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利益和政策三个层面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层面论文,利益论文,关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首脑正式会晤结束了冷战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动荡摇摆”状态，确立了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框架的建立，既是两国对7年“磨合”经历的总结，也是两国“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寻求利益交汇点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两国为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受到时代主题、利益需求以及政策取向的规定和影响。
第一，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两国合作的大方向。
时代的潮流是生产方式进步和发展的客观反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原理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健康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国际社会的面貌。求和平、促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根本利益所在。无论是小国、大国还是超级大国，都不能不受到国际潮流的规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势必要顺应时代主流要求。此外，国际关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大国关系的互动性就更加明显。在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负有重大责任。作为一对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必要反映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受到大国关系互动特征的规定。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竞争趋势在加剧，合作的趋势也在加深。合作不掩竞争，竞争不损合作，成为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突出特点。大国关系更多地倾向于相互制约，而这种相互制衡原则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争斗色彩。大国关系更多地表现出相互借重、相互制约以求平衡发展的明显趋向。要和平、求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及多极力量平衡发展的大趋势规定了中美关系中合作的根本走向。在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之下，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仍将受到利益需求变化的影响。
第二，利益需求变化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利益认识和判断具有易变性，而中国对美国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含义，将随着亚太地区战略与安全关系的纵横捭阖而显示出大小之分，主次之别，利益需求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美中关系的发展幅度。
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认识具有很大的易变性，根源在于其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美国国内政治是建立在不同利益集团基础上的“分肥”体制，其对外政策势必要反映各利益集团的要求。然而，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也未必能够总是保持一致，不同的利益集团各有各的需要，相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在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反复摇摆。美国对华政策从“制裁压力政策”到“积极接触政策”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各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力的消长变化。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把人权问题置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优先地位，更多地倾向于对华施加压力。美国对华的压力政策一来损害了美国利益集团在华的经济利益，二来损害了美国海外平衡利益，三来刺激了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并在中美关系中引发了一场有可能失去控制的危机，不利于其安全利益。几年的政策实践证明，这一对华政策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从本质上有悖于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对中美关系利益的认识和判断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依据。中美首脑正式会晤之所以能够进行，中美关系基本框架之所以能够建立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在其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综合地协调了各种利益需求，变换了对华政策的方式，即从急功近利的短期“促变”政策转向立足通过稳定关系谋求中长期“演变”的政策。美国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对华“积极接触”政策既能保持“影响”渠道的畅通，以满足“政治利益需要”，又能保障在华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能够保障海外平衡利益并避免可能失去控制的危机出现，以满足安全利益需要，是现阶段最适当的对华政策。
此外，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战略利益判断主要是着眼于侧重利用中国的地区战略价值。因此，中美两国的利益主要汇集于亚太区域。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视野中，中国的战略价值主要表现在促使亚太地区潜在危机地点保持稳定，保持亚太地区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制衡，控制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打击贩毒和有组织的犯罪，对美国商品和服务提供市场等。显然，美国对发展美中关系的利益判断“分量不够”，在稳定性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耐力不足”的缺陷。这些利益判断容易受到亚太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地区局势的起伏变化以及随之出现的美国对华利益需求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中美关系。美国对华的利益需求变化决定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幅度。因此，保持地区局势的稳定具有稳定中美关系的意义。与利益需求有关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美国对华政策取向。
第三，美国对华政策取向具有明显的时限含义和条件限定，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以观后效”的临时和实验的特征。因此，中美关系在下个世纪的前10年不可避免地还要经受考验。
美国对华政策的时限性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中国力量变化的总体判断上。从现在至下个世纪初的前1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是美国未来必须要面对的挑战。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美国无力遏制或者不便过早遏制中国。限制因素之一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全方位外交的有效开展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孤立中国一来难以有效地进行，美国的盟国不会积极参与遏制中国的行动，二来有危险，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直接和公开的对抗，此局面有害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巩固。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有助于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的实施。限制因素之二是，中国目前乃至下个世纪的前10年尚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较长的时期内不具有威胁美国的军事实力。过早地将中国设定为对手并进行遏制，不仅有损于美国的现实利益，而且将不必要地付出较高的“机会代价”。限制因素之三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10月24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说：“孤立中国……会产生反作用和有潜在危险。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来做这样一件事使我们在全世界的盟国中间将不会得到什么支持。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将会鼓励中国人变得对我们怀有敌意，采取同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对抗的政策。”在无力或不便遏制中国的情况下，美国试图从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入手，最大限度地减弱中国崛起对国际现状特别是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造成的冲击。也就是说，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中，到下个世纪前10年中国崛起之前的这段时间，是美国对中国发展壮大的“容忍”期限。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设定”了条件。
美国对华“积极接触政策”是有条件的。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0月24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公开地表明了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期望值”：“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开放和非侵略性的国家，成为实行自由市场政策、政治多元化和法治的国家，成为与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不成为内向和对抗的国家，对美国的利益有利。”
在发展美中关系问题上，美国就中国的发展方向表明了“利与害”的条件设定。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表明了“要求”，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国际作用发挥也表明了“意向”。这些要求和意向的潜台词是，如果中国不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中国的实力越强大，中美之间的差异也就越明显，相互的排斥性就会增大，便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不肯与美国配合建立国际秩序，中国就是“异己分子”，便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然而，就中国的发展方向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有着自身的特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不可能照搬照抄哪个国家的模式。这种客观情况一方面需要中国最大限度地向国际规则靠拢，另一方面更需要美国对国际社会多样性特别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特点的理解、认同和尊重。承认国际社会多样性，尊重中国自身的发展特点，才是无条件欢迎中国崛起的举动。对中国发展方向和国际作用的“规定”是对中国崛起设定的条件。当这些条件满足了，中国就是一个“无害”的崛起者，无害于美国的利益；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或不能全部满足，中国就会是一个崛起的挑战者，损害美国的利益。这种逻辑下的对华政策能够给美中关系带来长期的稳定吗？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能否被美国真正接受，无疑将具体地反映在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之中，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并走向深入合作，需要两国高瞻远瞩地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中国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主要考虑，高瞻远瞩地看待中美关系，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和健康的发展。这一切皆源于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判断。发展中美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符合中国自身最广泛的战略利益。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指导方针。为此，中国强调中美之间的对话，在坚持原则基础上以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希望中美之间“增加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
美国对中国战略价值的认识同样需要“登高望远”。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并非表现在现实的利益需求上，而是存在于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是融入世界潮流的过程，这一进程的顺利完成无疑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此，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乐观地看待中国的崛起。此外，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有助于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深入。“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政策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第一步，在共同争取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基础上，加深政治领域的理解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将逐步导致分歧领域的缩小，促使两国的合作关系日益稳定和密切，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促进世界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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