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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底在《当代》杂志发表，《白鹿原》面世已经9年了。9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9年来中国的文学也不断收获着新的果实，9年来中国文坛精英们的文化—— 文学观念，也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主义”的洗礼。然而岁月的风尘不仅没有使《白鹿原》 减色，反倒使它在当代中国小说之林中更加光彩夺目。不论当初有多少人曾经向它投来怀疑 的目光，也不管后来它曾引发过多少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争议，但它却以自己浑厚、苍凉、雄 奇、壮美的形象昂立着，像一尊质地坚硬的石雕。
艺术观念的剥离：从写农民性格到写民族灵魂
陈忠实第一次披露了《白鹿原》创作动机的最初萌生时间和过程：“这是中篇小说《蓝袍 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和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 也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终止 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 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终止。”（《陈忠实文集》卷五，《关于〈白鹿原 〉与李星的对话，以下均称〈文集〉》）是什么重大的“命题”引发了作家内心的一系列“ 核爆炸”？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所谓作者的创作以前从未触动的“生 活库存”，就是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
正如陈忠实后来所概括的：“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我猜想他们大约都企图通过 自己的作品，来概括我们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上，走着八亿农民，南方 和北方，农民和牧民，发生过多少喜剧和悲剧啊！”（《文集》卷二，542页）一般来说这种思 路不仅动机善良，而且也大致不错，但是，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目的明确的艺术思路，同时也 是一条容易导致“概念化”的创作路子。因为多年来，“农村题材”的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上 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一项新的农业政策出台——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人与人关系 的新变化——新思想、新风尚的新人涌现。如果将这叫做作家的“新发现”，它也是“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大前提决定下的有作者“个性”的新发现。柳青这位描写新农村 生活的“圣手”是这样走过来的，陈忠实也曾经在这条路上走得驾轻就熟，《信任》的获大 奖就是例证。而在“民族命运”的大前提下所思考的农村题材创作，则是一个“倒过来”的 命题和思路。表面上看来，它只是将“史”的内容（包括社会史、文化史、心灵史）从附属变 为主体，将现实由主体变为背景，实际上它却不仅是思索视野的扩大，而是一种思想艺术时 空的根本变化。从时间来说，历史的发展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共时的；从空间来说，则不是当 代生活的空间独享，而是现实和历史的空间共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如是，则文学的证明，文学对历史演变规律（如果有规律的话）的揭示，它对存在的勘探， 就不是为“现实的政治”负责，而是为人类负责、为历史负责了。
在陈忠实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变化所带来的神奇效果：
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 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 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 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的判断的失误和失误的举措 了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正是以这种新的文学理念，陈忠实奇迹般地塑造了一个新的“自我”。
首先，不是别人而是陈忠实自己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做了一个十分严酷的评价：“回想起 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80年 代中期，首先我对此前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前提使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 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的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 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新理想和创造目的形成。”陈忠实的自我否定，完全是在没有任何 外来压力之下的自由选择。越是这样，我们越觉得这是他自己向文学的更高境界的一次惊天 动地的攀升。
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坛，陈忠实是以勇于和善于从现实生活摄取创作题材而出名的，甚至可 以说，长期以来文学的主管部门和作家们，也将陈忠实作为“深入生活”的样板，陈忠实自 己也常以此为自己创作的主要经验体会。1980年在《信任》获奖感言中，他说：“在生活中 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一句老掉牙的话，我觉得仍然受用。如果作家笔下 的生活和人物不是自己从生活中观察发现而来的，那么除了胡编乱造而外，还有什么办法能 奏效呢？”1982年5月他在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的文章中说，“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的 能力”，是作家突破原有创作水平“基本的一个功力”。同年12月他又在《深入生活浅议》 一文中说：“创作的惟一依据是生活。是从发展着运动着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直接掘取 原料。尊重生活，是严肃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尊重生活，就可能打破自己主观的认识上和 个人感情上的局限和偏见。生活不承认任何人为地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蔑视一切胡乱涂抹 给它的虚幻的色彩，给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最终作出裁决，毫不留情地淘汰某些臆造生活而 貌似时髦的作品。”从哲学本源上说，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我至今以为是对的；一 般地谈作家要熟悉、了解描写对象，要有生活，也是对的。但把“深入生活”的意义强调过 了头，有意无意忽略作家的主体作用，就出现了偏差。什么叫“直接”从生活中掘取原料， 什么生活“不承认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那就等于是说，生活本身就会出思想产生认识， 这就走向极端了。陈忠实原来就是这样写过来的，柳青、浩然等一批作家也是这样写过来的 ，这并没有保证他们没有扭曲人物、粉饰生活、误解现实。在柳青、浩然两代作家以后，走 过这条“生活至上”路子的，陈忠实是少有的、主动的、自觉的、彻底的觉悟者之一。然而 ，这也是一个不断反思、剥离的过程。1985年2月他在《答读者问》一文中说：“作家对于 生活的反映，不能指靠到生活里去搜寻事件，而要靠他的全身心感受生活，不仅是看别人在 新的生活浪潮里的情绪和心理反应，还有自己对新的生活浪潮的心理情绪和反应；没有后者 ，就很难达到对今天互相渗透着的各个生活领域的真切感知，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复杂纷坛 的生活现象了。”（《文集》卷三，524页）这是陈忠实第一次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将“感受 ”凌驾于“观察”之上，也是第一次如此突出地强调作家自己的“心理情绪和反应”。一年 以后在1986年4月，他在《创作感受谈》文章中，第一次将“感受”同“观察”作了一翻比 较，强调了主观感受对创作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这种意义的强调甚至已经否定了以往对“生 活”的崇拜。他说：“观察是一种生理心理行为，感受则完全是直接的心理行为，感受是观 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心理情绪，甚至是一时无法说得清楚的颇为神秘的一种心理 感应。”接着他还通过自己的经验，进一步说明感受是留在心理的一种真切的气氛，甚至在 多年以后它还会对创作发生作用，如果没有它，就会产生无法克服的“空虚和别扭”。而到 1987年6月，他对“感受”这种主观情绪很浓的表述也有了扬弃的念头。他说：“我曾经甚 为自信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感受。我今年春天就又不甚自信了。”“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 缓慢演进的脚步愈使我加深了以往的那种沉重感；这块土地近年间发生的急骤变化甚至使人 瞠目。我对这个世界的昨天和今天知道得太少了。”——“我愈加信服巴尔扎克的一句话： ‘既然小说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是阅读那个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作家要获得创作的进展，首当依赖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广泛 了解和理解的深刻程度。”（《文集》卷五，376页）这已经是《白鹿原》的艺术主题定位了 ，他对文学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也跨越了“观察”、“感受”的幼稚期、少年期，迹近于成熟 了。他就是以这种成熟的文学观念投身于历时5年的《白鹿原》的写作。《白鹿原》完成了 ，一个成熟的文学观也形成了。也就是在1993年和笔者的对话中，他终于以一种新的姿态， 表述了自己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 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出多种流派，多种主义的姹紫嫣红的景 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 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在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 规的制约。”
上述陈忠实的谈话包含了三层意思：一、创作是作家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双重展示，它 不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体验，还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创作法规”；二、体验是一个不 断深化、不断更新的过程，是它决定了一个作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创作风貌，也是它决定了不 同时期不同作家各有个性的创作风貌；三、“体验不能达到某种高度”，创作也肯定不能达 到“某种期望的高度”，勉以为之，不仅对自己创作有危害，还会伤及身心。这已经是一个 以主体论为核心的完整而开放的艺术观了。
文学的源头自然在现实、在时代，在深远的政治、文化、哲学传统，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究竟主要是用“眼”（观察得来、见闻得来），用“脑”（聪明、智慧、技巧），还是用“心” （心灵、生命体验）；究竟是摹写“事件”（包括政治事件、生活故事、现实矛盾），还是表现 “心灵”，吟咏情性、抒发感怀、表达理想，却是一个很有分歧的老话题。这似乎都是常识 层次的问题，但正因为是常识，却常常被人无意间接受，造成了不同层次、不同高度的文学 。所谓农村题材作家，因为大多文学起点比较低（从世界文学看，欧美文学从无此题材的划 分，类似的只有哲学意义的“田园”文学，只能更多从中国现当代、特别中国当代文学借鉴 ），易受主流意识形态、眼前政治、政策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很容易接受前一种常识，而排 斥后一种常识，造成作品主题思想的狭窄，描写事物的表面，作品传播和接受面的局限。陈 忠实早期作品，表现的大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文学观向后者的转变 ，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跨越前一种常识，接受后一种常识，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痛苦和反思，生 命的体验，所以是一种蝉蜕壳、蛹变蛾的质的飞跃和蜕变。事实上从文学上的“反映论”、 “再现论”，到“表现论”，对于改革开放背景下走上文学之路的年轻作家，可能只是一种 是非显然的选择，对于接受过“反映”论这个是非暧昧不明的传统的作家，恐怕首先要从自 我否定开始，而自我否定却是最难的，所以，他们的进步不是简单的对一种显然过时的文学 观念的抛弃，而是一种痛苦的重要选择，是一种认识上的积累、迭加以至于飞跃。当作家站 在一个更高的视点来看文学、看过去积累的生活经验时，就产生一种太阳走出云层，豁然开 朗，天高地阔，光辉灿烂的感觉，走进新的生命境界、人生境界和文学境界。对于陈忠实来 说，这就是苍凉雄浑的《白鹿原》。
一通百通，从更能反映文学本质的“体验”开始，陈忠实对一系列过去视为金科玉律的文 学理论，都有所梳理，都有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理解。
如对自己原先所遵循，在《白鹿原》中也有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说：“起码可 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 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
如对公认的当代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高峰，也是陈忠实最崇拜的作家之一的柳青，在80年代 中期，他就形成了这样急切的认识：“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摆脱得越早越能取得主动，摆脱 得越彻底越能完全自立。”“彻底到连语言形式也必摆脱，努力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模式。 ”
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历来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陈忠实也有了自己新的理解， 他说：“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 心理解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 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他说：“我凭 印象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什么流派，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新写实派、意识 流、寻根主义以及数量不大的荒诞派，无论艺术形式上有多大差异，但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 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而“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 灵魂”，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他们的性格、心理、思想和智慧可以说是老一 代中国农民中两种最基本的类型，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灵魂中的 两种基本原型。
曾经被人们公认为农村题材作家，他自己也曾经以此自诩的陈忠实，也发表了一些与农村 题材创作有关的见解。1986年他在反思“艺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时，说过这样的话：“我 觉得艺术就是自己对已经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内容所选择的最恰当的艺术。”（《文集》卷 三，552页）既然艺术是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所选择的形式，而这个内容前面已经说过 ，不过是民族心理、民族灵魂、民族精神，那么选择什么题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们完 全可以因作家熟悉的生活领域而定，成为过河的“桥”，成为一种方法和手段。1993年他在 回答关于什么是农民的性观念，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性观念有什么不同时，他说：“我有一个 未与人交流的看法，就是尚不存在一个农民关于性的观念，或者城里人关于性的观念。”他 进一步阐发说：“中国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我们民族，几千年来读着一本大书，……他们从 小小年纪就开始背诵那些不完全理解得了的深奥的古汉语文字，接受熏陶，关于性文化的心 理结构便开始形成。”“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一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及无所 不 在的社会群体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传输和熏陶……于是便有了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结构特征。”如果有差异，也仅仅只是程度的差异。正是由这种理解出发，《白鹿原》中的 主要人物形象虽然仍是农民，他们主要的活动背景也在农村，但已经是通过他们写民族性格 、民族文化灵魂了。《白鹿原》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典型的由公认的农村题材作家所写的超越 了农村题材、农民生活、农民形象的作品。
有这样的创作，就有这样的观念，大概是1995年，在回答山西读者关于“你认为怎样才能 写好农村题材小说”的提问时，他铿锵有力地回答：“什么时候农村题材小说写得不像农村 题材小说了，那么你的小说就是写好了。”
与市侩哲学剥离：自己将自己举起来
纵观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和创作历程，我们发现他的人格力量、意志力量是惊人的，他确实 能将自己举起来。不过这过程不像举重冠军那样在一分钟内完成，而是在几年、数十年漫长 的 过程中完成的。这让人想到另一个举量机械——绞链吊重机，一次只转动主动轮一个齿，数 十、数百次过去，重物才移动一点点。——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艺术。
重视人格修养是陈忠实“举起自己”的诀巧之一。他说：作家在艺术创造的同时，必须注 意自身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格力量，“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在多样化的同时也会呈现 某些复杂化现象，甚至某些陈腐的市侩哲学平庸观念也会浮泛喧嚣，作家惟一能够保护心灵 洁净的便是人格修养。人格修养不是一个空泛的高调，对于作家的创造活动甚至可以说是致 命的”。首先，市侩哲学、平庸观念、急功近利，“首先伤害的是作家心灵中那个无形的感 受生活感受艺术的感光板，这个感光板被金钱虚名被一切世俗的东西腐蚀而生锈，就在根本 上窒息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其次，爱护和保护自己的心灵，塑造强大的人格力量，“ 才会永久不悔地保持对这个民族深沉不渝的责任心”（《文集》卷五，552页）。陈忠实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许多时候，他都可以“船到码头车到站”停下来对创作作进一步 思考、作更高的追求，然而他没有。“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要染尘埃 。”陈忠实的追求精神、人格力量让人想到了这种始终不渝的宗教人格境界。
在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过程中，陈忠实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体验了的太多的苦闷，但是 他从未因此而畏缩而却步，相反他却能从反复出现的苦闷中，找到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