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私有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发展的一般走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劳资论文,走势分析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系由作者独立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发展与政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研究》之节选内容。课题批准号：99BZZ006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2）01－0041－06
私营经济的产生发展，使我国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两大新生阶层：雇主阶层和雇工阶层，它的关联状态则构成特定的劳资关系，其具体表现就是雇佣劳动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人们常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划上等号，并进而认为雇佣劳动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则与之不能相容。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尤其是我国私营企业中雇佣劳动的客观存在，迫使我们必须对雇佣劳动这个范畴进行重新定位和科学认知，不然，我们不但无法理解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关于私营企业主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全新政治定位，而且，也无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从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状况来看，就整体而言，互利合作是主流关系，对立冲突仅居于次要地位。而且，由于现时期的主雇双方，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间并无任何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本质上看，目前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应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那么，随着今后私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劳资关系的发展将会呈现出何种趋势呢？在这里，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演进而非人为的外力强加的历程，迄今也已达到其相对较高级的发展阶段，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原生性和典型性、附着其上的劳资关系的变动因而更多地体现了其内在逻辑的本来面貌。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劳资关系发展的一般态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无疑是极好的分析“模块”，可从中缕析出其一般规律性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嬗变轨迹为主要分析体，以期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发展的脉络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平台。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基本特点
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其总体发展趋势是关系日益和缓，在资本主义这一主体中不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涵。
当代资本主义，即以二战结束为起点，处在国家垄断阶段上的资本主义，其中，又以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最为典型。正是在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已经并仍在继续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正反映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诞生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
——在生产力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保证物质最大丰富的基础上的。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或自发或自觉、或迟或早都必须与之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原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特别是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在20世纪末的崛起，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这样的经济趋势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事实上也确实已在很大程度上正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着。
——在生产关系方面。首先在产权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财产所有形式进行了调整，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资本社会化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一是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建立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国家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分别保持在12％至23％之间。当然，资本社会化最主要的形式还是企业股权的分散化。这种趋向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国家政策主动调节的产物。股份的分散化、社会化，意味着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也就是许多西方学者所日益关注的“所有权扩散”现象。在这里，又以美国公司的“职工持股计划”和英国公司的“雇员持股计划”为最典型。这一计划的提出正是为了通过让职工由单一的雇佣劳动者变成兼有所有者的二重身份，从而缓解分配不公以便保证企业效率和社会安定。这种种情况就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即从所有与非所有关系，变为大所有与小所有的关系，这种变化必然淡化资本作为所有者对劳动作为非所有者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职工股的出现为真正解决劳资关系问题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模式。
正因为如此，生产关系方面的第二点变化，即在劳资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地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以及对资本权益范围的界定。如今在发达国家中，劳资矛盾与二百年前的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劳资双方不仅有严密的法律约束，并且完善了自身约束。这种状况，使资本与劳动作为社会不同分工的合作关系得到了加强。
在分配关系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入分配完全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国家无实质性干预相区别，战后，资本家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涉及工人权益的事情。这是对资本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此外还对资本家的财产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另一方面，国家加大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的力度，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部分国民财富中，约有60％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在当今西方国家，贫困人口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穷人的贫困已由原来的生存贫困，逐步转向相对贫困。
——与这一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动紧密相联，在上层建筑方面，西方国家在坚持资产阶级统治不变的情况下，对上层建筑的若干重要环节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大大增强，对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活动的渗透空前增强，国家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第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在消除选举的种族、性别歧视并实现较为完整意义上的普选制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公民权力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公民权力相对地得到扩大。第四，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资产阶级政党党纲的差别也日趋缩小，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所有这些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及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作用。
与以上变化遥相呼应或者说呈互为表里的是，在当今西方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融会或曰稀释资产阶级固有矛盾的解决方案。如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就提出了他的“超越左与右”的“激进政治”理论；德国弗莱堡学派更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道主义”主张，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
在现实的运作中，时下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倡导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最为典型。“第三条道路”基本价值观，按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概括，是以平等价值、机会均等、责任意识和共同归属感（团体精神）四项基本价值观为指导。“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再强调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转而注重发挥混合经济的最佳效益。它认为，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已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而是经济管理方式问题，要建立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要加以调节和管理的新式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第三条道路”希望能借此消除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对立关系。为此，还主张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建立透明公开的管理体制，强调政府要贴近民众，并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以期恢复公民对政治和政府的信任，发挥公民社会的活力。而在社会政策方面，相应地变救济型的消极社会保障政策为讲求竞争、责任和风险意识的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由此不难看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力争建立的是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富有意义的。对于西方体制来说，它实际上延续了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出现的拯救资本主义的悲观主义传统，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内在弱点的同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不仅成了西方政治中的一个流行的术语，而且也被其他一些国家的党派借用，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创新意识和团结更多选民的取向。这充分表明，这种意在淡化阶级对立、谋得各方利益均沾或共享的革新思路已在较大程度上赢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官员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可以将这些变化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关系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和基本方向。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嬗变的主要根源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已带有一定规律性、并且日益逼近社会主义的因素？进而言之，这些变化是否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的逐步替代？追根溯源，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悔悟或恩赐。其原因，大致有三：
（1）基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危机和此时社会主义胜利的现实压力的共同作用，促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机制。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大危机，宣告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自我调节理论失灵，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苏联刚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参照体，使资本主义从这一新体制中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1929年美国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费·曼·泰勒就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深重时刻，罗斯福总统采纳了由国家干预、政府进行计划调控的建议，开始实行“新政”，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果然收到了加速经济复苏的效果。随后，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从理论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经验，提出了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基本理论。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在坚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的干预的调控。二战后，国家干预、计划调控的做法普遍为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从而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这就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肌体中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因子，也正是这些“因子”，帮助资本主义世界逃过了一劫。
（2）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成果，以及由此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命运预言的深切担忧，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给各国工人运动以启迪，更给了资产阶级一个预警，给那里的当权者们一个教训，使其感到了社会改革的迫切性。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也因而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对于西方世界用以“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日益流行”（布热津斯基）。为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维护和巩固其自身统治。资产阶级不得不自觉改善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按资产阶级自己的说法，拿出一点钱来对工人进行施舍是医治“红色瘟疫”的良方，以避免活不下去的工人将自己送上断头台。为保全自己，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过去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从而逐步建立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换来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3）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 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不断冲击和改造着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着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以日趋快速的步伐走进知识经济时代，其中又以美国提出并率先迈进新经济为典型代表。社会乃一全息装置，作为其中最为活跃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同时带动社会诸方面的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又是最直接和最为明显的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兴起，它所引发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主要就表现在，由于人才成为赢得竞争的首要因素，促进发展人的因素远远超过实物资产的价值，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中，较此前任何时期的企业都更注重雇员的利益，其地位的提升更是过去所难望项背的。
“唯利是图”对于以往的资本家来说是毫无疑义的，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家们却提出了“使你身边的人财产增值”的思想，大量的新发展起来的大公司都遵循这样的原则。美国IBM公司前总裁P·罗杰斯指出，将传统的金字塔组织图形倒过来，使最基层的员工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领导者尊重员工最简单的方法——金字塔效应。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又发展最快之一的思科公司CEO （首席执行官）钱伯斯认为：“使企业陷于困境有两大原因：一是远离客户，二是远离员工。”在思科，40％的股票掌握在普通员工手里。这也就是“股东资本主义”，即对于员工不只是支付现金报酬，而且也让他们拥有企业所有权。在许多知名大公司，老板已不再是主要持股者，即所谓领导人退场。与旧经济时代不同，新经济形势下员工不再与管理层对立，团队精神和自主权已成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硅谷，思想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是其发展中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而在资本与劳动这对自始至终胶着在一起的关系中，在新经济条件下，两者的关系已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固有关系，即已由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转化为劳动“雇佣”资本。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大脑而不是肌肉；稀缺的资源不是金钱而是知识。在美国600家风险资本公司，有一半在硅谷等待着新的发明来“雇佣”它们的资本。在这种情势下，对人的尊重及对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就成为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20世纪初由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已露出人性管理的端倪，那么今天以人为本的管理则开始大行其道。在新经济时代，最为缺少的正是尊重人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管理理念与方法。现代成功企业已深刻认识到企业与员工实质上是一种“双赢”关系。
由此足见，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与劳动关系发生重大改观的直接内驱力。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原先“资本”本性中魔鬼的一面不得不逐渐消解，而天使的一面则崭露头角，劳资关系正日益朝向健康良性、符合人道的方向发展，并正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所代替。
三、对应于资产阶级立场改变下的西方工人阶级态度的演变
劳资关系是一种具有互动性的关系，正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资方作出一定调整后，劳方也会作出相应变动。事实上，恰是在上述资方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调适下，劳方也在逐渐改变着其原本与资方的对立立场。
西方国家近20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的体力工人阶级，即那些全日制雇佣的体力劳动者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而白领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从业领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业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变。工作实践和劳动力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事部分劳动日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女性劳动力也不断增加。这种状况使工人阶级队伍内部多样化趋势不断发展，分化现象也非常突出。西方学者海曼曾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人的变化概括为：1、 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工人对集体决定的政策和集体纪律的响应能力降低。2、 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中心”和“外围”以及“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分化。3、根据雇主、 职业和产业领域和部门的划分而不断发展出排他主义。4、“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生分裂， 主要表现在工会内部的冲突和工会之间的冲突。因此，霍尔斯鲍姆指出，传统的“普遍无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渐瓦解，工人的阶级利益逐渐淡漠，内部分歧和冲突极为普遍。他们采取行动的直接目标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企业管理者、政府或其他人。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工人阶级的集体生活方式，而正是这种“集体生活方式”在传统上恰是加强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经验的，所以它实际上使整个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
由此，就必然使传统意义上的劳资矛盾大为削弱。而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在这一传统的劳资关系中被揉和进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内容，才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差距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种种矛盾的冲突和对立，这样，也就在较大程度上消解了工人阶级采取激进方式的原动力，更多地倾向采用温和或合法的手段，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以稳定和持续的发展。
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立场问题，围绕“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而展开论争的“桑巴特问题”可作为其典型范例。
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运”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还在20世纪初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W·桑巴特在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一书中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洲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二是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三是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扼言之，就是美国工人与资本家有着更好的合作。而所以如此，桑巴特得出结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物质替代和价值替代。所谓物质替代，指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收入与生活水平高，这种“超级物质环境”消解了工人的反对倾向并使他们“资产阶级化”。于是社会主义便被“烤牛肉与苹果馅饼”所替代了。所谓价值替代，则是指美国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使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更有可能上升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股东），这是美国价值观对工人的“经济整合”。同时，美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建立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也成功地实现了对工人的“公民整合”。于是美国工人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便排挤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使他们更倾向于追求“自由主义平等”，而不是“社会主义平等”。熊彼特也认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到，资本主义有着极大的可塑性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其内在（主要指自身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和外在（主要指在其本体之外的国内外工人阶级运动）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其劳资关系会不断趋向良性发展，这一发展的具体体现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和引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固有原则和方法。也正因此，使得工人阶级“免去”了通过激进方式获得生存状况改善的需要，使工人阶级因此与资本家之间更多地表现为由合作性而带来的和谐状态。马克思曾预言雇主与雇工分化为两大阵营、整个社会会两极分化。然而，从我们上述的分析看，这种预言只成功了一半，即从一方面看社会上的多数从业者确实变成了不是雇主就是雇员的二者必择其一的地位。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自我雇佣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阶级都具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并互相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社会并没有因雇主与雇员的区分而两极分化，反倒是传统的贵族与平民制的社会更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般结论，劳资关系的发展具有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点，其总体趋势则是由对立逐渐过渡到缓和。这一发展的动因主要受制于其内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人为的政治、社会等外在因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或迟滞这一进程的作用。而其发展态势的指向，则是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所替代。
我国的私营企业显然有别于此前任何一种私有经济，因为它产生并发展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受到社会主义宏观政策法规的调控，因而无疑有其特殊性。然而，它本身毕竟又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私有制经济，所以又必然同时在其客观逻辑上遵循着作为私有制经济所共具的一般特征。因此，在我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上，就其发展趋势来看，也必然会符合上述劳资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特征，即由不同程度上劳资双方的对立冲突而逐渐趋向和缓。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关系的演变基本上出于非自觉性行为不同，我国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对社会主义有着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近乎天然的亲合力，从而在改善、改良其企业内的劳资关系上就有了相对前者更高的自觉性和熟稔性。换言之，我国私企劳资关系的嬗变轨迹，不但应当同样具有关系会日趋缓解乃至成为合作伙伴的特点，而且，因其所处的独具的制度条件，这一进程还应当有着相对更自觉从而更快速的可能。当我们放眼国内的私营企业时，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轨迹已然正被勾勒着。
目前，在我国相当部分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中，较其发展之初单纯的创造经济利润相区别，它们正在通过基本价值观的重塑、经济利益结构的再造、制度建设的倚重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也即通过观念转型、经济让利、制度保障等高扬“人本”旗帜为最显著特征的一系列措施，私企中的劳资关系已日趋和缓：由对立过渡到合作，由雇佣与被雇佣的简单经济关系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雇主利益独享的单边机制过渡到雇佣双方利益共享的双赢机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关系的一般发展走势显然是基本吻合的。其区别只在于，我国的私企相对而言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而西方则更多地是一种无意识的自觉，但它们殊途同归，其共同特点就是在它们的企业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它们不仅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奠定着坚实基础，而且也在从根本上孵化着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平等、和谐、人道、互信、互利等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这种发展势态无疑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而且同样极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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