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电报论文,重构论文,政治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新媒介与时空感的变化 晚清五口通商之后，先是在上海与传教士合作译述，后为太平天国言祸逼走香港，却因此得以游历英伦、眼界大开的王韬，伴随着身体的流动，他的空间感也为之一变，且与新媒介紧密相连： 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① 毫无疑问，这位新型士大夫念念不忘的是“政治空间”。虽处江湖之远，忧的是“中州大势”。新媒介重塑了时空，“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历环瀛之远，视万里犹如咫尺”，于是，“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甚至“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似乎春秋时之列国”。 对王韬们而言，早期“全球化”的体验蕴含着特定时代的切肤之痛：这是“不得不然”的“中国一变之道”。不得不变，首先是因为危机变了，所谓“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原来“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而今“时异势殊”，天时人事都得面对“以大海为门户”的西方诸强国。 王韬的感受并非个案。 新语词即是新媒介，它中介、促成着人们时空感的变化。大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伴随从“夷”到“洋”的转换，“外洋”对“华夏”的全方位入侵，于日常新语汇中即可窥见。从“洋人”“洋行”到“洋楼”“洋文”，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心目中，“远洋”已开始在时空序列中找寻着新的等级排序。②由“夷务”变为“洋务”，晚清政治空间的重心转换，已预示了整个王朝秩序的动摇。 然而转换绝非王韬所见的那样简单。晚清时局的一大特点，就是边防海防往往同时紧张，也更难说有“全地球合为一家”式的乐观。而且，“由西北以至东南”横向空间的重心转换，显然还围绕着一个中心。 那么，此处关心的问题是，此种新媒介对晚清政治空间的重构是如何发生的？特别是，电报作为电子媒介源头，又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经营最为成功”的一个项目，③当它的滴答声在晚清上空回响之际，帝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边缘”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中心”在哪里，谁又在“边缘”？电报网络是如何叠加、嵌入并改造着既有权力版图的？它在横向与纵向上引发了政治联系的哪些变化？王韬所见的那些政治力量，包括他自己以创办报刊方式投身其中，彼此间在发生着怎样的拉扯与纠结？ 身处互联网时代，新媒介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deloca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已是老生常谈，但沉潜入具体时空的历史之旅，却提醒我们抽象理论永远有着自身的想象边界。 本文对晚清电报的考察采取更为辩证的视角，认为新媒介同时展现了“去疆(地)域化”和“再疆(地)域化”“离心的”和“向心的”，以及“虚拟的”也是“实体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拉力与趋势，在此过程中，权力中心不得不分化但也同时历经着“再造”。这些与“媒介”紧密交织的维度，诸如地理、实体、虚拟、流动以及制度等，它们作为特定实践活动的有机构成，也渗透在本文对“空间”(“网络”)的理解之中。由此出发，所谓晚清电报对政治空间的重构，就蕴含着多重景观或多种可能，比如“中心”与“边缘”的转换、旧中心的强化或分化、新中心的崛起或转化，乃至新旧中心的并立与鼎立，等等，本文将此多重景观置于全球空间、网络空间以及流动空间④下进行仔细打量，所谓“中心”，就是指在空间关系诸如位置、方向与距离的等级体系中处于最优势地位的节点。 进而，新媒介与空间权力勾连的多种可能的实现，也是与旧媒介网络之间互相叠加、交错抑或分庭、抗礼的过程。用“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说法，“任何文明的基础是它与命运中创造的或不得不再创造的环境之间生命攸关的无限重复的联系”，因而，“人所受到的他的社会联系之网的束缚与他受到的空间束缚一样大”。⑤反过来，新媒介对“空间”(包括旧媒介)的重构，也即是对特定“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新编织。二者作为与命运攸关的“环境”的“创造”与“再创造”，自然也是观念或文化的叠加与交错、对抗与更新之过程。 全球空间与王朝秩序的裂隙 “飞线”是因电报出现而产生的新词，首见于清廷与西方各国公使的往来照会中。事实上，直到1880年代之前，“电报”这一指称新传播技术的语汇在当时中国人的表达中还较少使用，早期的用语有“铜线”“发铜线”“铁线”“通线”“电气线”“电线”等，其中“铜线”与“电线”的出现较为频繁。正如“马上飞递”被用来形容王朝引为荣耀的官方传播系统——驿传，⑥称电报为“飞线传音”“飞行投递”，无形中既透露出对这一新传播技术驾驭时空能力的叹服，也隐含着从旧有传播制度出发对新事物的想象路径。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这种想象有一个近乎“盲点”的存在——海洋。据考源于殷商的邮驿，自古以来就以步行、传车和快马接力的方式，驰奔于广袤的陆路之上，魏晋时代出现了制度化的“水驿”和水陆相兼的邮驿，但船只也是往来于在内陆的内河之中。换言之，在1871年由西方人铺设的海底电缆真正出现在清廷沿海之前，“飞线”对空间的重构，在清廷朝野官员乃至绝大部分士人的想象中，不言而喻地瞩目于大陆本土。一代名臣曾国藩1867年就称西人请办海底电缆的要求为“志大言夸，颇近虚妄”，怀疑中有几分“望洋兴叹”的无奈，“在彼苟确有把握，亦何必先为关白”。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磁电报发明者莫尔斯早在1838年就把电报比作“通讯神经”，预言了一种通过消息传播“各地毗邻”的“地球村”前景。⑧ 1858年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此种想象达到高潮。诸如“世界发明”“亲密联结”“国际规则”之类的语词，频现于那个年代由新媒介引发的“普遍联系的乌托邦”话语中。⑨ 及至1860年代中期，由电报联成“地球村”的想象逐步地走向现实。除了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重新铺设之外，英国组织了东方电报公司，凭借其海上霸权将海底电缆穿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并准备直达香港、东南亚；北欧的一些电报公司也合并改组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试图经俄国西伯利亚向东亚扩展。⑩ 在晚清政治中枢，英、俄、美、法等国驻华使节，也已频频以各种方式，或照会、或劝诱、或表演、或试探，力图使清廷接受这一新传播技术；来华商人也在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向督抚关道提出要求；一位英国商人甚至已迫不及待地在吴淞至上海间架设了电报线，尽管随后“被乡民将电杆悉行毁去”。(11) 在西人屡请、清廷屡拒之后，“同治九年定章”(后世也称“1870年协议”)作为两种空间观念角力的结果，为西方人将电报“插入富庶帝国”之中打开了一道制度上缝隙。 该政策的核心思路是试图为电报划定海陆边界，“禁阻”陆线设置，但“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固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中国沿海内洋，可听其在水底安放。惟线端仍不得上岸，俾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庶界限分明”。(12)这一变通方法远可追溯15世纪末明朝之“海禁”，近与“租界”设立的思路相似，以为划定界址不许洋人“逾越尺寸”就可“永远相安”。(13) 清廷着眼于地理空间隔离下的一个制度裂缝，旋即将古老帝国纳入到了现代通讯的世界性网络之中。 1871年由丹麦大北公司主持的清廷沿海海底电缆竣工。伴随这条经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各口岸，通至上海的电报电缆的建成，在当时上海，北经日本长崎至海参崴可与俄国通报，南经香港可与欧、美通报。海洋不是终点。清廷近海电缆铺设之前，美国旗昌洋行就建成了一条租界内的陆路电报线。其后，在上海工部局、公董局与各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在大企业内部，也都纷纷设立了专用电报线，并通过口岸码头与水线相通。(14) 西人电报公司备忘录中的“领海”一词，无疑是近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观念和制度表述，自海通以来，至少清廷高官群体可能对之已不算陌生。 1864年初，总理衙门即依据“内洋专辖权”成功处理过一次海运纠纷，其后更是将丁匙良所译《万国公法》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其中即有“管沿海近处之权”专节，(15)甚至，1880年代初，李鸿章就如此为早年政策辩护：“查万国公法傍岸十里之海，皆隶属本国版图。中国初许英商于海边设线，原为力敦睦宜起见。”(16)但是，熟悉归熟悉、使用归使用，“内洋”和“领海”的不同表述，还是折射着根本不同的空间观念。“内洋”的理解坐标，立足点依然是大陆。“同治九年定章”之所以成就洋人，也因在主事者以己度人的揣度中满眼只盯在大陆，以为“海底之说，皆其变计也”。(17) 因而，王韬所洞见到的晚清从内陆到海洋的空间重心转换，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地理位移。 哲学家黑格尔曾论及中国人面对海洋的态度：“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18)在漫长的王朝演化中，地理与文化早已进行了持久的互相编织。有研究者如此总结，“中国社会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而且运河所经过的都是开垦地区，它的组织可以与农村行政相协调。海运却是一件独立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行为。”(19)事实上，清廷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就与海洋发生过一次“积极的关系”。1826年酝酿已久的“漕粮海运”成功实施，千余艘商船将百余万石粮食从上海顺利运抵天津。然而，废运河行海运，有所谓“木龙断，天下乱”之忧，(20)与运河、木船相联的，是一整套从象征到实践都维护着“真龙天子”的空间组织模式。在对“天下乱”的恐惧下，清廷草草终止了这种尝试。 同样，当“飞线”实际上已将晚清纳入到一张新的世界通讯网络之中的时候，权力掌控者依然深陷在旧有的“社会联系之网的束缚”之中。从历史情境出发，与其说“束缚”不如说是自觉地经营与维护。就地理而言，这张旧有之网有一个“中心”占据着极其突出的位置，这就是由紫禁城层层外扩而成的帝国京师；就信息传播而言，有学者将这一网络描绘为“枝杆型”或“丁字型”，信息总是从最高权力中心，沿水平或垂直的渠道在统治集团内部流动。(21)1865年总理衙门要求各地将军、督抚“密为防范”洋人设电报的函件中，对此已表达无误：“中国地势与外洋情形不同，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制肘。”(22)所谓“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递到”的端点，无需言明地是在京师、皇权和地方官员之间，“飞线”就被想象为对此空间网络“倍形制肘”。 在电报“闪电式传播”的映照下，京师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以及皇权中枢与远隔重洋的重臣之间，原有的联系之网和空间组织模式，已切实显示出了其“束缚”的一面。 1875年前后因琉球渔船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在军报传递上远逊于外人，以及稍后西北的中俄危机、西南的中法战事，清廷权力中心已切身感受到信息传播情势上发生的重大倾斜：赴俄谈判的曾纪泽的电报一日便到上海，但驿传至京却费十日。“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23)清廷电报态度和政策的“一变之道”，已是“不得不然”。 从另一个角度看，清廷权力中枢在空间上之“退”，正是西方人之“进”。据说清廷近海海底电缆铺就之际，莫尔斯曾在纽约出席中美间通过伦敦中转的第一次通报。在华西人隔着大洋表达了对发明家的敬意：“莫尔斯教授能够生见电报交通中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并刊登了电报全文。(24)“最伟大的成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电报在中国的使用，是同苏伊士运河通航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大事。(25) 将晚清近海电缆与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是把西方与清廷的联系，置于全球交往的背景下看待：在运河(和蒸汽船)大大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的同时，(26)电报又将跨洋信息传播从航运中分离出来。信息与运输(transportation)的分离，并以消除时间限制和地理障碍的方式得以传播。并非巧合，empire(帝国)和imperialism(帝国主义)的词汇，也正出现在1870年代。正是凭借电报的技术特性，西方国家由殖民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帝国中心加速了与殖民地边缘的联系，并摆脱了原先依赖于印刷、通信和航海的脆弱性，“边缘”已像“中心”一样强大。(27) 与苏伊士运河联手，电报加速了对晚清与西方贸易关系的重构。1870年代之前，晚清商人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尽管存在着不等价交换，但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基本上由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而凭借着运河、汽船和海底电报，在英国本土的商人“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贸易的局面”，因为“只要打出一个电报”，“便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要的任何订货”，从而诸如丝茶这样“重要大宗货物的价格”，一变而成“是在中国以外决定的”。(28)此等“市情朝暮反复，洋商操纵自如”的另一面，就是“自洋人设立电线以来，华商日困”。(29) 口岸敏感士商们已敏锐地意识到，跨越大洋而来的电报实联结着一整套殊异的社会组织模式：“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30)郑观应在商言“商”，落笔却是一种天然的政治视角：“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31)通过“纳税”这一中间环节“寓兵于商”，西方人“富”与“强”的关系昭然若揭。 王韬、郑观应们所表述的电报之于“自强”“富国”的意义，实际已指向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一种新的“文明基础”，是对“环境”“生命攸关”的“不得不再创造”，从而实现对“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新构造。王氏指出，“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32)郑氏则就设电线呼吁，“若中国毅然举行，推广其用，更与商民传信，酌费照收”，则“收入源源不绝，利赖无穷，诚益国便民之要务也”。(33) 因袭电报而来的空间转换已是不争事实，清廷权力中枢的再造，也成无法回避的紧迫需求。1877年10月，全长95里(从今日的台南到高雄)的台湾电报线完工。具体主事者对“电报之利”说得很清楚：只要“起止由我、操纵由我”，就能避免“太阿倒持”；其利首在“军情可瞬息而得，文报无淹滞之虞”；如中外事端发生，“电报卯来，精锐辰集”，军事上胜负之券可操；当有“内”事肇生之时，官方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闻萌蘖，夕压重兵”。(34)频频出现的“军情”“文报”“精锐”“重兵”之类的语词，后来被凝练为官方一句通行表述：“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35) 事实上，除了边疆，督抚重臣也已在权力辖区内试办。据史料记载，1877年6月15日，连通李鸿章行辕至上海制造局的上海电报第一次发电。电文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36)对“飞线”传播时间的检验，密切联系着“行辕”的特定空间，这与莫尔斯在国会大楼里将第一次电文献给对上帝的惊叹(“What hath God Wrought”，“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再造”权力中心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意图，从未离开晚清电报的左右。尽管围绕新媒介，权力的组织方式和具体行使方式，都已发生重要改变。 网络空间与权力中心“再造” 有趣的是，王韬所谓的“由西北以至东南”，恰好可看作是对晚清大陆电报创办极适切的空间描画。西北的中俄危机、处理中的信息传递落于人后，是最直接刺激。就架设线路而言，选择的却是沿海从天津到上海。这一线路，在请办者李鸿章眼中，上升到关乎整个帝国安危的高度，“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37)“北洋南洋”的话语，有意无意间也隐示了电报对清廷官方联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重塑。 1881年夏，津沪两端同时开工，沿运河迤逦而建。10月28日南北两线工程在山东境内会合。12月24日全线始行试通。四天后，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沿线各局试运行。(38)这一天，65年之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中国电报事业诞生之日”。 津沪线的开办和建成，《申报》称之“实为中国五千年来之创局”。(39)从传播的角度看称“创局”也不为过，这不仅是指在广袤大陆的南北之间，第一次建立了一条能够控制时间、跨越空间的现代信息通道，更在于它进一步动摇、重构了古老帝国沿袭已久的权力网络。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由津沪线始，晚清电报从连通外洋向内陆各个方向扩展，短时间内迅速建成了一个新的信息传播网络； 其二，津沪线建设伊始就定下了“官督商办”的策略，尽管尚多窒碍，商人却已深度卷入到信息传输的核心权力空间之中； 其三，也是由津沪线开其端，来自“行辕”和“商民”的信息，尽管存在等级不同，却有史以来第一次能以最快速度在同一传输网络上并行不悖。 一句话，在“火轮舟车”带来了俨如“春秋列国”的局势之后，电报更是大大加速了清廷的权力分化。 然而，权力分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再中心化的运作。甚至，分化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建中心的一个“意外”结果而已。 津沪线的选址本身就蕴含着与既有权力网络相叠加的意图，也指向与旧有网络重叠的中心——京师和皇权。“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40)对自隋唐经济中心南移而形成的漕粮北运而言，京杭大运河无疑是关乎“首都供给”极端重要的生命线；(41)作为“监视边疆”的驿传，更是自古隶属兵部，“置邮”是为“传命”，驿递乃“天下之血脉”，“血脉不容一日稍郁”；(42)京师皇华驿作为京城大门，处于这个网络的最中心，以其为起点，直隶驿路的五条干线分别向东北、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五个方向延伸，所谓“全国无驿使不经直隶，直隶无驿路不为冲途”，其一省经费即占全国的六分之一。(43) 津沪线的具体选址，正是沿大运河“迤逦而建”，其之所以暂避北京，是因主事者“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44)然而等不及“风气渐开”，电报已逐段“侵入”京城：先是设至通州再“逐渐接展至京”，电至通州则“专马驿递，勿得片刻稽迟”；(45)随即在权力中枢谋划下，在步军统领衙门、户部、都察院、顺天府、内务府、奉宸苑、仓场侍郎等诸多衙门的配合下，“飞线”于1884年接入京城，实现了与中枢的连结。 没有网络支撑的“中心”很难称得上真正的中心，而中心的再造，也就是整个网络重构的过程。津沪线两端同时向东北、华中和华南方向延伸，仅三四年间，另外两大干线——由南京至汉口的长江线、由上海至广州的沪粤线相继建成，晚清电报网络的骨架初成。继而，从北京、汉口、广州又再次向内陆地区西北、西南等地延展；进而，不同区域的电报网络之间又实现了彼此连通。大体到1911年，晚清共建成电报线10万里，遍及青海之外的所有省区，(46)基本构成了一个连接主要商业城市和战略要地的新的通讯网络。 作为最早的电子媒介，有线电报在点对点的信息传输上，与驿传似无二致，同为星形网络，但两者传播模式还是有根本不同。驿传将人力、畜力发挥至极限，但同时也高度受制于地理情状，而电报网络的干线连接点之间，却能够通过彼此间的组合摆脱地理限制。(47)因而，当电报网络展布于清廷大陆之际，“全国无驿使不经直隶”的局面、只有一个最大中心的传统星形结构已发生变化。早在1890年代初，清廷电报主事者就已指出：“一切要政朝发夕至，消息灵通。而事务之繁，责成之重，则以京城、天津、上海为转递各省及东南洋各国之枢纽。凡有总理衙门传奉谕旨，以及各省督抚、出使大臣来往官报，无不由此三处传达。”(48)话语间充溢着再造中心的自得，却也揭示了全国性信息中心的分化。 就官方通信而言，天津、上海两座城市成为朝廷信息传播中心，津沪线之前就已成定局，但正是电报的出现，其中心地位才骤然凸显，电报体制也为之迅速调整。就天津而言，姑且不提政府从南方所得的所有税收和贡粮几乎都由传统沙船经大运河运抵天津，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津后，下辖地方的文报就汇集于此，同时靠轮船传递的入京文报亦由津转递。上海的地位更因“通外洋”而尤为重要。1875年清廷派遣驻外使臣之后，因外洋轮船往来“皆停泊上海一口”，故在沪成立上海文报局，专辖驻外大臣与国内通信。(49)特别是1871年清廷沿海海线铺设之后，西方人就以上海为坐标，划分了彼此的势力范围。换言之，上海本身也成了西方各国在华角逐的信息中心。曾有士大夫如此表达：“电线近今遍行天下，而黄浦滩为天下之总汇”。(50)为抢占这一要地，原本津沪线创办之初设电报总局于天津，上海只是六处分局之一，电报入京前后，主事者即撤销天津电报总局，改设北洋官电局，总辖天津及以北官线，(51)在上海设“中国电报总局”，实行“官督商办”。 以“官督商办”再造中心的清廷电报政策本身，也引发了离心的趋势，形成了官电与商电并存、分据的电报网络。 商人介入首先就将一种不同的空间想象与规划直接带入到与清廷相争的位置。例如，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在负责招商事宜时直言不讳：“为海防计，固宜先设津线；为商务计，亟宜添设江线，庶江海联为一气，呼吸相通”；(52)津沪线自北至南绵亘三省，“所经之地，绝少商贾码头，其丝茶荟萃之区，尚无支线可通”；(53)相反，在江浙和汉口长江沿线一带：“汉口茶市所聚，浙西丝斤所出，宁波亦徽茶口岸，三处商人，事关切己，商询情形，另思禀请设线者接踵而至。”(54)津沪线之后，沪粤线招商章程十条，其中之一即是商人明确表明“切己”的空间利益：“道里宜先约计也。查自江苏省苏州府经浙江……以达广州，似可按沿海州县驿站设线，杭、嘉、湖三府丝商码头，必得绕由经过，以顺商情。”(55) “绕驿道以顺商情”，晚清电报网络对空间的重构可谓亘古未有。不仅沪粤线，西南、东北及华中电报的举办过程中，也大致遵循有“商情”之处则给予“俯顺”的原则。仅以西北电线架设为例，由直隶保定府至陕西省城西安，商埠较多的一段归电报总局集股承办，西安经兰州至嘉峪关一线则由陕甘官办。(56)换言之，重大军情要政的信息传递，已不再如原来由驿卒佩以“黄金眩目”的驿符，在地理空间上层层转递；原来处在整个驿传网络的最核心地带的直隶，所谓“无驿路不为冲途”，现在于电报网络中则由商人以“股东”身份据守，且面向商民开门营业。 “官电”“商电”并存于电报网络之中，其空间划分的大体原则是，凡“商货稠密地方”，线由商建、设商电局；边疆内陆地区，则由清廷“特准”地方官员架设官线，设立官电局。在最终建成的晚清电报网络中，官电局155处，商电局239处，就线路而言，商电分布在沿海和内地的工商城市间，且与外洋相连，官电则多在联系边疆地带，各自辖有4万多里的线路。(57) 空间上并存并非意味着权力上的对等。天津电报总局成立之初出台的《创办电报局招商章程》，就已明确表达着“官”在空间网络中的主导地位：电报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58)电报入京时官电与商电在空间上的等级区隔，也是明白象征：一路“专递官信”引入总署，一路“用便商民”置于城外；紫禁城的城墙依然是官、民区分的森严界限，城内者称“官电局”，城外者称“商电局”，且官商两局随后就有名称上“内局”“外局”的分别，这正是朝廷“内廷”“外朝”政体制度的延续，与驿传体制下的“廷寄”“明发”一脉相承。(59) 空间上的等级划分也体现于递报的时间等级之上。电报局制定的递报等级规定，一等电报为头等官报，二等是电报局往来电报，三等是加急加费电报，四等是一般收费电报。 所谓“头等官报”是指：“凡奉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请于报信纸面盖用关防，居中验明，随到随发。”(60)这个基本等级的划分，直到清末一直未变。甚至官报还有扩张。在清末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之际，清廷新定《各省报灾电报暂行章程》，将“头等官报”权限下放至“道府镇将以下各文武官员”，准其就“非常灾变”事项使用“一等加急”发报，提前至各等报之上，并照半价收费，而对“非常灾变”的定义是，“遇有大队贼匪窃发，攻犯城邑”；“或聚众滋事”，最后才是“洪水暴发等情事”。(61) 这一扩张显示，某个空间只有与朝廷“调兵遣饷”发生密切关联时，其重要性才能为中心所承认。前面提及清廷关于“电报枢纽”的自得话语中，只字不提两大干线节点——汉口和广州，这绝非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二者的地位非同一般。以汉口为例，1895年甲午之战日军占领威海关头，清廷紧急设线从西安至襄阳，以备京津沪线一旦被阻，京师仍可经保定、西安以至汉口、上海，保持南北联络畅通。(62)不仅仅汉口，几乎所有的“商电”所及之处，在晚清电报网络中都居于这种地位。因而，当清季全国局势处于岌岌可危之际，将所有商电统一收归“国有”、地方官电统归中央，便是合乎逻辑的“再集中化”策略。 综之，军事始终是清廷利用电报重构政治空间的核心着眼点。“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这一观念也始终渗透、主导着晚清电报的布局、管理及具体的传播过程，保证了作为信息生意的电报，从属、服务于朝廷的军事、政治控制。早在1892年李鸿章为保证线路安全而订的处置律令，正是“比依”驿传：“不论官电、商电，是窃、是毁，不计赃数，但经拆断，均请比依驿站马夫处送公文事干军情沉匿者杖六十徒一年例，拟杖六十徒一年”，严重者处斩首刑罚，“比照土匪滋事从严承办”。(63) 尽管直到临近覆灭之际，清廷才开始在新军中以建制化方式组建电信部队，(64)但已经嵌入到朝廷权力中枢的电报网络，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从军事上保证了“中心”的稳固。 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曾专为电报司职人员请功，认为战争期间，“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65)有研究者指出，全国电报网的建成，加强了清廷军事、政治信息控制能力，自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外侮日深、国内却一直没有太大动乱，一定程度上与借电报“闻讯立动、消患于未萌”有很大关系。(66) 内政如此，外交也如是。晚清电报网络事实上已成世界电报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际电报的接线区域遍及沿海与边疆，接线国家也包括了丹、英、法、俄、美、日、德、荷及朝鲜。 曾有研究者指出，大体在1860年代前期，伴随李鸿章及其一批专心于国家事务的“新官僚”的崛起，在上海进行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一个时代结束了”，也即“个人外交”和“地方自行决断”时代的结束。(67)而“新官僚”们包括总理衙门这样的新型机构，之所以能“专心国家事务”，正是倚助于电报。换言之，因应电报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的横向联系更深地介入到晚清政治运作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介入因有了电报网络逐渐被纳入朝廷中枢。 在垂直联系强化的同时，电报网络也加强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横向联系。 帝制中国的王朝历来都强调中央与行省之间的垂直联系，除了与自然屏障相伴的交通不易的限制，例如大部分省界是山脉、湖泊和河流，更重要的则是对“横向结盟”和地方主义的防范，(68)驿传网络一个中心的星形结构，也是为此设计。李鸿章请办津沪线奏章中所谓的“自北洋以至南洋”亟需“通气脉”的说法，已显示了晚清变局中的跨省控制问题，特别涉及诸如兵工厂、纺织厂、冶铁厂、矿务局等大型项目的运作方面，电报为督抚重臣之间的沟通所倚重，也是自然而然。最为典型的当属1900年庚子国变中的“东南互保”。在朝廷信息到达地方大大延迟的同时，南方诸省的电报联系却畅通无阻。电报局督办盛宣怀频频致电“东南三大帅”，在其与上海的英美诸领事间联络磋商，达成“互保”意向；其后，又先后电联江西、浙江、山东、四川等各地督抚，将“中南”“西南”纳入“互保”范围。盛本人被谀奉为“此等通天澈地手段，无人能为”，“国不遽覆”，盛“实总其枢纽”。(69)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10年过后，绵延了两千余年的王朝帝制就“遽然覆灭”。同样发生在1900年的电阻皇储废立事件，已充分显现出在官方通讯之外，清廷社会亦有了某种跨越国界、省界的横向空间联系，并且创造了以电报为直接参与的政治表达形式——“通电”，将一种横向联结起的新力量，以跨越时空的方式逼迫进清廷的权力中枢。 更具反讽的是，最初策动者，即来自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其联名上海绅商名流1231人，“公凑电资”，电致总理衙门，反对清廷立储以废黜光绪，被称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70)在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的策动下，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外电报抗争的表达热潮，从广西、广东、湖南、湖北以至陕西，“凡四十六埠”，士绅教民纷纷“集资发电”；海外更是遍及河内、新加坡、檀香山、吉隆、温哥华等地。这些“上达天听”的请愿电报，又被海内外的《苏报》《申报》《沪报》《中外日报》《清议报》《知新报》等同时报道，(71)影响也如涟漪般层层扩展。 围绕电报网络，清廷最后一次重塑“中心”的努力，是将其体制由“官督商办”一变为“商股官办”(1903年-1908年8月)，再变为“收归国有”(1908年8月-1911年)。历时20余年，清廷的电报话语已由“用兵为先”调整到“电报为交通全国机关”，所谓“系属于商民者事小，关系于国家者事大”。(72)对商电而言，商人由原本的结盟者，变为“层层重剥、节节为难，实于电政迭生阻力”，在参与26年之后被彻底排挤在外；而对地方官员控制的所谓“省线”而言，“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连之实效”，因而必须“集权中央”，“界限分明，是权归一”。(73)终于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电报网络完全掌握在了“中央”之手。1911年，上海电政局移设到京。(74)从天津到上海以至北京，电报的管理机构，回到了离朝廷最近的地方。 流动空间与“想象的中国共同体” 媒介可以作为认识上的隐喻。(75)正如晚清官员士大夫从驿传下想象“飞线”，甲午后也曾有西人用“电报”来比喻“报刊”：“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对中国的作用比之为强大的电击，那么中国报纸可以比作电报线路，它把新思想像电流那样传播到各地。”(76)“电流”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晚清另一种新媒介——“报纸”在政治变局中的角色：构筑传播“新思想”的流动空间。然而，绅商“通电”总与报刊传播如影随形的事实已说明，电报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它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晚清“报纸”的型构之中，其本身也即为一种新型流动空间。 “流动空间”对清廷并不陌生。换个角度看，驿传就是。当紧急军情经昼夜不停的“马上飞递”传至京师时，这些信息也同时将“边疆”从相距遥远之地“拔起”，一路带到了权力中枢，准确地说，是中枢权力掌控者的想象之中。清代中期用兵西北，“十全老人”爱新觉罗·弘历在接到驿传“红旗报捷”之际，曾有两次兴奋地连做十首七言“凯歌”，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对“流动空间”的激赏，同时亦将那种“虽处异地但宛若同在”的感受表露无遗：“可识众心同一志”“旧部新藩同贺喜”“五载勤劳同上下，鸿勋集总沐天恩”。(77) “众心同一志”“勤劳同上下”，看似是一种“有机体”，正如称驿传为“天下血脉”一样，但此种“血脉相连”的“有机体”只有一个“脑袋”，即帝王。有学者就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指出，早在先秦，周人就已发展了一套宇宙王权礼制，通过这些繁复礼制，“天子本人确保了也代表了空间和时间”，“并非君王在时空里移动，而是时空随着君王的移动而展开”。(78)从这个角度看，前及驿传的整个星形结构的设计，正是为了让举国空间围绕着帝王身体所在地而流动。 保证这一流动过程的安全、通畅与可靠，自然为历朝皇权所关切，清代尤甚。(79)驿传隶属清廷兵部车驾清吏司，设马馆和捷报处，分辖马匹驿夫和信息收发；下行公文如“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封交，上行则由督抚提塘从各省驿站递至捷报处，经通政使司审核后递呈内阁；奏折则由各省大吏专差赍送，不经通政使司径由宫中奏事处直递御前。各地方设守、巡、道分管，并由各省按察使总核，加大其监察力度；各督抚也必须从兵部预领一定数额的勘合、火票，方能动用。同时，清廷对事关军国大计的信息传递的上下流动，如廷寄上谕、督抚重臣的奏折等，从包裹、封钉、交寄、转发、签收到核查的各个环节，都有完详严密的程序规定和追查制度，“擅敢拆动以至泄漏者，无论官兵马夫，均按军法从事”，甚至遇有包封不谨、致使报匣夹板内公文“霉湿破损”者，也将逐级追查惩处。 此外，“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80)清廷廷寄上谕已“速”到“六百里加急”，时人有“为前代所未有”之说。(81)依据各省距离远近，清廷规定了地方公文至京的严格时限，甚至具体到“时”和“刻”，如江苏限14日4时、广西限23日11时4刻。一旦延误必定由兵部、通政使司、各地督抚环环相究、节节严查。(82) 显然，如果驿传网络可称为“流动空间”，它也是一种“封闭式”的流动。在封闭的地理空间网中、在皇权与重臣之间，这种以“君王”为中心的循环往复式“流动”，如前所述，同时也联结着一整套由来已久的礼法体统。不仅军情要件，就是外围的邸报，传布范围虽稍广，但所传信息的选择、审核、传布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83)属于“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的一个环节。(84) 如果说“官督商办”使得电报体制在总体上异于驿传，那么，它所营构“流动空间”的方式，也在官方制度空间内部带来了诸多变化。“电奏”作为电报催生的一种新型官文书方式，以新的书写、传递和保密模式，新的流动线路穿行于地方与中枢，并最终从内部对帝制合法性造成了隐形的冲击。 电报创设之初即归入“洋务”范畴，从举办动议到网络建成，总揽其事的是“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而事实上多半掌控于北洋大臣手中。如此就将兵部、通政使司等衙门与之隔离了开来，军国要计的传递线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晚清时期，因种种原因驿传并非废除，但“事关机要”的“军情、界务、边防等类”信息，径直电传至总理衙门，再由之“严密封送军机处呈进”却是有明文规定的。(85)同时，对信息机密的控制，不再依赖于各个环节的层层审核、查验和把关，而是系于两端的编码和译码。晚清政府因之不断地修订、更换电报密码本，朝廷、地方要员须随身携带，机密信息必定亲自翻译。据说军情繁绎之时，军机大臣们个个累得“乏极”。(86) 电报的速度不仅简化了传递过程的中间环节，驿传传播下与中间环节相伴的“体统法制”，也消失殆半。 这些“法统”体现为“繁文”和“缛节”：奏疏作为“上渎天听”的朝廷礼制大端，从奏事资格、行文格式、遣词用字乃至纸张尺寸、字幅大小、每纸行数、每行字数，都有规可倚，所谓“体统尊而法制一”；一旦违例，就会被通政使司“奏本题参”；地方官员送出奏折，往往还要伴以揖拜等仪式。(87)奏议已是兼具官文书和文学体裁之一种，讲究“气盛”而“理显”，故要于“敷奏君上之体”下，“究利害”“研义理”“审人情”，甚至还用到“骈偶之体”。曾有人如此盛赞曾国藩的奏疏，谓“参用近时奏牍之式，运以古文峻洁之气，实为六七百年来奏疏绝调”。(88) 换言之，帝制中国的奏疏制度与驿传制度紧密镶嵌在一起，二者在传递紧急军情要务的同时，也在共同营造着一种流动的“神圣空间”。正如乾隆在接获捷报时由衷地生发出“众心同一志”的浮夸想象，千里万里迅驰而至的奏疏中，也充斥着“仰见筹划”“洞微烛远”“感佩莫名”之类，陈词滥调固不待言，虚辞伪饰也不在少数，但正是千百次仪式化的重复，在印证、宣示和重演着“乾纲独断”在整个网络空间中的至上权威。(89)由此也不难理解，津沪线甫一建成，自身尚捉襟见肘，清廷即以垫款方式帮朝鲜代建陆路电报，并立约享有25年的架线独占权。(90)此举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军事考虑，但同时也是在“朝贡体系”江河日下之际勉力维系对“宗主藩属”关系的控制。 电报网络帮助清廷维系了“中心”的权威，但也削弱了它的“神圣”色彩。“机事”改用电报，不仅因时间紧迫免去了诸多“缛节”，且电文系经电报局翻译抄录，与具有审核参弹权的通政使司无涉，即使插手，于纸张字幅等项也无从查起；“电奏”作为晚清新的文书创格，也在删减着奏疏的“繁文”。时间挤迫再加“为节靡费”，电奏不得不“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91)与新的传播速度相适应，“电奏”在传播职能上对仪式化内容进行剥离，更重军事、政治信息控制的直接效果。流动空间中的“上行”变化也催带出“下行”的变化。1898年8月27日，清廷宣称“嗣后明降谕旨，皆由电报局电知各省”。(92)从军情要政的“廷寄”，到宣示“皇恩”的“明谕”，全部由驿传转向电报，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预示着“君王”与“时空”传统关系的逆转：“时空的移动”已经逼迫着“君王的移动”，他的身体依然在紫禁城，但已经很难说再由之来“确保了和代表了时空”。 如果说日渐在清廷官文书系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电奏”，是以“副作用”的方式，从官方通讯系统内部缓慢侵蚀着王朝政治的合法性，那么，报刊这一新型流动空间则是从一开始便与“神圣空间”相分立与并立。空间之“分庭”，相当程度上即隐含了彼此之“抗礼”。而且，在报刊自身的重构中，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月刊到日报，乃至因电报而有了“号外”；弥漫的空间也越来越广，从海外、东南沿海以至遍及口岸城市，从早期的传教士报刊、西文报纸再到《申报》之类的中文报。自然，也包括与电报融为一体的通讯社。清廷近海电缆甫一出现，英国路透电报公司就将其远东分社设在了上海。 这一新式空间的威胁早已为“中心”所警惕。“禁阻飞线”期间，清廷对电报威胁的想象，正是与轮船、新闻纸联系在一起：“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观听。”(93)“新闻纸”与电报的可能联姻，被另一位官员描述为“播散”的传播方式。(94) “播散”对应于驿传网络的封闭与机密。事实上，这也正是《申报》等以“新报”自我命名，从而区别于“邸报”的着眼点：后者“闻于朝而不闻于野”，“新报”却不仅能达上情，亦能宣民意。(95)《申报》宣称，(96)它将把阅报者扩展至“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把报纸内容聚焦在以“新闻”的方式“书今日之事”，涵盖“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这种注重中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横向联系的新型异质空间，之所以能与“神圣空间”“分庭抗礼”，相当程度上是“原因谋业所开”(97)所形成的经济实力。当然，也离不开“租界”之庇护。 甲午之后，创办“中国报纸”传播“新思想”的士大夫们，也对这一新型空间有了真切的体悟。谭嗣同将“报纸”与“学堂”“学会”一道视为“新民”的三大要具，并认为“报纸”能突破后两者在空间上的局限，“学堂书院之容积，犹有限量”；“学会设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而“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98)“报纸”所营建的新型空间，既是开放的又是流动的，甚而可“无远弗届”地重叠于“天下”。同时，它还是“日新”的。谭嗣同与“同志诸友”之所以在《湘学新报》之后复创《湘报》，也在于前者“十日一出，至今日而已旧”，只有“日一出之”才合乎“日新之义”。(99) 对如此想象的空间而言，电报是天然的盟友。而“联姻”之可能，也恰在于清廷“官督商办”的体制，给民间通信在电报网络上留出了通道，虽然时时受到“中心”的压制，但与之联手的报刊，却以新的传播模式将通道边缘的信息予以千百倍的放大。这种传播模式以谭嗣同的譬喻，就是“不啻一一佛化百千身，一一身具百千口”，凭借印刷的机械复制，报刊摆脱了电报“点对点”星形网络的限制，而是以“点对面”的方式，将从电报那里接手而来的信息予以加工、印制，瞬息之间“播散”于千里之遥。后世将这一模式称为“大众传播”，另一个说法就是“中心-边缘”模式。显然，新的中心对旧的中心而言，“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已是“骎骎然几有喧宾夺主之势”。 电报在报纸的应用大体经历了从电传上谕、战事报道到日常化采访传输的过程。津沪线正式营运的次日，《申报》即借助电报刊发了一道关于查办渎职官员的上谕，中法战争期间，电报传递的战事新闻已是频频见报；诸如《申报》《字林西报》《字林沪报》等也利用电报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甚至将“新闻排定发印”后收到的电音，“特发传单(即号外)，俾众周知”。从《申报》这样的都市商业报纸开其端，电报应用渐融进各类报纸之办报常规。戊戌期间的办报风潮以政论报刊为主，但言论之外亦重电报新闻。《时务日报》宣称“各处如有异常紧要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俾阅者先睹为快”；《国闻报》也规定，“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露透电报。”(100)与维新派有着密切关系的《时报》，在1904年的“发刊例”中已明确宣示，“本报遇有紧要新闻特别电报，当发传单，以期敏速。”(101) 民国时有人评价，“专电”“自戊戌以来”已成为“发展报纸之利器”之一。(102)所谓“发展报纸之利器”，亦是打造新型流动空间的利器。就像电报网络重新编织了京师与清廷各地的关系一样，报纸亦将京师及各地城市视为自身空间网络的“节点”，通过采访网、发行网的布局，将之联络一气。《申报》以为“欲在中国之广行新报亦当从京师始”，创办三年后大张旗鼓进京销报；同时宣称“本馆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103)严复《国闻报》“略仿英国《太晤士报》”，“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104)据称“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105)且如《时报》所云，20世纪初各报馆即已有一“通例”，彼此之间“悉与交换”，各自择佳者改写刊登，“使读者手一纸而各报之精华皆见焉”。(106) 民国时新闻史家曾有洞见：“迨津京电线续成，朝野大事，亦间有电报传递者，由是社会知阅报之有益。”(107) 《申报》亦以鸦片战争中的社会传播状况为例，说明“日报”与“电线”之重要：“昔粤寇之乱，信息最钝，官场即以讳饰为事，民间亦无探听之路，彼时不独无电线，且并无日报，故两粤、两湖以及安徽等处已经蹂躏殆遍，而江浙犹晏然不知，一若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也。”(108) 1880年代《纽约时报》在论及大清国为何没有“大众传播”时曾说，中国乡村存在着一种深厚的古代民主传统，一方面，农村士绅能代表乡民向地方当权者反映其舆论；另一方面祠堂前的聚会或讨论，使他们能够就任何与自身有关的事情发表意见。(109)《申报》与《纽约时报》的两种观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互为因果：长期以来由于官方封闭“讳饰”的垂直传播体制，各地“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110)因而其所关心的“公共事务”限于祠堂前的议事，借助这种“古老民主”方式即可解决。 电报与报纸所打开的那条“(探听之)路”，通向着一种新的空间。新的空间就意味着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通电”之下有“万口沸腾”之说，借助电报表达异见者，显然已不再是帝王想象中那种“众心同一志”的有机体。以“群学肆言”翻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严复，已是敏锐地意识到报纸所蕴含着的新的“谋吾群之道”，其报取名《国闻报》，意思异常鲜明：“上至君相，下至齐民”，通过对“内地边地”“中国外国”的“寻常”和“重要之事”的“观览明晓”，达致“群强”“国强”。(111) 这是一种对“中国共同体”的想象。这种“想象”，在那些能够成为晚清报刊“读者”的人群之中，无论多寡，也会被再次生产出来。在新的“流动空间”中登场的，已远远超出了“将帅”与“朝廷”间“入告”和“发纵”的封闭循环。陈炽将报纸称作“国之利器”“不可假人”；梁启超则汪洋恣肆，以“第四种族”为报纸命名，定其两大“天职”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一句话，“报馆有益于国事”。(112)1910年的《民立报》发刊词更是直接将之灌注于标题之中：“中国万岁 《民立》万岁”。于右任对报纸的自我期许殷殷道出了“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之情怀：“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则团体日固”。(113) 在如“电流”般传播着的“新思想”中，诸如“国民”“国魂”“民族”等新词，一时成为报章语汇中的时兴者。(114)此种“想象的共同体”已然跃出了“四民社会”的模式。除了报刊，思想的传播也造就了新的“电流”，戊戌后各地出现了诸多新学堂，造就了大量新式学生；一种被称作“中等社会”的新社会阶层似乎确已出现。(115)因流动空间的叠入，整个晚清社会联系之网的上下之间、横向之间，都在寻找新的方向和联结模式。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此可谓“先知先觉”，与严复相类，他认为报纸是“最宜”的“缮群之道”，其机关报以“民”为名，但依凭的却是负有“天职”的少数人——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116) 此段言简意赅的描画，几成对晚清之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传播的“预言式”写照。历史的断裂之处，可能会以新的替代方式予以弥合。当时空转换，少数“最良之心理”的“先知先觉者”，努力寻求“策群”的“最宜之治法”之际，事实上也就是重建新的权力中心之时。而作为“流动空间”的媒介，也必然会被吸附在新的“中心”周围，因为它被赋予承担的，是要将某种“主义”灌输人心而“化为常识”、以备实行。履行这一“天职”本身，就是再造“中心”的过程。 结语：电报网络与中国传播现代性 如果说电报“可以在喻意上代表将人类带入现代的所有发明”，(117)那么，这也意味着，探究电报进入晚清并延展成全国性网络的历史过程，也就是理解中国传播现代性之发生的一个特定面向。无论电报还是机械印刷，媒介之所以能够被视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脱不开其对时间、空间的重构能力。或者用吉登斯的表述，以对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及其重新组合，带来了社会体系的“脱域”(disembeding)，“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和再定序。”(118) 毫无疑问，电报之进入晚清，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也包括国际关系体系和军事力量世界性扩张的一部分，晚清中西贸易关系乃至清廷外交方式的变化，即是其后果。然而，正如本文所显示的那样，电报在晚清同样是重构时空和交往关系，却体现着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行程。更准确地说，体现着中国传播现代性多重图景中的一幅。 这种特殊性最明显之处在于，与电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化应用主导不同，也与19世纪先后在晚清出现的诸如摄影、电影等新媒介相异，晚清电报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服务于皇权中心的维系和再造之下。所谓“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尽管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19世纪的中国首先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已慢慢由核心区沦为“边缘国家”，(119)但就是这个“边缘”，却自始至终基本能够将西人的电报线路拒于领土之外，而且从试办、创办到整个网络的建成及背后的体制管理，也大体做到了对权力中心的处处维护。 此一特殊性联系着旧有媒介网络所编织的社会联系及其意义之网。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作为强化了“君主独裁制”的传播网络，清代驿传有很多属中国历史上“破天荒未有之创制”。(120)本文的分析也已显示，作为一个在举国要地与京师朝廷间上下往返的“流动空间”，驿传同时也是表演式的仪式空间。不仅在官僚体制内部，对民间也如此。正如那句流传广远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驿传的机密隔绝了信息的内容，但“一骑红尘”的形式，却年复日久地宣示着中心的权威。 这种中心与权威的维系，既依赖制度，更凭借知识，知识构成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就知识言，一种时空观念与“中国”的自我认同紧密相联，成为运思的深层结构。这也就是为学者所指出的，自上古时代起源并在不断地重新整合中绵延的一整套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这种最初杂糅神话，连通天、地、人之间神秘感应关系的想象认为，天地均有中心和四方，“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延伸到政治领域，就形成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权力结构。这一时空想象最终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导性的‘观念’”，也成为“制度性的、可操作的‘知识’”。(121) 从传播的角度，上述时空观念如何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媒介互相编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何种增减消长，尚需专深研究。但至少从清代驿传可见，这一旧媒介实践所维系的空间权力关系，具有高度同构性：从皇帝身体所在的紫禁城开始，内城高于外城，廷寄重于明发上谕，奏疏严于邸报，垂直联系强过横向联系，远辐辏于近，体现的正是封闭网络中“中心”统辖四方的价值等级关系。电报同为星状网络结构，使它具备了叠入驿传体制的可能，因而在晚清政治空间的行程中，其向心与离心的推拉之间，无不清楚地显示出上述一整套“制度”和“知识”，试图将之塑形成一套“电子驿传”。在对外关系上拒“外洋”、设边界，在地理选址上循运河、走驿道，在管理上“官督商办”、头等官报等级优先，在巡护惩处上“比依驿站”，乃至最后“清理门户”排挤商人、集权中央，莫不都是在此深层时空观念的支配之下，同时又在有形空间与无形意义之网中将之再次生产了出来。 然而，电报终究还是带来了这种时空观念的断裂。这首先是缘于如王韬所见的“由西北以至东南”的空间变局，无论清廷如何苦心据守内陆，一旦采用电报就已无法阻绝与世界的连线。而世界时空的变化，也必然渗透入内。中外交涉中“内洋”与“领海”的说辞，与西方人铺设陆线的争夺，“万国通例”已是频频引证的对象，无不显示着空间变局下的“中国”认同，已是从自视“天下”的“中心”退为“万国”之一。如果说这是来自外洋侵迫的不得已，那么“电奏”则从官文书体制内部“卸载”了表演空间中的礼制仪式，从而也动摇了以此为合法性表征的空间本身的稳固；及至清季电报话语转向“交通全国”，则更是仓皇间主动披上了新的空间观，作为合法性外衣。 电报之所以能促成古老时空观念的变化，离不开其特定的信息方式。“电报码的发明和使用也带来了人类语言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全球首次统一用点划或嘀嗒为基本符号来组成各自所要传达的信息”。(122)此种信息编码方式演化出了对机密的保证，再加上“闪电式”速度大大超越了驿传，唯此，“神圣空间”的经营者和守卫者，才可能让商民信息进入这一通道。也因此，电报网络在与驿传叠加的同时也从边缘溢出了这一旧网络。 新式报刊承接并联手了这一“溢出”，以机械复制的方式突破了电报“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并以自身网络与官方传播系统分庭抗礼。二者联姻，造就了一个与官方信息传播系统相并存，同时也是开放的横向网络，最终成就了“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从而彻底重构了古老时空观。 1903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白话报》，就像其报名一样，其发刊词中已真切地道出了一种市民对“中国共同体”的想象。“白话道人”林獬起篇就说，“天气冷啊”，原本“躺在家里，把两扇窗门紧紧关住”，“喝喝酒，叉叉麻将”“倒也十分自在”，紧接着却话锋一转： 唉！倘使你们列位，都看见这几天的《中外日报》、《新闻报》中间所载的什么“东省新闻”、“俄事要电”，知道奉天已经失守，旅顺口一带兵船几十只往来不断，日本、俄罗斯一旦开了仗，我们中国这么危险，想到此地，只怕你远年花雕也喝不上口，清一色双台和也忘记碰下来，就是那清陈宿膏广州烟也吃得没有味道哩！(123) 新闻就是一种新知。“奉天”“旅顺口”“日本”“俄罗斯”以及“我们中国”，都因电报和报纸“嵌入”到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吉登斯是对的，远方事物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窗门”已无法“紧紧关住”，而接踵而至的“吃得没有味道”，即属“新知识”对“个体和团体行动”的影响，那么，由之而来的对“社会关系”“联系之网”及其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反思性定序和再定序”，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①本段及下段引文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陈恒、方银儿评注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0-92页。 ②陈旭麓：《辨“夷”、“洋”》，载《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30页。 ③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载《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783-789页。 ④“流动空间”的概念存在着多种取向，本文的使用更多是从吉登斯“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也即经验传递方式的角度。如其所指出，“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的和原始的手段”，“早期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在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7页。 ⑤[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0、128页。 ⑥“驿”“传”“邮”“递”等词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有其特定含义，并存在多种组合，对描述总体状况而言一般多用“邮驿”。本文之使用“驿传”，一方面立足清王朝管理机构兵部车驾司下设有驿传科，另一方面主要与电报比较考察的是马递通信。步递通信的组织形式是“铺”，其管理机构为脚力科。姜希河总编：《中国邮政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6页，尤参见：第22-24页。 ⑦《两江总督曾国藩致总署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61页。 ⑧[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⑨[法]阿芒·马特拉：《现代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⑩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11)此处概述的史实可参见：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第43-44页；《海防档》(丁)，第1册，第13-71页；以及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6页；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中华书局，1928年。 (12)《总署致英使威妥玛函》，《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82页。 (13)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0页。 (14)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15)见该法第2卷第4章第6节。惠顿：《万国公法》，丁匙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6)《总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鸿章函》，《海防档》(丁)，电线，第2册，第426-430页。 (17)《总署致文堂函》，《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84页。 (1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19)[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20)韩庆编著：《中国近代航运发展史·晚清篇》，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38页。 (21)“枝杆型”的概括见：吴予敏：《无形的网络》，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211-212页；“丁字型”的概括见：内川芳美：《信息体系的近代化过程》，载和田洋一编：《新闻学概论》，吴文莉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18-35页。 (22)《总署致盛京将军玉明函》，《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5页。 (23)本段所引皆见：《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6册，第335页。 (24)《中美间的第一次越洋电报通信》，见：朱振纲主编：《天津电信史料》(第一辑)，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天津市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内部资料)，1990年，第385页。 (25)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46页。 (26)苏伊士运河于1870年初开航，将欧洲到中国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绕道好望角的旧航程需时120天，而通过运河只需55至60天，快的六个星期即可完成一次航程。参见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 (27)[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28)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6-170页。 (29)《郑观应、经元善禀李鸿章》，转引自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0页。 (3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遣使》，第110页。 (31)郑观应：《易言·论商务》，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75页。 (3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洋务在用其所长》，第143页。 (33)郑观应：《易言·论电报》，《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2-83页。 (34)《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346-353页。 (35)《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张树声等片》，《洋务运动》第6册，第358页。 (36)姚公鹤：《上海闲话》，吴德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有学者考证，这条多有记载的电报短线其实并不存在。参见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75页。 (37)《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6册，第335页。 (38)有关津沪线建设的具体经过，可参戚法信：《我国第一条公众电报电路——津沪电路创建纪要》，载朱振纲主编《天津电信史料》(第二辑)，1992年，第94-96页。 (39)《申报》1881年11月26日。 (40)转引自：[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8页。 (41)清廷正式将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与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韩庆编著：《中国近代航运发展史·晚清篇》，第31-32页。 (42)《兵部呈为缉拿江西巡抚范复粹题驿站工食之扣减宜酌事本》，《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43)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52页；张翊：《中华邮政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45页。 (44)《光绪九年六月十四日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6册，第346页。 (45)《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6册，第335页。 (46)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电政编》，交通部、铁道部、交通部总务司，1936年，第74页。 (47)[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2-53页。 (48)《京沪电报请奖折(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七四，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49)张翊：《中华邮政史》，160-170页；随各口岸文报局设立，也负责国内口岸间文报传递。 (50)辰桥：《申江百咏》作者自注，引自王子今：《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51)《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署直隶总督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6册，第355页。 (52)《禀李傅相左中堂请招商集股设立汉口等处电线》，《郑观应集》(下)，第1006页。 (53)《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6册，第337页。 (54)《禀李傅相左中堂请招商集股设立汉口等处电线》，《郑观应集》(下)，第1006页。 (55)《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大学士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6册，第338-342页。 (56)《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总督杨昌睿等奏》，《洋务运动》第6册，第417页。 (57)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65页。 (58)在这个章程中同时还包含了一种与之相冲突的观念，即，“电报原为洋务军务而设，但必先利商务，方可行远而持久”。分别参见《创办电报局招商章程》，载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第1007-1010页；《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署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338页。 (59)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75-82页。 (60)《创办电报局招商章程》，载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集》(下)，第1007-1010页。 (61)《各省报灾电报暂行章程》，《交通史·电政编》，第104页。 (62)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第151页。 (63)《光绪十八年润六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6册，第445-447页。 (64)史斌：《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65)《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6册，第369页。 (66)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6页。 (67)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68)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0-101页。 (69)此处参见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2-309页；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249页。 (70)关于电阻废立一事，可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9页；亦可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3页。 (71)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43-49页。 (72)陈璧：《邮传部奏片》，《郑观应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0-1033页。 (73)《各省电办电报归部办理折》，邮传部编：《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北京：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355-2359页。 (74)《请派电政总局局长各差片》，《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第2377-2378页。 (75)[美]尼·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8页。 (76)引自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248页。 (77)王子今：《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42-147页。 (78)程艾蓝：《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载端木美、戴和特主编：《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引见：第8页。 (79)此处对清廷驿传及信息传播体制的简要概述，可参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第128-149、197-202页。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17-24页。 (8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81)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75-82页。 (8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4页；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第182页。 (8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8-192页。 (8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85)《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片》，《洋务运动》第6册，第385页。 (86)朱振纲主编：《天津电信史料》(第一辑)，第383页。 (87)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研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17-56、第77-82页。 (88)薛福成：《〈出使四国奏疏〉序》，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2页。 (89)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90)《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见《海防档》(丁)，电线，第4册，第1282-1284页。 (91)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第70页。 (92)《总署行盛宣怀文》，《海防档》(丁)，电线，第5册，第1927页。 (93)《总署收江西巡抚沈葆桢函》，《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10页。 (94)《总署收两广总督毛鸿宾函》，《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11页。 (95)《申江新报缘起》，《申报》1872年5月10日；《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1872年6月8日。 (96)《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本馆条例》，《申报》1872年4月30日。 (97)《本馆作本报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98)谭嗣同：《〈湘报〉后叙》，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组：《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0-41页。 (99)谭嗣同：《〈湘报〉后叙》，《中国新闻史文集》，第40-41页。 (100)吴恒炜：《知新报缘起》，汪康年：《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及《时务日报章程》，见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7-93页；严复：《〈国闻报〉缘起》及《国闻报馆章程》，见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35-38页。 (101)《〈时报〉发刊例》第二十三条，见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8页。 (102)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3页。 (103)《延友赴京以广申报说》，《申报》1875年3月9日；《搜访新闻告白》，《申报》，1875年7月8日。 (104)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609页。 (105)严复：《〈国闻报〉缘起》及《国闻报馆章程》，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37页。 (106)《〈时报〉发刊例》第十二条，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7页。 (10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89页。 (108)《论俄国西伯利部议设电线事》，《申报》1880年8月15日。 (109)《“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纽约时报1876年2月20日》)见郑曦原、李方惠、胡书源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00-102页。 (110)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427页。 (111)严复：《〈国闻报〉缘起》及《国闻报馆章程》，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37-38页。 (11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19-20、36-50页。 (113)于右任：《中国万岁〈民立〉万岁》，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84页。 (114)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11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7-276页。 (116)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78页。 (117)[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1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119)王正毅：《世界体系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18-342页。 (120)钱穆：《国史新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9-90页。 (1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51-56、146-157页。 (122)项翔：《划时代的传播革命——有线电报的发明及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1期，第13页。 (123)林獬：《〈中国白话报〉发刊词》，复旦大学新闻史研究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第61页。标签：政治论文; 电报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王韬论文; 电线论文; 地理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