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特点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大国论文,前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已经过去了半年。这场刻骨铭心的悲剧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留下 了永恒的记载，而且，它也对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大国间相互关系的急 剧变化打下了深重的烙印。探讨“9·11”事件是如何作用于冷战后的大国关系进程， “9·11”后的大国关系具有哪些特点，并且大国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将会出现怎样的趋 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
“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预言：“9·11”事件的发生不光使得国 际关系的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甚至，后冷战时期也已经结束。言下之意是指，整个国际 关系格局已经由于“9·11”事件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也有人并不认同于这样 的观点。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就曾经指出：认为“9·11”事件已经改变了 一切，这是媒体的习惯用语；事实上，“9·11”事件只能是部分地改变冷战后的国际 社会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无法断言已经全部发生变化，更无法使之脱离“9·11”之前 的所有背景与积累。(注：施莱辛格在华盛顿D.C.的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见《Nationa l Interest》反恐怖主义事务专刊，2001年10月。)也许，鲍威尔所言和施莱辛格所言 两者相加，才能对“9·11”后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对外政策走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判断 。换言之，“9·11”这一突发事件如果没有此前国际社会长期演变所积累的能量与所 表现的意向，那么不可能导引出“9·11”后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图景；但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如果没有像“9·11”事件一类突发事件的冲击 ，恐怕也不会使大国关系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比如，对于作为“9·11”之后大国 力量消长的一个聚焦地区——中亚地区来说，美国的看法和判断与“9·11”之前相比 是大不相同的。直到2001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大西洋理事会，以及J.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亚高加索研究所联合研制的一份重要报告还称：“短期内，美国 在中亚这一地区仅有有限的地区性利益”。(注：见“中亚与北高加索事务报告”，美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大西洋理事会、J·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北高加索研究所，2001年2月 。)但到“9·11”之后，特别是10月阿富汗战争开始之后，中亚地区显然就成为美国实 现其国家利益的最为关键的核心战略地带。可见，若无“9·11”突发事件提供的机会 ，美国无由长驱直入长期以来曾是俄苏直接势力范围之内的中亚地区；而另一方面，如 若没有“9·11”之前已经基本形成的美国独大的战略实力，也就不可能具备进入中亚 地区的物质条件。
问题在于，实力，从来都是与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着，并影响着整个国际关系的 实际进程。那么，是什么样的观念与思想原则与实力格局相呼应，对“9·11”后的大 国关系产生作用呢?
美国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瑟认为：虽然，美国独大的单边主义结构在过去十年中 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美国强大的经济战略力量使其本土从未受过直接的创伤，但是 恐怖主义者对于其核心部位的打击却使美国“变弱了”。这种美国“变弱”的表象反而 成为美国国民心理得以膨胀、得以凝聚的一个强烈的刺激，从而成为民族情绪、爱国情 绪得以提升的一个极好机缘。这种国民情绪的急剧变化，与“9·11”之前就已存在于 布什行政系统外交路线中崇尚强权的现实主义倾向不谋而合，成为美国坚决推动阿富汗 战争，强调以武力惩罚“邪恶轴心”或“流氓国家”的有力触媒。用“民族主义高涨” 来描摹美国当前的国民心态，并非完全恰当，因为美国并非历史上西欧式的单一民族国 家。但这多少表达了“9·11”后，基于美国这一特殊国际背景下国民认同感的增强。
“9·11”事件突如其来之时，各国人民和政府出于对被残暴的恐怖分子所杀害的几千 名无辜平民的痛惜；出于对正常国际秩序、当然首先是美国纽约、华盛顿等都市生活秩 序被惊扰破坏的不安；出于对人类文明与良知遭此蹂躏的愤慨，对美国政府所推动的国 际反恐怖进程给予了各种不同方式的支持与同情。“9·11”事件之后，俄罗斯、中国 等国家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相当部分原因是基于“9·11”事件所激发起的道义责任和 所形成的共同利益。
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对于以“正义”与“邪恶”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划分恐怖事件的 袭击者与被害者表示了某种理解。即使当乔治·W·布什总统以“9·11”事件划线，直 截了当地表明美国“将以其他人对‘9·11’攻击事件的最初反应，以及对随后开始的 阿富汗战争的反应来判定他们对美国关系的亲疏，以及来划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 们的敌人”的时候，国际舆论虽然有所保留，但也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批评意见。一直 到去年12月，当美国不顾中、俄及欧洲各国的反对，执意退出“反导条约”；当今年年 初以来，美国一意孤行地准备向伊拉克开战；以及最近，美国国防部拟议中准备向中、 俄等7国首先实施核打击的“规划”被曝光以来，人们才发现：美国当局并没有打算像 “9·11”后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为建立一个更具协作性的多边 世界而努力，反而作出了更加公开的单边主义的反应。
可见，一边是以“哀兵”式的国民情绪高涨所引发的美国式“民族主义”的崛起，同 时还有着“9·11”背景下“正义”反对“邪恶”这样的道义光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美国式的单边倾向与希望对“9·11”事件本身作出全面的诠释、希望国际社会保 持多边合作和谐气氛的欧、俄、中诸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若干特点
虽然半年多的时间不足以全面地揭示“9·11”后大国关系变化中的所有特征，但是已 经显现出的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足以影响大国关系的未来进程。
从结构上说，“9·11”之后的大国关系显示出一个单边主义的差等式的力量结构与成 长中的复合式多边均衡结构并存的局面。就各个大国实力的对比而言，无疑，由于苏联 的解体，由于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由于“9·11”恐怖打击事件之后， 国内凝聚力大增，并且在短时间内造成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对其余所有大国的明显优势 ，从而使得美国自然地跃升于差等式结构的顶端。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单边主义的差等式结构的出现，虽然体现了美国实力与其它国家 相比之下的相对增长，但是从20世纪美国安全战略的演变来看，世纪之初的美国与列强 竞争，提出的是多边安全战略，有一个国联与之相对应；冷战时期，美国提出的双边安 全战略有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机制与规则框架与之呼应；而如今美国凭恃其实力提出的单 边主义安全战略，却缺乏相应的国际机制作为保障，甚至不如冷战时期可以动用诸多国 际组织，乃至联合国作为其称霸的工具。虽然美国在北约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但北约 已经早已不是美国一家可以说了算的，并且其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国际组织。 与美国凭恃强权，却没有那么多国际组织机制作为保障的局面相比，迅速一体化中的欧 洲，包括其它国家正在逐步走向规制化的多边合作的趋势，对美国的单边突起，无疑是 一种潜在的，但也是相当有力的挑战。
同时，“9·11”之后，尽管美国顽固推行诸如退出反导条约等强硬措施，但是中、俄 等因此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从双边与全局的长远利益出发，依然以灵活、冷静 的态度与美国斡旋，表现出高度的克制，这也是使得大国关系尚处稳定状态的一个重要 因素。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来，差等式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由金字塔顶可以任意向系统 的各个部门传送权力。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曾经指出：“中心——幅射模式可能 有误导性，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相互性或者说彼此的脆弱性”。换言之，从全局上看，美 国虽然与其他任何大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即使对欧盟也是如此。但是在各个区域和各 组多边关系里美国未必处处占有优势。在一个总体的差等结构之中，还有着大大小小的 体现各类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各类次结构、子结构。比如欧、美、俄关系结构，近年来， 欧俄合作长足发展，从长远看，对美国的地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挑战；比如东盟十国加 中、日、韩的“10+3模式”是东亚合作中心新机制，但在这一新机制中，美国还不具有 观察员身份，影响有限。在这些互相重叠的领域中，可以对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单 边倾向逐步地起到某种制衡作用。
从区域的角度看，“9·11”之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力量消长集中在亚洲的次区域 层面。这里所指的亚洲次区域层面，包括有中亚、外高加索等前苏联影响范围之内的战 略要地；印度与巴基斯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东盟；以及中东。鉴于围绕中东事务的大 国关系格局基本未变，所以暂不对中东问题作进一步展开。
以中亚而论，笔者在苏联解体后曾提出，鉴于中亚是欧亚大陆上相对最未充分开发的 一个地区，也是宗教、语言、文化关系最为复杂的一个地区，又是自然资源和战略位置 极为重要的一个地区，因而，中亚将是冷战后大国力量消长最显著地区的假设。“9·1 1”事件与阿富汗战争发生之后，中亚的区位重要性顿显。美国在俄罗斯帮助下，进入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借用当地的机场设施与空中通道。中亚各 国为阿富汗战争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美、俄的力量对比关系在“9·11”之后的中 亚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俄罗斯的消退和美国的进入已是相当长时间中的一个不争的趋势 。
印度与巴基斯坦所踞的南亚次大陆是“9·11”之后大国关系发生变化的又一个重要区 域。随着阿富汗战争的推进，美国倚重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将军，这给原本与美国过往 甚密的印度以很大的疑虑。以至于美国必须反复强调：“美国现在没有，将来也决不会 同巴基斯坦做损害印度利益的交易。”虽然俄罗斯在印度次大陆也有传统影响，甚至近 期俄印关系还有所加强，但“9·11”之后，即便不包括阿富汗本身所发生的急剧变化 ，也尽可见美国在当地的影响迅速增长。
东盟地区是整个东亚地区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区。去年年底，中国与东盟签署 为期十年实现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成为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一处亮点。这是我国外交 继续参与多边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扩大我国在当地影响的一条重要渠道。与若 干年前“中国威胁论”在当地不绝于耳的情况相比，今天已较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继朱镕基总理访问东盟之后，连忙又紧 跟着去了一次东盟。尽管小泉称日本要与中国共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但旨在牵制中国 的意向颇浓。问题在于，不只是日本，而且还有美国都表示了参与东盟10+3的兴趣。甚 至连小泉访问东盟这件事本身，据报道都还是美国方面授意与推动的结果。
从“9·11”之后大国力量对比消长比较明显的上述三个地方来看，都集中在亚洲，而 且都处在我国的周围。上述情况即使是偶然所致，也必将大大引起中国战略家们的高度 重视。
三、影响“9·11”后大国关系走向的若干因素
迄今为此，可以清晰地察觉“9·11”后大国关系走向中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其一 是主张以强权为原则，以实力为基础，坚持推进以新保守主义为思想原则的单边主义路 线，即使迫于形势的压力，在形式上以多边合作为掩护，或者以重新肯定联合国作用为 幌子，也无法改变锋芒毕露的单边主义的风格与定势。另一条路线是主张以国际社会中 的多边合作和多边参与为宗旨，主张国际政治中多极力量和各重要地区的战略平衡作为 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基础。虽然，这后一条路线并不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主流，需 要考量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主张多边合作的路线有可能成为主流，会对单边主义路线 产生巨大的牵制作用呢?
以中、俄、美为例，可以发现“9·11”之后这三国对外政策、对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 有若干相同的背景。
其一，三国对外政策的经济背景。无论是中、俄、美哪一国，经济问题仍然是各自国 家与政府的头等大事。其原因首先是因为“9·11”之后大国关系发生变化之际是世界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美、欧、日同时处于萧条的状态。从国别看， 对美国而言，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天文数字般的反恐怖开销和今年3790亿美 元的巨额军费，都与乔治·W·布什的减税政策发生矛盾。有鉴于老布什打赢海湾战争 后，却又因不重视国内经济问题而竞选失败的前车之鉴，小布什理当把经济复苏置于至 高无上的境地才是。对俄罗斯而言，经济体制转型并未真正走出困境。迄今为止的经济 增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一旦油价发生波动，俄经济势必大受影响。对于普京而言，目 前国内战略是突出经济而稳定政治。如果经济上再无成效，那么支持他的老百姓会因此 失望。至于中国今年是入世后的第一年，有大量工作要做。作为目前最为迫切的改善国 有企业状况、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启动内需，改革金融体制等项内容，都是改革与发展 中最为艰难的任务。所以，中、美、俄三国面临共同的恢复与发展经济的任务，理当化 干戈为玉帛，将对外关系的重点立足于为发展经济提供空间。
其二，中、俄、美三国重要领导人目前是多年来国内民意支持较高的领导人，因此自 有较大的决策与调整空间来改善相互关系。叶利钦亲自选定的普京当选总统以来平均民 意支持率在70%以上。包括去年年底俄国内激烈争论俄是否应参与与美国的反恐怖合作 的问题时，普京的支持率甚至仍然高达80%。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自当选以来虽然 政绩平平，但是自阿富汗战争以来，国内凝聚力空前增加，布什支持率大为上升。而以 我国国内形势而论，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申奥成功，APEC会议的举办，包括 中国足球队进入世界杯等一系列提高民族声望的大事大功告成，全国上下民情振奋，显 示前所未见的民意高涨。中、美、俄三国领导层的所获得的国内支持是他们进一步发展 与改善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础与支持。
其三，“9·11”后大国力量对比消长变化最为显著的中亚(包括外高加索)、南亚次大 陆以及东盟地区，是地处我国周边的战略敏感地点，同时也是发展区域合作进程的起点 。东亚、亚洲或者亚太地区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可能重复欧洲所走过的道路，比 较可能出现的局面，是首先在若干次区域率先形成合作格局。所以，在中国周边一系列 次区域合作的展开，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与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不光 与中国和其他当事国一国一己有关，而且是顺乎区域合作进程、关乎全局稳定与发展的 大事。鉴于中、美、俄三国目前都已在不同程度上与上述次区域事务相关，所以，在经 过一个时期的巩固消化已有的次区域合作的基础上，这些领域的合作有可能以循序渐进 方式，以功能主义的方式，逐步扩展机制化的次区域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加强 了解与互信。
尽管“9·11”以来的半年中，单边主义外交甚嚣尘上，成为主导全局、地区与个别大 国外交的主要动因。但是，在中、美、俄三国所具有的共同前提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 背景下，并非不存在改弦更张，找到一条大国间平等互利、协调共进的发展双边与多边 合作途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