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考察对体育的引进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价值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06）09—0082—04
近代中国之情境所致，体育的肇始与发展必然伴随一个较为复杂的引入和借鉴过程。体育的复兴，与“救亡图存”这个关乎民族生死攸关之大计息息相关。在体育被动传入中国的同时，还存在着主动引进。而清政府派员出国的教育考察，是中国近代体育引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由于教育考察人员大多位高权重，有决定教育和体育的话语权，所以考察对于外国体育观念和体育制度及其体育项目的引进与传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教育考察分为预备期、考察期和引进期。本文试图从教育考察入手，阐释新式体育的引进与作用，为近代体育兴起寻觅理论依据，论述体育与社会发展和教育文化交流的关系，为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提供借鉴和启示。
1 教育考察的提出
如果说外国人来中国传教和办学为文化入侵，那么派遣国人出国考察则为主动的学习和借鉴。从文化侵略到主动学习借鉴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的改变，而且是对学习外国经验的观念更新。在清末体育引进的过程中，教育考察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体育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近代教育考察的首倡者和实施者，应推张之洞。当时，张之洞为了响应日本“帮助中国育将才练陆军以图自存”的建议，于1898年2月派姚锡光等一行先期赴日，一方面是为留日陆军学生做准备，另一方面是受命“采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1]。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在1902年所奏的《进呈学堂章程折》中，以改革教育“旧制”为视点，蕴含着教育考察的意图：
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第考其现行制度，亦颇与我中国古昔盛时良法，大概相同。
大抵中国自周以前选举学校合为一，自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者，名存而已。故今日而议振兴教育，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虽中外政教风气原本不同，然其秩序条目之至赜而不可乱者，固不必尽泥其迹，亦不能不兼取其长，以期变通而尽利[2]。
张百熙在奏章中所言“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第考其观行制度”，“兼取其长”等论述，已经包含教育考察的观点。在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修订的《学务纲要》中，专列条目倡导并要求“出洋考察”，他们在“各省办理学堂员绅宜先派出洋考察”中提出了具体而切实可行的措施：
学堂所重，不仅在教员，尤在有管理学堂之人。必须有明于教授法管理法者实心从事期间，未办者方易开办，已办者方能得法；否则成效难期，且滋流弊。各直省亟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肫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员数以多为贵，久或一年，少或数月，使之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详加询访体验。目睹外国教习如何教，生徒如何习，管理学堂官员如何办理。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此事为办学堂入门之法，费用万不可省。即边瘠省份，至少亦必派两员。若仅至日本考校半年，所费尚不甚巨。倘不从此入手，恐开办三四年，耗费数万金，仍是紊杂无章，毫无实得也。其边省不能多派官绅出洋考察学务者，亟宜广购江楚等省已经译刊之教育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法、学校卫生学、师范讲义、学务报、教育丛书等类，颁发各属，俾从事学务之人考究研求，则所办学堂不致凌杂无序，亦不致枉费师生功力，庶较胜于冥行歧误者[3]。
2 教育考察活动的落实
此时，教育考察较其前期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的考察是为制定学制提供参照，而当时的考察则是为推行学制吸取具体经验[1]。在清政府学部倡导下， 各地派员赴日考察教育风潮骤起，大批考察人员联袂东渡。1906年5月，学部奏定各省提学使均须出洋考察学务3个月，方可准其到职任事。为此，学部派遣新上任的16 位提学使[4]，由黄绍箕担任考察团团长，正式赴日进行为期3个月的教育考察。考察官员通过与日本教育家笔谈、座谈，以及广泛接触和亲身观察，形成了“处万国交通时，非一国之学所能独立，必兼各国之长与之角胜，乃能与列强并立于世界”的近代意识[4]。他们认识到日本正是明白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不可避免，一国之学不能再独立行事的道理，才在“文明开化”的觉醒中，产生了“求知识于世界”的近代教育意识。教育是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先导。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强盛，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自觉“求知识于世界”的结果[1]。考察日本教育，提学使们更新了教育观念， 拓展了改革中国教育以及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战略视野。
3 教育考察中对体育的重视和引进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在教育考察之列。虽然不是主体，但受到部分官员的重视。在教育考察中对体育关注的官员绅士主要有严修和朱绶。他们均自觉地或非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为引进体育而进行积极探索。
3.1 严修对尚武思想的推崇
严修，字范孙，直隶三河人。1894年任贵州学政，锐意教育改革，曾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成为新政最初的起点。严修曾于1902年、1904年两次自费东渡考察日本教育。1904年5月，任直隶学校司督办。1905年12月， 学部成立调任学部右侍郎。以此为契机，为清末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以及教育改革做了大量工作。作为清末教育改革在中央层面的参与者，严修尤为重要的工作是代表学部起草了《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在奏折中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为朝廷采纳而颁行全国[1]。 这篇奏折全面反映了赴日教育考察对严修的影响，特别是“尚武”一节，是借鉴日本的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而提出的，对于引进日本体育以及在全国实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武尚”纲目里，严修点击到：“臣等尝询查日本小学校矣”，“又尝询查日本师范学校矣”。在军国民教育思潮中体育的引进和“尚武”的倡导，与近代教育考察和借鉴日本学校教育关系密切。“掷球角力习为常课，运动竞走，特设大会”，在中小学课间学生可以“任意嬉戏”，这均与考察日本有关，与严修和一批参与赴日教育考察的绅员教育观念转变密切相关。田正平教授指出：可以说，对教育宗旨每一条的解释，几乎都与严修两次赴日考察的感受联系在一起[1]。
3.2 朱绶对日本学校体育的介绍
另外一位赴日考察并对体育关注者是朱绶。朱绶，江西新淦人，自费出国考察日本教育人员中最早的一批。朱绶考察动机比较单一，他邀集一批同道，准备在家乡创办一所经济学堂，讲授西学，培养人才。他们一行于1898年6月30 日从上海出发，7月3日抵达日本横滨，8月20日返回上海。次年出版了《东游纪程》以记其事。他们经过实地参观考察，大开眼界，感到“百闻不如一见”，不仅学得了办学堂之法，而且亲身经历到中日两国在教育观念上的差别[1]。他在书中记述道：
学校之名中东皆同而其实迥乎不同。中国之学校专为文教而设，东国则推以教水陆之战阵、有无之迁贸以及艺术也、农作也、音乐也、裁缝也、盲视哑语也、跳舞体操也，无一事不设学校也。中国以文士专讲读书识字目为校中人，其余则否。东国则中外臣工、文武员弁、大小教习，以及新旧之兵行、坐之商、百业之工、四境之农、闺阁之淑嫒、提携之幼稚、残缺之穷氓，无一非读书识字之人，即无一非学校中人也。乌乎同哉？[5]
朱绶上述记述发表于1899年，在当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记述中提出学校为何而设，何为学校中人的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中对学校功能的认识。日本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均出自学校，均要接受专业教育。教育观念的转变将会对中国教育和体育转轨发挥重要作用。
3.3 教育考察对军国民教育的影响
日本教育考察和日本留学教育，促进了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而且引入了日本的军事教育和学校体育，对于确立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和奠定体育教育的基础，影响较大。张之洞在强调学堂兵操一科时，其立论根据就是以日本为例：
日本前于明治七八年间初办学堂时，亦只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而无兵操。嗣后其文部大臣森有礼游历德国回，见德国学堂皆习兵操，恍然大悟，乃定为全国大小学堂皆习兵操之章，至今日本兵力之强，举国咸推森有礼为首功[6]。
在清末，教育考察以日本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日本；考察教育频繁，但清廷也十分重视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考察，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外国情形。据《光绪政要》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考察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奏请宣布立宪。7月，宣布预备立宪事宜。在这之前，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赴各国考察政治。载泽等回国陈奏：
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蒙，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由仿行宪政，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刀从事，徒布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备立宪基础。
光绪皇帝谕旨要求国家“军民一体”，“变通尽利”，“广兴教育”等，均是通过官吏外出考察而获，上述论述虽以政治为主题，讨论“立宪”问题，但对“教育”和“军民”则十分关心，视作强国之策。
4 教育考察中引进体育的价值
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导论中指出：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世界教育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教育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溯源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史，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近代的教育交流和体育交流，就没有近代的新式教育和新式体育；没有新式体育的传入、引进和生根、发展，就没有今天的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教育考察作为教育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在构建近代体育的奠基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4.1 教育考察提高了国人对体育的认识
在清末“中体西用”和“师夷”思想指导下，国人对于国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有一种渴望心理。在当时派员考察也是主动学习的表现方式之一。在1876年，郭嵩焘出任英国公使，对英国教育进行考察，并通过日记把有关信息传回国内。1877年，黄遵宪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考察和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教育、体育等，后写下了《日本国志》和若干诗文[7]。1880年，丁韪良受清府之托，赴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考察教育；1882年回到中国，撰写《西学考略》，由京师同文馆刊印。1890年，薛福成为清廷钦差大臣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对各国教育进行考察，并通过日记将有关信息传回国内。1901年，罗玉振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及学制，回国后写了《扶桑两月记》一书[1]。通过教育考察，传回了诸国办学信息，虽然当时还没有专门考察体育的提法，但在教育论述中大多都有对各国学校体育开展情况的记载，是以大教育的视野看待学校教育中的体育。通过教育考察，国人开始认识到体育作为学校教育内容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文轻体”的传统习惯。
4.2 教育考察确立了体育在学制中的地位
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参照日本学制颁布实施的第一部近代学制。该学制的出炉与赴日考察和借鉴日本经验密不可分。《癸卯学制》纵向分三段六级，在小学教育中，初级小学的宗旨为“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高级小学的宗旨为“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身体。”均应开设体操课。在中学教育中，学制5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与理财、图画、体操。可见，在普通中小学教育中，体操是重要科目，强调“调护身体，令其发育”和“强壮国民之身体”[8]。在学制和教育宗旨中对体育的重视，与教育考察和借鉴日本教育有直接关系。
1906年，新成立的学部委托有侍郎严修执笔《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其教育宗旨文字表述十分简洁，共10个字，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在“尚武”一条中，针对中国“积弱”之习，提出仿效“东西各国，全国皆兵”，“必以教育为挽回风气之具”，“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必须重视“体操一科”。严修本人曾两度赴日考察教育，从出台的教育宗旨中可观其引进日本教育和体育的印迹。
4.3 教育考察推动了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梁启超于1989年流亡日本，虽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教育考察，但他十分注意研究和考察日本教育和体育，而且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以此为阵地向国内传播教育和体育信息。特别是他在1903年刊载在《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论尚武》，竭力鼓吹“军国民教育”，倡导尚武。他说：“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梁启超非常推崇外国体育，“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鞠蹴、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9]。”在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等倡导下，国内军国民教育思潮应势而起，有力地推进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也显示出勃勃生机。
4.4 教育考察促使高等教育趋于规范化
教育考察借鉴国外经验，对体育的重视在学堂章程中有诸多体现。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第一章《全学纲领》中，要求“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指出：“外国学堂于知（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环球各国，合上下之精神财力，尤注重练兵。兵之所以精，则以通国皆兵，又无一不出于学。”在功课时刻表中，政科3年每年36学时体操，艺科每年36学时体操，师范4年每年36学时体操。 而且操场要求分两处：“一处为屋外体操场，一处为屋内体操场。”1903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高等学堂第一、二学年每周兵学（外国军制学）1学时，体操（普通体操、兵式体操）3学时；第三学年兵学（各国战史大略）3学时，体操同其前。而且在1905年颁布了《高等学堂规则·操场规则》[10]，通过这些章程，以保证体育教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总之，清末教育考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教育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体育的兴起和新式体育的中国化。中国近代体育的兴起，教育考察是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仍有待于进行更深入和更详实的研究，以拓展体育科研的新视角，为促进体育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收稿日期：2006—05—19；修回日期：2006—07—18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3d165）。
论文说明：该文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