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四性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两制论文,四性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和澳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海峡两岸关系正朝着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既是祖国统一大业取得的伟大成果，又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生于中国大地，既有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又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求实性、原则性、创新性。
一、“一国两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从“一国两制”形成的历史条件来看，它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统一方式探索的继续，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党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有了这一设想。1955年4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报告万隆会议情况时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于1956年开始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同年7月，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时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①10月，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曾表示过，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参加了会见，并具体解释说：“蒋经国等安排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归他们管。”②蒋介石也于1957年春派人到北京探风。
1958年美国策划划峡而治，搞“制造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阴谋。同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发起炮击金门战斗，挫败了美国这一企图。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的若干重要原则，指出，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③
1960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个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④
1963年初，周恩来将这些原则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陈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香港问题同台湾问题具有不同性质，不是和平统一问题，而是收回行使我国主权的问题。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声明香港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同时，也确定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香港原有的地位。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谈到香港问题时，曾明确指出：“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使之继续“发展”。⑤
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所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设想未能付之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肩上，促成了“一国两制”设想的逐步形成。1978年12月15日，在研究中美建交后的对台工作时邓小平提出“在实现中国统一问题上，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不变。军队变成地方武装。”⑥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⑦后来他就将这一构想更简洁、明了地概括为“一国两制”。
以上史实充分地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关于台湾、香港的政策和所作的相应工作，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思想基础。可见，“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具有其历史的继承性。
二、“一国两制”有明显的求实性
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解决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尊重港、澳、台的历史和现实，另一个是要考虑英、葡、美与港、澳、台地区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求实性。
首先，“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时代理论的认识，从世界现实出发。邓小平根据当前世界发展变化的情况，认为世界性战争在一个较长时期是可以制止的，“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了世界两大主题。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解决国际和国内争端问题，必须要有新的思路。“一国两制”构想就是这种新思路的产物。“一国两制”既坚持了港、澳、台问题属中国内部问题，又考虑了英、葡、美与中国这些地区的关系以及港、澳、台的现实，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
其次，“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客观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港、澳、台这三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们与大陆的分离是外国侵略和干涉造成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决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诚然，我们尊重历史造成的事实，尊重港、澳、台的现实。长期以来，这三个地区一直实行与祖国大陆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大陆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港、澳、台地区利用各自的特殊的有利条件，经济发展较快，也相对比较稳定和繁荣，其居民生活水平有了相应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港、澳、台当局者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要港、澳、台人民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其生活习惯，来接受大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是不现实的。但祖国是一定要统一的，决不能含糊。“一国两制”正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较为现实的、正确的、可行的途径。
三、“一国两制”有坚定的原则性
毛泽东曾赞扬邓小平“原则性强”、“开钢铁公司”，“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这种性格特征。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国两制”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是不可动摇的。中国统一港、澳、台既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又是新中国不能动摇的根本原则。1983年6月邓小平指出的：“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⑧
第二，“一国两制”体现了坚持以社会主义为主体。所谓“一国两制”，其含义有二：一是国家的主体即大陆十多亿人口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在香港、澳门、台湾三个特定的地区内实行资本主义。这说明了“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这个主体里存在局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这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之一。
第三，“一国两制”是一项长期并存的制度。祖国统一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主体）与香港、澳门、台湾资本主义制度（局部）将长期并存，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而是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中华。这是从中国国情来考虑的，中国需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现代化，在此期间，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港、澳、台；五六十年后，我们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互相依赖，就更不会变了。因此，“一国两制”既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过渡性措施，而是一项宪法规定的长期国策。
四、“一国两制”富有创新性
“一国两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有着有机的联系，但作为当代中国第二代核心领导人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解决方式、求同存异策略来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为理论的初级阶段是基于港、澳、台历史与现实来考虑国家统一的策略方针，侧重于强调内部因素（中国内政）。而“一国两制”理论既基于港、澳、台的历史与现实来解决这个问题，又考虑了英、葡、美与中国这些地区的关系（即外部因素），升了一个理论阶梯。其次，“一国两制”理论进入了付之实践的阶段，开始了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二是“一国两制”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统一国家中，两种制度并存的理论。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有着原则的区别，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因为当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沿用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绥远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是由暂时的“两制并存”，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对其保障是低层次的。而今天的“一国两制”，明确提出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部，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具有长期性，并受法律保证，对其保障是高层次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一国两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⑨因而“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这一创新是基于求实、原则两个特性之上的创新。
十多年来的实践验证了，邓小平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理论，是实现中国大统一的科学构想。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其前景是乐观的。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个按照“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统一起来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必将耸立在世界的东方，重耀中华文明星辉。
注释：
①1984年5月17日《华声报》。
②《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第35页。
③《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6页。
④《毛泽东与对台工作》，见1994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3页。
⑥《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38页。
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30、10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