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勃兴的三大征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征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哲学界相当沉寂，哲学受到了冷淡，这与经济的热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这种状况，许多哲学工作者的感受甚深，我不赘述，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这种状况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
哲学为什么会沉寂呢？
不少人认为是市场经济对哲学的冲击。但我认为，这种冲击并不是哲学沉寂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市场经济有急功近利、崇拜金钱等特点，这些对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但市场经济又有发挥、发展人的自主性，促进科学技术等特点，这些对哲学的发展又是有利的。使哲学沉寂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自身的缺陷：20世纪的哲学没有形成与自己的新时代相匹配的理论高峰，换句话说，哲学自身落后于时代了！
19世纪有自己的哲学高峰，那就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所形成的理论高峰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座哲学高峰（比如超越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哲学理论能像唯物史观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与人类命运。
一个时代的哲学高峰，需具备三个条件：(1)整合那个时代的科技精华；(2)映现那个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3)满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渴望，因而能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当然这三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无需赘言，19世纪中叶诞生的唯物史观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它把蒸汽时代的哲学理论发挥到了最高水平，整个蒸汽时代，任何别的哲学都未能超越它。
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人论、知识论、本体论、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等等，它们哪一个具备了上述三条呢？它们哪一个超越了上世纪的哲学高峰而成为20世纪的新高峰了呢？
与西方哲学的经常更新换代相比，东方哲学太固守传统了。以中国为例，请看那些热心提倡孔孟儒学、老庄道学、程朱理学等的论著，代圣立言者甚多，继圣立言者甚少，结合当代科技成就者很难看到，面对前人建树的高峰，不敢攀登，更不敢超越。于是，孔子最高，是为圣，孟子次高，是为亚圣，再后诸公便越来越矮了。试想，这样的“古高今低”的思维定势，这样的注释性研究，怎么能推动现代化呢？怎么能整合现代科技成就、映现现代文明、创建超越前人的新的哲学高峰呢？
这种思维定势和研究方法还深深影响到国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
总之，20世纪的东西方哲学，都未能形成整合当代科技成就、映现当代文明的新的哲学高峰。哲学落后于时代了！落后于时代，不能映现时代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渴望，不能进一步为人类命运指明前景，那就不能扣响人们的心弦，那就会遭人冷淡。这是哲学沉寂的自身原因、根本原因。但是，要看透哲学的现状，还必须看到沉寂背后潜伏着哲学勃兴的重大征兆！
电脑革命必将促成哲学的勃兴
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制造使原始自然界一分为三：
人（主体）通过工具（介体）改造自然（客体），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取决于他所运用的工具的威力，工具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形态，时代的发展是以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
“蒸汽大王”曾翻转了整个世界，即是说，作为工具的蒸汽机曾造成空前的世界革命——从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到哲学革命，马克思的伟大哲学发现（唯物史观）正是蒸汽革命的产物，正是蒸汽革命在哲学上的映现，正是蒸汽时代的精华。
但是，蒸汽机毕竟只能解放人的体力，而电脑（1946年发明）却能解放人的智能（脑力）。电脑所引起的革命要比蒸汽革命大得多，也深刻得多：电脑发明虽才50年，它却已普及到许多家庭，它的用户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由于电脑对人类智能的解放，人类智能获得迅速发展，这发展了的智能又研制出新一代性能更好的电脑，新一代电脑又带来人类智能更大的解放和发展，于是又研制出更新一代的电脑……发明电脑50年来，人类已研制出五代电脑（正在研制第六代），每一代电脑的性能都比它的前代呈“指数型”优化。于是，工业自动化、农业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无人工厂”、太空工厂、信息高速公路……这些蒸汽时代梦想不到的奇迹都出现了。发明电脑后的50年，是人类智能与电脑智能（人工智能）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循环往复、轮番增强的50年，这种轮番增强的伟力，几乎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个部门，智能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伟大作用越来越突现出来，哲学再也不能忽视智能了。于是，“智能哲学”萌生了……
哲学思考着时代，哲学映现着时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呼唤着哲学，时代推动着哲学，从总趋势看，时代发展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脑时代），哲学就不能不发展，与电脑时代相匹配的哲学必然出现！
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一大征兆。
实践格局的转变必将引发哲学的勃兴
人类实践有一定的结构，我们叫它实践格局。为全面把握实践格局，我们把它写成：“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生产”或
。这告诉我们：实践格局中有“生产→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生产”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究竟是哪种倾向占主导，要看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而定。唯物史观创立的时代，是实践格局表现为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此后不久，实践格局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电磁波的发现并非直接来自生产经验，而是直接来自科学研究：1864年，麦克斯韦根据电磁波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6年，赫兹发现了电磁波。1895～1901年，波波夫和马可尼分别成功地进行了电磁波的发送和接收（无线电技术）实验，然后，这种技术又推动了无线电元、器件的生产。这是一个科学推动技术、技术推动生产（“科学→技术→生产”）的实例。20世纪以来，有很多这样的实例。电脑发明以来，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都不是来自体力劳动者的经验，而是来自大学、科学院，即来自科学理论的应用和产业开发：根据科学理论创造出新的技术，再进一步形成新的产业，即都是“科学→技术→生产”的实例。实践说明，现代生产力，就是将现代高科技物化为现实产品的能力。
实践格局从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发展到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在实践格局以“生产→技术→科学”为主导的时代，生产处在技术、科学之前，生产力（生产的实际能力）表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终力量。这种“生产力动力观”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然而在实践格局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的时代，生产与技术、科学相比，已不在最前而退居最后了，科学却从最后而跃升到最前列。这表明，科学技术与生产相比，已处在优先地位，处在第一的前导地位，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论断，都是以“科学→技术→生产”为主导的实践格局所映现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注：江泽民：《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序，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把上述论断称之为“科学技术动力观”。
从哲学视角看，既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的“生产力动力观”），既然科学技术又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动力观”），那么，科学技术就是比生产力更深层次的动力，就是动力的动力！那么，“科学技术动力观”就是比马克思的“生产力动力观”更深层次的动力观！
这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生产力动力观）的理论框架事实上已经被突破了！
这一突破植根于上述实践格局的根本转变，这一突破催化着、支持着唯物史观的新飞跃，这一突破为哲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二大征兆。
百余年来的多种危机呼唤着哲学的勃兴
人非禽兽，不会安于仅仅填饱肚子。人离开动物越远，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越是需要思考，越是需要思想（理论）上的满足感——心安神宁的归宿——精神家园。一个物质上无家可归而精神上健康充实的人，可以在荒山野岭中拼搏求生；而一个物质家园丰裕而精神上无家可归者，反倒可能厌世自杀。
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局势的复杂多变，人生时光的苦短易逝，强化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但是，精神（家园）危机（或称信仰危机）的阴云，却一直笼罩着20世纪。对这种危机的感受，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尼采。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西方人在精神上需要“上帝保佑！”。“上帝死了”，等于西方文明的信仰根基崩溃了，这使他们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感。而“重估一切价值”，则导致传统道德伦理及人生信念的动摇。进入20世纪，尼采所预示的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越出了哲学界、宗教界。
190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曾极忧郁地谈到精神危机的极大痛苦：“我很后悔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就死去。”（注：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页。）
爱因斯坦在悼念挚友埃伦菲斯特（物理学家）时说：“现在时常发生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因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我的朋友埃伦菲斯特厌世自杀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4～326页。）
爱因斯坦自己也常有“无家可归”的孤寂和痛苦感。1930年，他说：“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3页。）1949年，70岁生日时，爱因斯坦写信给好友M.索洛文说：“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靠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当代人把我看成是一个邪教徒而同时又是一个反动派，活的太长了，而真正的爱因斯坦早已死了。”（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85页。）现代物理学的另一位开拓者普朗克，也曾长期陷入精神危机。他在《科学自传》中回顾说：“我曾想方设法使这个作用量子纳入经典理论中去，然而这终归徒劳。我这些徒劳无益的作法持续了好多年，花费了我许多心血。我的许多同事都认为这是一种悲剧。”（注：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页。）
仔细研究一下本世纪物理学家的思想变化，不难发现，有相当一批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都有过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
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不只扩散到物理学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西方社会的通病。1977年11月，美国发生900多人集体自杀的悲惨事件，美国、瑞士、芬兰、丹麦、瑞典等国家都有很高的自杀率。这些事实说明，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当然，20世纪的精神（信仰）危机不只发生在西方，东方也有。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存在信仰危机，是无须赘言的。中国也有信仰危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事实，加剧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一些党政官员（如王宝森、胡建学等等）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恶行和花招，极大地损害了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部分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转向了宗教迷信，这是宗教迷信猖獗一时的主要原因之一。
常言说：“思想支配行动”。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马克思语）。人在行动时，其内心需要明确对支配其行动的思想（理论、精神等）是信或不信，以便执行其信者，拒斥其不信者，若不能明确这里的信或不信，人就陷入犹豫不决。在重大问题上犹豫不决的人，内心往往是很痛苦的。人需要言行，也就需要信仰，一个失去任何信仰的人，是无法正常言行的，甚至是无法活下去的。
信仰有许多种，但也可只区分为科学信仰和非科学信仰。
宗教信仰属于非科学信仰。它的立足点是信仰者的虔诚，它排斥理性思维和逻辑论证，而凭借信徒对“天威”的顺从。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宗教虽然流行面甚广、信仰者甚众，但宗教毕竟是对现实世界的歪曲，长远而言，宗教是抗不住科学技术的。在一系列科学发现的“重炮”轰击下，宗教信仰的阵地，一块块丢失了。本世纪之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本世纪之后，或更长一些时候，其他宗教信仰的对象终归也是要“死”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宗教终归是要消亡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信仰呢？上述科学家们的信仰是宗教信仰还是科学信仰呢？
爱因斯坦曾多次坦言他的宗教信仰，他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3页。）“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概念（斯宾诺莎）。”（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4页。）
普朗克认为，他自己“一向就是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注：引自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6、143页。）他的宗教信仰也属于现代泛神论。
本世纪其他著名物理学家如卢瑟夫、康普顿、玻恩、海森伯等等，都具有深沉的宗教感情，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3页。）这些科学家所说的上帝，尽管具体含义各不相同，但主要是指非人格化的上帝，他们的宗教信仰基本上都属于现代泛神论。
从一神教（如基督教）到现代泛神论，从信仰人格化的上帝，到信仰非人格化的上帝（宇宙神或自然秩序），这是宗教信仰走向消亡的脚步，这是人类精神疏远宗教信仰而向科学信仰的接近。但科学家对宇宙宗教的信仰，往往是以自己的专业性认识模式为根据的，有的则直接用自己创立的理论体系去概括宇宙自然。科学家们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是实事求是的。但科学是分门别类的，每门科学只研究自然界的一个局部，当科学家用他们长期从事专业研究所形成的认识模式去概括或解释作为整体的宇宙自然时，往往会以偏概全，产生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偏执；如牛顿从力学理论得出的“机械决定论自然观”，克劳修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出的“宇宙热寂说”，爱因斯坦从相对论等得出的“自然界是可逆的世界，不可逆性只是幻觉”，等等。
爱因斯坦固执地否定时间的方向性和自然界的不可逆性（即自然界的历史性）。他说：“解释时间箭头的全部问题同相对论问题毫不相干。（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7页。）“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7页。）等等。
1969年以来，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为先导，一批关于进化（演化）机制的自组织理论（协同学、突变伦、超循环、混沌理论等），相继诞生，爱因斯坦的上述错误观点才被突破。
牛顿的认识模式、克劳修斯的认识模式、爱因斯坦的认识模式……当它们应用于各自的专业领域时，它们是成功的；但当用它们去概括宇宙全局时，则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或偏执。事实上，一切具体科学的认识模式，“即使是流行很广、知名度很高的认识模式，也毫无例外的具有它的局限性。”（注：林德宏、萧玲等：《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5页。）
但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又都有相当的综合性，所以，其理论的创立者（及信仰者）往往自以为是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了宇宙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他们往往难于觉察自己的局限或偏执。一旦新的科学事实和他们信仰的理论体系的矛盾无法排除时，他们就陷入了内心的冲突，其信仰根基就动摇了，其精神支柱就垮了，这时，精神（信仰）危机就发生了。原来的信仰越深挚，危机时带来的痛苦就越严重，危机至极则导至自杀。物理学家伦琴、洛伦兹等等的精神危机，属于这类信仰危机，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德鲁德等等的自杀，属于这类危机至极的自杀。
从全局看，20世纪人类面临的还有多方面的危机，诸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人口爆炸、生态危机……这些危机都或迟或早要折射到精神上，成为精神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事实已证明，任何宗教信仰，任何以某一门具体科学为模式的现代泛神论信仰，都难于摆脱信仰上的狭隘或偏执，都无力成为人类克服上述多种危机（尤其是精神危机）的精神武器。那么，“谁”能够承担这个伟大使命呢？答曰：只有科学的信仰——以发展着的哲学真理为对象的信仰。
哲学来自社会实践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的立足点是理论思维和逻辑论证。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真理建立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综合成就基础之上，它来自具体科学的成就，又高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的成就，它永远向发展着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开放，在不断吸纳新成就中向前发展。它可以（也应该）被信仰，但决不可被封闭，一旦被奉为淹没新生事物的教条，它就离开了向前发展的规道而走向反面。以发展着的哲学真理为信仰对象，能够逐步摆脱信仰上的狭隘、偏执和愚昧，克服信仰危机，进而为克服上述多种危机指明方向。
实践出真知。上述危机折磨着人类，也催逼着人类。人类必须也必将反省自己的行为和信仰，必须也必将克服上述多种危机，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也推动哲学产生新的高峰。
总之，从上世纪末尼采说上帝死了，到本世纪初以来玻尔兹曼等著名科学家的自杀，到1977年美国900多位宗教徒的集体自杀，到笼罩着20世纪东、西方人的精神（信仰）危机和其他多种危机，这一切，都折磨着、催逼着人类反省自己的行为和信仰，都呼唤着哲学的勃兴！
这是哲学勃兴的第三大征兆。
上述三大征兆将汇聚和显化，并转化为现实的动力，推动哲学从沉寂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