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寒山论文,正始论文,曲谱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0)10-0116-06
1931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发现与出版，震撼了学术界。人们蓦然发现，在中国戏曲史上还存在着与元杂剧同时甚至更早，而为明清传奇前身的“南戏”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
时隔不久，钮子雅《九宫正始》与张大复《寒山堂曲谱》的发现，将宋元南戏的辑佚推向了高潮。
宋元南戏：不再寂寥的殿堂
《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二书最早见于《南词定律·序》。
王国维写《录曲余谈》时，就曾据钮谱断定元曲不始以《琵琶记》；但王氏并未见过此书，所据不过是《南词定律》而已。当辑佚之风旋起时，郑振铎等人遍辑诸家曲谱，却所得寥寥。于是，钱南扬先生在写定《宋元南戏百一录》时，对未能一见《九宫正始》发出了喟然长叹。
钱氏书出版前七年，董康先生在日记《书舶庸谭》中提及自己藏有《九宫正始》一书，“援证淹博，当推曲谱第一”；“且附唐“骷髅硌”三十余调……与时谱迥别。”这是近人中第一次说见到了《九宫正始》。（注：《书舶庸谭》卷四，第53页，武进董氏影印本1928年。）然而，这样一部珍籍，董氏却将它赠送给了内藤虎次郎。对此，郑振铎一直颇为遗憾。直到四年后，郑氏才意外地得偿心愿。
就在钱氏书出版前数月，郑氏宣布了一个消息：
前三年，在苏州竟获得了此书的六卷，然非全帙（全书有十卷），近始辗转托人抄补完全。在这书里，总有一百二十种以上的古戏文的遗文可得。其重要可知。（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492页。）钱氏书出版数月，“休休”先生公开登载了《九宫正始》中所引用的戏文名目。
1936年，陆侃如与冯沅君等人在书肆终于发现了《九宫正始》的全本。这是一个早期的精抄本，全书一函，共十册，每册约六七十页，无页码。每录一宫调，包含若干曲子，每曲又有若干体，每体各有例证。字旁注平仄，句末注明叶韵与否，曲后并附考证。二人欣喜之余，遍约友人集资购下。原书不分卷。冯沅君等人以抄本另页处第一行所标“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字样为准，厘为五十卷，由“戏曲文献流通会”影印。
同时，《寒山堂曲谱》也陆续被发现。郑振铎《记1933年间的古籍发现》中提及傅惜华获得九程抄本《元曲备考》一册，署“寒山张心其汇集”，“仅载‘犯调’，似非全书”；然所载南戏资料，“自是他处所不见者”。（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450页。）
1942年2月，一厂写过《寒山堂曲谱》一文，说起张大复的《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六册抄本，原为李盛铎本斋所藏，为他的朋友霍君绍介买去。他并说孙楷第先生也获得抄本残谱一部，不全。（注：一厂之文见《佞宋妾元室杂札》，参考赵景深《元明南戏的新资料》。）
1947年，叶德均发表《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一文，将《寒山堂曲谱》列为两大发现之一，详道：
张氏曲谱自《南词定律》“自序”一提以后，从来无人注意。战前郑西谛先生题为《南词便览》的手稿残本四册，北方傅惜华得到九程的钞本《元词备考》，孙楷第也得到残钞本四册。民国二十七年冬李木斋旧藏书籍散出，伪北京大学以四十万元得其全部；但不知怎样又有许多书流到书肆，曲谱便是其中之一。这书终究为霍氏所得。书凡六册，写本，卷首题：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
当《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发现时，研究界几乎是欣喜若狂。关于前者，冯沅君约略举出五点：一可借以辑已佚的元剧，二可借以校明剧，三可借以校辑散曲，四可借以正曲律，五可借以得其它史料。关于后者，叶德均则从四个方面评定：一，“其中有关元代南戏的注释，都是不见于其他曲籍的”；二，“又有不见于近人宋元南戏辑佚《九宫正始》等戏文名目十二种”；三，“其中有陌生的南戏名目和残文，并有若干戏文的作者历略可考，全是以前未曾一见的新资料”；四，“[寒山堂所著传奇目]，也足订诸家曲目之失”。（注：叶德均一文见《东方杂志》，第43卷，7号，1947年第52—53页。）
总之，《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保留了大量至今已亡佚的早期戏曲资料。两书的发现，不仅重现了南戏的早期繁荣，而且可用来与明以后戏曲相参证，进一步追溯宋元南戏的流变。
然而，这些早期资料果然都如钮氏所声称的，来自于“天历至正间所著传奇套数原文古调”吗？
《九宫正始》：关于“骷骼格”的神话
《九宫正始》卷首有冯旭、吴亮中、姚思三篇序文，未附钮氏自序，均写于清顺治年间。从序中来看，钮少雅是姑苏人，生于1564年，大半生“奉命奔驰，游于缙绅之间”，偶然获得汉唐古谱《骷髅格》，“此书乃汉武帝及唐玄宗之曲谱也。凡今之词调，多众上古之乐府来源。致多有式无文者。上古名《骷髅格》，至汉易为《哈镈格》，后唐玄宗鄙其不雅，易作《歌楼格》，又曰《词舆》，又曰《词林说统》。今之歌讴腔板，始于滑稽摹拟十二红鸟飞鸣举动之态，流传至今者也。”钮氏如此叙述自己的得书过程：某一日乘舟遇雨，登岸小避时遇一老翁相赠此谱。其人则“古貌蟠然，似乎相识”，其地则“朱栏曲径、媚柳乔松、池鱼戏水、林鸟相鸣”（自序），其物则“世人所目不及接，耳不及闻者”。钮氏所演绎的故事，几乎是一个很典型的神话。正是惑于这一神话，宰辅徐阶的曾孙徐于室，字庆卿者（实为徐迎庆），“慕翁而招之”，“爰将大元天历间《九宫十三调谱》与明初曲《乐府群珠集》，与翁朝夕参辑”（冯序），“以音在手，以韵合词，以词合调”（吴序）。钮少雅“慨世风之下趋，伤习俗之难度”（姚序），“孜孜焉有正乐之思”，“方期纂辑歌章，不意忽逢同志”（冯序）。这样，一个乐工，一个文人，为了一个“骷髅格”的神话，穷毕生的精力，撰写了一部《九宫正始》，力图重返曲谱的“元貌”。书未成而徐氏先死，钮氏续成之。此书历24年，易稿九次，至顺治八年（1651年）脱稿。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成（据姚序），钮氏已垂垂老矣。
“骷髅格”究竟是真是假？冯沅君直言“这些故事多半是他捏造的。”钮氏不过是为使自己的音律创见得到更多人的赞同，而采取的一种“托古改制”的方式，不过有些曲子“还不能武断是钮少雅徐迎庆的杜撰……这些曲子怕也是早期的作品。”（注：冯沅君《南戏拾遗·导言》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145页。）不论如何，神秘的“骷髅格”的存在，恰恰凸现了钮氏等人以挽世风为己任，厚古薄今、追慕元谱的心理。尤为奇怪的是，从未有人见过《九宫正始》的刻本。顾颉刚以为，序中言“刊成”，或系预拟之词，事实上并未刊成。由此来看，钮氏所声称的俱集“元曲”只怕也有待推敲了；然而，冯氏在怀疑“骷髅格”的真实性的同时，却卷入了对《九宫正始》“元传奇”的追寻中。在某种意义上，冯氏等人的这一追寻，实际上和徐、钮当年对“骷髅格”的追寻出于同一心理。
《寒山堂曲谱》：扑朔迷离的追寻者
也许张大复是最早为《九宫正始》“骷髅格”神话所晕眩的追寻者之一。张大复，字彝宣，与《梅花草堂笔谈》的作者张大复不是一人。据高奕《新传奇品》、李斗《扬州画舫录》等载，张氏除《寒山堂曲谱》外，尚著有传奇29种，杂剧5种。
张大复殷勤追述了自己与钮少雅的交往，将曲谱中有关钮氏的零星记载汇总起来看，所记钮氏的生平，较近人所说都为详细。其中，所附《曲话》第三则道：
吾友同里钮少雅者，本京中曲师。年七十八，始与吾识于吴门。倾盖论曲，颇为心折。少雅善度曲，年虽逾古稀，而黄钟大吕，犹作金石音。尤善笛。所藏古曲至多。自言尝作南谱，存云间徐干室处，未得一见，惜哉！今少雅已归道山，前辈又弱一人。
黄仕忠考证道：当张氏与钮氏相逢时，徐氏已死，《九宫正始》正好在钮氏手上。钮氏如此推托，而相交二十多年，张大复始终未能见到《九宫正始》。这是什么缘故？我们已很难考定。但从张氏的心情来看，张氏对钮氏的追慕，对《九宫正始》的向往，恐怕因求而不得而更加深切了，可以说，张氏从钮氏处借不少曲本，着手编撰《寒同堂曲谱》，正是追寻《九宫正始》神话的实践之一。
然而，从各家的描述来看，无论《寒山堂曲谱》本身还是后人对《寒山堂曲谱》的追寻，都显得扑朔迷离。早在一厂文中就提及李氏藏本与孙氏所得本各有短长。而1959年，赵景深也说，自己所见傅本，却“与一厂所提的李盛铎藏本和孙楷第藏本字句间似乎不尽相同”。其余，所谓《南词便览》、《元词备考》又究竟是什么？更令人困惑的是，一厂说“谱中多引范文若、李玄玉、孟称舜诸人传奇文。……范、李、孟皆崇祯、顺治间人”，而赵氏所见并无范、李、孟的任何一支曲子。赵氏以为此谱凡例云“不取时贤笔墨”，一厂的话只怕是错误的。（注：赵景深《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介绍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复旦学报》1959年第6期，第22页。）果然如此吗？
1997年，黄仕忠专门考证了《寒山堂曲谱》，指出清代张大复《寒山堂曲谱》今存两种本子，均残缺不全。（注：黄仕忠《寒山堂曲谱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第78—83页。）
一为五卷残本，内题作《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有“新定南曲谱凡例十则”、“寒山堂曲话”十八则，“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黄氏所见为中国艺术研究所本，封面作“寒山堂重订南曲谱”，清抄本；首叶有任讷（半塘）印章。
一为十五卷残本，题作《寒山堂曲谱》，北京大学藏孙楷第赠本；或作《张大复曲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转抄本，无凡例等，直入曲谱正文。
这两类抄本，据黄氏所云，五卷残本（甲）编集在前，十五卷本（乙）编集在后，二者在编纂体例上大为不同。首先，甲本“凡例”云“此谱但收过曲，不收犯调”；而乙本却在各宫调后专设“犯调”一卷，故篇幅较甲本卷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其次，甲本“凡例”说“一一力求元词”，乙本“犯调”则以晚明为多。其三，各宫调先后次序不同。此外，二者关于作品年代、名称的注录方式不同，甲本显得要混乱得多；乙本订正了甲本的许多讹误。黄氏道，正是由于《寒山堂曲谱》存在两种差异很大的版本，而学者各有所见，大都等同视之，以致产生了种种疑问，甚至出现以误传误的情况。例如，前述一厂与赵景深记载上的差异，正是来源于前者所说为乙本，而后者所见为甲本。更重要的是，已为乙本所订正的甲本上的种种讹误，不少都被后人当作了南戏的新资料。
其余，《南词便览》残存抄本二册，“当即《寒山堂曲谱》的初稿”；《元词备考》存残抄本一册，仅存犯调，“当即在甲本后，为乙本编集而作准备”；《词格备考》残存抄本一册，“疑是寒山谱乙本的另一稿本”。
由此来看，由甲本到乙本，其编纂体例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寒山堂曲谱》的编纂过程。这一编纂过程恰恰来源于张大复对“元本”神话的迷恋。甲本在“凡例”中声称：“一一力求元词，万不获已，始用一二明人传奇之较早者实之。若时贤笔墨，虽绘采丽藻，不敢取也。”于是，曲谱不录入晚明盛行的犯调；特地将所录曲子注明为“元传奇”；所录戏名尽管所用版本已有改变，却仍采用早期南戏旧称……这都流露了张氏标榜“古本”、“元本”的心态，这就难免有种种讹误了。到了乙本中，不再注明作品年代，所录戏名一一改为明时“××记”的形式，种种所谓“元传奇”改标为“散曲”，并收入晚明“犯调”。张大复对“古曲”、对“元曲”的追寻始终与对钮少雅《九宫正始》的追慕纠缠在一起，他的编撰原则几乎是《九宫正始》的翻版；前述谱中一些莫须有的元传奇，张氏也常常证据确凿地声称这一元本是自己从钮少雅处借得的。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偏离现实的神话，于是，乙本最终剥落了甲本“尚元”的神话色彩，透露了更多真实的内涵。这样，从甲本到乙本，最初的编纂原则与最终的实际编纂互相抵牾已不可避免。
这便使得后人对《寒山堂曲谱》的追寻尤为迷离。直至今日，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寒山堂曲谱》的面目才开始逐渐清晰。
现代研究界：永不停息的叩问
关于《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研究集中在30年代与60年代之间。
在这30多年里，最初郑振铎等人不过简略地提及二者的发现、版本及价值，大抵寥寥数语而已。至1936年发现《九宫正始》全本，发现者陆侃如、冯沅君立即撰写了《南戏拾遗》一书，该书补辑了赵景深、钱南扬未收的72种戏文与几种“失名”戏文佚曲，增补了赵、钱已辑但不齐全的43种戏文佚曲，从而大大扩大了辑佚的成果。“拿这些与赵、钱两先生的书合看，现存的早期的南戏大约搜罗得差不多了”（《南戏拾遗·导言》）。1941年与1942年，冯沅君又分别撰写了两篇《南戏拾遗补》。配合《南戏拾遗》，陆侃如撰有跋语，冯沅君撰有《导言》。后者从“曲的辑佚”、“九宫正始”、“钮少雅”、“徐迎庆”、“骷髅格”、“元传奇”六部分，分别论述了南戏的早期辑佚与《九宫正始》的发现、意义、作者种种，可以说是有关《九宫正始》最详细的论述。
同时，赵景深也写了一篇《九宫正始与宋元戏文》。若干年后，赵氏鉴于以往的缉佚工作者着眼于宋元南戏，根本不对明初的戏曲作工作；于是，撰写了《九宫正始与明初戏文》一文，摘录了“大部分极为罕见”的十九种剧曲。（注：赵景深《〈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收入《元明南戏考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寒山堂曲谱》发现后，最早对它作介绍的是一厂。他在文中提及了一些极为新鲜的资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叶德均读后，又将它转寄给赵景深。赵氏读后，据叶氏所钩辑的“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与其它文献记载相参证，初步梳理了一些剧作的名目、存佚、作者种种，共论及有全剧或残曲留存者12种，佚文未见于他书著录者12种。（注：赵景深《元明南戏的新资料》收入《元明南戏考略》。同上，第107—113页。1947年，叶氏撰文再次较全面地介绍了该谱的发现。该文在举例说明曲谱的重大价值时，提供了不少新资料；但关于作者，却所知极少。
进入50年代，钱南扬集三家戏文辑佚和本事考订成果之大成，撰写并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一书。在钱氏所列的七种主要参考著作中，《九宫正始》列居第一位，《寒山堂曲谱》列居第五位。赵景深在目睹傅氏藏本《寒山堂曲谱》后，再一次撰文：一，补充说明了《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一文所论的24种戏文；并梳理了该文未曾论及的46种；二，将该谱与《九宫正始》、《南词定律》等书相校，辑有佚曲数支；三，钩辑曲谱中所录元代南散曲；四，较为详细地勾勒了作者张大复的创作情况与编撰思想。
60年代后，关于《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专门研究已很少看到；然而，以《九宫正始》为首，《寒山堂曲谱》等曲谱已成为人们据以与新资料相印证、溯源辨流、探索南戏至于整个戏曲史不可缺少的文献。研究界也正是在这时，涌现了大批的南戏史、戏曲史。在对南戏历史的考查中，一个重要的现象便是地方戏研究的异军突起。地方南戏研究都是在曲谱的基础上全面展开的，尤以广东、江西、安徽为最。例如，对广东新出土的宣德写本《金钗记》的研究，一个重要的来源便是《九宫正始》所录《刘文龙》剧及佚曲、《寒山堂曲谱》所录《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同时，原有《琵琶记》、《白兔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等剧的研究这时都纷纷进入高潮；有关它们的研究，尤其是这些戏文的最终校注出版，都是在《九宫正始》等曲谱的推动下完成的。
从这30多年的研究来看，一开始，在钮少雅、张大复等人的诱导下，郑振铎等前辈也堕入了关于“古本”、“元曲”的神话追寻。这之间的执着以及随之产生的疑窦，与《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本身的困惑是一致的。例如，在《寒山堂曲谱》出现后，学术界迫不及待地发掘宋元南戏的新资料，结果不过是沿袭了张大复早期的讹误。早在50年代末，对学界追寻宋元南戏的狂热，赵景深就稍稍表示了疑问；不过，赵氏仅仅将研究扩充至明初，仍然属于对“古本”神话的追寻。60年代，尚古之风越演越烈。于是，在空前兴盛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争鸣。例如，《九宫正始》收录了《琵琶记》曲文，标明取自元天历间的《元谱》。元天历间的曲谱怎么会收录比它晚二十几年才写成的高明《琵琶记》呢？这就直接引起了学术界一场《琵琶记》作者之争。这种种争鸣归根结底还在于南戏的源起与演变的问题上。
南戏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发展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问题难以遽下结论，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文献。其实早在50年代，同样是赵景深，就对《寒山堂曲谱》的真实度存有疑问。1982年，周巩平撰文详细辨析了张大复的戏曲作品，指出《南词便览》、《元词备考》、《词格备考》属于曲谱以外的三种残抄本。（注：周巩平《张大复戏曲作品辨》，《戏曲研究》第1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1997年，黄仕忠进一步厘清了《寒山堂曲谱》的版本问题。该文详细比较了曲谱甲本与乙本的差异，并探究曲谱的编撰过程。正是在厘清版本的基础上，黄氏渐渐剥落了曲谱的神话色彩。他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将《寒山堂曲谱》作为元曲的范本来介绍——这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不够全面的”。由于甲本所录名目与所引曲文出处并不相符，同时存在大量讹误，“所以虽然‘谱选总目’中虽有一些不经见的早期南戏名目，令人心动，学者也多期待从中有所发现，但实际上并不能发掘出新的佚曲资料，如钱南扬先生作《宋元南戏辑佚》，间接得到了《寒山堂曲谱》的甲乙两类传本，但除了为其原先辑录的曲文增加一种旁证材料外，别无所得”；而被今人视为《寒山堂曲谱》对南戏的新发现，不过是存在于甲本中，又被乙本处订正的一些讹误。相比较，黄氏更为侧重的是“谱选总目”、“凡例”、“曲话”中张氏的理论意识及其与钮氏的交往。尽管由于材料的缺乏，只是提出一些现象与疑问；然而，字里行间已闪烁了张大复在追寻“元曲”神话时的矛盾心态。
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一直为人所混淆的版本情况逐渐清晰。这都意味着关于《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过，黄氏对《寒山堂曲谱》的贬抑态度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早期研究者大都侧重于曲谱的文献价值，而热衷于辑佚工作，尤其是有关宋元时期的辑佚。至于其余，人们至多也只是附带提及数句。如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前言”曾道：“我们看辑得的许多戏文中，有不少流露着反抗封建道德思想的地方……也不免有一些落后的地方。”随着南戏研究的日渐兴盛，这一现象稍有改观。人们开始在占有前人资料的基础上，从作家、作品入手，包括文本的思想内容以及科白念作、声腔等等艺术形态与舞台实践。种种曲谱以一种潜流的效应无处不在。不过相对来说，关于辑佚戏文本身文献以外的研究还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