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暖色的浮现：城市民间图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暖色论文,一抹论文,图书馆论文,民间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新的社会事物总是在有迫切需求及条件许可的地方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文化严重沙漠化，在扶贫政策的推行、公益组织的赞助、乡村精英自救的交互作用下，中国民间图书馆率先在农村星星点点出现。相比之下，城市出现民间图书馆则要比农村晚近十余年。但是，近十年城市民间图书馆也开始涌现，就像一抹温馨的暖色浮动在城市的身体上。我们通过以下诸多个案的考察、分析，既可对城市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建立起全新的感知，也可从中窥见城市民间图书馆独特的功能以及发展特点。
2 学人自办的私人图书馆
私人藏书楼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即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富庶的城镇里。民国期间新式开放的私立图书馆(如无锡的大公图书馆、重庆的峡区图书馆、北京的木斋图书馆、上海的合众图书馆等)更是坐落于新兴的现代城市之中。然而1949年以后，随着经济私有制被革除，私有文化形态也被扫荡一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文化宽松的城市环境，使得一些文化精英自办的私人藏书楼得以重现，如韦力先生的“西苑书楼”。韦力从1980年代开始收藏古籍，迄今收藏线装古籍8 000余部、10万余册，其中不乏宋元古本[1]。在天津，他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西苑书楼，近百个大书架陈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购置了总计超过1 000平方米的房子，为的是让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有个居所[2]。在古籍书源枯竭的当今岁月，民间尚能出现如此藏书大家实属不易。韦力是企业家，每年丰厚的收入使他有收藏古籍的资本；韦力还是民间学者，藏书与著述结合，他写的《书楼寻踪》一书，记载了从1997年起五年时间里辗转大江南北，寻访全国80余座古旧藏书楼的经历，有着较高的民间文化史价值。
城市里富有藏书的现代学者不可胜计，但他们的藏书多存放在家庭书房中，有雅兴者还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某斋或某室。不过，能建成藏书楼或图书馆的则为数不多。韦力之外，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与朱平珍夫妇所建的“南湖藏书楼”又是一个典型案例。位于岳阳市南湖之畔的南湖藏书楼，耗资100多万元，于2010年3月正式揭牌启用。藏书楼共有4层，占地面积24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现有8个藏书室，藏书约3万余册，以收藏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其中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为北大版典藏室，全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类学术著作；二为题签本珍藏室，收藏著者赠送的题签本[3]。韦力的西苑书楼、余三定的南湖藏书楼虽然不公开对外开放，但都对学术同仁的访问给予积极的支持。
作家、学者创办面对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是近两年来出现的新现象。2013年1月，海南省作家黄葵自办的“黄葵图书馆”在海口市国贸玉沙路城中城C栋404室正式开馆。它是黄葵筹资十万元，历经两年把自己的居所改建而成的。黄葵图书馆面积约140余平方米，有图书室、报刊室阅览室、图书阅览室、读者自学室、陈列室，收有自己的藏书约两万册。馆里书柜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以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和科普读物为主。图书馆每天8：30—21：30免费对外开放，部分中小学学生放学后可来这里自学。黄葵尝言：“创办图书馆是为实现父亲和自己的愿望，回报社会，服务民众。图书馆不是我个人的，是民众的，是大家的。图书馆的宗旨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惠及周边民众，树立读书学习的优良风尚。哪怕一天只有五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成功了。”[4]
两个月后的2013年4月，作家王扉创办的“湖畔图书馆”在深圳龙华新区开馆。湖畔图书馆使用面积约1 000平方米，馆藏约3万册，主要来源于王扉的个人藏书以及周边友人的捐赠。藏书分为爸爸书架(给爸爸看的书)、妈妈书架(给妈妈看的书)、孩子书架(给孩子看的书)、文艺书架(给文艺青年看的书)、作家书架(王扉及其作家朋友们的书)、幸福书架(关于幸福人生的书)、国学书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七大类。馆长王扉说：“我在香港媒体工作十余年间，因工作之便，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地书店淘到了不少好书，以及两岸三地的知名人士、作家友人也陆续赠给我不少他们自己著作的签名本、改定本，这些书现在已成为湖畔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我也会拿出来放在这里，开放给有需要的读者预约借阅、免费使用。”[5]
如果说学者韦力、余三定等复活的是古代民间藏书楼的文化传统，那么作家黄葵、王扉等复活的则是民国私人公益图书馆的文化传统。
3 连锁扩张的加盟图书馆
城市是各种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一个好的创意往往会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而在城市里率先试水。2009年4月，《城市画报》副主编刘琼雄在广州市小洲村发起成立的“荒岛图书馆”就是一例。提起创办荒岛图书馆的缘由，刘琼雄认为，我们居住的社区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但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空间却越来越少。荒岛图书馆就是给人们提供分享阅读、相互交流的一个场所。他这样描绘荒岛图书馆和城市的关系：“希望它成为忙碌的城市里的一个个‘荒岛’，这里人比较少，安静，可以看书。未来，等越来越多的荒岛浮现，我们或许会做一张荒岛地图……形式就是以城市地图为底，把繁嚣的城市都虚掉，然后城市的海洋上，漂浮着一座座‘荒岛图书馆’。”[6]荒岛图书馆馆藏包括人文、社科、旅游、自然、公益、传媒等方面的图书以及杂志、私人印刷品等。荒岛图书馆的运行规则是：只要捐赠或寄存20本图书或以上的人，就可以从荒岛图书馆里借走5本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荒岛图书馆的主人，荒岛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key station，即具有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的一个中转站[7]。
后来，新世界地产开发商非常欣赏荒岛图书馆，主动与刘琼雄协商把荒岛图书馆模式与城市住宅小区开发相结合。不久就出现了广州第二家荒岛图书馆——岭南新世界的荒岛图书馆，接着新世界地产逐步将“荒岛图书馆”引入北京、上海、杭州、厦门、武汉、长沙、郑州、沈阳等12个城市里具备成熟住宅的物业[8]。同时，各地公益人士、咖啡店主也慕名申请加入荒岛图书馆的团队，荒岛图书馆以松散联盟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发展。截至2011年4月，荒岛图书馆在21个城市有33个发起成员，其中还有三四线城市的成员，如四川南充，广东中山、佛山，湖南常德等[6]。
荒岛图书馆发展之快得益于其良好的创意，但各地创办的荒岛图书馆也有自身的特点，绝不是广州荒岛图书馆的简单克隆。例如，2010年7月在厦门成立的“荒岛图书馆@厦门小渔岛”(思明区民族路145号)，除了图书借阅外，读书活动也非常频繁，半年内就举办过图书漂流、印象厦门征文、笔记本漂流厦门、印象厦门——美女时钟、送小乞丐一袋糖一本书、发现厦门之寻找最特别的厦门路名、“一本书一个人”读书会、“心愿清单”读书会、“慢读与书香”读书会(文化沙龙第一期)、“美女与厦门老街”(文化沙龙第二期)等[9]。2012年12月唐山市兴隆庄的“荒岛图书馆”，虽然深藏于一个小胡同的“美好时光”咖啡馆里，但其屋内的木质凳子，老电视、收音机等怀旧的装饰，却给人以静谧感、浓郁的文化感[10]。荒岛图书馆的流行，不仅折射出城市人对读书的向往，也迎合了城市人渴望在现实中相互交往、交流的意愿。
4 自助互助的社区图书馆
居民之间亲密互助的邻里关系，在乡村是建立在血亲或共同传统以及自给自足、相互协作的经济共同体之上的。城市里小区人口密度、数量超越了乡村，居民们尽管毗邻相居，但因失去了这样的条件，亲密互助的邻里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不同职业的人们居住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区里，他们渴望能够相互沟通、交流，建立起共同体意识与相互帮助的社会支持体系。而这一切要有契机、形式乃至一个合适的空间场所。因为“人类各种形式的联系，最终都要落实到地点和地方联系上”[11]。
城市居民自发成立的社区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适宜的选择，特别是在文化空间尚付阙如的社区里。2009年3月，北京网民UU(网名)因所居天通苑社区远离城市繁华中心与图书馆，在豆瓣网的小组群里倡议成立社区公益图书馆。一个月后，她将家里几百本书拿出来和志同道合朋友们的藏书汇集一起，在天通苑北三区26号楼一单元自己的家里开办了一个自助互助的“大象图书馆”(寓意大象无形，精神生活无形无质，却不可或缺)，客厅和卧室共摆放着6个书架，图书共计1 000多册，内容涵盖文史、艺术、经济等方面。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周六、周日13：00—20：00。UU通过网络网罗了一群朋友共同管理大象图书馆，还组织过四次聚会，和朋友们探讨设立章程、整理书目、开通网站等事宜。随着捐赠图书的增多，大象图书馆的书架和场地日趋紧张[12]。图书馆的创办者也曾一度发动天通苑居民及周边朋友提供场地，如交通方便的咖啡馆或茶社、书店。然而因地方难觅，加之图书更新缓慢，读者越来越少。大象图书馆坚持了一年多终于自然解体。
然而，自助互助的社区图书馆就像海浪涛声，一波一波彼伏此起。2012年6月，80后上海姑娘郎沙辞职，将自己租住的福州金银首饰厂(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路338号)四楼200多平方米的房间精心装修，把自己1 000多本藏书排好架，在这家老旧的厂房里办起了个图书馆。郎沙常邀请朋友上她的“私人图书馆”看书。渐渐地，朋友带朋友，来看书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图书馆干脆对外免费开放阅读。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经济来源，图书馆的房租、水电等却需要开支。郎沙与丈夫小林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小林偶尔接到的设计项目。对于这一切，郎沙显得很平静，她说：“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半年下来，我觉得，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每一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才是生活”，“人生知音难觅，通过图书馆认识这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实在难得”[13]。
无独有偶，2012年7月一位名叫拾柒的年轻女孩与一群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在南京市广州路41号广州路社会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创办了“猫耳图书馆”(名字因为爱猫随口取的)。图书馆藏书约有800本左右，几乎都来自书友捐赠。来这里看书不需任何手续，完全免费，不过只有会员才能将书借走。成为会员的方法很简单：无论新旧，捐赠5本以上符合条件的图书就行。图书馆除星期四外，每天下午开放，周末还会组织观影、体验分享、徒步南京城等各种形式的书友活动，每一次活动，拾柒都会在微博和豆瓣上进行图文直播。“猫耳”微博和豆瓣主页吸引了大批粉丝，书友团志愿者约有35人，大多是高校学生，他们承担了值班、管理图书、组织活动等大量工作[14]。
在辽宁省沈阳市，两个年轻“海归”姜博和潘赫在和平区南五马路的写字楼内租了一个房间就办起了沈阳市首个私人图书馆“奉天城外”。28岁的潘赫喜爱买书，原来只是想“经典的书一定要买回来，回国之后够一辈子看的”，直到2012年10月的一天，他看着家里的藏书，突然想租一个民宅让大家来免费看书。而正好碰到从英国回来的姜博也梦想开个图书馆，两人一拍即合，姜博让出了一间自己的公寓，潘赫拿出了所有的4 000多册藏书。图书摆满了一个6米长、3米高的9层书架上，内容涉及文学、历史、艺术史、摄影、经济学、建筑等领域，所有的书都是免费借阅。截至2013年3月，他们接待过的读者已有100多人次。大多情况下，人们都是通过潘赫在各个咖啡厅里放置的名片来得知这个地方，然后再电话预约过来看书。很多人一看就是一整天。图书馆的物业费、水电费、采暖费，都是两个年轻人自己出；图书馆的书也要不断更新，到目前为止，两个人还要每个月拿出3 000元左右购买新书[15]。
5 俱乐部式的会员图书馆
与自助互助的社区图书馆形式类似的还有俱乐部式的会员图书馆。自助互助依然是这类图书馆的主题，但运行方式基本上采取的是会员制。2010年9月在广州，令狐小涛等年轻的网民办的“我们的图书馆”在天河区体育东路86号204室正式开馆。其宗旨是“分享好书”，运行方式就是会员制。加入会员者需要做两件事：①认领书架。交30元，获得一层书架；②平摊费用。每个月交50元，平摊图书馆的所有支出(房租水电投入)。会员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拥有一个永久的编号，及一层属于自己的书架。图书馆开放时间通常在每周二到周五19：30之后，每周六、周日14：30之后。会员可以在图书馆看书、借书、参加活动，并可参与图书馆大小事的讨论与决策[16]。
2011年5月在上海，钱小昆等五个文艺青年合伙投资20万元，开办了一个会员制私人图书馆“2666图书馆”(馆名取自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小说《2666》)，地点在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136号。五个创办人有时尚杂志编辑、书评人、文化记者、影评人等。他们办图书馆的想法缘于一个念头：家中的藏书或许一辈子也读不完，为什么不拿出来分享呢？于是大家拿出各自家中藏书，又采购了新书，加上出版社和友人的捐助，开办了这家图书馆。图书馆毗邻繁华热闹的南京西路，闹中取静且交通方便。里面设有150寸大型投影，蓝光放映。藏书3 000余册，以文学小说主打，约1/3为外文原版书。任何人都可以来馆免费阅读，外借则须办理收费会员卡。图书馆每天下午开放，半个月有一场活动，譬如读书会，或者影片观摩。读者在图书馆里可以看书、购书、喝咖啡、看电影，它是结合了图书馆、书店、影院、咖啡馆多元素的一个民间文化场所[17]。
2011年11月在武汉，留德回国的文泽尔在江汉路步行街上海邨22号一座百年英式老建筑二楼的一处精致房间里，创办了一家私人图书馆。文泽尔1982年生于武汉，有法裔血统的外公身后留下的一万多册藏书是他儿时的启蒙导师。2002年底，文泽尔作为武汉大学交换项目留学生前往德国。留德十年博士毕业前夕，他决定放弃学位和研究生涯，选择了自由撰稿人职业。文泽尔开办的这个私人图书馆，面积不到100平方米，藏有德文原版、法文原版、午夜文库等图书14 000本。所有图书均按分类排架，A架放百年古书，C架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D架是德文原版专柜，E架为英文原版专柜，F架是法文原版专柜，J架为日文原版专柜，N架为寻常书，W架是按会员意愿放置的藏书。手工制作的分类牌整齐摆放在每层书架上，上面写有哥特花体英文字母[18]。文泽尔的图书馆读者服务也采用会员制，年会费900元/人，但对在校学生有一定优惠，特别是对在校德文专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优惠。图书馆24小时营业，遇到雨天便停业盘整；周末会组织一场书友观影活动[19]。会员来图书馆要事先预约，然后来馆默默看书或刷会员卡借书离开，馆里还有免费的茶水供应[20]。
上述城市会员图书馆都是创办于开放性的街道、社区里，也有的创办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如2010年12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陈天翔和室友在寝室里办的公益性“同人堂图书馆”。陈天翔上大学两年多，藏书已超3 000册(套)，由于书多，他把自己居住的17号楼305寝室作为图书馆的总部，空置的404寝室和住着爱书人的303寝室作为分部；不断更新的书也近2 000册，内容涉及文史哲、经管、艺术、文物民俗、数理化、漫画等。在服务上，同人堂图书馆的普通会员每次限借3本书，每本书借期最长两个月，预约要提前一周。办卡早、借书多、肯写书评的会员，将荣升每次限借10本的“黄金会员”。会员数据入档，方便大家寻找志同道合的书友。此外，陈天翔还不时发起读书会、交友会，以及听讲座、看电影、参观展览、一起淘书等活动，并制作、分发藏书票、藏书章、纪念品等，想把同人堂图书馆打造成复旦爱书者的俱乐部[21]。后来，陈天翔还向学校申请了一间空宿舍作独立的同人堂藏书室。至2012年5月毕业前夕，同人堂图书馆藏书大约为5 400册。陈天翔在网上日志里通知要陆续召回外借的图书，并评选出了“年度十大优秀靠谱读者”以及“同人堂三大热门书籍”。三大热门图书分别是《乡土中国》、《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一九八四》[22]。
城市民间图书馆采用会员制方式运行，暗含了两种诉求：一是可以通过会员收取一定的费用以补贴或维持图书馆的运营①；二是可以吸引知趣、素养相近的人们聚集、相识，扩大这种特定群体的交往范畴，获得有益的社会资源。
6 面向儿童的绘本图书馆
还有一种会员制的图书馆其实是介乎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一种民间图书馆组织形式，它的主要读者群体是儿童，这就是绘本图书馆。绘本曾是流行国外的一种以图为主的儿童读物，近年进入中国后备受儿童、家长的欢迎。
民间绘本馆最初多是以“绘本阅读+少儿英语教学”的形式出现的，如北京的皮卡书屋。“皮卡书屋”(又称“中英文儿童图书馆”)2006年1月成立于北京市海淀区万柳社区，“皮卡”一词取自英文标语“Pick a book，pick up fun.Peek a book，peek a world(找到一本书，找到一种乐趣，发现一本书，便发现了整个世界)”中的“Pick”。创办者为“海归”妈妈胡碧榕、王弈、罗鸣和宁爱东。四位女性分别是80年代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留美多年并做了妈妈后又全家都回到了国内。罗鸣坦言：“回国后，如果还在外面打拼已经不太现实，因为我们都有孩子，先生又非常忙，但受过这么多年教育，也不能就这么待着了，我们觉得应该做一件既对社会有意义又能兼顾家庭的事情。”[23]
皮卡书屋的启动资金来源于亚洲基金会，它以美国社区图书馆为蓝本，为0～15岁小读者们提供英、中文绘本借阅服务，并组织中英文故事会、手工制作、视听游戏。皮卡书屋每周有一次英语角、英语游戏、英语阅读课，还不定期举办讲座，如“如何与孩子分享阅读”、“中美小学教育比较”等。为体现公益性质，皮卡书屋对外服务只收取少量会员费。不过初期运行中成本较大，压力也很大。后来在社会、企业等多方帮助下，皮卡书屋的经济状况好转。2012年3月28日，皮卡书屋收到北京市民政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证书，这意味着皮卡书屋的身份得到了政府认可。截至2012年，皮卡书屋藏书量多达10万多册，中英文绘本各占一半，皮卡书屋在北京已在万柳、劲松、三元桥、望京开办了5个分馆，会员超过了2 000名。
类似的绘本图书馆还有“快乐开始中英文图书馆”等。2009年7月，在北京北三环东路胜古家园3号楼E座906室正式开馆的快乐开始中英文图书馆，也是由海归妈妈——留英海归金金妈妈创办的，专为0～15岁孩子提供原版英文图书及中文图书租借服务和外教培训。图书馆面积有93平方米，单独设计的书架分两层，下面图书封面朝外以便孩子取阅。图书馆所藏英文图书有：①立体书、触摸书、翻翻书、纸版书、有声书、玩具书，旨在开发孩子对英语的兴趣，让孩子在玩中学英语；②分级读物，即由英语国家教育专家为培养本国学龄前儿童、小学生阅读兴趣而设计的由浅入深分级严格的读物；③图画书，经典绘本以及国内孩子耳熟能详的国外动画片原版故事书等④原声光碟，与故事图书匹配的英语光碟，可带领孩子进入有声的动画英语世界。此外，还有适量中文图书，以丰富孩子的阅读视野[24]。快乐开始中英文图书馆办理不同读书卡，有半年卡和年卡；借6本和借10本的年费不同，半年卡分别是400元、500元，年卡分别是600元、700元。每周日10：00—11：00免费开展各种语言活动，如讲故事、做游戏、听歌曲、专题讲座等。
目前，除了皮卡书屋、快乐开始中英文图书馆，北京市的绘本图书馆还有悠贝亲子图书馆、豆丁图书馆、蓝月亮儿童图书馆、咕噜熊故事屋、萤火虫阅读屋、彩虹树绘本馆、童立方亲子绘本馆、爱贝乐亲子童书馆、小海豚儿童图书馆、乐空间亲子绘本馆、妈妈心儿童之家、小考拉童书馆、亦庄公益童书馆、爱丁岛童书坊、羽翼亲子绘本馆、纽带中英文图书馆、北京蒲蒲兰绘本馆、Ourtime(美好时光)亲子书馆、凯安童书馆、不不园成长馆、悄悄树绘本馆、爱之予绘本馆、墨盒子绘本书馆等四五十家。大连、青岛、上海、福州、深圳等诸多沿海城市，以及内陆城市郑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太原、包头、石家庄等也开始出现绘本图书馆。以深圳为例，深圳的民间绘本图书馆已陆续成立了喜阅馆、灯塔儿童英文图书馆等十来家，它们集中在福田、南山两区。绘本借阅主要采取会员制，会员通过支付包月包年借阅费用或现金预存等方式借阅绘本，一年费用在700～900元之间，有的绘本图书馆年费上千元。大多绘本图书馆规定，在一年内，会员可以无限次数借阅绘本。尽管多数绘本图书馆的经营没有盈利或只有微利，但创办者们依靠着一腔热情和推广亲子阅读的理想，仍在维持绘本图书馆的生存，并设法通过英语阅读、妈妈讲故事、专家主题讲座、教育交流沙龙等活动来增加自身的活力与读者吸引力[25]。
城市是理想主义者的巢穴，虽然有些事情办起来并不会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但这些理想主义的创办者们仍会充满信心地努力坚持，因为他们这是在坚持自身的追求与梦想。
7 组织机构的附设图书馆
民国时期组织机构附设的图书馆很多，如北京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图书馆、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图书馆、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鸿英教育基金会的鸿英图书馆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了。东方图书馆曾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战火，明复图书馆等如今则仅存旧址，徒令人凭吊而已。然而，近年此类组织机构附设图书馆也逐渐复苏，如三联书店的韬奋图书馆等。
2012年7月，位于北京三联书店综合业务楼一楼即三联韬奋书店东侧的“韬奋图书馆”正式开馆。图书馆聘请沈昌文、董秀玉、苑兴华三位老出版人担当顾问，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兼任图书馆馆长。图书馆以“韬奋”命名，意在纪念老出版家邹韬奋。1944年邹韬奋患癌逝世后，生活书店即有动议在重庆建韬奋图书馆，但囿于当时社会环境较差而未能建成。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生活书店同仁和沈钧儒、李公朴等于1948年又开始在上海筹建韬奋图书馆。生活书店为此还将“生活出版合作社股金”4万元捐献出来。当时已有部分图书及韬奋先生的藏书集中到上海[26]。惜乎时局变化太快，这次建馆又未能实现。1948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组成三联书店。1996年秋，三联书店在北京的新办公楼竣工，韬奋图书馆建馆条件具备，次年即在新建办公楼的三层西侧设立了韬奋图书馆(属于三联书店内部图书馆)。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在三联书店创建八十周年之际，这个企业内部图书馆终完成了向公益图书馆的转变历程。韬奋图书馆表示，该馆还将建设数字图书馆，并在韬奋家乡江西余江县成立多家韬奋书屋，作为韬奋图书馆的延伸服务形式。这家由出版单位设立的、以近现代出版史料为藏书特色的图书馆，承诺在今后条件成熟时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27]。
上海在民国时期是组织机构附设图书馆最多的城市，如今这类图书馆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例如，2007年11月，落成于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208号的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的“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Biblioteca Miguel de Cervantes)由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负责筹建和运作②，该馆致力于推广西班牙语教学及宣传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化，面向所有公众提供馆藏，包括4 500多本图书、音像资料以及多媒体教室；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的11：00—18：30。塞万提斯图书馆除了开办儿童角，还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展览以及有关文学、语言、音乐、建筑、电影等领域的讲座、辩论、峰会等文化活动，并大多现场提供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同声传译[28]。
除上海之外，南方城市广州也有新出现的组织机构附设的图书馆。2006年3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中山大学科技园807室创办了一个“公民图书馆”。经过数年发展，至2011年12月，该馆藏书已达3 000多册，涉及社会发展、公民成长及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等内容。公民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运行经费来源于基金会的拨款及热心人士的捐款，日常管理由志愿者轮班承担。平时NGO的人借阅图书免费，其他人则需要办理借书卡，一次只能借一本。中心执行主任曲栋说，公民图书馆的意义在于为大众提供自我教育的机会，创立共同分享的平台，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29]。
组织机构附设的图书馆通常有较好的硬件条件(包括馆舍、设备)，其条件、环境甚至优于当地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德国图书馆学家彼得·卡尔施泰特(Peter Karstedt，1909-1988)曾经把图书馆创建者称为“社会形象”，他认为家族、君主的私人图书馆与建立者本人紧密相联，这些图书馆往往随着所有者的死亡而逐渐消失，而只有那些由抽象社会形象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才具有生命上的连续性，即社会形象越抽象，图书馆的生命力就越强[30]。显然，较之社会个体创办的图书馆，组织机构附设图书馆的“社会形象”要更为抽象些，这也表明后者生命力更强，影响力更大。如果这类图书馆增多，则有望成为城市民间图书馆的一支生力军。
8 新颖独特的流动图书馆
流动图书馆在近代中西方都一度很盛行，如民国时期就有许多活跃于中国都邑的巡迴文库。巡迴文库的装载工具或推车，或渡船，或书担，或书架；巡回点或街道，或小学，或茶肆，或旅馆，或澡堂等，形式活泼多样。作为一种图书流通推广的服务形式，巡迴文库活动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省市公共图书馆也开始推进流动图书馆服务，主要形式是流动汽车图书馆，如天津图书馆的流动汽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的流动汽车图书馆等。但是近五年，城市里新兴的民间流动图书馆打破了流动汽车图书馆这个单一的运行模式，如北京的“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徐大伟的“民间流动图书馆”乃至近两年兴起的“真人图书馆”。
2010年3月启动的“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是一个招募志愿者为0～14岁儿童读书的公益项目，它以绘本为载体、以阅读为手段，致力于为每一个社区培养一位专业的亲子阅读老师或妈妈。“小陶子”是笃信陶行知教育理念人们的自称，他们之间互称“陶友”。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的“陶友”们曾前往打工子弟社区、海淀妇幼保健院、海淀公园、军科儿童乐园、北语附属幼儿园亲子班等场所，为孩子们和家长们读绘本、讲绘本、演绘本、编绘本，进行阅读推广活动[31]。
2010年10月，广告策划人徐大伟创办的实体“民间流动图书馆”在北京国子监官书院胡同30号正式开馆。该馆面积有40平方米，藏书3 000多册，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十几个领域[32]。图书馆所有购书、寄书、场馆租赁、活动支出、员工薪水等一切费用均由徐大伟一人承担，不接受任何组织、任何个人的捐款。民间流动图书馆秉承的理念是“人人读书、人人传书、人人赠书、人人爱书”，它与传统图书馆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的书不是“借”和“还”，而是“赠”和“传”。馆内的每本书上都盖着“公益赠书，敬请传阅”的印章。徐大伟希望读者看完赠书，别把它“扣押”在自己家里，而是转送给别人，传出去[33]。管理员段雅涵介绍，平日前来阅读的人均量有二三十人，周末有百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每人每次都可以带走一本书，一个月限两本”[32]。图书赠传的意义超越了图书借还，因为公益理念会随着图书的赠传而扩散开去，正如有论者言：图书在赠传过程中，“心灵与心灵之间接力的作用可能大于知识的传播”[34]。
如果说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徐大伟的民间流动图书馆还只是社会个体在某一城市的创意与实践活动，那么近两年兴起的“真人图书馆”则是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城市推进的又一种流动图书馆的新形式。所谓“真人图书馆”(living library)就是可以借阅“真人书”(living books)的图书馆，阅读的方式是真人书和读者进行双向交谈。真人图书馆发端于丹麦哥本哈根罗尼·艾伯格(Ronnie Abergel)等五位年青人创立的“停止暴力”组织。2000年1月，该组织在罗斯基德音乐节上现场出借75名真人书与观众互动，其宗旨是反暴力、鼓励对话和建立友谊[35]。此后数年，这种由民间组织举办的真人图书馆迅速传到欧洲、美洲。国外真人图书馆出借的真人书多为社会受排斥的弱势群体(如难民、脱衣舞女、穆斯林教徒、变性人、女巫婆、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裸体主义者以及流浪汉等)，他们力图通过真人图书馆促进人们之间的对话，减少社会偏见，增进社会公平与包容。
2009年初，真人图书馆传入中国。2012年，北京、香港、广州、济南、长春、上海、长沙、重庆、哈尔滨等地涌现了各种社会组织自办的真人图书馆，它们分布在学校、书店、咖啡厅甚至公园的草地上[36]。真人图书馆因时间、场所都带有临时性并可随意举行，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流动图书馆的特殊形式。它与一般图书馆的不同之处是它创造了人们自由出入、自由组合、自由交换意见与平等对话的新型公共知识空间，这种新型公共知识空间更加强调思想观念的人际传播而不是书本传播，因为人际传播往往较之其他形式的传播更有效，人际传播在交流内容同时也能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亲密关系[37]。当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说过，现代社会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有两个领域被发展成熟起来：一是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整个社会可以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并形成共识。一是市场经济，主要功能在于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定[38]。
流动既是城市的风景，也是城市的性质，就像植物与动物一样，前者是静止的，后者是流动的，此乃二者之性质。信息与知识在流动中才能产生效益并实现效益最大化，这其实就是各种流动图书馆创办者的基本共识。
9 特定群体的专门图书馆
所谓专门图书馆是指具有特定馆藏资源或特定读者群的图书馆，如版本图书馆、音乐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宗教图书馆等。
2002年8月，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音乐系副教授张铭在杭州市投资60万元创办的“杭州张铭音乐图书馆”就是较早出现的一个民间专门图书馆。该馆2005年迁址到杭州西湖边圣塘景区7号，面积约200平方米，收藏了5 000多张中外经典音乐唱片与CD，2 000余册音乐、艺术书刊[39]。馆内有优雅的卡座，书架摆满CD、图书，墙上挂着音乐名人的画像，音乐、咖啡、图书、湖水巧妙地被结合在一起。由于它的日常运行成本比较高，房租、员工、水电费外，还有高保真耳机功放欣赏系统设备购置与损耗费、CD购置与损耗费等，创办人在承担音乐图书馆运转费用时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在经营管理上一方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的一切图书和设施，另一方面在提供饮品、音响器材、图书出售等方面进行收费服务。此外音乐图书馆还推行会员制消费，即推出880元、380元两种年卡，实质上它已经是集音乐文献、器材试音、唱片出售、室内乐和咖啡馆为一体的高雅音乐推广欣赏的经营性会所[40]。
2011年1月，北京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设立的“心目图书馆”在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举行了揭牌仪式。“心目图书馆”是一家民间公益性的盲人图书馆，有一间能容纳4名志愿者同时录音的录音室，还有一间为盲人朋友提供图书借阅和上网服务的阅览室。图书馆收录的有声资料中，不仅有文学作品，还包括《海上钢琴师》、《唐山大地震》等国内外电影作品。北京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创办人郑晓洁表示，虽然目前“心目图书馆”规模尚小，但随着各方资金的不断投入和志愿者的加入，今后可为越来越多的盲人朋友提供服务[41]。
城市里成立较早的一家民间宗教图书馆当属“兰州穆斯林图书馆”。它是1993年4月由唐增禄等学函授外语的几位年轻穆斯林同学发起的。2005年10月，在企业家的赞助下，兰州穆斯林图书馆租下兰州市博物馆东侧的庆阳路232号二楼的几间房屋，馆舍面积扩大到约300平方米。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13：00—18：00。为了使图书馆正常运行，图书馆成立了董事会，共有23位成员，馆长唐增禄(市政管理处配电室工作人员)是兼职，他是由董事会投票选举出来的，日常开放则由志愿者专人负责③。截至2010年6月，兰州穆斯林图书馆藏有各种版本的中文《古兰经》译本十几种，外文《古兰经》十几种，还有各种版本的圣训、教法、宗教知识、民族历史、中外小说、书法、画册、杂志、报纸等各类图书3万册。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专家、学者、阿訇以及社会各界贤达人士数万人次，许多国外学者还专程来此访学查资料、搞研究[42]。兰州穆斯林图书馆现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图书馆之外的国内著名伊斯兰专业图书馆。
宗教图书馆通常都设在寺庙里，像兰州穆斯林图书馆在社区独立建馆并免费对外开放的民间专门图书馆，在国内尚属罕见。2011年5月落成的“洛阳市穆斯林图书馆”，地址就选在瀍河回族区启明西路北窑清真寺内。不过该馆也秉承着公益精神面向社会开放，成为了连接伊斯兰内部纯宗教人士和游离于穆斯林边缘地带的回族知识分子的一个桥梁，其公益、开放的创举也得到穆斯林信众的认可[43]。
10 互联网上的在线图书馆
随着城市物流系统的完备以及网络购物方式的兴起，国内提供读物配送的网上图书馆也在近五年开始出现，如北京的“书飞网”(2009年)、“文迪借书网”(2011年)、深圳的“青番茄图书馆”(2010年)等。网络图书馆的优势，是其能与书店同步购入大量新书，读者又不必直接到实体图书馆借阅。读者只要交纳押金及会员费，就可获得借书权限，免费获得由网络图书馆特快专递或物流人员送来的图书。
北京市的“书飞网”(www.booksfly.com)于2009年4月正式在网上开放运营。书飞网提供网上租书服务，用特快专递免费送取。除了各种休闲书，童书是书飞网的一大特色，数量有上万种，其中4 000种以上是英文原版书。书飞网还设置了童书分级，书飞网董事长赵昭女士解释说：“国外根据小孩的阅读水平有专门的童书分级，书飞网在库的英文原版图书中，大约60%到70%标记了美国蓝思分级数据。”[44]书飞网会员费分为一季、半年、全年三个层次，可借阅中文图书及英文原版书。季会员最低一档为交会员费70元，押金200元，可借阅3次书，每次3本；年会员最高一档为交会员费1 800元，押金600元，借阅次数不限，每次10本[45]。为了创立盈利增长点，书飞网还开发了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企业图书馆服务，加盟企业的所有员工都可以在网上选书、下单，享受送书上门服务，每次送书数量可以从20本到100本不限。企业可以花小钱，办大事，不必投巨资自办图书馆。
一年以后，与“书飞网”运行模式基本相同的深圳“青番茄图书馆”(http://www.qingfanqie.com)也于2010年8月在网上正式运营。该图书馆由深圳市青番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办，用户在网上充值一定数额的押金，便能拥有借阅权限及“阅读尺码”(“阅读尺码”与衣服尺寸类似，分为M、L、XL、XXL四种，分别表示2、4、6、10册的借阅量及不同借期)。最小的M尺码需要充值110元，每次可以借两本书，期限为14天；最大的XXL尺码则需要充值510元，每次可以借10本书，期限为56天。图书馆的物流主要依靠第三方物流伙伴和自建的物流配送体系完成。由于青番茄图书馆资本雄厚、规模较大，开通后两年时间很快受到用户的青睐，并陆续把服务范围扩展到了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南京、杭州、苏州等50个城市。青番茄图书馆的藏书类型已发展为32大类，涉及小说、艺术、文化、计算机、政治、法律等领域，细分的小类类型有700多种，可提供21 000种图书的借阅服务。青番茄的“布克族”(布克即Book的谐音，指图书馆用户)数量一度接近60万人[46]。
除了“书飞网”、“青番茄图书馆”，另一个独具特色的网上图书馆是浙江宁波的“老约翰绘本馆”。2011年5月，宁波海曙老约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资创立了这家网上绘本图书馆，面向社会提供“网上自主选取绘本，免费送还上门”的服务[47]。读者注册为会员，就可以在老约翰绘本馆选书租借，绘本则由物流配送人员送到读者手中。会员通常每次可以租借4册绘本。会员费按时间段划分，如三个月的为200元，半年的320元，一年的580元。无论哪种会员都要收押金100元。但也有的城市加盟站点根据本地状况对收费标准做了微调，甚至增加了种类，如长沙加盟站，从2013年8月开始，体验用户的会员费30元，一个月的100元，二者押金为100元。老约翰绘本馆的加盟站也有的是实体店与网店结合物，如福州站点(晋安区福马名城1号楼5号店)拥有近2 000种绘本，每月还会不定期添加新书，借助实体和网络两种平台，采用配送、自取两种方法为会员服务。
网上图书馆的面世，不仅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关注。但是，这些新生事物究竟能否顺利成长，这也是人们发出的疑问。租阅图书的费用较高会限制会员的发展，加之购书、仓储、物流、员工的巨大成本，使得这些网上图书馆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例如，青番茄图书馆尽管通过与大企业(或政府)等合作建馆、插入广告(广告投放分3种，即书签、书皮以及网站上的活动)、建立线下实体“In Library便民图书馆”等获得了一定收益。不过运行两年左右，购书、仓储、物流、人力的巨大成本，还是给青番茄图书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此外，青番茄图书馆的会员费用虽然是滚动的，但书友退还图书时提出退会，青番茄图书馆就得把押金(即会员费)退还回去，这笔资金的流动性较大并且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至今为止，青番茄图书馆仍处于亏损状态[48]。相比之下，老约翰绘本馆采取的“网络+实体”加盟馆④的发展方式较为可取。发展加盟馆不仅有加盟费的收入，而且节省了到加盟城市配书上门的物流成本。目前老约翰绘本馆在全国发展的连锁站点达110家，发展势头强劲[47]。
创办公益性图书馆，启动资金较大，运行成本较高，这就要求创办者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有些以公益为目的的城市民间图书馆，由于经费来源紧张，不得不采取会员制(收费)来补贴成本，这也是社会公众所能理解的。但企业机构通过会员制模式兴办网上图书馆，其隐含的盈利目的与民间图书馆的公益方向是有龃龉的，一旦服务有瑕疵，社会公众就会对其提出严厉的批评乃至指责。所以，它们的命运兴衰最终也只能交给市场来裁决了。
11 结语
城市民间图书馆类型复杂，相互交叉，上述分类也只是为叙述清晰化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其实许多图书馆是兼跨数类的，如皮卡书屋既是会员图书馆也是针对儿童的专门图书馆，老约翰绘本馆既是儿童绘本图书馆也是网上图书馆。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式，我们研究城市民间图书馆，对其进行分类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做出更为科学的分类，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本文所提到的城市民间图书馆，主要集中在“北上广”(即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以及省会等一线城市，这恰好说明在二、三线城市，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因凭借的各种社会资源有限而相对滞后。但是，中心城市或一线城市强大的辐射功能将带动二、三线城市的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对此，加盟图书馆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可以预测未来二、三线城市的各类民间图书馆也会不断兴起。
人是空间的元素，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城市民间图书馆的出现，为城市增加了新的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使得城市中不同职业或阶层的陌生人能相互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增进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有助于构建城市的包容性与活力。城市民间图书馆(尤其是自助互助型图书馆)对于社会个体公民品格的养成也有促进作用，因为它在陌生人群中凝聚起来一个共同体，这就或多或少具有了社团的因素。社团是民主的基础力量，因为结社的人们必须具有自由志愿、平等意识、契约精神与诚信素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49]中国是不能随便成立社团的，在民间缺少社会组织或社团的情况下，城市民间图书馆实际上具有了部分社会组织或社团的功能(或可称“次级社团功能”)。
相对于乡村民间图书馆来说，城市民间图书馆在运行机制、服务能力等方面确有诸多不同特点，如会员制图书馆、加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这也只有在城市才能践行，农村没有其生长土壤。也因此，城市民间图书馆的服务更是独具特色。仅以服务范围为例，乡村图书馆的服务半径一般以本村、邻村为主，很少超过20公里。但城市民间图书馆的读者范围相对于农村来说就要大得多，尽管也有地理距离上的限制，交通发达、读者志趣等因素却可以某种程度地抵消地理因素。例如，一名吉林通化的高三女生看到上海“2666图书馆”的信息后，2013年春节特地给图书馆寄来明信片，说她暑假要到来这里“静静地看上一下午的书”，并且预约了一部描写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之间情愫的《查令十字街84号》[17]。
城市民间图书馆是一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因为在繁复的城市中，人们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断并通过片断来认识城市。一名步行者在城市街角忽然看到一家民间图书馆，或许会立刻对这座城市心生敬意，或许就产生了美国作家苏珊·艾伦·托特(Susan Allen Toth，1940-)所说过的那种感觉：“就在这里，那座奇妙的图书馆的气味，我怎能忘掉呢？图书馆的感觉——它们的样子、气味和声音——就像猛烈的初恋记忆一样徘徊不去。”[50]
民间图书馆塑造了城市新的想象力。它的出现使得城市以及城里的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①会员制图书馆是收费的，如果无照经营，在中国当下社会环境中则属于“地下”活动，其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风险性。然而获得了合法身份，税收等支出又会加重运行成本，使其发展进入艰难维持的境遇中。
②塞万提斯学院是西班牙专事海外西班牙语语言文化推广的机构，现已在世界40余个国家建立了70多个学院或中心。全球各地的塞万提斯学院均设有图书馆，每个图书馆都以一位西语文学大家命名，北京的叫安东尼奥·马查多图书馆(工体南路的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内)。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是西班牙著名诗人。
③出自王子舟整理的《兰州穆斯林图书馆馆长唐增禄访谈记录》。
④目前此类“网络+实体”的儿童绘本图书馆，颇具加盟馆规模的还有郑州的“绘本TAXI”、北京与上海的“安妮英文图书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