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制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1999）06—0081—06
消费制约是指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因素不利于消费或阻碍潜在消费需求的实现，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制约成为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拥有12亿人口、蕴藏着巨大消费潜能的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消费制约？消费制约有哪些因素？如何解决消费制约的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面临消费制约
经济增长呈周期性运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最重要的基础变量就是消费。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紧密的互动关联性。这种互动关联性在每个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周期，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有可能呈现正相关波动关系，也有可能呈现负相关波动关系，表现出不同的走势。正是这种动态变化决定经济的增长与衰退，也决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变更。
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较为明显的4 个波动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1998年。在前3个周期，我国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 居民存在严重的“消费饥渴症”，消费需求极为旺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或企业的投资预算软约束，造成社会投资冲动。需求膨胀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高投资增长是粗放经营、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的物质支撑。按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固定资产投资的40%要转化为消费支出。消费与投资、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高度的正相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同步变化，齐升齐降，并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升降。在经济周期启动期，政府管理部门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扩大财政投资，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便会迅速刺激消费需求扩张。强烈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增加的收入几乎随之转化为有效购买力，使消费需求更加膨胀，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经济增长失去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下降。这种情况迫使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实行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调控投资需求的走势来调控消费需求的走势，以此调控经济增长的升降。政府采用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更主要的是行政手段，紧缩银根、上调利率、压缩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规模、减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严格控制利用公款集团消费，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迅速萎缩，经济增长实行“硬着陆”，结果是社会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和GDP 增长率迅速跌到谷底。经济增长周期陡起陡落，波动幅度大，形成一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怪圈。在这种情况下，需求膨胀与需求不足都能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迅速转化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需求膨胀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说明，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仍属于生产导向型经济。
经过1989—1991年的3年治理整顿期，需求膨胀受到严格控制， 居民消费不旺，市场疲软，产品积压，经济增长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可是，政府管理部门一放松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控制，鼓励和刺激消费与投资，GDP 增长率便迅速上扬。特别是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个人齐动员，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潮，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大干快上，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在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直线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需求膨胀又成为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
1993—1996年，我国进行了以抑制经济过热、挤压经济泡沫、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经济“软着陆”。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主要是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并加快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其力度有一个由大到小的渐进过程。政策措施从出台、到位和发挥作用效应有一个时滞过程，因而在“软着陆”过程中，社会消费需求借助于惯性作用或乘数作用没有迅速下降，支撑着经济增长在较高的水平上缓慢回落，周期延长，形成陡起缓落的新格局。实施“软着陆”成功以后，政府管理部门本应充分认识到经济环境的改变和准确预期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的趋势，适时转换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社会需求进一步萎缩，遏制和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趋势。然而，由于认识和预期偏差，在“软着陆”后一段时间，抑制消费需求、反对通货膨胀继续被作为主要任务，导致国内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形成需求制约。同时，在国际上又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需求又大幅度下降。在内外需求不足的情况下，1997、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逼近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 %—10%）的下限，1998年上半年，还越过了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达到了这一轮波动周期的谷底。1998年，政府管理部门开始采取一些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刺激国内有效需求，其政策选择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并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扩大国债发行量，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财政投入，其力度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展开与适度转换的过程。已经采取的这些扩大内需的启动政策已逐渐显现其效果，使199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由下滑而转向回升，但效果不如预期理想，特别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涨势平缓，物价指数持续走低，居民储蓄率仍然很高，消费倾向低，经济预期不稳。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财政投资驱动，而非消费需求拉动，缺乏持久动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新的周期启动期或新的景气上升期的开端，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应为进一步扩大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与以前历次周期都有所不同，这一轮新的周期面临着严重的消费制约问题，经济增长启动困难。以前历次周期中，始终存在着需求冲动的基础。当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管理部门只要松动银根，扩大财政投资支出，扩大银行贷款规模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能迅速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经过几轮周期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上了几个台阶，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水平，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出现相对生产过剩，市场的供求格局发生明显改变，由昔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加上经过80年代以来的几轮消费热潮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相对饱和，消费行为已相对有理性，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开始成为经济运行中相对独立的变量，不再随着投资需求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这为消除需求膨胀、缓解资源约束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长期积存下来的消费体制、消费政策、消费基础条件等制度性因素对抑制消费需求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使得需求膨胀的矛盾大大缓解，生产供给的问题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而需求制约，其突出表现是消费制约，则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以数量扩张为主，经济体制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但从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主导作用来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由生产导向型经济转向了消费导向型经济。在消费导向型经济环境中，启动经济增长已不能简单地依靠使用以前惯用的思路和政策，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制约的问题。
二、消费制约的多重因素
一方面，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经济由生产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使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由需求膨胀转变为需求制约；另一方面，政府长期采用调控短缺经济的政策为主（直到经济“软着陆”后一段时间），即以扩大生产为中心，以需求管理为调控手段。这两种力量在经济运行中发生了碰撞。在碰撞中，生长了多种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形成了消费制约的合力，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1.体制障碍。体制障碍是指现实经济社会中一些不利于消费或阻碍潜在消费需求实现的体制因素。体制障碍明显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的体制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一些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作用相对薄弱的环节明显地制约甚至阻碍消费需求增长，如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滞后；二是现行的“自我积蓄型滞后消费体制”没有及时转变为“信用支持型提前消费体制”，建立起发达的生产信用与发达的消费信用之间的平衡关系。目前我国消费信用的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生产信用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发达的生产信用支持我国住宅业、汽车工业等借助由居民高储蓄转化而来的巨大投资能力而快速扩张，市场上“住”与“行”的供给能力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在落后的消费体制下形成的自我积蓄型消费模式促使我国居民为实现“住”与“行”的消费升级而不断提高储蓄率，将购买力推迟实现，有效消费需求增长速度落后于生产能力扩张速度，由此导致企业产品积压和所谓的生产能力过剩。
2.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主要表现是：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已从基础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便利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从大量的普及性商品消费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一些发达地区以及一些高收入阶层，实际上已进入小康型需求结构；大众化耐用消费品已基本得到满足，倾向于万元、数万元的高档消费品，而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低劣，品种单调，价格高昂，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缺乏。还由于在过去高速增长中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一部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更加重了无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使供给结构的转换也严重滞后，不仅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闲置、占压或浪费，还因缺乏新的有效投资能力，从而导致职工收入下降，社会下岗人员增加，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最终使社会再生产水平降低，经济增长减速。
3.政府预期偏差，消费者预期不稳。政府预期是指政府管理层依据对现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对国民经济未来走向的预测。准确把握政府预期，是政府管理层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强度和时间，进行政策操作的基本依据。近两年的经济困难，与政府预期偏差、政策操作失误有较大关系。政府管理层在成功地实行经济“软着陆”以后没有认识到经济“软着陆”的惯性作用，宏观调控的方向不是去抑制可能产生的通货紧缩，用放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阻止物价的持续下跌，而是继续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反对通货膨胀，这种“认识时滞”和“政策操作迟钝”就进一步加重了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下降。待到认识到通货紧缩的现象及其危害并采取措施控制时已为时较晚。
消费者预期也是影响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但决定于现期收入和财富，而且决定于他们对未来收入和财富的预期。关于这一原理，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了生命周期储蓄理论，认为人们将在工作期间储蓄以便他们的消费模式在退休期间也能基本保持不变。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永久性收入就是个人在一生中的平均收入。他指出人们在好年景储蓄是为了使自己能度过坏年景，消费对当前收入的依赖不如对平均年景的一生总收入的依赖大，消费不仅依赖于今年的收入，也依赖于较长期的因素，这一原理在消费的总水平和个人水平上都成立，并能解释我国居民目前的消费心理。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减缓。1997、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分别为6.6%和6.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分别为4.6%和4%。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为39%，比1996年增加3个百分点。1998年， 许多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是最近几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近几年物价指数持续走低，通货紧缩，GDP增长率持续下滑， 当前又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市场化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无不牵涉到居民的切身利益。所有这一切导致未来预期不明确，使消费者的风险预期增大。消费者为了应付将来的养老、就医、购房、购车、子女上学等需要，不得不强制性地减少即期消费开支，增加储蓄（尽管利率水平已经相当低），使人们收入中的储蓄比率上升，这就使得总供给中的居民消费收入部分中本来应该被消费掉的部分，也作为储蓄滞留起来，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流程发生梗阻，使总需求萎缩，加重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
4.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阻碍了消费与收入按比例地增长。目前，我国收入水平总体上是在逐步上升，但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镇与农村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个人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收入低者连生存消费都不够维持，收入高者已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亦不罕见。据一项统计表明，不到总人口3%的居民， 其私人存款却占储蓄总额的40%。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悬殊程度。在现实消费水平上，低收入者，特别是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而消费能力偏低，高收入者有消费能力，但现有的消费需求却已得到满足且又无新的消费项目而缺乏消费需求，就将剩余收入转化为储蓄，收入越高，边际储蓄倾向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1997年，全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7%，乘数效应很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下滑，影响到生产的下滑。生产的长时间下滑，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失业人员和下岗人员增加，进一步影响到居民收入增长的下滑。通过收入和支出的关联效应，影响到市场需求，进而又影响着经济增长，形成一个连锁性的不良循环。
5.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转化流程不顺畅。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其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和投资保持良性循环，社会再生产才能正常发展。但是，我国短缺经济形成的“消费饥渴症”强烈地刺激和拉动着投资需求膨胀，预算软约束和政企不分的投资体制为投资需求扩张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促成下，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潮，特别是90年代超高速的投资主导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形成严重的重复投资与建设，使绝大多数商品达到了供求平衡，一些产品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过剩，造成了约3万亿元的产品库存积压， 难以正常地转化为消费并进一步转化为新的投资，形成一笔巨大的投资存量沉淀，使这部分投资转化为消费的流程中断，由此导致GDP增长率逐步下滑。经济增长趋缓， 居民收入增幅下降，市场供求矛盾加剧，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下跌，居民“惜”购，加上后来投资体制改革，预算约束硬化，银行慎贷，形成近两年的消费需求不旺，有效投资不足，投资无热点、无项目，投资需求跟着下降，带动GDP增长率持续下滑。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回升，政府进行了新一轮的财政投资。这次政府为了避免新的重复建设和通货膨胀，将投资方向和重点放在交通、能源、水利、江河整治、农业等基础设施上，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乘数作用。主要原因：一是基础设施类建设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二是产业关联度低，产业带动差；三是投资项目资金密集，技术构成高，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并且这些项目所需劳动力在结构上与下岗职工存在差异，同时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使私人投资减少，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的投资下降，从而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问题和迅速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没有明显的增长，启动经济的力量相当一部分被抵消。
以上诸因素长期以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产生较强的合力，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其效应又作用于社会经济，造成经济增长启动困难，经济景气回升乏力。
三、消费制约的治理方向
需要正确认识的是，本轮经济周期启动所面临的消费制约的作用表现得相当顽强，已非单一的措施和一般的力度所能化解。1998年和1999年，中央政府针对消费疲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状况，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将前几年实行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1998年，央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在初期的确扩大了需求，使供给过剩、库存增加的状况有所缓解，但其投资乘数之小，远未达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没能很快带动全社会投资，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不明显。当增加的投资逐渐用掉之后，经济增幅又开始回落。从今年5月起，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货币政策也未能刺激消费需求增加，阻止通货紧缩。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下调了7次，名义利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 在利率已经无法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居民的储蓄倾向进一步增强，储蓄率居高不下，至1999年6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到59100亿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应不足或失灵。最近，国家出台恢复开征储蓄利息税的政策，期望引导居民分流一部分储蓄进行消费和投资，以形成投资、消费与储蓄的良性循环。但据调查，人们还是要把钱存进银行，因为多数人存钱不再主要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应付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不确定性因素。这些钱既不敢随意消费，也不敢拿到股市上去折腾。因此，开征利息税刺激消费能否成功，尚待观望。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还处于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消费不旺、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的困境，即：通货紧缩引起实际利率提高、储蓄率上升、投资率下降、消费疲软，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央行为了抑制通货紧缩，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量，下调利率。当利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时，扩大货币供应量，只是刺激了居民手持现金的需求，不能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使货币政策失效。由此可见，单纯采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还不足以化解通货紧缩，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要解决消费制约，扩大消费需求，有效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需要在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动作的刺激力度的基础上，从以下多方面采取措施：
1.转变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要以消费为导向，消除消费障碍，释放消费潜能，鼓励合理消费，扩大消费需求，调整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用消费者理性的消费行为指导尚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和市场供给，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对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形成“扩大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启动经济新流程。
2.消除消费领域的体制障碍，制定鼓励合理消费的政策。消除消费体制障碍，改革旧的消费体制，一是要改革实物型分配制度，实现分配以工资化、货币化为主体的消费制度，大幅度减少福利型、供给型、集团型消费，为扩大个人消费创造条件；二是要发展信用支持型消费，扩大高价值商品消费信贷规模，增加品种和形式，使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通过分期付款提前消费高价值商品，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购上不足、购下有余”的消费断层问题，从而使中长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三是要改革和完善商品流通体制，改善消费基础条件，促使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购买力；四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失业者和在业者对未来的安全感，消除公众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使消费倾向逐渐转向正常。
3.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率。消费取决于收入。虽然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已达70%左右，但由于分配不公， 收入差距扩大，绝大部分城乡居民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人口基数大，经济落后，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有效购买力严重不足。因此，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重提高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支付能力，扩大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要切实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我国居民消费率在低收入水平上被压得很低，所以，我国今后的消费政策要注重提高居民的收入，引导消费合理增长，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4.准确把握政府预期，适时调整消费者预期。一方面，政府管理层要认真分析经济环境，研究经济规律，预见到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考虑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和间接宏观调控手段的效应时滞，科学地预测未来经济形势的变化，并适时适度地进行政策预调整，保证经济健康运行和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者必须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及其规律，并根据政府预期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制定相应的改革措施，并使其长期目标和作用与短期的政策恰当结合起来，适时地引导和调整消费者预期，使消费者预期朝着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方向变化。在当前，增强消费者的预期信心，扩大消费需求，启动经济增长，是调整消费者预期的主要方面。
5.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相结合，增加供给的有效性。我国目前的生产过剩状况是消费制约和供给有效性不高两个方面同时作用的结果，因而目前的生产过剩只是一种暂时的结构性过剩，还不是一种稳态的过剩经济。要想根本地、长远地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就既要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又要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增加投资，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根本途径。但以后的投资增量一定要选准方向和项目。在目前基础建设比较薄弱、初级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将投资重点集中在农、林、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利于改善消费基础条件，带动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张，对启动经济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保持了去年第三季度以来的经济回升势头，就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扩大财政投资，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果。但是，物价指数走势仍然下跌，居民储蓄增长率达到18%，消费倾向仍然不高。到1999年第二季度，扩张性财政政策运作不满一年，便出现了固定资产增速、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回落的状况。这说明， 为了提高GDP增长率或增加就业率而采取必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持久。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不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增加基础产业投资虽然有其特殊重要性，但其关联度小，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有限。从长期看，真正决定经济方向和速度的是居民需求变动方向和速度。而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是依靠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品供给的增长。投资的发展方向还应放在发展和提高消费品工业上。不过，为了适应消费无热点、消费结构多层次化的新特点，增加供给的有效性，避免造成新的更大的无效供给，要把投资增量与投资存量的结构调整和优化结合起来，不断完善产品设计，增加款式，丰富产品种类，提高质量和档次，满足和提高高中低收入阶层的不同消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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