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死亡伦理结合环境伦理面对风险挑战的伦理智慧
——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智慧
姚 站 军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命运主体底线在于生死存亡命运层次，破解各种风险首要的任务就是破解生死存亡层次的致命性风险，这就需要基于死亡解读到伦理解读的广义死亡伦理及其命运智慧思考。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需要自我革命精神的可持续激励，甚至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智慧继续前行。这种战略智慧中深刻综合了广义死亡伦理结合环境伦理面对风险挑战的伦理智慧。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道路上体现的自我变革战略智慧基于爱智慧大生命尊严的生死伦理哲学时空观，需要具有生死伦理思辨逻辑的领导力实质智慧。广义死亡伦理智慧是基于对大生命实践思考的生死命运智慧，也可以说最大视域深刻解读了伦理的死亡智慧及健康的人道智慧，体现了面对生死命运挑战大无畏的伦理境界甚至结合审美境界。
关键词 ：风险；死亡伦理；命运智慧；健康人道智慧；环境伦理；自我变革战略
在与死亡相关的言语运用上，人们往往借用“安息”“逝世”“永别”等委婉说法来代替死亡的表达。死亡在一般意义上无非是指生命个体的死亡，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亡、消除、消解、分解。死亡的价值需要从死亡的内在元素来分解，即死亡物质形式的分解、死亡意识的消解、死亡恐怖的消除。“伦理”一词说词解字，意味着三个人之间的象征众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死亡伦理的解读即为芸芸众生面对无法逃避的最终自然死亡的坦然理解。真正的死亡意味着一切消亡，死亡物质形式的分解在死亡伦理的价值思考中并不意味死亡意识的消解，也不能消除死亡恐怖的存在。医学可以拯救一些重病垂死的生命，让其即将死亡分解的物质形式“起死回生”，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甚至其中被起死回生的人的死亡焦虑意识和死亡恐惧担忧。伦理面对死亡的智慧却能建设生命的精神不朽，而且追求精神不朽的死亡伦理智慧不仅能改善命运的生命能量，而且体现创新命运的人生胆识。死亡伦理的“死而不亡的精神生命不朽”当代智慧新解，也可以表达为当代社会太极生无极之道审美创新相互推动良性大生命循环是为生生不息之大得大德。站在良性大生命循环无止境的生生不息大德修炼，则大无畏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既是一种英雄气概，也是激励社会前行的推动力。大生命世界中良性良心循环呼唤破解恶性循环及良心遮蔽，就作为伦理大德智慧的现代良心呼唤而言，实质也是一种生命精神动力推动当代世界生命体之间之内的良性循环，即实现大生命辩证。更为深刻的追问是：思想世界中的大生命良性良心循环到实践世界中的大生命良性良心循环能破解思想世界中的大生命恶性循环良心遮蔽到实践世界中的大生命恶性循环良心短路吗？当代心性学或现代心学无论是对生命思想与生命思想之间的良性循环良心推动到对生命实践与生命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良心推动，还是对生命思想与生命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良心推动，都不仅仅是生与生之间的思想辩证或实践辩证或思想实践辩证。大生命循环的良性良心循环及其辩证循环或真正的生命辩证法并不能也并不会回避生与死或存与亡之间的大生命辩证。在各种命运挑战中人们需要巨大精神力量可持续面对，而且任何与命运相关的具体挑战都不能动摇这种巨大的生命正能量或生命精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巨大的内在生命力或生命精神不仅不会动摇反而会更加强大。因为当代死亡伦理智慧建构的伦理法理勇气是一如既往求索生命真谛、为之奋斗的胆识之勇，这种胆识之勇甚至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意志使生命能超越所谓命运或天数的安排，而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甚至帮助芸芸众生改善命运的大智慧。各种命运的考验需要大无畏的死亡伦理精神智慧支撑，本质上这是为了生命真谛和人生义务甚至命运共同体宗旨使命敢于担当、甚至忍受和承担痛苦。然而这种看似痛苦的忍受实质是超越心字头上一把刀的道德自由和审美自由的结合或者说是伦理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结合。
(一)基于死亡解读到伦理解读的广义死亡伦理及其命运智慧思考
我们既需要基于死亡解读狭义生命视野(生理生物意义医学意义理解的生命死亡，比如一个人死亡或一朵花死亡)，也需要突破狭义视野到基于广义视域解读死亡，即在大生命视域中理解死亡(比如封建社会的死亡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一个企业的破产消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没亡)。当然基于死亡的解读也可以分为基于自然死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解读和基于风险死亡(破坏或者说违背自然死亡的其他死亡)的解读。
新时代伦理既不是完全灭掉人欲甚至正当需要的虚伪道德，也不是放纵无节制及失去理智良心的无道德。“在人的道德存在系统中，良心是内核，良心生成义务感、责任心以及全部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而所有这些存在形态的外向作用过程，都会以人的道德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1]伦理之伦的五伦天伦人伦及实质的人伦和形式的人伦，三个人字组成的伦字，三个人成的伦的三生无穷(《道德经》有道“三生万物”)的事实状态或形而下状态，理的应当之理应然而言的形而上状态(核心价值之理念理想信念)。伦理的形而中对接甚至融合上下的中道、中庸、中和协调状态：伦中有理、理中有伦。是的事实状态到应是的价值状态，应是的价值状态到是的事实状态，一种是的状态到另一种是的状态，一种应是的状态到另一种应是的状态。伦理的定力到伦理的动力、由小人生到大人生的长远全局的无孔不入的伦理智慧渗透力及伦理战略驱动力，伦理的驱动创新欲望力和伦理的镇定自觉约束力之间的中道智慧。就道德行为(伦理行为)而言，伦理主体不仅要有行为能力，而且其受迫做出的行为也难以是道德行为，比如自杀行为是一种反伦理之行为，或者说不道德行为，就是在于该行为可能是不自愿或被迫之行为，或者说不清醒被诱骗之行为，甚至某些由于冲动或内心应对外面人生挑战精神承受力脆弱而自杀在对自己生命构成不伦理之伤害时，也伤害那些很在意自己生命的相关之人或组织甚至国家，比如作为国家及组织培养了多年之栋梁自杀行为间接对于国家及组织而言，也是不道德行为，死亡伦理需要批判这种对自己不伦理也对国家及组织不伦理之行为。死亡伦理智慧对于个人而言，需要转化各种挑战压力为动力之人生伦理智慧甚至是人生实践大智慧。对于国家或组织而言，需要破解各种风险挑战，在改革力度、发展程度及社会可接受度综合协调中，防止致命性行为伤害民族国家或组织可持续生存。“生死存亡……命之行”(《庄子·德充符》)，就命运而言，生死存亡的命运(生死命运或存亡命运)为关键。就命运之理而言，伦理之理为核心。命虽然有定数或者说有一定的客观前提基础或客观条件环境，但是“时来运转”就意味命运之运可以改变，命和运在一起就是定力和创新的结合。命运伦理就是合乎人道健康的生命定力和生命创新的结合之理。人的生命的死到生或生到死，需要生命的定力对抗趋死、推迟死亡和延续青春，也需要生命创新促使新陈代谢而超越死亡，甚至创造死而后生或起死回生的奇迹或实现死而不亡的境界。死亡之伦理当然是生死命运之伦理的重要方面，其肉体虽死，但精神不死，身体虽亡，但道德不亡的死亡伦理的人格可以永恒。因此，也可以说死亡伦理实质就是死而不亡之伦理。死亡伦理智慧就是死而不亡之伦理智慧。“死亡哲学中有肉体之死与灵魂之生，灵魂精神之死与肉体之生的学说，正如‘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代中国著名诗人臧克家诗)中前者是肉体之死；‘有的活着，他已经死了’(臧克家诗)中后者是灵魂之死。肉体之死并不能阻碍伟大的道义、事业和思想的不朽和永生，正如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马克思之死而死，毛泽东思想也没随毛泽东逝世而与世绝亡。对死亡伦理目的性价值的研究能使我们看懂为什么有的人临死是如此安详，而有的人临死是如此惶恐不安；有的人的死是如此伟大庄严，重于泰山，永垂不朽，而有的人的死是如此可卑可笑，轻于鸿毛，遗臭万年的现象。”[2]死亡伦理精神主要是体现了“肉体之死并不能阻碍伟大的道义、事业和思想的不朽和永生”。生死存亡而言的命运挑战难道不需要死而不亡的伦理精神及其指向的道德人格不朽去化解吗？“无我，则要求人们破除小我的局限，把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人群和宇宙的大我之中，在人类整体的完善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求得永恒与不朽。”[3]
本模式考虑各类电源均衡发展，兼顾广东电源发展的经济性、灵活性和清洁化水平。2030年广东较已明确煤电机组新增装机6 GW，达到82.47 GW；新增气电装机6 GW，2030年达到42.79 GW；新增核电装机10 GW，2030年达到31.14 GW；新增风电装机17.5 GW，2030年达到20 GW；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7.4 GW，2030年达到8 GW。
基于这个概念，其他学者陆续凝练提出了“搭脚手架教学”理念，在“最近发展区”内通过有效的指导培养孩子的能力。在教育过程中提供指导，随着孩子能力的增加而逐步减少指导。这个指导过程跟建筑中搭建脚手架有两点重要相似之处：①在建筑任务完成后拆除；②拆除不影响已建成房屋的稳固性。
无我相无他相无众生相？心中之真相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即所谓心中时刻在破解各种遮蔽而回归本心悟空悟性或者说坚持思想真谛！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及其坚持的人生真谛及学说能最终战胜各种贬损甚至迫害，根本在于其为了其伟大的思想事业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价值之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4]63莎士比亚通过他剧作中主人公的独白追问面对生死命运挑战时的人生价值选择，但是结果理解为命运对于“惧怕不可知的死后”的宁愿忍受。“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压迫下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4]64当代死亡伦理智慧面对生死命运的挑战可以正面回答莎士比亚剧作中主人公以上的独白问题，甚至可以超越这种命运考虑存在及其焦虑，而让我们伟大的事业永葆行动的意义。死亡伦理意味着有直面死亡的风险挑战仍能坚守良心的美德，至死不渝、敢说真话、不卑不亢、表里如一的定力修养境界。一个具有大无畏死亡伦理精神的勇士也一定能在任何致命风险之际有巨大定力，及时果断做出决断。先贤英烈们由于其死亡伦理精神在当代仍然挺立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无比的崇敬和爱戴。因为在超越时间与存在的维度而言，死亡伦理本质是为了建构不死的思想或不朽的精神。没有精神生命的人的生命本质等于没有生命，精神层面的意义对于生命而言是如此的必要,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精神维度之一便是人的伦理道德价值,面对生命的死亡威胁,作为人的生命既需要更好的维持物质生命,也需要追求精神生命的延长,道德不朽的价值可以延长人的精神生命,甚至使人的精神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永恒不死(虽然物质生命早已经消亡腐烂)。“死亡是每个生物个体都不能逃避的客观现实，也是生命延绵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死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死亡的社会价值和伦理问题也各不相同,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5]作为万物之灵，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存在，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能意识到自己的死亡。由于人具有抽象思维，所以人对死亡有伦理意识，面向死亡，人可以感到自身的有限，在死亡的境遇中，人才真实地深刻地感悟和体验到生命的真实，对向死而生的伦理意义追问和价值思考中，人不仅倍感生命难得的价值，而且更为自觉地去探寻人生真谛内涵。死亡伦理的精神不断激励人们把眼光投射到自身有限存在以外去作终极价值的生命追思，也即形而上的超验追思，这种追思意味着对无限、甚至绝对与永恒的希望。人之所以要在现实世界之外再创造超现实的符号化的超验世界，从死亡伦理的不朽精神理解，就在于人总是企图以某种理想化的存在为基点重新设世界并确定自身存在的价值，人对不朽的追求和渴望正是源于其自身现实生命存在的有限性、甚至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的短暂性。当代死亡伦理建构的不朽精神智慧获得超越死亡的力量和确定人生发展的方向。死亡让现实人生丧失了一切，包括生命财富、地位、人际关系等等，这引发人们的极大焦虑；既然人生而必死，死亡降临又如此之速，那么人世间的一切作为又有何意义?生前又究竟应该怎样活下去?运用中华民族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立于生生之本源来观生死，就可以明白:人的生与死，万物的成与毁，无不都是生生之道的外显，知此，则死犹生矣，则无死矣!如此，面对死亡，人们就坦然安心了。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悟透向死之思的价值本质为生的意义，则处理好生的事情，也就解决了死的问题，亦即仁爱伦理之事。命运智慧遥想近思就是念念不忘的命运现实担当的近思和原创领先的命运将来美好的遥想。于是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的死亡伦理智慧也就引导人们以由“死”而入“生”中以道德价值和伦理标准来直面人生诸问题，这样也就获得了如何生的正确方向与原则。以死亡伦理智慧为重要视角建构的当代命运大智慧是敢于面对任何挑战的大无畏的思想实践智慧，必然成就直面世界一切虚妄，具有大无畏气概的真正大思想家，也必然成就具有赤子之心开辟征程荒原，通达遥远美景的真正新思想家。
死亡伦理既需要思考死亡的“伦”的分解，也探求死亡的“理”的神圣和崇高。除了死亡伦理的内涵，从死亡伦理的外延思考，死亡伦理与其他伦理的区别在于一方面需要人的社会化的建构(其他伦理的主要使命)，同时也需要人的社会化的解构(死亡伦理的主要使命之一，而非其他伦理的主要使命之一)。一方面，人的死亡对于下一代或其他还没有死亡的人而言，其社会价值的继承和传播继续影响社会化的建构；另一方面，人的死亡对于死亡者而言，就立即停止了其社会化及其对社会化的建构。就个体生命的死亡伦理价值而言，国内有学者认为：与死亡有关的种种问题，是人们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既然关注人生，就必须更多地注意到和人的死亡有关的、道德—哲学的实践应用问题，并且需要具有科学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立场去着手解决。在死亡面前，既不要存不切实际的虚幻，也不要悲观甚至人造紧张心态，而应当坦然地把其当作生命的有机部分——“这就是由科学的切合实际的人道主义构成的哲学基础”[6]。
当代风险伦理，特别是死亡风险伦理(死亡伦理)解释风险甚至死亡风险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人们应对风险甚至死亡风险的伦理智慧，通过道德个体生命与生命共同体协作团结，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力去实现救亡图存。比如，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救亡图存。又比如，当代人面对无法准确预测的地震灾害或全球流行的致命性疾病时需要协作团结，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力去实现救亡图存。在这种价值论、认识论及实践论多视角思想融合的伦理实践智慧前提下，当代人与风险社会特别是致命风险的死亡挑战进行抗争成为了可能。对于当代风险社会中的组织甚至民族国家而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自我革命精神的可持续激励来推动，甚至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智慧继续前行前进。当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道路上，也必将是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当代社会的风险不仅是有形风险，比如生命财产受到损害的风险，而且包含无形风险，比如思想心灵遭受腐蚀的风险；不仅包含直接的马上可以看到损害结果的风险，而且包含间接的甚至具有很长潜伏期才能被发现的风险；也不仅指以天灾形式遭受到的风险，而且指以人祸形式遭受到的风险。新时代人类社会的风险既有传统社会的战争风险(甚至可能毁灭全球的核战争风险)，也有当代社会特征的风险比如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环境风险，又比如人心恶化良心丧失造成的诸如食品有毒、医药安全问题等其他人类社会风险。从个体命运到民族命运的命运主体底线，在于生死存亡命运层次。破解各种风险，首要的任务就是破解生死存亡层次的致命性风险。如何破解各种风险的伦理思考，首要的任务就是思考如何破解生死存亡攸关的致命性风险的伦理智慧。也就是说，死亡风险是风险中的风险，是风险破解的首思对象。“我们在寻求一个能把观察到事实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它将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我们所谓的简单性，并不是指学生在精通这个体系时产生的困难最少，而是指这个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9]风险伦理到死亡风险的伦理，都是基于观察到的风险事实的伦理思考，破解风险伦理和死亡伦理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体系时，我们也力求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大智慧“这个体系所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或公理最少”。死亡风险的伦理思考是风险伦理的重点指向。死亡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死亡风险的伦理思考，追问和寻求破解死亡风险的伦理智慧，贡献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智慧。这里的死亡伦理思考实质是生死攸关的命运伦理思考。命运的伦理思考促使死亡伦理建构例如暴力革命伦理还是和平改革伦理？被人革命或革别人命伦理还是自我革命或自我改革创新伦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既经历了生死攸关的革命伦理历史，也正在谱写存亡攸关的改革伦理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命运攸关的伦理智慧必须具有不畏艰难险阻，经受得起磨难风浪的坚定信念力、坚毅品格力、坚强生命力。对于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代国人及当代中华民族而言，面对死亡风险，以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包含社会科学)为基础，以健康人道的伦理情怀为思辨智慧，其死亡伦理智慧就得以形成一种当代富有生命力的伦理智慧，而且实质也是一种当代富有生命力的命运智慧。我们需要“以人道关怀和哲学思辨去建构死亡伦理智慧，促使人类的‘趋生避死’本能与其‘死亡智慧’的理性之间达到协调。”[10]破解致命性风险的死亡伦理智慧，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实质都需要。就美国而言，它的财富总量虽然暂时居全球首位且其国民物质享受也排在全球前列，但是，它仍有许多致命伤：在美国，枪支失控走火事件不断，种族歧视甚至冲突升级发生，经济危机风险导致社会风险周期性发生。
人人都无法逃避最后的归宿——死亡的命运。中国古代一位名为彭祖的大厨，传闻活了那个时代计算的八百年之久(江苏省徐州市有个彭祖园主要是纪念这位长寿祖先的)，但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后来的一位太极武术创始人张三丰，传闻活了三个朝代(宋朝、元朝及明朝)近三百多年，但是到如今再也听不到张三丰还活在人世，只听到张三丰多少代传人了。死亡不是生命存在的“极限”，即不是类似微积分中要多近似就有多近似而不能完全靠近的数学极限状态。死亡对于每一个人就肉体生命而言，最终真实无疑的获得，至少目前任何生物在目前人类认识论中都具有必死的命运。
逻辑演算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给程序一个语义解释。这不是为了使命题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而是为了说明计算的状态变化，或者任意的进程。一阶指派语义更加适合，允许基于程序执行和指派间的持续转换关系的组合定义：
当代中国崛起于世界舞台，对外需要飞马胆识的行动智慧，对内需要乌龟耐力耐心的思想智慧。遥想在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的耐心智慧为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延迟停留？近思改革开放早期的外延式粗放增长的高速经济发展为何到改革开放当下的内涵式转型增长的速度适当放缓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该慢的时刻就得慢甚至宁静以致远，中华复兴途中某些时候还需韬光养晦；该快的时刻就得快甚至急中生智，在当代中国革命改革及建设事业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即民族复兴的命运进程中富有时间智慧的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积累实力。当然这里慢与快并非完全的对应量变和质变，富有质变的快不仅是数量的快速递增，而且主要是指质量内涵的提升；而富有量变的快当然指数量的快速递增，但是不一定能实现质量内涵的提升，甚至可能导致质量内涵的下降。因此，就富有时间智慧的创新而言，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需要耐心，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则需要胆识、决断力，才能不失良机。风力或水的势能不断可以转化成动能，但是不要忘了真正有效的动能也可以转化成或成就更好更新的势能。比如笔者首倡立交智慧及其原创思想并不是用完就可以抛弃的一次性筷子或仅需一次性被使用的组装系统接头关口，而是源源不断的大生命舞台系统“发电机”发动动力。大生命尊严不仅在于空间大的扩充，而且在于生命自由权利的时间延伸，即是包含死亡自由权利在内的大生命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及实现。“自由的个人应该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去死，即使他们并没有选择理想的时间。”[15]而自由的民族和自由独立的国家的命运更需要按着他们自己的选择去有尊严的生存发展。当代中国崛起于世界舞台的复兴进行时中的命运大智慧，体现了基于爱智慧大生命尊严的生死伦理哲学时空观。生与死两个环节构成了生命时间尺度最明显的标志，由生到死可以说是自然生命顺应环境的过程，而由死到生却是社会生命改造环境的过程。生死之间的时空智慧交替超越了纯粹客观过程和纯粹主观过程之争。人如果死了，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来说，则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时空存在了，即便只是作为思想的心死了或作为肉体的脑死了，也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时空存在了。生死伦理智慧是合天命和尽人力的智慧结晶。“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发展的空间”[16]。由个体生命的生死尊严到大生命的存亡尊严甚至兴衰尊严则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的伦理延伸，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的伦理开拓。也可以说，民族振兴的时间动能与国家富强的空间势能，通过命运大智慧及大人生立交智慧，转化为中华民族和当代中国的大生命尊严。
由古至今的人之老而死或人的意外死亡本属于自然现象或客观事实，但是传统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社会却有截然不同的认知。由此，也导致了伦理应对方式的智慧差异:传统中国社会以“天人感应”等思想为范式对其进行解释，往往带有浓厚神秘性及经验性。此类解释范式以宗教异化模式及迷信路径产生诱导者，以封建意识形态方式规训，设定先验场作为终极存在依据，而回避了风险特别是作为致命性风险的死亡作为客观事实的本质性。这使得古代人出于对上天和神仙等超验的力量敬畏，在受到致命性风险威胁或者说受到死亡风险挑战时，他们除了“祈福”“顺命”“祭天”之外难以作为，其结果往往导致坐以待毙。康德破解认识何以可能，为何最后面向GOD(上帝)假设?牛顿破解认识何以可能，为何最终科学家的牛顿失落于GOD(上帝)?马克思破解认识何以可能，为何最后通向人间实践？爱因斯坦破解认识何以可能，为何最后通向人间智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爱因斯坦也曾坦言他的智慧受到马克思思想影响颇多。当代中国建构面对风险甚至致命性风险死亡的伦理使命驱动的实践及其智慧，是要以科学理性和本真灵感的综合视角去“祛魅”和“直面风险事件甚至死亡风险本身”(这里的风险事件比如有企业组织破产、思想平台清除)，还原死亡等风险作为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如此才能发掘当代人的存在主体性，甚至在困境挑战中真正战胜风险甚至致命性风险，依靠自身的智慧力量或伦理修炼的境界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或实现死而不亡的价值，比如中国史载秦朝的“焚书坑儒”，即把儒生(广义的读书人或狭义的儒家思想传承者)杀害或活埋企图消灭其思想，秦朝还下“挟书令”对藏有儒家经典者治罪。如此，在秦朝虽一度无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但终究没法消除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不仅如此，儒家思想在秦朝后的汉朝占据主导地位，且去其封建糟粕而流传至今的儒家精华深深影响中华民族甚至全世界。当然，即使以上行为完全是事实的历史瑕疵也不妨碍秦始皇伟大历史贡献的客观评价。
然而本研究死亡伦理界定并不拘泥于生命个体的死亡，这里提到的生命甚至包含非生物的生命的广义生命界定(哲学意义上或者说逻辑意义上的生命)；在这种生命界定的理解上，万事万物的新陈代谢即“旧的不去，新的哪来？”的哲学逻辑内涵。死亡对于生而言，从发展的内涵即旧事物的没亡和新事物的产生看是必要的，也是合乎进步道义的，必要的死对于高质量的生具有神圣的义务和责任。当然生存对于无辜的死而言也是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所以，死与生的伦理关系中具有复杂的二重性。一个例子是对人类而言，我们可以设想到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则地球上的人口只增不减，资源有限的地球将无法承载巨大的人口压力。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狂在一个社会中不受到谴责和惩罚，试想那样的社会还有伦理道德可言吗？
(二)基于爱智慧大生命尊严的生死伦理哲学时空观和具有生死伦理思辨逻辑的领导力实质智慧
无论是个体生命伦理智慧还是大生命伦理(生命体伦理)中包含的命运大智慧，实质上都是时间伦理智慧多维人道空间演绎。“进入21世纪，人类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诸多深刻文明革命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惑和困境。生命伦理与生命伦理学既包含着人类对生命价值的某些普遍和共同的追求，也包含着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特殊文化理解和文化诠释，诸多生命伦理难题的解决、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亟待多学科的深层对话和跨文化的深切沟通。为此，我们既需要一种尊重传统和包容差异的文明心态和学术境界，也需要一个多元的、跨文化沟通对话的语境和场域，从而使我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不至于仅仅滞留于伦理事实的被动性应对。”[13]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学术境界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交叉包容性渗透性外，还有自身的内容的包容视域的发展，比如由狭义的个体生命伦理学内涵到广义的生命体伦理学内涵(空间维破解的大生命伦理学)，甚至还包含死亡伦理学内涵的大生命伦理学内涵(时间维破解的大生命伦理学)。“尽管现代生命伦理学所面对的问题五花八门，但由于人们分析伦理问题时总要处于某种特定的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所以，人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思考最终必然归结为对道德哲学的思考，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研究离不开理论伦理学的支撑。”[14]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当代死亡伦理及其学问所面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这些问题的分析离不开死亡伦理概念及其相关范畴的价值预设和框架建设，因此，我们对死亡伦理问题的思考最终也必将归结到对道德哲学的思考，当代死亡伦理学的研究离不开理论伦理学的原理性基础性支撑。对当代中国而言，面向未来创新中华的战略思想既需要个体命运和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空间创新，也需要近思的现实问题与遥想的未来前景之间的时间创新。新时空战略思想的关键在于以时间换空间和以空间换时间的时空循环的大生命可持续性。比如，企业的薄利多销加快周转以时间换空间的量变战略，小而多的速度不断成就做成大企业。而企业抓住机遇加快跨越以空间换时间的质变战略，大而强的实力不断成就创新企业。新时空战略思想的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绝不仅仅止于企业价值。新时空战略思想的时空转换战略无论是对于中央顶层领导力驱动的治国理政，还是对于地方综合领导力驱动的区域治理省市治理，都具有至关重要价值。不仅如此，新时间思想战略是遥想和近思或遥思和近想的相互转换，它正不断推动当代中国的崛起。
伦理哲学早在古希腊伦理学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那里就理解为“爱智慧、尚思辨”。智慧中具有对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领悟，智慧到大智慧只有通过不断的修炼人生的思想境界方能达到。真正拥有智慧的人生既能够深入生活明生活，又能跳出生活识生活；既能深入世间看世间，又能跳出世间知世间。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会在远大梦想引导下，成就伟大的事业功德；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会在神圣理想鞭策下，成就他人难以成就的伟大功业功德。爱本身就具有伦理智慧情怀，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仁者爱人”思想，哪怕在生命逆境中也能充满激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思想的生存生活。这是因为爱的力量可以将生命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爱的力量可以将趋死的力量转化为富有青春活力的能量。在伦理思考中的命运大智慧具有爱智慧甚至是大爱智慧或者说是爱大智慧。爱智慧突出的是伦理情怀使命，伦理哲学智慧中具有爱智慧的激情动力，即如何激发对智慧的爱，而且这种尚思辨价值的伦理哲学智慧可以推动所有智慧的更大兴趣，这种兴趣更多是本质的、内在的甚至有某种天然的情怀，对智慧爱的需要在初级阶段可以类比于对食物爱的需要，即一种饥渴感的使然。伦理哲学抽象层次的爱智慧在其基础地位上也就是热爱生命、珍惜生存，这种智慧之爱对于生命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学界常言：文史哲不分家。这里的哲离不开文，哲学的爱智慧离不开文学的爱生活，可以化枯燥为活力，化腐朽为神奇，也可以嬉笑怒骂突破画地为牢的格局，也容易让人沉迷难以自拔，需要必要的哲学的思想思辨力的阅读、也需要伦理思想判断力的吸收去驾驭。也就是说，哪怕文学或历史视角展现的生活也内在需要具有“爱智慧、尚思辨”伦理哲学。富有智慧情趣的生命时间很容易度过，往往值得我们一生记忆，常常引发我们慢慢地细细回顾品味。而没有深刻体验或者没有留下难忘东西的生命时光哪怕实际很难熬过，但是在我们一生记忆中却一晃而过。生命时间的长或短表面看是生理年龄的长与短，实质是生命内涵或生命悟性的深与浅。生死伦理智慧实质能提升生命内涵的深刻性或生命悟性的深度。生死伦理智慧意味着在生与死双重维度的大生命时光中爱智慧：由生到死的时间不是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行为和事件的承载体，与生存相对的死亡时间本身也是不能忘记的特大行为及特大事件，甚至由死地到生境的时间可以把陷阱转化为武器，但是时间本身不是武器，也就是说，时间可以把死的陷阱转化为生的武器，但是时间本身不是武器。既包含生也包含死的时间可以成为所有存在物的存在状态的公尺度，但是时间不是简单的存在状态，否则时间并不能成为智慧之爱的推动能量，否则时间之思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活水源头的推进力。时间本身就是终极意义的时间思想智慧观，思想生命时间体现为智慧进行时的生命状态，时间为何如此充实、如此不知不觉地“时不待我”的值得?在中国汉语文化中，例如《康熙字典》对时间之“时”界定为：“时，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至也”。这种“时期”解读其实是由生物界的自然生命的生死消长中感受或者说体验到时间存在的方式。时间的终极体验对于生命而言，就是生死体验。时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昭然可见，正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道。出生或产生与死亡或消亡对于生命时间而言就是重要的时间节点，生命的状态就是生死交织的时间过程。生死道德就声明过程而言实质就是时间伦理，死亡伦理的时间智慧实质也就是时间伦理。鲁迅曾说天才实质就是在别人浪费时间时抓紧时间成就的，这体现了珍惜时间的生命伦理或者说珍惜生命的时间伦理。先死而后生或置之死地而后生或由死观生的智慧实质就是在生命过程中的时间超前智慧或者说超越时间的智慧。对生死伦理思考而言的时间伦理来说，只有具备由死观生的超前时间智慧才能更有效地珍惜光阴及节省时间。自生到死的生命伦理思考体现了人生时间伦理观，而人生时间伦理观则深刻影响着包含死亡伦理在内的生死伦理观或生命伦理观。换言之，从包含死亡在内的时间维大人生或大生命的视角看待时间自身时，时间不仅是物理范畴，而且是伦理范畴。在人生过程中违背时间伦理之人，实质也会破坏包含死亡伦理在内的大生命伦理，这样的结果不仅浪费他人的宝贵生命，同样也在浪费自己的宝贵生命。时不待我的由死观生的时间伦理智慧，促使生命时间得到尽可能充分开发，使得生命的价值得到加倍的增长，而且可以使得我们不断站在未来的使命平台激发和开发我们生命的潜能及释放生命的价值，也就是当代人类的智慧不仅在于破解现实的问题，而且在于创造未来的可能，不仅在现实中理解未来，而且在谋划未来中推动现实。马克思曾经感叹“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取自己的诗情。”[7]587他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19世纪的社会革命的现实理解，同样，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也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吸收自己的诗情。“人的一生很长，然而紧要的只有几步，因此，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定位。”[11]自生到死对于每一个具体生命而言的时间资源似乎是有限，然而真正富有生命价值的道德人生需要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人终究会老死)尽可能去创造无穷的生命价值及社会价值。时间中的生死的存在感对于当代人而言似乎更强烈地感受到，因为在现代物化时空中人往往失去自身的存在感。时间无法替代、时间无法捕留，生命尊严意义的真实不能搁置、当代中国大生命尊严意义的真实更不能搁置。尊严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生命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人的物质生命或肉体生命区别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独有的庄严尊贵，而且是指人的精神生命或思想生命的尊贵难得及由此而获得不受侵犯性甚至值得敬仰。近代数理科学家帕斯卡尔认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12]当然这种具有思想的生命尊严，首先在于人具有的对自身生命甚至人类命运的存亡死生的自觉意识思想。生与死思辨认知或者死与生思辨认知甚至生死和死生的思辨认知都离不开人道尊严的伦理智慧出发点。当代风险社会的生命尊严不仅意味个体生命需要智慧建构，而且意味超越个体生命视域的大生命需要大智慧建构。个体生命的人需要生命尊严，而作为生命体即大生命的国家或民族也需要尊严，因为国家民族的尊严是生命集体的尊严，代表了无数生命个体的尊严，特别是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尊严。当代中国复兴之路中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需要国家尊严的建设，中华复兴的历史是民族命运的时光记载，也是大生命尊严建设的时光记载。当然，生命尊严需要放到个体命运和民族命运，甚至放到人类命运的大视域中去破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需要红军放下所谓的面子尊严被编入国民党第八路军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体现了红军以自己的小尊严换来整个中华民族大尊严的命运大智慧。
或许，文化研究与台湾“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耦合，与其说是文化研究在理论旅行过程之中开拓出了新的问题场域和批判空间，不如将之视为建构起了一种“阐释台湾”的新范式。而我们对于这一“耦合”与“新范式”应该坚持“历史性的思考”[17]14，因为“历史性的思考”意味着语境化和持续批判性。
当代命运智慧造就富有胆识和耐心的大人生领导力格局，这种格局不排除一个经历过多次生死风险的人有时可能还在乎气头(毕竟人争一口气)，但是耐心的境界分为表面的耐心及实质的耐心。这里的格局之大需要舍弃一些小生命面子成就国家民族的大生命尊严，需要舍弃一些眼前安逸成就国家民族大事业长治久安。姜子牙被老婆骂火的时刻也会表面上没有耐心关心国事天下事了，但是他一气之下甩门出走，到自然风光或社会环境还不错的水边却可以静心钓鱼或读书或思考。功力的耐心积累其实不一定要以人格的侮辱为代价，真正一流的事业家一定是能伸能屈和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的能屈能伸是一种真正的格局、一种真正的人格魅力，也是一种事业领导力风范。年龄对于真正的事业甚至对于所有的人事实质而言，都不应当成为障碍，至少不能成为实质障碍。我们每一个阶段追求的目的和价值方式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少年得志，如果及时退出江湖名利回归自由人生可能不失为一种所谓“完满人生”？有些人大器晚成，如果历经早年甚至中年的艰辛和努力而事业完成，还能成就所谓对得住自己或对得住生你养你的前辈的“完满人生”？我们的智慧到底是在于时不待我的人生紧迫感还是在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耐心放心？真正放得下的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耐心，换而言之就是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即将到来也能坦然面对尚能生存的每一秒每一分，放心快乐的地度过尚能生存的每一秒每一分。这表面看似一种耐心的修炼，其实是一种“放得下拿得起”之放心的气质。这种耐心或者说放心的修养就是伦理修养，而且是坦然面对得失甚至生死的伦理修养，而这里的时不待我就是真正放下各种生命时间外的患得患失后甚至不怕结果最坏(比如死亡)后的对于生命时间的真正热爱、真正陶醉、真正拥有，这种紧迫感不再是被迫甚至压抑状态下的感情感觉，而是自觉自愿自我充实感的外像表现。真正的领导者的时不待我的时间就会充分自觉地非常大方地花在领导力的打造及实现上，也就是他们会花时间去引导、知道和认可别人。他们的“时间忙”和“时间大方”在这方面得到完全的统一。他们忙于花费大把时间去引导、知道和认可别人实际上就是正在忙其工作即更好实现真正的领导力。
富有智慧的学问不仅赋予我们各种世界观及方法论的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心灵心智的提升及滋润，使我们得到内心的充实，获得幸福感受。命运智慧中包含的伦理智慧对于生命的启发在于人生实践的需要，比如具有伦理智慧的人除非遭遇特别糟糕的厄运，遇到普通的坏运气，是不会轻易偏离幸福的，即便不能在短期内重新获得幸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修养后就会重获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决定了幸福，反之则不幸。”[19]33-35而且亚里士多德明确界定伦理学“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19]3伦理实践智慧对于人生实现而言，不仅具有外在功用，而且是一种内在需要。体现幸福德性的真正伦理之理，在现实实践中并不压抑或企图消灭人的正常的必要的欲望，相反还能将人的不正常不必要的欲望转化为合乎人性的创造创新驱动力。真正的审美之心也并不仅仅满足于赏心悦目的心情轻松层面，还需要提升道德情操让心灵充实、心安理得。这是追求审美的小我完善或伦理的小我完美的美德。然而伦理之善和审美之美的修养修炼，不是小圈子主义的伦理审美(比如贪腐圈子中的“人情伦理”及“贪腐技巧完美”欣赏)，也不仅在于小我的独善其身，而是大我的“兼济天下”情怀及大我的“价值实现”使命。伦理的使命驱动人生之路上不断奋斗、不断前行、不断提升、不断充实自我，比如在大我使命感召下周恩来树立“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的人生追求目标，以“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作为人生奋斗动力[20]，甚至在为大我伦理使命奋斗途中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立下“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誓言；又比如在大我使命感召下马克思倡导“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而奋斗”。伦理智慧、伦理境界、伦理精神和伦理大战略的使命由小人生到大人生，由个体人生命运到民族前途命运，既需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也需要处理人和人们、人和人类的关系。伦理至善追求的幸福完美理念不仅是小我人生的需要，也是大我人生如国家民族意义的人民幸福、人类社会意义的全民福祉。毛泽东当年在长沙听伦理学家杨昌济讲伦理学原理(体系)时，便在心中萌发了终生奋斗于让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伟大事业的大我伦理情怀。毛泽东一路前行引领中国革命建设，他的众多诗词中具有“不管风吹浪打”的天地大美情怀，也具有“数风流人物”的人间伦理使命。文革后，邓小平同志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的唯物史观，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认为邓小平同志具有的这种情怀值得学习。[21]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怀，带领人民群众全面脱贫致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18]63当代中国作为大生命体的最大伦理道德，就是要消除贫穷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命运。当代中国领导力建设战略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实质，是当代中国大命运战略智慧，具体而言重点是扶贫大战略或者说是摆脱贫困大战略的决策及其真正实施。虽然我们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足的自由”[22]。当然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社会主义经历初级阶段发展到中高级阶段时优越性得到更大体现的目的状态。
(三)基于死亡伦理对大生命实践思考的生死命运智慧：伦理的死亡智慧及健康的人道智慧
当代领导力大命运智慧或者说大生命境界，需要真实而真正的梦想可持续激励。其真实而真正的梦想具有内在精气神和外在使命：生命的内在不是单向玄之又玄的虚构，生命的内在是生命真实而又真正梦想的永恒建构，生命的内在是人生境界的实践不断推动；念念不忘初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人民幸福不是小说世界里的虚构，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大生命伦理、大生命战略、大生命智慧，也是幸福内涵永恒提升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的提升实质也是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鞭策的大生命内在境界的体现！“心境幸福需要得道悟道传道，心境幸福需要美德和人格力量的锤炼和沉淀。”[17]正如文以载道，思想性主要是其中包含的深刻的伦理启发(尤其包含面向未来的伦理使命)及道德意蕴(包含现实伦理的反思及完善)，在这个大视角而言的道德哲学或伦理战略真实的体现文史哲的实质融合，或者说真正文学(比如流芳万世的作品)需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质精神或者说伦理精气神，而真正的大道德哲学或大伦理战略也可以具有文学的浪漫情怀甚至诗人气质甚至文思的天马行空。大生命的天马行空具有的浪漫诗情画意并不排斥现实的“哀民生之多艰兮”的伦理情怀，并不会忘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现实使命，当然当代现实有“广厦”，“大庇天下寒士”的俱能入住甚至租起则还需继续关怀。就个体小生命生活到民族国家大生命的人民幸福而言，大生命伦理的浪漫情怀和现实关怀的有机交合不断推动大生命尊严的实现。这种伦理交合智慧就命运大智慧的深化及延伸而言，可以更形象地表达为立交智慧或立交伦理。“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地支持。”[18]62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能平易近人，省市领导也能效仿，小官小吏更不能缺少放低架子的真正服务意识。当代意义的领导者具有领导力的伦理大智慧(特别以命运攸关的生死伦理智慧为核心)既有领导者之间的互信伦理智慧，也有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互信伦理智慧，领导力由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交易型”松散利益捆绑(命运有关)升华到“同志型”根本利益认同(命运攸关)。
无论是对个体生命还是生命体而言，生命力是其关键支撑。而人的生命力相对于其他种类生命而言凸显精神维度，尤其现实中的富有人性修养的人的生死与精气神中的气息息相关[23]，即形而中的气和气之实质，比如中年人的气质，中年人的伦理责任、伦理智慧、伦理中流。生命物种进化中的植物、动物到人，通过伦理社会化逐渐远离纯粹动物性(如食欲、性欲等动物属性)，但是并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人毕竟不是完全摆脱动物(神)，人也不是纯粹欲望的完全动物(精)，人的品格主要属性或者说关键人性，取决于人的气或气修炼的质量即气质。气质是作为伦理生命需要一生修炼的重点，自出生阶段到死亡时刻，气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质量，“人自生至死，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列子·天端》)“大化”中的变化关键是气及气质的变化，自生到死而言，人的健康长寿与否，很大程度在于人生之中气质的修炼。生命不仅需要气来维持生命(生命一刻也不能缺少气，如氧气)，而且需要气质特别是精华之气或者说精神气质来提升生命！“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治国治军治党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升政党生命力、军队生命力、民族生命力，当代中国的个体到民族的大生命力的提升需要治力的积累储备，需要治心的澄明清晰，更需要治气的鼓舞激励。当代中国的治气的伦理气理实质就是为国争气为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鼓气，不畏惧各种挑战的当代中华儿女的骨气志气，一句话，当代中国人民正为中华民族伟大事业充满正能量的奋斗。对应于伦理使命驱动的小我人生境界到大我人生境界，也可以理解生命境界来自于超越狭小圈子摆布，更确切地说是突破生死瓶颈的大生命(大人生)使命驱动的大事业召唤的正力量。正能量，是来自内心的一种命运正能量召唤。正能量战胜负能量，正示范克制负示范，生命正能量激发生机，生命负能量加速死亡。个体生命需要可持续的思想正能量，国家民族和政党建设也需要可持续的思想正能量。我们具有眼观心察亿万方的“天眼明镜”识破“风险陷阱”甚至“死地”挑战，化看似“陷阱”甚至“死地”为创造“生境”甚至“伟绩”，转看似“压力”为创新“动力”，深入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传播正能量激励正能量，正能量思想的力量凝聚激励祖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奋斗。正气贯穿生命精神民族精神甚至人类社会精神世界，方可以实现精气神之神。《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曰：“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形与神俱，尽终天年”。对于个体生命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富有正气的个体生命自然具有不畏惧命运挑战的精神境界，认为只有迎头搏击命运的挑战，才能减轻命运的打击。富有正能量正气的胆识能鼓励生命的强大意志和激发人生的豪情境界。正如中国语言审美追求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这里的“死不休”即体现一种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伦理情怀和道德意志，这里的“惊”体现了一种具有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的惊异惊叹和思想表达。在大生命使命驱动的伦理审美境界中，具有生死伦理智慧的大生命主体能真正地把自己融入伦理审美的世界，与草木花鸟同悲欢、共命运。这种主体智慧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追寻动力，不仅把大生命主体带入伦理审美的世界，而且召唤伦理审美主体在审美实践世界中深切的感受和真实的体验。对于作为大生命主体存在的国家主体间而言，既可以站在美国对中国的伦理审美实践，也可以是站在中国对美国的伦理审美实践。这种大生命使命驱动力对应实践意义的大命运智慧甚至可以是破解生死存亡的命运大智慧，例如：大生命力驱动的思想化身、大生命力驱动的智慧云集、大生命力驱动的体制变革、大生命力驱动的智库创新、大生命力驱动的治国理政改革、大生命力驱动的领党领军建设领导力等等许多重要实践领域。当代中国大生命力驱动的诸多实践命运的命理，可以由基于命运大智慧的生死伦理智慧视角破解，生死存亡命运的伦理智慧涉及到经济命运、政治命运、社会命运、环境命运的诸多命理的运用。具有广义死亡伦理智慧主体的大生命实践智慧还具有破中有立或立中有破，对于生与死而言就是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死循环的大生命体的生命力在实践智慧中战略上可以不朽和永恒，而在战术上可以暂时死亡或中断。大生命健康免疫力的代价就是战术的暂时死亡，大生命免疫力的效益是战略的不死生命和青春常在，哪怕是战术的代价也不是战术的长死，而是战略战术有机结合的命运大智慧可以使得生命力常青及生命永葆青春活力。而且这种基于生死命运的战略智慧展现了大生命实践多姿多彩的生命之理、人性之根、社会之伦、万物之法、思想之魂。[24]
历史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的潜能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未来社会中的人的潜能具有可以大大开发出来的使命；想象力不是让我们以翅膀替代主体，更不能活在纯粹的梦的世界不醒，而是以想象力的翅膀助飞我们具有梦理想主体的实践大智慧。在想象力的翅膀中把时间定住或喝住的耐心修炼等待时机或者先人一步发现时机甚至超越一般定势定时的大胆质变飞跃，爱因斯坦曾经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力的梦想翅膀可以丰富我们的主体世界，也可以开拓和增强我们主体对客体的更广更深的认知，推动主体对客体的更多行为更多发现及改变；由主体到客体，再由客体到主体的过程，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甚至改造世界的一个周期，这对于人类主体性而言，也是一个周期。而就生命的产生、成长到死亡到再生的无法完全衔接的生命周期而言(再生的生命不能等同于上次产生的生命)，生命周期不仅是个生理学的问题，比如生理学意义的新陈代谢周期规律，也不仅仅是社会学的问题，比如代际遗传意义保持社会存在可持续，而且是道德不朽精神不死的问题，具体而言，生命周期里的伦理道德问题还包含了生命代际中改变命运的伦理期待或伦理寄托。也就是说，这里的生命周期可以由个体生命的生理周期到家庭生命、社会生命的代际周期到无限循环的精神生命或道德生命周期，道德不朽或精神不朽方可实现大生命周期的实质即生命循环往复不止。虽然古希腊数学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凡是存在的东西，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但是他并没有思考生命作为存在在何种循环里再生？或者说他并没有思考生命存在循环的真正动力？何为生命循环的实质？不仅人的生命时间是生命循环和周期，而且宇宙时间也是大生命循环和周期。在生物或生理的角度理解的个体生命如个体人的生命时间或者人的自然寿命是有限的，但是就宇宙时间理解的生命甚至人生是不会死的，即生命化归自然，自然再造生命。“相对论物理学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宇宙图景，基于牛顿力学建立的世界体系是静止、绝对的，但相对论带来的新时空观表明，连时间都是相对的。”[25]宇宙时间可以说是大生命时间，伦理生命也可以超越生理生命的寿命而永远流传，其实现的形式也就是生命循环和周期，自然也体现了大人生实践战略的远见场(身心相通的大生命伦理智慧场)。大人生伦理战略实现了入场时的心已经在场，人生入场在场甚至离场的身心相通。大人生伦理智慧场甚至也意味着贯通理想和现实的大智慧。伦理智慧的时间修炼有备无患、居安思危，在盲从成灾的不好氛围感染下还能具有战略定力，在更大陷阱埋伏的临时自由的珍惜不为所诱。人生伦理智慧到大人生伦理智慧场甚至超越主观理想领域思想价值而获得了客观现实领域的战略价值。中华民族大人生大生命“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26]当然，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战略定力前提是念念不忘平等开放交流的战略互信互利。大人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互信的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之间的命运大智慧思辨，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事业成败的重大实践智慧。正如哲学思辨在哲学发展中也有不是哲学的时刻，即哲学成为语言游戏或者说形式逻辑把辩证逻辑边缘化了，对应这时的伦理语言游戏也取代了道德哲学思辨。这时伦理的目的本身变成了发现有关道德还是不道德语言的正确命题，而不是发现道德还是不道德行为的正确事实及正确价值。而当代中国遥想近思的伦理实践智慧时间思辨则具有在现实情境中的未来伦理储备、在现实情境中的历史伦理寻根、在未来情境中的现实伦理反思。当代中国实践舞台中遥想近思命运大智慧倡导的不仅是书斋中运筹帷幄的实践学派(理论结合实践以实践为主导)，而且是及时把智慧才学及学问知识转化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实践家和实践之师。富有人道伦理及哲学思辨的命运大智慧在当代中国实践中转化为当代实践大智慧。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至关重要，实践只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而且表现为多重主客体之间的具体关系，比如狭义的主体客体之间的认知关系和改造(知和行)关系，广义的主客体之间的伦理评价和审美创造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创造奇迹：在一般不可能规律中创造可能的大规律。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有机结合的主体融合客体的大规律的把握，在看似不可能中创造奇迹，起死回生的超出一般规律认知的大规律，科学家对科学知识深入探索知道越多却感到越无知的境界，思想家审美的境界里陶醉的记忆里反复却又伦理地回归主体存在和现实世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主体也能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其悦无穷！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与命运抗争的崇高伟大，代表历史方向和趋势的新事物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博弈甚至反复博弈及在一定时期的一定阶段与旧事物之间的既合作又斗争，一则面对更大的异己力量威胁时的临时合作，二则防止同归于尽时的临时和平相处。世界是圆的，宇宙是圆的，我们出行向远方不再无边无际的担忧焦虑回不到原点，恰恰给人类更多安心，无论由哪个方向出发，终究可以回到出发点，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放出的风筝可以放飞得更远些，生活的各种经历可以更丰富些更传奇些，哪怕偶尔掉了线的风筝也无需太多的担忧，主体对于客体对象的认识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和挖掘，比如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由直接关系的调整重点转为未来的人与人的间接关系作为调整重点。人道伦理需要由直接的人与人的直接关系或显性关系的调整发展到大人道伦理。大人道伦理不仅仅调整表面显性或直接的众人之间关系，而且表面调整人类与自然(不包含人类)的显性关系实质或间接仍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比如一个地方的人和另一个遥远地方甚至从来都没有直接接触相见过的人之间或这一代人和下一代甚至不能直接接触相见的下几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与人的间接关系或隐性关系可以通过一种媒介也可以通过多种媒介甚至多重媒介之后才形成的伦理关系或其他关系，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间接关系还是直接关系，也不管是显性关系还是隐性关系都需要人道伦理、人道原则、人道使命指导调整这些关系，这里的人道突破狭义的理解可以直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人道要求的广义人道或者称为大人道。大人道及大人道伦理过程可以表现为：人——自然(人以外的天然的环境或生态，具体可以指生物或非生物)——人；还可以表现为：人——人造物(人以外的人工制造物，人以外的人造物，具体如机器或机器人、人工智能)——人；也可以表现为：人——人造环境(现实人环境以外的虚拟人造环境，具体如电子游戏模拟现实生活环境、互联网络虚拟生存生活时空环境或更具体而言的互联网社交环境)——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逐渐增加。据推算，我国心脑血管病现患人数2.9亿，心血管病死亡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40%以上，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2004年至今，心脑血管病住院费用年均增速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刻不容缓[1-2]。
若将生命的死亡看作是致命性的灾难，那么其余的非致命性的灾难便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些过渡状态。谁也无法逃脱终有一死的宿命，任何人，尤其是老年人都需要泰然处之，不必担忧，其余灾难如果对人生命运意味着挑战，我们也大可不必惊慌和恐惧，而是需要临危不乱、从容应对、逢凶化吉的信心智慧和修养境界。死，在哲学意义特别在伦理意义上并不一定意味着肉体的消亡，也可以解读为出世的精神状态，比如看破红尘的“心死”或心已经死，万事灰心。死亡伦理智慧需要进一步破解单纯的“心死”出世状态，既不能为虚名所累，也不能放弃人生担当和责任，具有一些出世的境界而更好的入世的智慧可以更加深刻本质认识人世存在和自我的本真，也更尽其所能干好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业。[24]在大生命视野中，当代死亡伦理智慧本质是挑战死亡的健康智慧，其实质是健康的人道智慧(面向死亡挑战更加关心健康珍惜健康的伦理智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专门适用于人的健康标准，“健康不仅仅是指身体无病而言，而且应包括精神活动的健全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两个方面，是躯体、精神、社会的统一体。”精神维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维的生命价值正在被世界越发重视。社会伦理对于生命甚至生命体而言，既是精神维的，也是社会维的，既体现了精神维的生命健康价值，也体现了社会维的生命健康价值。对大生命而言的社会伦理思考不仅事关生命个体健康，而且事关社会生命体的大健康。个体生命的死生命运与其健康素质密不可分，同样，社会生命体或社会大生命的死生命运与其健康素质也是密不可分的。健康的社会生命体是由健康的个体生命组成的，而健康的个体生命也需要立足于健康的社会生命体之中。就建设健康的社会生命体而言，尤其需要民族国家层面的健康人道大智慧，而且这种国家层面的健康大智慧或大战略实质是攸关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智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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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Wisdom of Broad -sense Death Ethics Combined with Environmental Ethic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Risk :On the Wisdom of the Destiny Cracking Death and Life
YAO Zhan-j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Abstract :The bottom line of the subject of fate lies in the level of life and death. The first task to solve all kinds of risks is to crack the fatal risk of life and death. The first task of ethical thinking on how to crack all kinds of risks is to think about the ethical wisdom of how to crack the fatal risk. That is to say, the ethical wisdom to crack the fatal risk needs to be based on death ethics of the broad-sense and the wisdom of fate from th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death. The fa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on the road of deepening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will also be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coexist.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the sustained incentive of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even the strategic wisdom of surviving after being put into great despair. This strategic wisdom deeply integrates the ethical wisdom of the broad-sense death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face of risk challenges. The strategic wisdom of self-reform embodied in the road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view on time and space of life and death ethics with loving wisdom and great dignity of life and death. It needs the leadership essential wisdom with the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death ethics. Ethical wisdom of broad-sense death is based on the great wisdom of fate in the practice of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death.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the greatest horizon (such as individual to nation, industry to society) profoundly interprets the ethical wisdom of death and the humanity wisdom of health, which embodies the dauntless ethical realm and even the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realm whe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 :risk; death ethics; wisdom of destiny; humanity wisdom of health; environmental ethics; self-change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B8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869(2019)01-0005-013
*收稿日期 ：2018-10-08
基金项目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个体到民族、从产业到社会的当代中国死亡伦理研究”(14BZX085)、江苏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境外研修智库项目“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大命运智慧和新时代战略真正领导力”(2015-2023)、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名栏建设”项目“应用伦理学研究”(NJMZ17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姚站军(1978-)，男，湖南新邵人，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世界领导力智库终身导师，主要从事战略智慧、命运智慧、伦理智慧、领导力及顶层领导力研究。
〔责任编辑 王 宇 〕
标签：风险论文; 死亡伦理论文; 命运智慧论文; 健康人道智慧论文; 环境伦理论文; 自我变革战略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