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1-0040-05
大学（注：本文所指称的大学，除明确指代某一类或某一具体高等学校外，其余均代指所有各级各类高校。）是人类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世界各国大学，不论历史之长短、规模之大小、水平之高低，因其共同表征而互认，又因其特定的文化差异而互异。美国大学继承了欧洲古典大学的传统和现代大学的理念，扎根于美洲探险家文化之中，开创了一条新的大学成功发展之路，成为当代世界大学的典范。研究和借鉴美国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大学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走上中兴之路。本文将围绕大学发展定位问题，探讨美国大学是如何创造和努力保持其繁荣的。
一、大学发展定位不拘一格
美国是一个大学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更久远的国家。在大学发展的360多年里，美国产生了一批世界知名大学。常有其他国家的大学希望成为某某国家的哈佛，某某国家的MIT，某某国家的斯坦福，却不曾见美国某所大学称自己为南部的哈佛，西部的MIT，东部的斯坦福。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其他大学不可替代的地位，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所、用武之地。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其《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指出，美国大学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它有小规模的学院和大规模的大学，宗教的和世俗的学府，专为男性或女性开办的学院和男女同校的学院，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专业学院和文理学院，种类之多，不胜枚举。[1]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曾先后于1973年、1994年和2000年三次对美国的高等学校进行分类，每次分类都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高等学校的类别过于复杂，各种分类都有其不足之处。以2000年《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为例，它把美国的高等学校划分为6大类10小类，包括博士／研究型大学(E)、博士／研究型大学（Ⅰ）；硕士学院／大学Ⅰ、硕士学院／大学Ⅱ；学士学院——人文、学士学院——普通、学士／副学士学院；副学士学院；专科学校；种姓学院／大学等。与此同时，它又从公立、非营利性私立和营利性私立三个维度对上述6大类10小类高校进行了区别。[2]尽管如此，这一分类还是难以明确地说明它对某一具体高校的实际意义。所以，该分类研究人员不得不指明，该分类的目的仅在于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多样性不仅保证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使美国大学形成了一种自主发展的逻辑。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2600多所四年制大学与学院、3600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之间在生源、师资、投资、研究项目、社会捐赠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竞争。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大学要么赢得市场，得到发展的机遇，要么丧失市场，丧失竞争力，成为高等教育的落伍者。为了赢得市场、赢得竞争，大学不能拾人牙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能扬己之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因此，美国大学在发展中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个性，用自身的个性和特色去参与市场竞争。
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长的大学，也是最富有的大学。作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它的目标是致力于追求优质的、最高标准的学术质量，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致力于文学艺术、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发达与进步。[3]与哈佛相比，耶鲁大学的地理位置略显偏僻，既不在全国性的大都市，也不在州府所在地，但它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追求世界一流的目标。它的办学宗旨是吸引、教育和激励背景各异的最优异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术，养成个性，弘扬价值，引领世界潮流，为社会存在与进步服务。[4]其他各大学虽然在历史、名气方面不如哈佛、耶鲁，但在自身的发展定位上，却各有特点。如麻州的威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是一所私立的、四年制学院，创办于1870年，至今一直保持着其一流的女子学院的传统，办学成就斐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5]加州有一所深春学院(Deepspring College)，标榜不以规模大小论英雄，自创办以来，每年只从数百个申请者中招收几名学生，在校生人数始终保持为26人，其录取学生的SAT分数在1400-1500分之间[6]，超过了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320-1500分的SAT分数线（2001年为1320-1490分）[7]。
3000多所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们不但为四年制大学输送了大量合格的生源，而且在成人继续教育和社区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其他大学不同，社区学院的定位与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30个印第安人种姓社区学院之一的麦洛米尼民族学院(College of Menominee Nation)，将其使命定位于向麦洛米尼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高质量的中学后教育机会，使他们获得从事相关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并将学校教育融入麦洛米尼公众的价值中，使学生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作好就业和继续深造的准备。[8]罗得岛社区学院则通过对学院任务的概括，更具体地阐述了学院的办学宗旨：(1)提供大量有挑战性的中学后职业教育计划和课程，提高学生的能力，使其能够适应商业和工业界的技术辅助和技术性工作；(2)向学生提供可以将学分转入其他高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并与罗得岛的其他高校密切合作，完善和改进转学教学计划；(3)特别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4)为学生的学业进步提供可行的、必要的服务；(5)为罗得岛的成年居民提供开放的中学后教育机会；(6)开办非营利性论坛、讨论会、研讨班、课程、讲座、展览、音乐会、表演会和游览活动。[9]正是这种扎根于社区，服务于成人，为学生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和转学教育的低重心定位，使数千所社区学院获得了无尽的发展空间，并能以其独特的时空优势，参与高等教育竞争。
大学发展定位上的别具一格孕育了美国大学的个性。层次、水平相当的大学无不以其鲜明的个性为人们所认可，为人们所称道。正如曾任美国第28任总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在哈佛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10]。普林斯顿大学比哈佛、耶鲁和威廉姆斯三所大学稍晚建立，在初创时期，尽管它也像这些学校一样，以培养教士和牧师为主，但是，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办学理念比其他学校领先一步：在招生和教学过程中，公开宣称对一切血统和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宣布宗教感情不得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提倡学生成为学者和服务于社会的人。所以，在其早期的毕业生中，不少人成为州长、参议员和法官。重视本科教育是普林斯顿大学与美国其他大学共享的教育价值理念。哈佛大学甚至宣称“本科教育在哈佛大学居于中心地位”[11]，但哈佛大学实施本科教育的是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女子学院），大学的其他专业学院只开展研究生教育。而在普林斯顿，基于保持学校各学科平衡发展，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的办学思想，它没有像其他著名大学那样，建立自己的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而且已建立的工学院、建筑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等专业学院并不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目的，其注册学生主要还是本科生。普林斯顿将专业学院置于大学本科教育之下的做法，有效地约束了专业学院的扩张需求，加强了专业教育的基础，使普林斯顿的专业教育更具特色，也更具竞争力。以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为例，本科生中有一半左右的毕业生毕业后不以工程技术为职业，转而学习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而那些以工程技术为职业的毕业生往往成为各大技术公司的决策人，各研究机构的领导者。MIT的一位校长曾经感叹：“太多的MIT的毕业生工作在普林斯顿毕业生的领导下”[12]。
二、抓住历史机遇，促进大学转型
历史积淀是大学的财富。与大学教育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大学教育在其不算太长的历史中，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社会边缘到社会中心的发展过程。历史为每一所大学所提供的机遇都是相同的，只有那些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及时调整发展定位的大学，才可能与时俱进，成功地实现大学的转型，从而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稍早于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大学。建校初期，尽管有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的慷慨捐助和首任校长威廉·R·哈珀的宏大“计划”，但到1916年举行25周年校庆的时候，它还只是完成了其学院时代的发展历程，大学总章程规定的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同等重要，哈珀提出的要让芝加哥大学的组织计划使美国现有学院和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发生彻底的变革等诸多理想仍然没有变成现实。[13]芝加哥大学的真正繁荣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良好发展机遇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生命和社会财富的空前灾难，而且也是许多国家大学的灾难。芝加哥大学雄心勃勃的创业进程受阻于战争和经济危机，建立医学院的计划被迫中止。但是当战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来临时，芝加哥大学没有等待，而是以时不我待的勇气走上了建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1924年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在整合了芝加哥地区和本校其他医学教育资源后，一大批从事尖端医学研究、在医学相关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教授加盟医学院，从而奠定了芝加哥大学在美国医学界的优势地位。[14]在间隔时间不长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发展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自然和人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系。人类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各学科的知识和学者的努力，更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敏锐地认识到了科学研究的新趋势，便在学校大力推进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强调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合作研究。1930年代，哈钦斯校长对大学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并进行了管理重心下移的行政改革，为学科间富有创新的合作开辟了道路。一时间，人类发展委员会、社会科学跨学科委员会、文化史、观念和方法及比较文学委员会、社会思潮委员会、统计学委员会等各种合作研究委员会先后建立起来，有的至今仍然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与教学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有的则形成了新的学科基础，成为大学新的学科生长点。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芝加哥大学“伟大的对话”的新时代。对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无与伦比的重视由此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主要传统，并成为其发展定位的核心内容之一。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中先后有73人荣获诺贝尔奖[15]，这所大学所蕴含的旺盛的创造力不能说与该校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与教育没有关系。
另一所大学的成功也说明抓住机遇对学校的发展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斯坦福大学差不多与芝加哥大学同时建立，尽管斯坦福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吸取赠地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两家之长，注重文理结合、重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坦福大学仍然只是一所二流的地区性大学。斯坦福大学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弗雷德里克·E·特曼认识到战后经济繁荣和冷战形势下政府必将大规模投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并预见到“政府的拨款势必倾注于有实力的大学或大学里有实力的系科”。[16]但要有实力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拨款就必须有知名的教授，而二流的斯坦福大学对知名教授并没有吸引力。为此，特曼确定的战略是：选择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为重点发展学科，构筑学校的“学术尖顶”，吸引知名教授，竞争政府研究拨款。与此同时，特曼利用学校丰富的土地资源，出租土地，在大学周边培植工业企业，走与工业发展相结合之路。这两大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斯坦福获得了学校和学科发展所缺乏的资金，引进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增强了学校的实力，使学校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成就了“硅谷”奇迹，开创了大学科技园的先例。特曼因其对开发科技园的卓越贡献而享有“硅谷之父”的美誉，斯坦福大学则因特曼战略的成功一跃而成为一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17]
三、营造优质环境，续写大学辉煌
大学创业难，但要续写大学的辉煌也不易。当今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挑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与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相比，开支大幅上涨，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人力市场变幻莫测，教育资源日益紧缺，新兴技术层出不穷，来自校外的控制与干预越来越大。为此，很多大学深感危机重重，不遗余力地探讨学校发展前景与战略。在大学所选择的众多发展战略中，营造优质的办学环境成为主要内容之一。
大学的办学环境可以分为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包括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校园氛围、大学与社区、与地方和联邦政府、与公众、与校友、与社会基金组织、捐赠机构和捐赠人、与经济、产业部门以及其他相关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学的人文环境对办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人文环境问题受到了各大学的高度重视。为了建立和维持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和校园氛围，各大学都尽其所能，为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服务与帮助。如有的大学不仅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工作机会，甚至提供家长贷款，帮助学生和学生家长解决经济困难；推行小班教学，密切师生关系；不断完善校园网络设施，使网络互动和网络教育在校园人际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大学设置了多位副校长职位，负责协调和处理大学与有关方面的关系。如设置公共关系副校长，负责大学与社区、大学与各级政府及其他有关方面之间关系的协调；设置发展副校长，主管大学与校友、大学与捐赠机构、捐赠人、基金组织等之间的联系，争取各方对大学办学的大力支持；设置工业、产业副校长，主管大学与工业机构、经济部门之间的合作研究与教学工作。加州理工学院在公共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如通过出版一流的学院介绍资料和建立学院网站宣传学校；设计和组织与公众、媒体之间的交流项目，扩大学院的社会支持基础；建立访问接待中心等，使公众更关注学院，接受并支持学院的办学使命，重视学院的发展与成就。在与企业和工业组织之间的关系方面，加州理工学院通过接受资助研究，开展技术转让，举办企业论坛，策划和安排本科生实习工作，组织本科生暑期研究等活动，得到了来自企业和工业组织对学校研究与教学的关心与鼎力支持，学校与企业建立的科学与工业研究中心达到24个。[18]
制度环境是大学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的保障。面对新的办学形势，美国大学高度重视制度环境的改造与建设。制度环境的改造与建设涉及从管理理念到管理组织结构和具体工作制度等各个方面，不同的大学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所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威廉姆·R·布罗迪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大学只有不断寻求变革，才能不断向前，不断进步。为此，他提出，霍普金斯大学要通过实施重点战略，保障公正与公平，重视人文价值，增强公共意识，促进个性发展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以及提高管理的有效性，来保证大学使命的实现。[19]哈佛大学在校一级的管理组织中，长期只设置行政副校长、校友事务与发展副校长、财政副校长、政府、社区与公共事务副校长等职位，而不设主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大学的学术工作均由各学院自主管理，包括招生、教学、研究、师资、学术规划等诸多学术事务，都由各学院的教授会和院长负责，大学不加干预。但新的挑战和新的形势要求大学更具凝聚力，不同学院的学术发展应当更加协调，不同学科专业应当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因此，哈佛大学在1994年新设了学术副校长兼教务长，主管大学内部各学院之间的学术协调与合作，推进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学术政策与实践方面的变革，增进教师、职员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维护大学的核心价值，保证大学的良好运行。[20]伯克利加州大学则从大学管理哲学、管理价值、管理观念等入手，积极推进大学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其改革重点主要在于大学的领导、发展规划、资源分配、组织结构、工作制度、管理人员培训以及考核与奖励等方面。[21]
经济环境是大学办学的基础，经济状况的好坏对大学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有直接影响。美国大学的经济环境正经历着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政府拨款减少，股市收入变化不定，社会捐赠缺乏保证。为了满足办学的需要，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各大学都千方百计地扩大学校的财政收入，改善学校的经济状况。如从1991年到2001年，华盛顿大学从州政府获得的生均拨款，扣除物价上涨部分后，实际下降了16%。为了解决州政府投资不足这一“最明确、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校长理查德·L.麦克科米克号召大学师生员工进行一场“战斗”。[22]2002年麻州大学的5个校区从州政府得到的拨款共减少了2850万美元，其中阿莫赫斯特校区得到的州政府拨款减少了1700万美元，为此，麻州大学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2003年学杂费上调7%，同时阿莫赫斯特校区还计划合并或削减某些系。在美国，已经或准备提高学杂费的大学绝不只是麻州大学，如东北大学决定，明年秋季入学的新生的学杂费将提高9.9%，而已经入学两学期的老生的学费将增加5.5%；波士顿大学2002-2003学年度学生的学杂费比上学年提高了4%；[23]MIT校长宣布，2002-2003学年学生的学费提高4.7%，住宿费、伙食费提高4.4%。[24]除了提高学杂费以外，很多大学还制定并实施了庞大的募捐筹款计划。如纽约州立大学校长把校友的慷慨捐赠和资助看成是学校在美国高教界保持优势地位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呼吁校友一如既往地关心母校，支持母校的发展。[25]哈佛大学2001年的捐赠收入占学校总收入的28%，超过学费收入(23%)[26]，成为学校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华盛顿大学2001年度得到的社会捐赠和私人馈赠比2000年度增加了3000多万美元。[27]2001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得到社会捐款1.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28]在改善经济环境方面，美国大学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争取地方政府增加拨款，努力扩大联邦政府合同拨款，大力开发和利用企业、公司协议资金，利用学校所获社会捐赠本金进行风险投资，发展留学生教育，增加学费收入渠道，等等。尽管通过各种努力，美国大学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经费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成为制约美国大学续写辉煌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