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关于跨学科特点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社会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05-0001-06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一直颇有争议。齐默恩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横跨从自然科学到道德哲学……的整个领域”。他不是把这个领域定义为一个单一的科目或学科，而是“视其为同一视角下若干个科目的集合”。①昆西·赖特认为它是一新兴的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而莫顿·卡普兰则坚持认为它缺乏作为一门学科的特征，因为它没有政治学那种综合科目的共同学科核心可供进一步拓展，他更愿意将其视为政治学的子学科。②马丁·怀特更是认为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无国际理论。③斯坦利·霍夫曼则认为“试图确定社会科学研究范围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社会关系中并无永恒的本质”。④就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而言，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与贯通，到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汇聚与融合，再到沃勒斯坦倡导的统一历史社会科学，均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特性。这一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各自的逻辑是什么？有何解释力和缺陷？这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一、几个概念：学科、学科性和跨学科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厘定几个基本概念：学科、学科性、跨学科、多学科与超学科等。
1.学科(discipline)。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学科是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⑤这是一种相当中性的描述，它强调通过学问的性质来分类。这一界定存在着一个未言明的假定：学科内的一致性以及它与其它学科之间的鲜明差别。这一学科属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并从制度上得以巩固，即它在大学和学院中取得了系的地位。是否每一学科均具有如此简明的独特性？学者们对此存在诸多疑问。沙姆韦与梅瑟—达维多从词源意义上考察了学科一词的历史演进，发现其有诸多内涵。从词源和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此名称并未揭示知识是透过对知识生产者的规范或操控而产生的，也没有说明门徒训练会产生普遍接受的学科规训方法和真理”。⑥学科并非完全由其内在逻辑所造就的，知识后面的权力要素、知识的组织和生产的历史特殊性均影响着学科的内涵及其变迁。大卫·朗也认为，学科之间的区别是基于历史事件、社会和政治权力以及官僚政治的惰性。⑦从这一意义上看，学科的分化既是学科内在属性的体现，它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点。
2.学科性(disciplinarity)。学科性是对学科特性的一种概括。大卫·朗区分了两个层次上的学科性，即原子论的学科性概念和进化论的学科性概念。⑧所谓原子论的学科性(atomistic view of disciplinarity)是指，各学科是分离的，功能上是同样的，它在本质上是不变的。这暗示着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划分为“不连贯的知识包”(discrete packets of knowledge)。所谓进化论的学科性(an evolutionary view of disciplinarity)是指各学科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其范围可扩大也可缩小。进化论的学科性是动态的，它表明学科是由社会世界所构成的。
3.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interdisciplinary”常常被翻译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一词常与多学科和超学科相连。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奥地利学者J.詹奇对跨学科、多学科以及超学科进行了区分，“多学科是低层次的、利用多门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跨学科是中等层次、多门学科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合作研究；超学科则是高层次的、不存在学科界限的统一研究。”⑨大卫，朗也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多学科，即采用多学科的视角透视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题、事件或现象，其潜在的含义是单一学科视角不足以完整、全面地呈现整个现象的真实画面。⑩多学科的透视给人以全面而丰富的认知，但是它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即到底是哪一学科或方法最为本质地描述了其分析对象，哪一学科的论述更具说服力，当各学科对同一现象或事件做出各有侧重的甚至是相互冲突且不可通约的回答和解释时，我们如何来评价和选择。这说明多学科所遵循的是一种机械式的加法原理，但它们之间是否能够互为补充或融合则尚未可知，多学科恰恰体现了各学科惯用思维的差异。朗指出，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其标志是两学科之间存在重合的实质的主题或相同分析层次，当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后，需要两者合作与联合。(11)与多学科不同，跨学科具有更具体的研究对象，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合作，跨学科形成了不同于原来学科的特点。跨学科“不是机械的掺和与凑合，而是有机的化合”，已经形成的新学科（交叉学科）不可以还原为单一学科，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还原性。(12)在学术界，超学科有两种意思。其一是，超学科被人认为是学术帝国主义，即某一学科的方法、理论、术语和研究成果都可以转移到其它学科，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曾经拥有类似的地位。其二是，超越学科划分，成为一种统一的学科，即沃勒斯坦所言的“统一的历史社会科学”。这一意义的超学科实质上是要求放弃多学科划分，从而也被朗称为“非学科(adisciplinarity)”。(13)
二、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跨学科的形成和特点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特征是如何出现的，其学科交叉特点何在？下面展开分析法国学派（以雷蒙·阿隆为代表）、英国学派、批判理论、世界体系论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和思想的跨学科特点。
1、阿隆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与学科交叉。霍夫曼非常推崇阿隆为法国的国际关系学成为自主的学科所做出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通过横跨历史、法律、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阿隆几乎是独自创建了自主的国际关系学。在阿隆的设计中，该学科由连贯的、精确的问题体系构成，其目的是使得恒定的规则与具体的原初性社会行为的变化形式可以被理解。(14)传统的法国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特点，而阿隆为其添加了政治学和社会学要素，并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自主性。阿隆将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融入到国际问题研究中，这一跨学科交叉和融合是与他的学术背景和生活阅历相关的。
二战之前，阿隆具有浓厚的共产主义情怀，有人称之为“含糊的社会主义者”和“热情的和平主义者”。(15)但阿隆的犹太人身份、德国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发展以及残酷的二战促使他逐渐成为现实主义者并日益反共。阿隆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参与与其学术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性，30年代阿隆曾在德国学习，他接触和学习了韦伯的社会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作为行动的指南，阿隆选择了韦伯的启示，“我所理解和接受的政治不可能简化为伦理；我不再力求通过谈话和签名证明我的美好感情。思索政治，及思索行动，分析他们的决定、目的、手段和精神世界。国家社会主义教我认识了非理性力量的强大，马克斯·韦伯教我懂得了每个人的责任，不仅要对自己的意图负责，而且要对选择的后果负责。”(16)这意味着，阿隆在政治立场上逐步放弃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谨慎原则。学术上，阿隆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势，二战后阿隆放弃了哲学研究计划，转而主攻政治学和社会学。阿隆的政治学研究涵盖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对二战后欧洲夹杂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又要克服欧洲大陆上持久的法德冲突这一历史和现实环境，阿隆以其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为基础，通过韦伯式历史社会学来分析国际问题，并建构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
简言之，阿隆身上所体现的是学科交叉，其思想贯穿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它是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传统、阿隆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取向等要素复杂互动所建构的。在阿隆的思想中，继承和修正韦伯式历史社会学来分析国际关系，是超越“宿命论”和“决定论”，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有效方法，而且这体现了人的行动和选择所介入的历史。换言之，阿隆分析国际关系，其落脚点仍然是人的行动，通过吸收韦伯式的历史社会学方法和思想，阿隆既力图成为“君主的顾问”，又为自己理解国际问题提供了框架，而这一框架隐含着行动的逻辑。从这一意义上看，阿隆的“学科交叉”既是一种政策建言，也是一种充满了学术思考的行为哲学。
2.英国学派的历史社会学与学科交叉。在英国学派中难以找到阿隆这样的人物，因此难以从个人角度细致地剖析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具有的历史社会学特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英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传统和怀特等人的思想中发现些许端倪。
英国学派强调历史的启示，譬如，《二十年危机》一书使卡尔成为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但卡尔的历史学著述更多，他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怀特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列举的等式，“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政治理论：历史性阐释”(17)更是酣畅淋漓地凸现了英国学派中历史学之地位。英国学派也强调社会学视角。在怀特所区分的三个思想传统中，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竞技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但不同于国家；革命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或应该是一个国家）。(18)在怀特看来，卡尔所分析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摩根索所分析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是对病态的现实的反映，它们均忽略了大量的国际事实。怀特更看重理性主义，或者说他选取了格老秀斯传统。怀特还对国家体系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在怀特的“国家社会”思想中，共同的文化是核心，这显示了怀特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对价值和规范的强调。(19)布尔对怀特的国家体系思想进行了改造，他和沃特森等人致力于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西方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展的过程，致使吉尔斯认为他们的研究纲领接近于历史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20)
英国学派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视角论述国际关系史。这一论述模式潜含了“欧洲中心主义”，“它表达了西方一些人经常表现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代表着对‘帝国主义’一词及其所反映的时代所持的赞赏态度。”(21)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看，英国学派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大卫·朗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特点。英国学派的历史社会学特点并不是从其它学科引进方法所造就的，它是由英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特点，以及怀特、布尔和沃特森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偏好所形成的。这一跨学科的特点也意味着国际关系学显示出进化论的学科性特点，而不是原子论的学科性特点。
布赞的国际体系研究所具有的历史社会学特点则有些不同，布赞传承了怀特、布尔等人创建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思路，但他同时也吸收了来自历史社会学领域的迈克尔·曼和沃勒斯坦等人的思想，他试图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研究框架。
3.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历史社会学和学科交叉。批判理论中的历史社会学思想主要渊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少国际关系研究者借鉴和发扬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社会学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的作用，而民族、国家和战争等要素则相对被忽略。诸多国际关系研究者试图从不同层面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加拿大学者考克斯从生产的权力角度出发，对社会和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重新思考了阶级分析方法并加大了国家理论的研究。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也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充分有力的历史社会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旧的论述过多谈论生产过程，太少注意国家的建构、战争形态、道德与文化的复杂性等方面。哈贝马斯试图超越传统的“生产范式”，提出了新的“沟通范式”，这是一个更复杂综合的历史社会学，从而重构了国际政治和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具体画面。(22)
考克斯和哈贝马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国际问题时，都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这是“立”的表现，而英国学者贾斯廷·卢森伯格则重点在于“破”。卢森伯格指出现实主义的关键弱点是它的非历史和前社会学的特点，这一缺陷需要新的替代性分析来弥补，即无政府状态的非历史性应该为另一种问题（社会学的现代性问题）所替代，其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卢森伯格试图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论发展为一种替代现实主义的论述模式。从问题领域看，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从当下的学科分化角度看，学科交叉的特点非常鲜明。卢森伯格注意到学科分工所形成的问题，他指出早期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们并没有从对社会科学进行学科划分的意义上来思考。但学科分化之后，有关现实世界的某些基本的东西被当作了自然存在物，从而忽略了它他们的分析，而马克思、斯密等理论家只把它们看成是重要的、需要解释的。(23)卢森伯格认为国际关系学作为现代学科分支中的一分子，同样存在固步自封（特别是表现在新现实主义中）的特性，这需要置身于现存的学科界限之外并像早期的社会理论家那样从整体社会——社会整体论的角度来思考。可见，卢森伯格采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社会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质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接近于沃勒斯坦所说的“统一历史社会科学”和大卫·朗所言的“非学科”。与卢森伯格不同，考克斯和哈贝马斯并不是从学科分化的角度来思考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在他们的逻辑中，国际政治仍然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需要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从思想渊源上看，世界体系论者多为马克思主义式历史社会学的继承者。与考克斯和哈贝马斯等人比较，世界体系论者具有更强的跨学科意识。除沃勒斯坦倡导统一的历史社会学科外，吉尔斯和弗兰克等人也要求跨学科的思考。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世界体系分析关系到考古学、世界历史、宏观历史社会学、中世纪学、经济史、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发展学、生态学、民族关系学、种族关系学、性别关系学等学说和学科，其目的之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推进整体方法和思想。“研究世界体系中积累之积累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轻视、甚或排除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及其它因素。恰恰相反，要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思考”。(24)吉尔斯和弗兰克虽然强调跨学科的方法，但其内核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在其政治、经济、文化“三足凳”中，经济仍然是决定性的主导变量，政治和文化等要素只是干预变量。
沃勒斯坦是以世界体系分析见长的历史社会学家，但他探索的问题业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的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内涵。他的逻辑是，历史社会学仍然是“学科”，“尽管大家拜倒在‘交叉学科’的灿烂光辉下，当今社会科学划分为各种名目的建制工作还是极其强劲的”。沃勒斯坦认为交叉学科本身就是一种引诱，意味着各门学科都有某种专门知识，如果与某些其它专门知识相结合便可能有助于解决某一实际问题。所以，交叉学科代表对当前这种学科划分名单最可能有的最大支持。(25)沃勒斯坦并不满足于跨学科的光辉，他试图更进一步，形成统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即“超学科”。在他看来，统一学科性并不是多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承认社会科学内畛域界限之正当合理，但是要求各种不同的从业者以添加的方式阅读和使用相互的研究结果。这就是厨师越多，汤往往更好喝的信念。它反对对全部进行研究，理由是很难以通得过可验证的命题的方式指定资料，因而助长模糊和不可否认的论证。”(26)在沃勒斯坦的理念中，多学科交叉仍然不是整体性研究，而只是“多几个厨师”而已，因此多学科交叉表现的是不同视角的加法原则，是一种视角主义的进路。沃勒斯坦将“交叉学科”贬为多学科，这样的论述策略似有抬高自己倡导的“统一学科性”之嫌。沃勒斯坦推出的世界体系分析能否如其所言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内部的一种运动，用以消弭学科划分所造成的知识割裂与内在的局限性？
首先它涉及我们对学科的基本认识，沃勒斯坦实质上反对“原子论的学科性”，在对19世纪的学科制度化的七个前提的分析中，他表明了立场。(27)他亦不接受进化论的学科性概念，因为进化论的学科性概念仍然是对学科分化的一种表达，虽然它具有动态性。沃勒斯坦反对将知识专业化和知识的整合视为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他提出“统一学科性”。但悖论在于，沃勒斯坦欣赏普里高津和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的“世界的复魅”(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观念，在统一的历史社会科学的旗号下，在他的世界体系视角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他还是选择了经济决定论，而且他仍然只能使用分化的学科术语来言说。
4.其他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学科交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他们看重从方法上探索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即他们探讨新韦伯主义、建构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世界体系论这些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业已存在的理论思潮或方法与历史社会学或国际关系学的结合，这一学科交叉主要是针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时主义”和“现时崇拜”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28)
三、跨学科视角下的问题分析
从跨学科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也存在一些缺失。首先，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内在冲突，历史社会学的命运与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历史社会学这一不太牢固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解释力。由于历史与社会学的结合存在着多样性和争论，这使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自身相对缺乏简明性和条理性，也使学习者短时间内难以把握。而且，在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体现其学科交叉和融合时，是否在学科属性上存在主次之分，如何安排和协调其关系，即在涉及到分析国际和全球问题时，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的分析和视角的关系如何安排与体现？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次，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特点意味着，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共同语言增加。但是，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尴尬情况，即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内部以及它与国际关系学的其他流派、范式之间共同话语减少。伯克指出，“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一种共同的话语的增加，恰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实际上也是在每一学科内共同话语的减少同时发生。甚至诸如社会史研究之类的分支学科现在也面临着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阵营的危险，一方关注大趋势，另一方注重小规模的个案研究。”(29)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中。更加危险的是，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与其它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缺少交流。如霍布森所言，国际关系学者见到了历史社会学，但没有听到其声音，(30)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在国际关系学中地位仍然未能明确地确立，它仍然需要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需要与其它学者沟通和商榷。
其三，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体现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但是，在世界和国际问题上，这一学科交叉究竟意在解决世界的“祛魅”还是“复魅”？按照传统的理解，“祛魅”应该是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目的，即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来透视复杂的世界，从而深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因为近代的学科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在学术领域的体现，它表达了西方近代“理性”思想和观念。然而，在沃勒斯坦的理念中，韦伯式的理性的“祛魅”具有重大的缺陷，因此沃勒斯坦提倡统一历史社会科学来“复魅”。(31)但争论是显而易见的。韦伯虽然努力推进“祛魅”，崇尚理性对认识世界的强大功能，但是他在认识论上由于强调“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其相对主义倾向的结果是人类难以真正清晰地认识世界及其宏观进程，“祛魅”也只是理想类型了。在世界的“祛魅”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显示了其信心，因为它对历史规律抱有乐观信念。由是可知，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虽然体现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点，但是与之相关的认识论上还存在着根本性的争论与分歧，一系列问题等待着学者们进一步研讨。
四、几点结论
首先，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超学科的形成及特点，需要从学者属性、学科属性、时代属性、国家属性和问题属性等不同层面思考。阿隆的知识背景是他采用该方法的前提，但这并不足以解释阿隆采用韦伯式历史社会学方法。如前文分析的，法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传统、阿隆所面临的时代特点与国家环境的影响，以及阿隆犹太人身份和其政治参与均影响了其学术思路。在阿隆的思想中，“政治人”与“学术人”存在着对立统一性。从学科属性层面看，一方面是一国的学术传统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学科性问题上，存在着原子论的学科性和进化论的学科性的争论，具有动态和开放性特点的进化论的学科性为学科边界的拓展和交叉提供了条件。同时，某一学科内主流理论存在缺陷也为学科的交叉提供了“靶子”。在时代属性和国家属性层面，两者的结合塑造了学科交叉所分析的议题和对象。阿隆思考着战争与和平问题，英国学派则阐释“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冷战结束后霍布森等学者展望并规划“世界社会学”，马丁·肖虽然一如既往地进行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但他也关注冷战后新的战争类型。时代特点和国家背景关联着“问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议题。
其次，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但他们在思想渊源上存在着分歧。在历史社会学领域，韦伯和马克思是两大思想源泉，两者的身影几乎是无处不在，并塑造着两种研究路径。韦伯在方法和思想上影响着阿隆，阿隆又直接影响着霍夫曼和霍尔等人，霍布森和马丁·肖等人亦吸收了韦伯的思想；沃勒斯坦、弗兰克、考克斯、吉尔斯和卢森伯格等人身上嵌入了马克思的思想，吉登斯与曼等人身上则可看到两种“印痕”。这两大思想源泉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思考路径，在关系到战争、国家、国际体系等议题上亦争吵不休。从这一意义上看，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不仅体现了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方法的交叉，它更是在认识论层面的交锋和多元拓展。
其三，我们还可以辨别出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所呈现的跨学科的不同类型。法国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国际关系学中。英国学派的历史社会学特点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两种研究视角的叠加。曼、沃勒斯坦、弗兰克等人的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作品则是由于其研究视角的转变 （社会／国家的内生说转向外生说或强调外部要素的作用）导致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的拓展。霍布森等人的学派新努力则强调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国际关系学的新议题或旧议题的融合。
最后，学界倡导学科交叉的主要目的是弥补现有学科分割导致的“近视”，从而指出原有研究进路的不足，并提供新视角。但是，学科交叉并不会自然地形成这样的优势，对于交叉的效力，我们需要具体地研究。譬如，梯利有关“战争制造国家和国家制造战争”的观点，被布赞认为是自主地得出了与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者类似的观点。(32)在后来的《强制、资本与国家》一书中，梯利参考了不少国际关系学作品，但他的核心观点没有大的变化。曼在其社会权力来源的分析中，也参考了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学者的观点，那只是加强其观点而已。如布赞所言，国际关系学在元理论上仍然没有为历史社会学者的分析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主要是国际关系学向历史社会学学习和借鉴，国际关系学在学科交叉过程中长时间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不能为历史社会学提供知识产品，譬如在战争社会学和国家理论探讨中，社会学界在相当长时间内忽略了战争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也忽略了国家的外部构成要素，这恰恰是国际关系学的强项。
收稿日期：2006-06-07
修改日期：2006-07-08
注释：
①②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Fifth Edition,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 2001,p.19,p.20.
③(17)Martin Wright,"Why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ed.),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p.15-35, p.32.
④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Op.cit., p.21.
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29页。
⑥(27)沙姆韦和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载于沃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 13-14页，第213-225页。
⑦⑧⑩(11)(13)David Long,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New Orleans,March 25-27。
⑨(12)转引自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第123页。
(14)Stanley Hoffman,"Raymond Aron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85, Vol.29,Nol.pp.113-127.
(15)(16)［法］尼古拉斯·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王文融译）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第77页。
(18)Martin Wr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eds.),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48.
(19)布尔也认为，在怀特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考察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怀特强调关注隐含于国际关系学下面的道德和规范假设；二是它试图将历史考察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三是他为高学术标准和思想价值做出奉献。 Hedley Bull,"Martin Wr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r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
(20)B·K·吉尔斯著：《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进程：三种研究方法》（尤泽顺译），载朱瀛泉主编：《国际关系评论》第3集[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440页。
(21)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22)J.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Heinemenn,1979，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历史与理论》，第665-666页。
(23)贾斯廷·卢森伯格：《导言》，载于贾斯廷·卢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 [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4)巴里·吉尔斯、冈德·弗兰克：《积累之积累》，载于冈德·弗兰克、巴里·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25)(26)(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冯炳昆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第 214页，第270页。
(28)参见王军：《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基于流派的考察》[J]，《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
(29)［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30)John Hobson,"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phen Hobden and John.Hobson(eds.),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utledge,2002,p.4.
(32)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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