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任何一种思潮的出现和兴起都是与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分不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同时希望找到拯救资本主义危机的药方。那么，究竟是哪些危机或问题成就了批判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呢？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批判的对象虽然不同，但有三方面的危机或机遇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使自己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机会。这三方面的危机或机遇包括以下方面。
1.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失败 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长久、最广泛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面对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纲领，靠政府提高总需求水平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提高消费水平，用扩大政府开支的方式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年中，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学术界和西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理论工具。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演变，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渐渐暴露出其弊端，国家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危机的信条遇到了新的问题。从70年代中期起，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简称为滞胀）成为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且向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极其严肃的挑战。按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来讲，经济停滞是经济萧条时特有的经济现象，对付它的传统方法应是降低利率、扩大需求，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带动经济的发展；而通货膨胀是经济高涨时特有的经济现象，对付它的传统方法应是提高利率、控制投资，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控制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两症同时并发之时，凯恩斯原有的对付危机的政策就无法再适用，这就使西方各国政府乃至经济学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失败迫使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社会中发生的新的经济现象，以帮助资本主义国家走出“滞胀”的泥潭。这时始终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又以批判者的身份活跃起来。
2.福利国家的“破产” 目前福利国家面临的危机给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政府干预、宣传自己主张的又一个借口。自20世纪中期起，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开始建立和实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福利国家的制度是令人羡慕的，但其弊端在80年代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各种福利津贴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受益者而言是一种资产，但是对于福利制度的提供者——国家而言，它显然是一种负债。当各种社会保障津贴多年来的持续增加以及由于经济危机而使工资收入及相应税收减少时，国家对于社会保障津贴支出的规模大于其社保收入。如果长期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社会保障支出的话，福利国家的制度从技术角度而言已经“破产”。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福利国家计划设计的初衷是好的，是“人道的”，甚至是“崇高的”，但这些计划执行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强烈地批评福利国家制度，认为越来越强大的政府会摧毁自由市场带给人们的繁荣，继续沿着福利国家道路前进，可能会走上“通向奴役的道路”。（注：米尔顿·弗里德曼，1998，p.12。）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一些观点迎合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需要，其理论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也顺理成章。
3.全球化的“机遇” 目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借助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运动越来越互相依赖。经济的全球化伴随着技术的全球化，这里特别指信息技术的全球化。显然，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是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伴随着这些领域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个新的经济体系会逐渐形成。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依据什么原则来建立。由于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实际主导者，它们自然会要求不受限制地在全球谋取利益，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但对各国政府来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公正的多赢过程。一部分人得益，另一部分人则受到伤害。代表垄断跨国公司利益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把一个又一个国家拉入新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它们也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持它们的做法，这样，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它们的青睐，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些理论观点也成了这些国家推行其全球经济政策的“共识”。
二、最重要的批判者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者的身份流行起来的。目前对这股思潮的描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注：何秉孟主编，2004，p.8.）除了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之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现代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支持者。尽管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认为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进而反对垄断和政府干预，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节一切经济活动。他们直率地宣称，当代社会的所有弊病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他们歌颂自由市场和竞争，声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非资本主义所致，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所引起的。他们希望西方返回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理想是“（1）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削减工会力量，让市场调节分配；（2）减少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福利支出；（3）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自我调节；（4）公共企业私有化。”（注：Shah，Anup，2004，A Primer on Neoliberalism，in http：//www.globalissues.org/TradeRelated/FreeTrade/Neoliberalism.asp.）西方经济学界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评选以来，获奖的经济学家都普遍地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他们都相信，国家干预对于经济事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1974年自哈耶克成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后，不少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家陆续获奖，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科斯。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滞胀”的成因 对于凯恩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人为地扩大社会需求以缓和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和做法，哈耶克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通货膨胀既不是解决失业的办法，也不会是保证充分就业的手段。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吸收有限的失业人员，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失业不仅不会避免，反而会更加严重；通货膨胀是一个连续的、加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可能通过破坏货币金融制度来破坏整个社会。至于凯恩斯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即主张用管制工资、物价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哈耶克认为凯恩斯的这种建议是国家对私人活动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结果会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时要借助于工资物价的灵活性，而工资物价的管制只会使经济的刚性更强，更难以进行调整，因而是不合适的。哈耶克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并滥用这种权力，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引起了失业。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也强硬地批判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学派选择了通货膨胀为批判突破口，提出了以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由于这些政策主张顺应了西方经济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一些西方政府的特别赏识。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在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货币学派提出的制定一种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作为主要目标，货币学派一时声名鹊起，被普遍看作凯恩斯学派之后的替代者，弗里德曼更是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2.扩大政府干预还是减少政府干预 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因此支持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的做法。持此观点的还有《福利经济学》的作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庇古。他认为，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集体”干预应该插手纠正市场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收入分配中自由竞争模式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落在国家身上的责任是：通过纠正市场的缺陷，使社会财富得到尽可能“有效”的使用。（注：勒帕日，1985，p.120。）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和庇古的观点持坚决批判的态度。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完全归到了政府的身上：“没有一个政府肯于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即使不是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政府官员往往寻找各种借口，把责任推诿给贪婪的企业家、刚性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以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无疑，企业家是贪婪的，工会也有刚性，消费者并不节约，阿拉伯酋长提高了石油价格，天气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这些只能提高个别商品的价格，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弗里德曼认为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和充分地发挥作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则从另一个领域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他提出“政府失效理论”。布坎南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效问题是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困难的根源，而政府失效表现为公共决策失误、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的扩张和政府的寻租活动。因此，救治“政府失效”的对策首先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增长，如提高社会民主程度，在公共部门恢复自由竞争，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及进行宪制改革；其次是减少福利国家的浪费，如进行财政立宪、税制选择、平衡预算、限制税收支出及调整货币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减少政府财政支出，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消减众多的政府法规，以达到建立“守夜人政府”的目的。
3.资本主义的危机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既然认为凯恩斯主义对付危机的理论和政策是错误的，那么他们自己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呢？亨利·勒帕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书中作了比较经典的概括。他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的问题不是市场太多，而是市场不足。必须实行私有化政策，取消官僚垄断，排除束缚市场机制运转的一切障碍，揭穿保护人——国家的骗局，重新创立新所有权，这就是新一代经济学家给我们的启示”。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取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坚信，市场机制具有自发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资源的作用，而个人自由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如果确立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体制，就会限制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自我完善和调节作用，限制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进而使经济丧失活力。为此，要反对国家干预，反对垄断，反对计划经济，要实行私有化，要让市场决定一切。这些观点为新自由主义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定下了基调。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多多少少被西方国家的执政者所接受，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也融入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中。如果说1990年之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还处于西方国家范围的话，那么从1990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向拉美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蔓延，这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一个关于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官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与会者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10个政策工具等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这10个方面是：（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有经济效益的领域以及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这些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取向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要求实行私有化，让市场决定一切的观点是一致的，主要反映在保护私人财产权，国企私有化，放弃或放松政府对利率、贸易、外资和汇率的管制，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此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推进改革为名，在拉美、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涌向全球。
三、新自由主义主导改革的三个案例
在许多国家领导层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思路构建经济政策和社会框架之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空想与弊端开始显现。撒切尔主义的衰落、阿根廷经济改革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使人们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观点，新自由主义也开始成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批判的对象。
案例一：撒切尔主义的衰落。20世纪70年代，为了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处于“走走停停”的英国经济，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当选首相后，全盘接受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英国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措施。撒切尔执行的政策被人们统称为撒切尔主义。撒切尔领导的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资本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实施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1989年，在哈耶克90岁生日之际，撒切尔夫人在贺信中高度评价哈耶克对于英国新自由主义复兴运动的贡献。
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英国失业率只有1％～2％左右。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撒切尔主义使英国的失业率升高，社会福利大规模收缩，国有企业快速破产。撒切尔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的政策（尤其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造成了社会的失衡。原来想通过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但到后来是公平受损，效率也丧失。到90年代中期，代表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政府下台，撒切尔主义也走了下坡路。
案例二：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失败。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在发展经济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摆脱债务危机，拉美各国包括阿根廷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一份份“结构性调整”改革方案。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拉美各国的经济改革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阿根廷的经济改革更是如此。
1989～1999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同意阿根廷政府推行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政策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包括：（1）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公共部门也实行私有化；（3）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可以说，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完全实现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基本主张，放松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但改革的结果却十分糟糕。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高达132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平均为13％以上，工业就业人数缩减了近1/3，贫困率逐步上升，20％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不是偶发的，而是严重存在的，常常由政府最后付账。在国有资产的出售过程中行贿、受贿、补贴、秘密交易和诈骗比比皆是，涉及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和大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花旗银行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注：Healey，Mark Alan；Seman，Ernesto，2002，pp.1～14.）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失败说明，相信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是一种普遍的经济法则，并会自动导致经济发展的想法是一种错误；以为只要解除国家干预、放任市场发挥作用，就可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也在事实面前失去了光彩。
案例三：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折戟。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开始实行放弃计划经济而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的战略，这种努力在叶利钦上台后更为变本加厉。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原俄罗斯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认为一旦俄罗斯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罗斯经济就能走出危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认同和支持，美国经济学家杰·萨克斯等一批俄罗斯政府的经济顾问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用于激进改革的“休克疗法”。
从1992年起，“休克疗法”的改革在俄罗斯全线铺开，改革内容包括：（1）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的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2）实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遏制通货膨胀。（3）国有企业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政府认为，改革之难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私有化才能使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得到发挥。为了显示公平，政府最初拟采取无偿赠送的办法将经过专家评估、总值为1.5万亿卢布的国有财产按人口（刚好人口是1.5亿）分到个人，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但因物价飞涨，到私有化正式启动时一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于是无偿私有化计划流产。无偿不成，就将国有企业低价卖掉，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于1998年撰文指出，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注：田春生，2004，p.257。）结果，私有化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
俄罗斯政府按照新自由主义思路进行的“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和经济的大动荡。1992年11月盖达尔政府解散，此后政府多次更迭，经济每况愈下。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休克疗法”彻底失败。
四、新自由主义批判
以上简述的过去20年间由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三次改革具有典型性，改革的实践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重大缺陷和面对的危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指出，“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注：Tabb，William K.，2003，p.25.）曾经将新自由主义奉为救世良方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遭遇了新的批判和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市场决定一切的误导 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政策的同时，把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绝对化了。在为市场经济作出制度性安排的努力中，新自由主义要求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进而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他们鼓吹竞争，强调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虽然也提出通过法律和信息传递机构来协调无序竞争，但解除国家干预，放任市场发挥作用是基本原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进行改革的国家以为在快速实现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之后，所有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都会自动得到解决，市场法则就会推动经济自动实现增长，但事实并非如此。“看不见的手”没有克服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改革的国家所遇到的危机，也解决不了垄断、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等现代市场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会使市场信号失真，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普遍存在的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则使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成了经济分析中的乌托邦。所以，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使资本主义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2.私有化主张带来的负面作用 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基本上实施了私有化措施。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缺位”，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只有私有化才能向经理、厂长和职工提供最强的激励机制，提高生产率并通过产权明晰来使市场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这种把私有化当成市场化基础的理论给一些实行改革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相伴而来的腐败已超出了市场规律所能解释的范围。在实行私有化最坚决的两个国家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些现象极为严重。阿根廷航空公司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该公司被出售前是盈利的，但是政府为了做成这笔出售生意承担了10亿美元的债务。几年后为了使它继续运行下去，政府又承担了另外近10亿美元的债务。大部分国家投资和航线收入进入了国外银行的私人账户，而政府得到的是三倍于该公司所值的债务，却还不能拥有该公司。（注：Healey，Mark Alan；Seman，Ernesto，2002，pp.1～14.）俄罗斯的损失更大。据统计，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注：付刚，2004，p.8。）两国实现私有化之后，并没有形成原来预想的企业家阶层和私有经济的效率，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
3.社会不良后果严重 新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实行的福利政策是政府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是不可取的。在新自由主义中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80年代以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各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住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紧缩银根，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这一类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但却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贫困与社会不安定有增无减。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英国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从长远的观点看，用效率牺牲平等，使社会出现一个无法用自己的力量维持自身社会生存的社会集团，这样的改革是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后来改弦更张，抛弃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强调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把市场作用绝对化，不恰当地否认政府的调节作用则有失偏颇。在国家垄断和竞争并存的现实世界里，想通过各国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来造就一个“完全竞争”的全球市场是不现实的。占有强势资本和技术的跨国公司和国家希望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在任何地方自由流动，但全球化并不能使每个人都能受益。市场主体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市场是无人负责的，但政府要对国家负责。如果任凭市场的贪欲肆意妄为，一部分人获得财富，另一部分人就可能受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新自由主义的美好理想是无法克服资本主义面对的各种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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