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与阶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机制论文,阶段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上亿人的过剩劳动力，目前，如果仅靠增加农业投入来缓解这种压力，其效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中国的经济现状来看，这种投入的增加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已习惯于靠挤农业来发展工业的这样一条思路。所以，解决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移——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
在中国，由于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及制度因素的作用，人口的流动与迁移行为的选择是受到政府限制的。这样，我们所要分析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动因也只是对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反映而已，并不能完全代表转移者本身的意愿。
从历史上看，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有较快的时期，也有较慢甚至是逆向转移的时期，究其原因，影响转移方向和速度的因素不外乎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和心理上的，但其最终都是以“推力”和“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1.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外推力
（1 ）过度的农业劳动力及其快速增长，超出了刚性土地资源的有效容纳力。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长期存在，并且愈渐严重，这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基础。中国目前耕地面积约有14.9 亿亩， 而1994年有8.55亿农村人口和4.52亿农村劳动力，分别占全国人口和劳动力的71.3%和73.5%。农村人均耕地只有1.74亩，劳均耕地3.30亩，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0%左右。另一方面，每年农村人口以36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使农村中人均土地资源迅速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成为农民自发的选择。
（2）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负担重。1978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37∶1；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使农民收入增长，差距到1984 降为1.71∶1；1985年以后由于城市的高速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1992年又扩大为2.33∶1，1993年进一步扩大为2.54∶1，1994年又增为 2.64∶1①，这极大地损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增幅较大，再加上经营渠道多、管理混乱、假冒农资产品充斥市场，坑农事件时有发生，都使农民难以承受。同时农村摊派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会在具备流动条件的情况下，受比较利益驱使向非农产业、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3）各方面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 降低了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由于农业比较效益的逐年下降，国家、集体和农户向农业的投资呈全面下降趋势，农用资金“非农化”现象严重，特别严重的是农业主要产区的农业，投资普遍减少，对农业的持续发展不利。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农业作为投资回报率低的产业，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外，农业生产物资供应的紧缺，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生产的环境。这一切，都成为农民脱离农业的强大外推力。
2、非农产业和城镇对农业劳动力的内拉力
（1）日益扩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拉动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199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33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只有921元。此外， 在受教育机会和文化生活方面，城市与农村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提供了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尤其是城镇的拉力。
（2）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改革的发展， 一些大都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各种类型的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先后成为经济热点，客观上构成了对劳动力尤其是建筑队伍的大规模需求，如上海市的建筑队伍中，外地民工多达15万。近年来，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一些新兴的产业如汽车制造、电子、家用电器、金融、商贸、旅游业等发展迅速，城市劳动力大量向这些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一些传统的产业如纺织、冶金等行业劳动力短缺；一些中小城镇逐渐升级，城镇个数也不断增加；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对保姆、环卫、装修、商贩、小工等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而这些一般又都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也需要外来农村劳动力加以弥补。所有这些都拉动农民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
（3）城市和发达地区有更好的职业和工作条件， 更好的社会环境，更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这种吸引力通过信息传播和示范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发生作用。闭塞的农村的农民外出见世面和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迎合着这种吸引力。因而除寻求经济收益为主的农业劳动力发生外移外，还存在着一些非追求经济利益要求转移的劳动力，据对珠江三角洲外来民工的调查：转移偏重客观或物质因素的原因的占51.9%；偏重主观或精神原因的占42.2%②。
综上所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农村外推力和城镇非农产业内拉力两种力的作用下完成的。当推力等于拉力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可全部被非农产业吸纳，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当推力大于拉力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可部分的被非农产业吸纳；推力小于拉力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会出现，但伴随着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政策影响，这种不多见的情况可能引起暂时的逆向转移。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分析
尽管我们能较抽象地归纳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但在现实情况中，“推力”、“拉力”及其他的经济、社会条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特点。下面我们分1950年—1978年、1979年—1994年两个阶段来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1.从1950年—197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转移
从1950年至1978年，中国基本上实行了一条闭关锁国的发展路线，其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大大减小了工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容纳能力， 制约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据统计， 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仅由83.5%下降到70.7%。平均每年只下降0.5个百分点； 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7.5%下降到82.1%，平均每年只下降0.2个百分点。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有过剧烈波动，甚至出现过负增长的现象。建国初期，约在1953年以前，城镇人口逐年递增，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 %，这主要是大批进城干部家属和躲避战乱的人口迁往、重返城镇的缘故，当然这也与战后城镇恢复建设，需要较多劳动力有关。1955年城镇人口增长率陡降至0.44%，是因为当年起国民经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工商业调整，以及农村开始合作化运动所致。城市工商业的改造致使城镇产生使人口或劳动力外迁的推力，农村合作化则产生对城镇人口或劳动力迁向农村的拉力，这表明城市工商业改造客观上起着清退城镇人口和劳动力的作用，它使一部分失去自己企业的小工商业主及其家属和有关人员离开城镇，也使一部分刚到城镇的前农村人口被农村的合作运动所吸引，而重返农村。
1958年以“大跃进”为口号的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在资金和技术根本不能支撑的情况下，体现了一种不正常的以“人海战术”著称的群众性特点。于是，这个时期中国城镇人口增长较快，高峰期达 15.39%（1959年）， 导致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迅速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的动力（推力和拉力），最主要的是当时错误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两年以后，“大炼钢铁”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此时又逢严重的自然灾害，那些进城不久的农民在强化了的户籍制度的驱赶下，又大规模地离开了城镇，从而导致了6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人口和劳动力呈现出负增长。这个往返两次的城乡间非正常迁移的结果无异于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巨大浪费，决不是当时畸形的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所能补偿的。
1964年的调整方针，使中国经济在工业化道路上始具略微轻型化的征兆，从而使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又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回升。此后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在中国城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中国城镇劳动力过剩现象空前严重起来。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个运动以其强大的政策上的推力，把城镇过剩劳动力推向了广大农村，即把城镇的劳动力显性过剩变为农村劳动力的隐性过剩。据统计，文革10年间，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1500万。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同时掀起了“下乡知青”回城的热潮，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中国城镇人口和非农劳动力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都有了提高。这一时期，国家政策对于“知青返城”呈现出强大的拉力。
2、1979—1994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199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规模（即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年末人数与城镇新就业人员来源于农村的劳动力的累计数之和）已累计达到1.42亿人，比1978年增长3.6倍，平均每年增长9.6%。1979年—1994年16年，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累计已达1.1亿人，平均每年683万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已达1.2亿人，比1978年增加8814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551万人；非农产业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已达26.8 %， 比1978年上升17.4%，平均每年上升1.1%； 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整个社会非农产业劳动力的比重达到29.9%，比1978年上升8%。
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的就业结构。199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已降至55%以下，比1978年下降16.2%，平均每年下降1%，超过了1952—1978年26年平均减少速度的近3倍。
1979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79—1982年，重新启动阶段。从1979年起，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打破长期停滞的局面，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启动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到1982年，全国农村非农就业总量已达3805万人，比1978年增加7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75万人；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了4354万人，比1978年增加105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64万人； 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2.4%，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3.2%。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虽然不是很快，平均每年为7.2%（如表所示）， 但每年的转移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1979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变化
转移总规模到城镇固定就业 在农村非农产就业
阶段 总增 年均 年均 总增 年均 年均 总增 年均 年均
加量 增量 增速 加量 增量 增速 加量 增量 增速
(万人) (万人) (%) (万人) (万人) (%) (万人) (万人) (%)
1979—1982 1056 264
7.2
35669 35.8
700
175
3.9
1983—1988 5596 933 14.8
835
139 1767 4806
801 14.6
1989—1991 673 224
2.2
378
126
8.6
29598
1.1
1992—1994 3598 1199 10.2
540
180
9.5 3058 1019 1063
1979—1994 10923 683 9.3 2109
132 1866 8814
551
8.7
农业劳动力城市人口
阶段 比重下降百分点 比重下降百分点
1979—1982 2.4 3.2
1983—1988 8.8 4.7
1989—1991 0.5 0.6
1992—1994 9.5 5.5
1979—1994 16.210.7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签》资料计算。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工业结构明显向轻型化发展，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外，1979年以后，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同轻工业的发展一道共同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拉力。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民可以充分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劳动要素配置，这就使农民为了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而根据市场条件将其剩余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活动成为可能和必然，从而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根本基础，这个基础也就是来自农村的推力。在较大的推力的拉力的作用下，这一阶段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理应再快一些，但实际上这种转移受了当时户口政策的制约。当然，没有及时调整户籍政策可能与当时需要尽快安置数量可观的回城知青有关。
（2）1983—1988年，快速转移阶段。从1983年开始，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进入了快速转移阶段，1988年与1982年相比，农村非农业就业总量净增4806万人，年均增加801万人； 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净增5596万人，年均增加933万人， 农业劳动力平均转移速度高达15%，是上一阶段的2倍多；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8.8%，年均下降1.5%，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4.7%，年均上升0.8%，其中1982—1986年4年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以超常进行，农业劳动力年均转移量1045万人，平均转移速度18.3%，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年均增加930 万人，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8.5%。1984—1988 年间， 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吸收1260万农业劳动力③。
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较前一阶段明显加快，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放弃了限制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些政策措施，制订了允许农民自由流动的政策， 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该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户口。这一政策不仅大大放宽了农民迁入城镇落户的条件，同时也是对农民就业政策的一大改革。
据资料分析，1983年以来中国市人口比重曲线出现了低谷缺口，而中国镇人口比重曲线则出现了高峰凸突，这一人口城镇结构的变化是中国1978年以来工业化地域结构发生位移的反映，即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乡镇工业化的速度开始快于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大批乡镇企业应运而生，它必然导致镇人口的绝对和相对增长。
（3）1989—1991年，曲折转移阶段。从1988年第三季度开始， 中国政府实施的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使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冲击，平均每年只吸收260万农业劳动力④。 城镇也对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大量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曲折停滞时期。1989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比1988年减少了113万人，农业劳动力比重回升0.7%，城市人口比重未出现任何上升，到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水平才基本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1991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仍比1988年高出0.5个百分点。 由于乡镇企业的非正常收缩，减少了农村内部的就业机会，从而引发了令世人关注的“民工潮”。
在这一阶段，由于国家的治理整顿政策，农民在非农产业难于就业，使得非农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拉力大大减少，甚至那些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当然，这种回流现象同1955年的城市工商业调整、1960年的“大炼钢铁”失败和“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引起的劳动力向农村的转移是明显不同的。
（4）1992年以来，重新进入快速转移阶段。从1992年起， 中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农业劳动力转移摆脱了停滞局面，恢复了快速转移态势，重新进入快速转移阶段。
1992—1994年短短的三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净增加3598万人，年均增加近1200万人，超过1983—1988年快速转移时期年均增量的29%，农业劳动力以每年高出10%的速度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在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净增加3058万人，年均增加1019万人，年平均增长达10.3%；农业劳动力比重减少5.5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减少1.83个百分点，是1979年以来减少幅度最大的时期； 城市人口比重增大26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大0.73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易地转移和跨地区转移的数量猛增，估计1994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超过6000万人。从基本态势判断，1992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确又步入了快速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政策的调整，为期三年的整顿宣告结束，使得几年来受到抑制的农民转移的浪潮又如洪水一般爆发出来。在这一时期，农村的乡镇企业又恢复了原先的发展势头，对农业劳动力的拉力比1989年以前有增无减。在另一方面，由整顿时期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民工潮”，并没有因为乡镇企业的恢复发展而减退，而是以其强大的惯性和作用力汹涌成潮，且一浪高逐一浪。这种易地转移、跨地区转移的强大拉力给农民就业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增加了新的模式，正因为这两方面的拉力，才使得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有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