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大于改革的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思论文,中国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有人讲过，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误之处就是教育。时至今日，我们将如何评价我国的教育现状呢？著名教育研究专家杨东平先生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对当代中国教育有关问题的认识”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杨先生认为，8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没有超越文革前那种苏联教育模式，就这方面而言，教育改革没有经济改革那么成功。用一句话概括数十年来的教育事业，就是“发展大于改革”。
古今教育对比
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形成了科举，尽管这其中有不少弊端，可也有不少优点，但遗憾的是这些优点我们往往没有继承下来。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以学术等级来排列社会地位。西方国家正是学习了这一点，将其发展成为现代文官制度。可到了今天我们反过来要向别人学习来完善我们的公务员制度。也正是在古代科举制度下，科举考试几乎是社会中下层跻身于社会上层唯一的途径，这就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全社会形成了好学的风气。重教兴学成了中国的民族传统，因此民间办学非常发达，有从事初级教育的私塾，也有从事高级教育的书院。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不少人曾就读于私塾，就连“新文化旗手”鲁迅先生也不例外，“三味书屋”的故事想必已被大家所熟知。全国兴学，也出现了学术研究活动的自由化风气，这被称之为书院精神。但在目前，体现外研究机构成功的少得可怜，全国民办高等教育中只有20家学校有权颁授学位。而且民办教育总是受到种种歧视，同在一个蓝天下，为什么民办教育就要低人一等？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建国后我国的教育。我们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教育模式，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同当时的计划经济相配合。在教育过程中，要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但这恰恰与20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教育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形成了三大特点：
——教育的高度政治化。这种指导思想使我国教育成了接班人教育。有人说过：我们流血、打仗，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终究是要交给孩子们的。我国教育也正是如此做的。
——教育的国家功利主义。主要表现在国家包办教育，对毕业生实行“统购统销”。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重视理工科教育，轻视文科教育。相信大家还记得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60年代，文科大学生曾只占在校大学生的18%。但中国的教育长官们从70年代末的蒋南翔到80年代的何东昌再到90年代的朱开轩，都是清一色的工科毕业生，更是强化了50年代的偏重理工的教育。
——教育脱离实际。人为的过细的专业划分导致大学生毕业后不能学以致用；我们轻视基础教育，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教育的收益回报率是高等教育的3倍； 北京大学余明德教授对教育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小学程度以上的教育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边际粮食产量。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可唯独教育基本上回到了“文革”前的情形。从价值观上看，教育的工具性能没变，只是从为政治服务转变成为经济服务。此外，我国的教育经费亟待提高。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相差甚远。更令人担心的是1992年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到1995 年仅为2.46%，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到2000年应达到4%的目标更远了。
为什么我们已经承认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而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教育体系就不能改一改呢？
应试教育的危机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使学校教育成了应试教育。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家长都看重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这似乎是中国教育不变的真理。
从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重点学校制度，不仅有重点大学、重点高中，还有重点小学和重点幼儿园，过高、过早地提高了学习的竞争性。同时，为要求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大大提高了教学难度，高中阶段几乎成了大学预科，高中教育的目标迷失了。据调查，在贫困和落后地区，因教学的高难度造成的学生辍学与因无钱上学造成的失学率是一样高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希望工程中重新入学的学生因不能胜任学业而再次辍学的已不是少数。
既然是应试教育，教学就要求为考试服务。现在考试越来越难，越趋向标准化、规范化，教育也没有理由不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变，这就致使教学的求同，恨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如同出自一个“模子”。当老师们进行先进经验交流之时，他们的求同式教育压抑了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造性。中学语文表现尤其，语文本是人文科，但目前教学中却充分体现了技巧性和技术性。今年上海高考中，80%的学生都在作文中把自己的老师描写成因病坚持工作而倒在讲台上的模范。如果这是事实，我们不得不担心还有没有人在教育下一代，如果这不是事实，我们的担心就更大了。有诗写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如今教学规范化了，这就更便于考试，就像八股文渐渐成为考试标准文体一样。我们陷入到规范化考试和教学的怪圈之中，而学生却在变成教科书里的套中人。
今年北京某刊物登载的这样一段话：“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如此出色的学生，当然应当归之于那个时代的清华园里有出色的教师，1936年到1937年间，清华大学仅仅文史两部，就有陈寅恪、雷海京、张荫麟、杨树达、王力、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校长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可见教师在教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责任绝不仅是传道解惑的先生，更重要的是育人。
现在，到处都说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并做了许多尝试，这固然是件好事，但它能否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尚不可知。毕竟应试教育在中国搞了几十年，要改变它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不久前，一位教师在谈及此事时讲到：素质教育无非让学生多学一些本事，但这要在学好现有功课之后才能搞。学生和家长看重的还是考试成绩。应试教育加素质教育，这是一个什么“怪物”，我不知道。
弱化政治教化
当我握紧拳头，举起右手，对着少年先锋队队旗宣誓：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并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只因为老师这样说了我必须也这样说。如果今天问中国人什么是共产主义，也许有些人根本不屑一顾；有些人茫然而不知该说什么；有些人会说，共产主义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等等。这不过是教科书上的说法，人们表现的仅是对教科书表面上的卑顺。
《科技导报》常务副总编蔡德诚先生说，对幼儿、儿童进行涉及政治理念的启蒙教育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家人的人怎么能做到爱别人？政治理念是一个人思想趋于成熟时的一种悟性产物，把这些高级的理念以最概念化的语言当作幼儿的人生启蒙教材，无异于要求幼儿成天把相对论、系统化挂在口头一样荒唐可笑。如果把政治教育提前，孩子们从小就习惯、就领会到，只有说一些大话、空话才能博得老师、大人、领导的欢心，这就埋下了我们民族素质中爱说空话的劣根性的种子。
美国的学校是在教会你怎么做人后才传授知识。我们的祖先也早就教我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在今天教学生怎么做人这一环似乎漏掉了，至少教得不怎么成功，相反政治教化管制很多。所以美国学生的自由创造能力很高，文明程度普遍比中国高。
中国和日本对学生的管教都非常严格，按理论所教出的学生应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学生表现得相当自私，外国常说我们“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相反日本人非常注重集体的利益。这方面的差异很值得我国教育家的反思。
（《改革内参》97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