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价值论的理论发展和实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形式论文,理论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对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两个方面考察了知识价值论的理论发展，认为知识价值论是知识产权确立的理论前提，知识产权是知识价值的实现形式。知识产权的确立和知识价值的实现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
关键词：知识价值；知识产权；科学技术；生产力
三百多年前，当英国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的神奇力量，迅速达到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时，弗兰西期·培根(F.Bacon)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正不断验证这句闪烁他思想火花的名言。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围绕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结构性影响这两个方面，对知识价值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究。知识的价值只有在知识的商品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知识成为商品必然要求界定知识商品的所有权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知识价值的实现形式。
1 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已融入了经济增长的轨道，在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引起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探讨。约瑟夫·阿·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学说的核心“创新理论”中，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沿袭了康德拉捷夫的长波理论，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而每个长波的标志为各个时期主要技术发明及应用。创新过程也就是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及推广的过程[1]。50年代熊彼特去世之后，受创新理论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对创新进行研究，创立和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爱德温·曼斯菲尔德(Edwin Mansfield)在60年代分析了影响新技术在同一部分不同企业之间推广的经济因素问题，研究了技术创新(Tehnologicalinnovation)与模仿(imitation)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新技术推广的基本因素[2]。莫尔顿·卡曼(Morton I.Kamien)和南赛·施瓦茨(Nancy L.Schwartz)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认为决定技术创新的三个变量是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合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保罗·戴维(Paul A.Dawid)通过对美国中西部收割机的推广所作的案例分析，认为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企业规模“起始点”，降低企业规模的起始点是推广某些新技术的关键。格里列希斯(ZviGriliches)以杂交玉米的推广过程为例，提出了著名的技术发展S形增长曲线。这些经济学家对创新理论的研究表明，除了劳动和资本以外，技术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科学技术。
由于发明和创新导致新的技术信息的生产和使用，经济活动越来越被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所支配，财富分配也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包括对社会最有效的生产资源的获取。美国经济学家弗瑞曼(C.Freeman)于1992年对投资问题评价说：“投资过程如同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一样也是一种生产和分配知识的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新知识上的‘无形’投资及其消化吸收，而不是在砖头和机器上的‘有形’投资。”（《信息经济的技术变化》，第9页）。
在知识生产和分配这一领域，马奇卢普(F.Machlup)于1962年对《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有关知识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他认为知识或信息的生产并不完全是一种抽象活动，知识或信息不是一种免费投入品，信息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这就是说，知识或信息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精神上，而且也能用物质、经济来量度。英国ITAP（信息技术咨询小组）1982年的报告认为信息能进入流通领域交易，可交易信息部门的组成部门包括[3]：
(1)“整批”信息，如科学和技术文献；
(2)“半整批”信息，如公司报告、新闻摘要、咨询报告；
(3)瞬时信息，如包含企业市场价格的新闻服务；
(4)永久信息，如图书馆档案、公共记录；
(5)有经验的判断，如咨询、专业和技术服务；
(6)教育和培训，如教科书出版、教育服务；
(7)娱乐，如广播、电影，其他创造性艺术。
知识或信息作为商品目前还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困难。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信息不是完全可独占的，要么是信息商品的出售者必须承担部分或全部损失，要么是购买者必须接受购买不确定价值的商品的风险，而这两种情况都无法实现对信息的最优资源配置。尽管如此，知识或信息作为商品是知识价值实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正因为知识和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信息业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先驱产业”。建造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 Speed Highways)也就成为科技领域一项跨世纪工程。“信息高速公路”的正式名称为“全国性信息基础设施”（简称为NII），它是1992年由克林顿和戈尔提出。美国政府计划于2015年以前，投资4000亿美元，建立一个联结全美几乎所有社会结构和家庭的光纤通讯网络。这种信息高速公路的特点是双向性的交互作用，每个用户既是信息消费者，又是信息的提供者，信息网络以30亿位／s的速度传递文字、声音和图像，从而使信息网络成员能迅速地处理和传递信息，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可以预见，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知识传播的最新载体，必将使得知识价值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并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创新理论和信息理论肯定了劳动、资本之外，技术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Seward.W.Schurz)则认为有必要对传统的资本概念重新界定，必须考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4]。在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中，他忽略了某些数量特征，而只考虑技术、知识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在他的人力投资理论中，他高度评价知识的价值。一方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实用知识的进步，一方面也越来越需要建立一种创造和分配这种实用知识的制度，并且经济增长使得人力资源的价值不断提高。这就是说，知识价值的实现必须在经济的增长中完成，这种价值的实现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总的趋势是：知识价值量越来越大，从他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中得出的知识价值的观点，也必然会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舒尔茨的观点之所以新颖，在于他将知识、信息的创造者看作资本本身，人力资本的概念使得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的贡献类似或等同资本对工业文明时代的贡献。
2 社会结构转型的考察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知识价值的理论研究不仅仅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同时也从社会结构的宏观变化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新制度学派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以技术革命作为研究的起点，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作了考察。其中，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提出的“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把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看作向“新工业国”转化的演进过程，认为制度的演进和权力的转移与技术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关[5]。在“新工业国”里，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土地，也不是资本，而是专门知识。这种生产要素是“稀缺的”，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谁就拥有权力。“新工业国”的权力转到了高级经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等所谓“专家组合”手里。
科学技术革命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震撼引起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未来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以美国社会为实例提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概念用来解释和说明这种在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的社会变化[6]。工业社会的结束或后工业社会的开始，在贝尔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经济上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服务性经济的创立，指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理等表示新的知识界领域不断扩张的部门类别。(2)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贝尔对美国社会职业变化作了统计，整个专业和技术阶级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产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4)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由于技术进展也带来了有害的负作用，因此有可能在技术使用前加以“鉴定”，选择“社会代价”较低的有效方法。(5)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创造和使用新的“智能技术”。新的“智能技术”，如概率论、集合论、博奕论和决策论，能够准确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从而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对美国社会的实证研究之上的，他的依据是：(1)社会变革的源泉和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2)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情况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从而，后工业社会就是知识社会。知识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高无上的。
同样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为背景，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认为美国已进入了一个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7]。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奈斯比特突出了社会的“信息”特征，他认为真正增长的是信息业，超过60%的大多数美国人的工作是创造、处理及分配信息。信息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由于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因而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理论。虽然他对知识与劳动分离的观点有失偏颇，但知识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却是符合事实的。
日本学者堺屋太一认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发生社会变革的原因是“知识价值革命”，变革的结果是产生“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与智慧的价值”是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知识价值社会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知识价值社会里，由于知识生产的生产资料是知识、经验及欣赏能力，知识生产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创造知识价值的劳动者，资本与劳动重新又结合起来。由于这些生产资料属于个人所有，他预言“知识价值社会”的组织结构将比工业社会的组织结构有更大的流动性，从而个人的主体作用也越来越大[8]。
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考察不难看出，科学技术的价值功能已不仅仅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进而社会系统深层的价值观念都引起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
3 马克思主义论知识价值
马克思主义从其创始人到毛泽东、邓小平历来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论述可以说着重在科学技术是社会变革的革命力量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发展成就的实证材料，认为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19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表明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如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打开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又一个的缺口，从自然界到社会历史领域，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确立是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重大成果。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变。马克思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推动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同样也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消亡的革命力量。“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运用，这就是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便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革命的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在科技促进生产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观点便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1857～1858年草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益——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所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5、217页）。在1864年写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把科学看作生产的另一个可变因素，看作资本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又指出，为了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号第1页）。到1958年初，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号召大家学科学、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3期）。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好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邓小平选》(1975—1982)，第49页）
邓小平继承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的正确思想，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突破性的精辟见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邓小平根据20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对经济产生巨大促进作用的新的特点，于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表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关系用下式表述：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那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可用下式来表述：
生产力＝科学技术[n,]·（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邓小平这个命题的内涵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以指数规律增长的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去，使得它们的价值成指数增长；第二，科学技术知识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首要源泉。智力劳动在劳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知识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9]。
4 知识产权是知识价值的实现形式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知识价值的最直接功能便是创造财富实现利润的增值。科学技术活动的实质就是知识生产，其产出便是知识产品。拥有知识的所有权与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可等同视之，这二者的关系在现代愈见明晰。知识的价值只有在知识的商品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而知识成为商品必然要求界定知识商品的所有权，即明确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权即为法律所赋予的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财产的概念除包括动产、不动产以外，还包括知识财产。归根结底，知识产权也是一种财产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权，是人们在科技、文化等知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所有权[10]。
知识产权通常分为两部分，即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是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统称，是法律赋予产业活动中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版权也称著作权，是指只能由作者本人采取的或由作者授权的其他人所采取的主要行为。根据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主要包括：
(1)文学、艺术和科学产品；
(2)表演艺术家演出、录音和广播；
(3)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
(4)科学发现；
(5)工业品外观设计；
(6)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和标记；
(7)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一切智力活动而产生的权利。
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对知识产权的确立和保护，主要依靠工业产权。其中，专利法对于保护科学技术发明成果，促进科学技术的商品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末，经济发达和法制完善的西方国家，影响专利法体系的理论主要有：
(1)自然法理论。发明人的权利是个人和公民不可剥夺的、自然的权利，是其精神创造的成果。这种权利的存在，不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承认，政权只应保证此项权利不受来自第三者的蓄意侵犯。颁发专利只是证明发明人已有的自然权利；
(2)工业产权理论。把发明人对其精神创造成果的权利和其对物质产品的产权等同看待。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无论精神的、物质的，都是其创造者的财产。创造者有权随意对待自己的产物：公布或保守秘密，使用或不用。未经发明人允许，任何人无权使用其发明。这个理论将发明、商标、外观设计等权利统称为“工业产权”；
(3)卡列尔非物质理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广泛传播，其出发点为上面二个基本原理的发展并补充。人们在从事发明时，如同将自己生命一部分投入，别人对此发明的任何侵犯，将被看作是对创造者个人权利的侵犯。这个理论强调了发明人劳动成果的思想性质，发明人的权利与所有人的权利不同，它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结合。其财产权的基本内容是对构思的独占使用权，其人身权首先是作者权。它更准确地反映了发明人权利的性质，强调了发明人权利与所有人权利的区别；
(4)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的知识权利理论。强调了发明人权利的特殊性，文学、艺术、发明创造等成果的权利不是法律关系所诞生的，而是这些成果创立的事实本身。由发明、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商标、厂商名称等财产权利构成“知识产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物的所有权原则上是永恒的，只随物的产生与毁灭而发生与终止。知识产权却有时间限制，一定对象的产权在每一瞬间只能属于一个人（或一定范围的人），而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则不限人数，因为知识可以无限再生；
(5)专利契约理论。在自然法理论和工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了卡列尔非物质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思想是发明人的财产，他应当利用其思想，并得到禁止别人利用其思想的权利。为此，发明人可与社会签定一项契约；发明人有义务将其秘密公开而得到独占使用的权利。此契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发明人获得了在限定的时间内使用其发明的权利，并从中得到大量的利益；社会从发明中得到新知识，丰富了科学技术。当专利权期限结束后，发明便成为社会的财富，并可以自由地利用[11]。
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的贡献已达60%～80%。在工业化国家，知识价值的实现程度愈高，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愈大。而知识价值的实现对于知识产权的确立和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保护制度有着很强的依赖关系。知识产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越来越大[12]。
从工业产权看，专利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刺激技术发明。专利权为发明人提供了一段时间内营利性地利用专利发明的专有权的竞争优势，保证发明人收回其研究和发展成本。专利制度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手段，鼓励了技术发展资源的进一步冒险。
(2)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当新技术获得专利权后，便可以信息形式被社会广泛采用，广大新用户只需购买专利而无需在新技术开发时承担风险资金，便可以发展一个新方法或新产品而获得商业上的利益。
(3)促使国际技术贸易。一个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有效地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现代专利制度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专利文献提供了技术接受方寻找和选择所需技术的最有价值和最全面的技术信息；第二，专利制度确保技术输出方提供的技术不被公开，并不被第三者利用；第三，专利制度使技术接受方能了解技术的主要内容，而无需求助于秘密协议，避免了泄露技术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技术价值的降低；第四，专利制度可帮助技术输出方和技术接受方在双方协议中确定技术的中心要素和适用领域，并附有关于技术秘密的说明书以及技术输出方应提供的技术帮助。
(4)帮助制定工业发展战略。目前，专利制度已被作为工业规划和决策的一种有力的分析手段，通过对专利文献的检索可了解特定技术领域的技术水平，防止重复研究工作，分析竞争者的市场活动情况，跟踪技术发展的总趋势，确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
(5)为外国投资提供制度保证。吸引外国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外国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完备的专利制度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技术密集型领域，专利制度状况对外国投资决策者有决定性的影响。
工业产权中除了专利权以外，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商标对经济发展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对实用新型的保护，可鼓励和刺激一批不符合申请专利发明但具有创新的产品的问世。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承认和给予相应的物质利益，可促使创造和生产更多更有利于进入市场的新产品。对一个驰名商标的保护，可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创造更多的优质名牌。
从版权方面来看，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个主要的国际版权保护公约所保护的内容主要是文学、艺术作品。《集成电路知识产权公约》对半导体芯片上的电路设计进行保护，但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该条约上签字，尚未生效。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十类作品列为受保护客体，其中“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和“计算机软件”属于被保护之列。我国的版权保护已达到目前世界上较高水平[13]。
在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科学技术向生产领域的转化涉及到包括心理的和结构的，观念上的和体制上的诸多复杂因素。如果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定位在社会系统中的行动系统层次，那么知识价值论与知识产权对于这种定位的强化是沿着一定取向进行的。并且知识价值论、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向生产的转化这三者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第一层次（最高层次）是价值观念层次，主要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目的的描述和衡量人的社会行为的标准，它反映的是人和事物的需要的关系。价值观念作为社会系统的深层结构部分，直接影响到社会系统的第二层次——行为规范层次。行为规范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为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取向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准则，它指引人们从事各种具体的活动。每种具体的规范形式也就是人们各种活动的制度保证，这样便进入社会系统的第三层次——制度系统层次。制度是满足人类各种活动的必要条件和相对稳定的方式，也就是社会的显性结构。第四层次是行动系统层次，它是人或各种社会共同体在具体的制度设施约束下进行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四个系统层次构成自上而下的依次控制等级，系统层次之间存在着信息能量的双向流动，包括自上而下的刺激和自下而上的反馈。
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中，知识价值论是居于第一层次——价值观念层次，是知识价值论还是知识无用论对于社会系统的行为规范层次，制度系统层次和行为系统层次起着导向的作用。确立知识价值论，直接要求社会系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树立科学技术知识是商品的观点，进而要求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生产者从事创造性活动所应获取的利益，以保证知识生产的正常进行，促使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知识价值论是确立知识产权的理论前提，知识产权是知识价值的实现形式，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是知识价值实现的直接后果。因此，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必然要求在观念层次上确立知识价值论的观点和在制度层次上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支持。
5 结语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正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深化发展，知识价值论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命题作了理论诠释。在实践意义上，知识价值论直接导入知识产权，为科学技术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知识产权的确认，是通过法律手段对经济利益关系实行的一种调整，是属于经济范畴的社会行为。而影响这种社会行为的观念上的更新，便是全社会树立知识价值论的观点，并创造实现知识价值的良好环境和机制。以社会系统层次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确立知识价值论是观念层次上的变革，确立知识产权是制度层次上的变革，而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则是行动层次上的变革。
收稿日期：1995年2月25日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社会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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