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唐代论文,后果论文,利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3-0071-04
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工商业利润向着土地买卖以及高利贷资本的流动转化，已是史学界研究所取得的共识，唐代的情形也不例外。不过，共识的形成并不完全表明相关论证的完善，专门探讨唐代工商业利润流动转化问题的成果既不多见，已经出版的几部唐代经济史著作也大都没有专论，因而对唐代工商业利润流动转化的具体情形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梳理，并分析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仍然有其必要。
众所周知，商业资本的构成大概说来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商人资本、官府资本和官僚商业资本。唐代工商业利润作为商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就官营国有工商业利润而言，还是就民间工商业利润来说，向产业资本转化甚少是它们流动的共同的显著特点。
一
就官营工商业而言，其利润主要流入政府财政。如唐前期，各地诸冶监铸造兵农之器，“以给军旅、屯田、居人焉”。[1]（卷22,P412）其中所给民屯、居人肯定不会是白给，显然有着充盈财政的目的。“安史之乱”以后的榷盐、榷酒、榷茶制度，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实行，所获榷利也主要用于宫室、官俸、军费等财政支出。如代宗大历末年时，榷盐之利岁入达到六百余万缗，占到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宫闱服御、军镶、百官禄俸，皆仰给焉”。[2]（卷54,P1378）德宗朝，陆贽在《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中也说：“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溃于兵众矣。”[3]（卷474,P4839）宣宗大中七年前后时的财政岁入情况是：“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4]（卷249,P8053）禁榷之利仍占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以关税、收市、进奉为主的市舶之利，在唐后期成为政府财政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僖宗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5]（卷178,P4633）
官营高利贷商业的利润也主要被用于财政开支。基本上推行于有唐一代的公廨本钱经营，是唐代官营高利贷的主要形式。在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以解决京官月俸为目的。尔后推行到全国各地方政府，其利润也被广泛地用于官俸、食料、纸笔办公、修葺廨宇等多项财政支出。仓粮的出举放贷、常平仓的籴粜、诸司的交籴等利用粮食季节差价而经营的官营高利贷，以及官奴婢、部曲、客女、车船、碾硙、邸店、铺肆、庄宅等的出租庸赁，也都是各个政府机构用以维持本单位财源的具体方法。[6](P741-762)官营工商业的利润还被用于经营官营高利贷，许多政府机构的公廨本钱来源于财政拨款，有的则直接来源于官营商业利润。如代宗大历六年三月，店铺出赁的利润即被敕令充作公廨本钱。《册府元龟》卷506《邦计部·俸禄二》载：“敕军器公廨本钱三千贯文，放在人上，取利充使以下食料纸笔，宜于数内收一千贯文，别纳店铺课钱添公廨，收利杂用。”由庄宅使、宫使、宫苑使具体管理的政府田庄，和由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具体管理的皇室田庄，尤其是他们在“安史之乱”后从京畿到地方诸州的大发展，说明了政府与皇室带头进行着土地经营。政治强权当然是这种经营的主要手段，但有部分财政资金流入其中应肯定无疑。总之，财政的原则既是官营国有工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和目的。这一原则自中国古代社会“工商食官”制度确立以来，尤其是管仲“官山海”政策及汉武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实施以来，成为历代封建帝制王朝遵行的一项通则。
二
民间工商业处在唐政府的严格管理和多重操控之下，特别是盐铁等山林川泽之利原则上归政府所有，使得其工商业利润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更少。大体而言，民间工商业的利润有如下几条流动转化途径。
其一，用于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挥霍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唐初王梵志有诗说富商“雕墙峻宇无歇时”[7]（卷11）。高宗时，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有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请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谁是新妇矣”。[8]（卷495）玄宗开元时，“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9]（卷下）至于被玄宗称为“天下之富”的富商王元宝，则“起高阁，以银镂三棱屏凤代篱落，密置香槽，香自花镂中出，号含薰阁”。[10]王元宝还“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而且，“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9]（卷下）与王元宝同时的富商杨崇义，“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9]（卷下）到唐后期，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更有所增长，如文宗太和年间，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3]（卷448,P4579-4581）又据《太平广记》卷290《诸葛殷》条载，扬州“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诗人白居易也曾写诗描述唐后期作为官府批发商的盐商的奢侈生活，说盐商之妇“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11]（卷609）大量商业利润用于生活消费，造成了封建城市经济的虚假繁荣，奢侈至极的糜烂生活使得富商巨贾沦为一股腐朽反动的社会势力。
其二，用于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巨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12]（卷354）积极谋取政治出路和政治利益。如高宗时的富商邹凤炽“常与朝贵游”。[8]（卷495）显庆中，富商彭志筠“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5]（卷84,P2800）中宗景龙中，韦皇后、安乐公主当道，“请谒受赇，虽屠沽藏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4]（卷209,P6623）以至“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使行巫，或涉膏腴之地”。[5]（卷101,P3155-3156）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富商更是广泛交结权贵。如“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入门下”。[9]（卷下）又如天宝中，“胡人康谦善贾，资产亿万计，杨国忠为相，授安南都护。（肃宗）至德中，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5]（卷186下，P4861）诗人高适曾对开天之际富商交结权贵的情形描述到：“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入健如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13]（卷359）肃宗于灵武抢班夺权后，“用云间郑叔清为御史，于江淮间豪族富商率贷及卖官爵，以裨国用”，[5]（卷48,P2087）规定“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14]（卷11,P244）此虽为一时之权宜之计，但必有许多富商大贾出资捐官，借机钻进了官僚行列。到代宗永泰年间，商贾官僚化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元结《问进士》言及当时情形云：“今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3]（卷380,P3860）唐后期，富商大贾们愈加竭力经营官场，他们“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驚。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乐，富与王者勍”。[15]（卷418）将大量资金用于钱权交易。富商大贾还广泛地与朝中宦官和地方藩镇相勾结。如穆宗长庆二年，为按抚军队，诏令神策禁军及各道推荐有功将领，结果大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4]（卷242,P7812）文宗开成四年，谏议大夫韦力仁奏曰：“臣伏见军家捉钱，事侵府县，军司与府县，各有区别，今富商大贾，隶军司著一紫衫，府县莫制。”[16]（卷41,P468）武宗朝，刘从谏控制昭义镇，“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4]（卷247,P7979）《新唐书》卷180《李德裕》载：“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资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说当时“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其中一入即是“用钱买官”。[3]（卷804,P8449）典型的事例如见于《太平广记》卷499《郭使君》所记某生之得官，曰：“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更典型的是王宗、王处存父子的发迹。《旧唐书》卷182《王处存传》载：“王处存……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父宗，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宗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资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大量商人挤身官僚，亦官亦商，降低了封建官僚阶层的素质，模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增加了商人成分的复杂性。钱权交易则刺激了官僚特权阶层贪欲的恶性发作，加剧了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
其三，用于土地购买，进行土地兼并。与汉代相似，唐代靠工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寺观地主一道，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土地兼并在唐初就开始了。如《旧唐书》卷64《李建成传》载，建成“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其时的勋贵禇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5]（卷88,P2861）刺史赵长贵、赵士达则“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5]（卷58,P2309）。又如太宗贞观初年，高士廉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益州的情况是，由于“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5]（卷65,P2442）唐初诗人王梵志亦以诗描述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7]（卷11）高宗、武后时期，土地兼并全面抬头。如高宗永徽五年，贾敦颐迁任洛州刺史，“时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敦颐都括获三千余顷，以给贫乏”。[5]（卷185上，P4788）可见洛州之地的土地兼并已十分严重。武周长安四年，司刑正贾敬言揭发“张昌宗强市人田”。[4]（卷207,P6572）神龙初，李杰“以采访使行山南，时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杰为设科条区处，检访亡匿，复业者十七八”。[2]（卷128,P4461）此一时期，寺观地主也不示弱。武德九年五月，唐高祖在诏书中说僧尼“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5]（卷1,P16）狄人杰在一则奏疏之中指出各地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5]（卷89,P2893）睿宗在一则诏敕中也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3]（卷19,P223）到玄宗朝，“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贸易，贫富升降不实”。[2]（卷52,P1351）土地兼并变着花样进行，“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室，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16]（卷495,P5928）以致自“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14]（卷2,P32）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趋剧烈。在一则诏制中，代宗称：“宿豪大猾，横恣侵略，致使半价倍称，分田劫假，于是弃田宅，鬻子孙，荡然逋散，转徙就食，行者甚众。”[17]（卷434,P2198）此期寺观地主也疯狂兼并，“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4]（卷224,P7196）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合法化，更似洪水猛兽。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两税法确立之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18]（卷3）皇甫湜的一道制策也说：“周之受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以卑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19]（卷3）都指出了土地兼并的严重。兼并者还玩弄花招，转嫁赋役。德宗贞元年间，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讬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3]（卷465,P4759）宪宗在一则敕文中指出：“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3]（卷62,P662）元和制策亦云：“今疆殄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17]（卷489）穆宗长庆年间，李翱为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捕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2]（卷177,P5282）文宗朝，“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使巡覆田税，民苦其扰”。[2]（卷52,P1361）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3]（卷968,P10055-10056）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占有极端不平衡，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其四，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有唐一代，私营高利贷也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经营高利贷以谋暴利，并自玄宗朝趋于剧烈。开元十五年，玄宗诏称：“应天下诸州县官，寄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十六年又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20]（卷88,P1919）天宝九载十二月，玄宗又敕：“郡县官寮，共为货殖，竟交互放债侵人，互为征收，割剥黎庶。”[20]（卷69,P1140-1141）足见开天时期高利贷活动的疯狂。德宗建中二年，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上疏指出：“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5]（卷149,P4037）贞元初年，东都留守、都防御使杜亚“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5]（卷146,P3964）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贫，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8]（卷434）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3]（卷78,P820）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百姓。”[17]（卷420）这些都说明了高利贷的盛行。这一史实还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几十件唐代借贷契券、帐历所同样证实，其详参见陈国灿先生《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一文。[21]另外，居留唐境内的许多外商也经营高利贷行业。如德宗贞元三年七月，一次就检括出在京师长安“买田宅，举质取利”的外商四千余人。[4]（卷232,P7493）高利贷作为吸血资本，它的猖獗进一步加剧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
其五，用于贮藏囤积，乘时射利。唐代官僚富商往往积存钱帛，将大量财富贮藏起来。如齐州经商致富的刘十郎“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8]（卷138）又如洛阳王清致富后，“遂甃钱成龙形，号王清本”。[22]（卷14）高宗时，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8]（卷495）记事虽有浮夸之嫌，但积绢之多令人惊奇。玄宗先天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受在上疏中指出当时“商贾积滞，富家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16]（卷501,P5995）权臣杨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绢至三千万匹”。[4]（卷216,P6920）顺宗时，长安“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8]（卷220）宪宗元和时，“钱多留城中，逐时收贮，积藏私室，无复通流”。[5]（卷48,P2103）其中藩镇贮钱尤多，“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20]（卷89,P1935）文宗时郑注败亡，“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5]（卷169,P4401）唐后期大盐商龚播“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8]（卷401）唐昭宗时，京师巨商王酒胡先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又纳钱十万贯助修安国寺，可见其积钱之多。官僚富商积钱之甚还可从有关禁止蓄钱的诏敕中得到证明。如宪宗元和十二年敕令：“近日布帛转轻，见钱渐少，皆缘所在雍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后，限一月内任将市别物收贮。如钱数较多，处置未了，任于限内于地界州县陈状，更请限。纵有此色，亦不得过两个月。若一家内别有宅舍店铺等，所贮钱并须计用在此数。其兄弟本来异居曾经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并委有司闻奏，当重科贬。戚属中使，亦具名衔闻奏。其剰贮钱，不限多少，并勒纳官。数内五分取一分充赏钱，止于五千贯。此外察获，及有人论告，亦重科处分，并量给告者。”[5]（卷48,P2103-2104）后来，文宗太和四年十一月再颁禁蓄钱令，重申宪宗诏敕精神，但实际成效均不佳。大量货币被作为财富囤积起来而退出流通，成为唐代货币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进而促成了唐后期严重的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加剧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宪宗时李翱指出：“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绢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也！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18]（卷9）物价的持续下跌使得劳动人民不堪重负，生活日益艰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损伤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三
工商业利润等商业资本向土地经营和高利贷资本等的持续转化和流动，成为一系列社会变化的一种推动力。第一，它引起了土地制度和土地占有的变化，推动了以均田制为主的土地国有制向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的转化，造成了地权的高度集中。这突出表现在皇庄及各类地主田庄的不断兴起，特别是它们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迅猛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各类地主田庄在经营生产上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明显不同，不是什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走着亦农亦工商的发展路子。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即是“邸店、园宅，遍满海内”。[8]（卷495）中宗时，太平公主则“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她被玄宗赐死后，“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5]（卷183,P4739）宪宗所颁《遣使宣抚诸道诏》亦称：“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23]（卷117）这样的经营方式造成了地主、官僚、商人的合流，形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三者三位一体现象。第二，土地制度和土地占有的变化又引起了赋役制度的变革，促成了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转变，以及徭役制向召募制的转变，最终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巨变。第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军事体制及政治体制的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转向募兵制，由此扩大了边地节度使、地方州府和藩镇的权力，改变了先前唐中央居关中以驽天下的军事格局，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增强，中央权威遭到削弱。与此同时，三省六部制逐渐被使职所取代，宰相权力被宦官和翰林学士所侵夺，尤其是宦官势力日益膨胀，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第四，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兼之官私高利贷的盘剥和封建赋役的压榨，使得广大劳动人民丧失均田土地等生活资料，日益贫困，许多均田农民纷纷逃亡，成为漂泊游荡的流民，或者沦为地主的佃客，甚至奴婢，又引起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武则天大足元年正月，成均祭酒李峤指出当时：“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餱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20]（卷49,P1004）长安初，韦嗣立上疏称“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5]（卷88,P2867）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在《听逃户归首敕》中称大量均田户“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乡，佣假取给，浮窳偷生”。[23]（卷111）代宗《禁富户吞并敕》有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3]（卷48,P528）宪宗元和十四、五年时，韩愈为袁州刺史，检责出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者七百三十人，“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不休”。[24]（卷39）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称，“数年之间，苍生蒙以私欲侵夺，兼之公家驱迫，非奸恶强富，殆无存者”。[3]（卷382,P3875）陆贽对劳动人民的苦难作了具体描述，说：“人小乏则求取息利，人大乏则卖鬻田庐，幸逢有年，才偿逋债，敛获始毕，糇粮已空，执契担囊，行复贷假，重重计息，食每不充，倘遇荐饥，遂至颠沛，室家相弃，骨肉分离，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行丐
里，或缢死道途。”[3]（卷465,P4758）层层压迫之下的劳动人民“乞为奴仆，犹莫之售”，境况糟糕至极，再也无法生活下去，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到了顶点，最终引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唐王朝的腐朽统治，社会秩序也由有序走向无序，由治至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发展的大循环。
收稿日期：200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