六次之多。我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学校实行接管的。对于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如辅仁大学，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中国私人举办的高等学校对待，在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和《共和纲领》的条件下，可以继续办下去。可是天主教会企图继续把持辅仁大学，阻挡学校的进步和发展，兼以停拨补助经费相威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才于1950年10月接管了辅仁大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针对美国加剧对中国的敌视破坏活动，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育部根据这一决定，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会议指出，要根据学校具体情况，采取政府接管、改为公立或者维持私立、政府补助等不同办法进行处理。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在美国津贴断绝后，没有其他经费来源，才由政府接管改为公立。现在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解放初期私立高等学校完全由政府接管，而没有保留一部分私立学校？实际情况就是上面说的那样。当时并不是不想保留一部分私立学校，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或者说缺乏私立学校存在的必要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觉得这样看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二、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
学习苏联，是1952年以后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当时帝国主义敌视我们，对我们实行封锁。世界大国中只有苏联对我们友好，而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革命胜利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向苏联学习。正如当时的文件所指出的，“不学习苏联经验，我们不但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正式近代化的工厂，同样也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真正先进的高等学校。”所以当时提出学习苏联是正确和必要的。
问题是如何学习。1952年底，蒋南翔同志任清华大学校长，1953年9月，兼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高校党委）第一书记。 他到清华不久，即提出坚持正确地学习苏联。所谓坚持正确地学习苏联，我体会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坚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这点决不能动摇；第二，在学习苏联经验中要注意和中国及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清华大学和北京其他许多高等学校当时都很重视这一问题，因而教学改革迅速取得进展和显著成绩。但是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缺乏经验，工作中也曾发生一些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缺点错误，高校党委及时抓住这个问题，于1955年4 月，专门就北京高等学校学习苏联，试行“教师工作日及教师工作量”制度中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向市委作了报告。同年7月， 蒋南翔同志代表高校党委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8月，蒋南翔和高校党委第二书记杨述、 副书记宋硕联名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文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学习苏联问题上的缺点，在于缺少具体分析，不正确地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有些措施在苏联高等学校是正确的，但是不适合我国情况，我们机械地抄袭过来，因而发生了问题。另外，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问题上，不同的科系具有不同的情况。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方面，要在较大程度上把苏联先进经验尽量移植过来。因为我国新建的重点企业，大部分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的。只有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才能适合我国工业建设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某些最新的科学技术部门，如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技术以及某些最新的国防工业，更是迫切需要好好向苏联学习。而在农林、卫生方面，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则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和苏联经验，更多地独立研究中国的情况，总结我国的经验，富有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他们还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方面，但并不是它的唯一内容。我们还要向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在教学改革初期，我们曾经着重批判盲目崇拜英美的殖民地思想，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而拒绝采用英美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用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出版的好的教材和书籍，我们应该参考；他们如有好的工作经验，我们应该适当地加以采用。例如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充满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讲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卓越的见识和无私无畏的勇敢精神。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从学习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开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就是学习外国高等教育经验，使外国高等教育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不断有所创新的过程。现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空前活跃，下个世纪会更加繁荣。如何正确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问题又提到我们面前。因此，蒋南翔等同志关于学习苏联的这些意见不仅在当时使人振聋发瞆、耳目一新，对北京高等学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今天和今后更好地学习、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重要指导意义。
三、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关系，把保证培养学生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这是蒋南翔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1953年3 月他到清华大学工作刚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在向习仲勋、杨秀峰、中宣部、北京市委并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把保证学生具有高度质量的问题，提到首要的地位。单是增加学生的数量，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把广大学生培养成为真正合格的工程师，少出以至不出废品，那就不很容易了，就决不是像办一个短期政治训练班那样简单。
北京市高校党委在北京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在1955年前后。那时“一五”计划开始不久，高等学校特别是工科院校招生人数急剧增加，而教师不仅数量少，而且对参照苏联高等学校模式设立的教学组织、制定的教学计划、开设的课程以及使用的教学方法等都不熟悉，基本上需要从头学起，困难很大。再加其他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跟不上，因而在学校方方面面都引起紧张，集中表现是教师、学生负担过重，教学质量受到影响。高校党委干部到学校进行调查研究，访问新老教师，与学生座谈，发现了这些问题，及时向杨述、宋硕同志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重视。1955年5月， 高校党委向市委写了高等学校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情况及其原因的调查报告。1956年6月， 蒋南翔、杨述、宋硕联名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把这些问题归纳为数量与质量问题，指出切实有效地解决高等教育工作中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是当前高等教育战线上最重要的方针问题，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解决的一个先决问题。同年9月， 蒋南翔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为提高教育质量而努力》的发言，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文章和发言的中心思想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事业要有更大发展。解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数已从十一万余人发展到三十八万余人。今后还要有更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提高质量的问题，现在却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不但要求干部的广大数量，而且更要求干部的高度质量；因为在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比发展数量更困难，可是更重要。如果我国高等教育只有数量上的增长，没有或很少有质量上的提高，如果我们长时期不能依靠本国培养的专家来独立解决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关键问题，如果我国的科学技术长时期内远远落在世界各个工业先进国家之后，那就将给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的落后，意味着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能独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提高全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杠杆。
他们的这些话是四十多年前讲的。现在读来仍然感到他们的远见卓识，感到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忠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之心。现在，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提出了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观，表明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认识更全面，更深刻。这是当代高等教育工作者在过去高等教育工作艰苦探索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回顾一下这个探索过程，了解一下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高等教育工作可能不无启发和帮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此，我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50年的回顾，改革开放的近20年应该是重点。我因为了解情况有限，着重讲了建国初期北京高等教育工作的几点情况，作为对新中国高等教育5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