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必须高度尊重史料——增订本《吴梅村年谱》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订本论文,年谱论文,史料论文,史研究论文,高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研期间，我选择吴梅村作为研究课题，恩师冯其庸先生建议我先做年谱，指明这是研究这位思想与经历都非常复杂、而以往又缺乏深入了解的作家的基础性工作。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除了精读吴梅村的著作外，还广泛搜索、爬梳、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相关资料。起初，我以为用不了太多时间就可以大功告成，不料想一旦深入进去，却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搜寻和阅读的资料也越来越多，障碍重重，困难不断。已有的顾师轼和铃木虎雄的两种《吴梅村年谱》，由于太过简略且多存谬误，对于解决问题难有帮助。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件史实、一个人名、一本书籍、一个典故，常常一“憋”好几天也找不到丝毫头绪。于是，几天之内心里只装着这件事，茶饭不香。当然，问题一旦解决了，也会踌躇满志，快活无比。就这样，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地进行，可就是进度快不起来。当时（1980年前后）已整理出版的古籍少得可怜，图书馆的线装书又不外借，只能到图书馆看，并且没有计算机、复印机之助，全凭手工操作，材料抄了一本又一本，连吴梅村诗集和顾师轼的《吴梅村年谱》都是一笔一画抄下来的，今天看来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不过，好处也有，那就是凡经手的东西印象特别深。举个例子，至今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收在了《梅村集》或《梅村家藏稿》中，也就是说判断其是否为吴梅村佚作，仍能大致无误，这就是当时打下的底子。研究生三年，这项工作竟没有做完。冯先生并不催促，反复叮咛一定要“一网打尽”，要做就要做到尽可能地尽善尽美，使之成为后来人研究同一个问题一块不能绕开的基石。于是，在毕业之后继续做，又花了近三年时间，到1985年暑假前才算告竣。后三年时间，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公务在身，但除了教学外，仍然心无旁骛，唯此为大。我成了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古籍部、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常客，当时接触最多的几位图书馆馆员，既精通业务，认真负责，又能对读者的要求不厌其烦，热情提供帮助，让人至今心存感激。那几位先生当然不会记得当年我这样一位年轻人了，可他们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却永远定格在我心中，我的感激也并没有随着日月的逝去而减弱。屈指算来，这本书从搜集材料到写完，前后用了将近六年的时间，而其出版，则已是199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了。
那一段岁月让人留恋，最难得的是那一份心态的从容。读研究生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工作以后没有量化考核指标，只凭学术兴趣和个人能力去做，不用为完成行政部门制定的必须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的论文指标而焦虑，不用为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而空耗时间，不用为争项目、“跑点”而弄得心浮气躁，可以专心致志、气定神闲地去做。一本《吴梅村年谱》花去六年时间，依目下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的低能行为了。但于我，这本书却格外重要，它是我多少懂得一点治学门径的标志，也是我迈进学术之门的一个起点。
这本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繁体竖排。不要赞助费，还给稿酬，印数又低，绝对谈不上经济效益，没有为学术的热忱，是断断不会去做的。这也让我铭感于心。如今，一晃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听说出版社也改了名字，叫做凤凰出版社了。
这本书早已售罄，我曾买了一批，赠给同人外，当时还剩下几本。那时，关注吴梅村的人不多，如果有人向我索要，我都会有“空谷足音”之喜，慨然相赠，为的是能有更多的同道一起来研究这位在诗歌史上绝对是一流的大诗人，互相讨论、商榷，以期形成一个研究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梅村诗，喜爱梅村诗，不致由于思想禁锢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遗忘、湮没了这位诗人的绝世才华、卓越成就和不朽贡献。我手头的存书渐渐赠光了，最后仅留下一本。近几年索要此书的人又多起来了，查网上竟还有愿意出原价七八倍以上价格求购此书者。这同近年来相当一批学者的学术兴趣转向清代诗歌有关，同许多博士生、硕士生选择了清代诗文作为研究课题有关。据我所知，苏州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相当一批研究生就是如此。自己的著作对于学术研究至今仍然能够有点用处，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于是隐隐地产生了一个念头：此书如果能够再版就太好了。
希望此书再版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错误需要修订，特别是十几年来陆续发现许多吴梅村的佚作需要补充，再版则可以使它更加完善，尽可能地减少一些遗憾。
对于古代人物及作品的研究，我一直认为第一位的原则是求“真”，这里所说的“真”，既是真理之“真”，也是真实之“真”。抛开历史真实，天马行空、凭空虚构、逞想臆说式的所谓研究，不仅对于解决问题毫无用处，而且有害。一部分历史研究者误解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或者不适当地过度阐释了这一观点，以为历史研究只是要借用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他们把历史当成了一件道具，当成了一具可以随意摆弄用以展示个人思想的空壳；热衷于追求“宏大叙事”，不怎么看重史料，不屑于花费力气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只要逮着一点点历史的影子，就尽情地驰骋想象，洋洋洒洒地高谈阔论，著书立说。应该说，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历史学者应取的态度。
研究历史要求“真”，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搜求史料，也就是冯先生屡屡强调的要“一网打尽”，这是全部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不稳不正，下一步就有可能走偏走歪。就拿历史人物研究来说，掌握的史料越充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人物就越鲜活，越立体，其立身行事的动因也越清楚，越容易作出合理的解释。史料如果缺乏，或者有些史料本来存在而没有发掘出来，抑或史料虽在，但由于不被重视而放在一边、视而不见，作出的判断和结论就完全有可能貌似合理，实际却大谬不然了。例如，对于吴梅村参加“十郡大会”（亦说“九郡大会”）动因的解释就是如此。所谓“十郡大会”，指的是吴中文人结社同声社和慎交社于清顺治十年禊饮日在苏州虎丘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文人集会。大家知道，正是这一年吴梅村应召入都，屈节仕清。有些研究者未能详尽占有资料，或者不曾细辨史料，主观地把吴梅村参加“十郡大会”说成是其应召入都途中的一次活动。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九《几社始末》云：“吴伟业也是提倡十郡大社的一个人，那时他正应召入都，道出虎丘，就与同声、慎交两社的士子解合，在顺治十年（1653）合七郡的才人，和两社的同志，借着春禊社饮的时候，在虎丘开大会。”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几社始末》也说：“顺治十年癸巳，吴伟业应召入都，道出虎丘，讲求慎、同合局，以与慎交、同声和解，合九郡之人才，在虎丘举行大会。”于是，有些研究者进而据此将吴梅村的这次活动与其仕清的动机联系起来，说他明亡以后，“不想采取消极的避世态度，而是以积极的处世哲学求得进取，以期保持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认为他在利用这次集会抬高与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王涛《吴梅村诗选·前言》）；“因为出仕清廷的大门正在向他打开，他急需这笔本钱去做一单大买卖”（王于飞《吴梅村生平创作考论》）。这就未免厚诬古人了。其实，有些史料并不难找到，稍微下点力气就可获得。据这些史料可知，吴梅村并不是应召入都的途中参加此次文人集会的，其参加集会在三月初，而入都则在九月中，相差半年多，三月初征辟的诏书尚未下达。另外，根据钱谦益致他的一封信（《钱牧斋尺牍》卷上），他参加这次文人集会是应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敦请，出面来调解两社的矛盾的。两个文社因为细故而生嫌隙，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其积衅会被居心险恶的小人所利用，由本来的学术异同之辨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授人以柄，招致清朝统治者的荼毒。坚持抗清的人士更担心其意气之争会造成江南士人的四分五裂，极大地销蚀反清复明的意志，使本已衰落的反清复明的事业更加渺茫。钱谦益尤其感到警觉与不安，他又深知自己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形象不佳，难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因此曾多次做吴梅村的工作，希望吴梅村出面担负调解之任，其给吴梅村的信就是表达这一期望的。这封信是由沈祖孝、魏耕、顾万三个人递送的，钱氏的信中说：“若夫区区有所未达，则三子颇得其概，坐而问之可也”。又说，三子“朴厚谨直，好义远大，可与深言故事”。钱氏的“区区有所未达”的内容，当然不是由于他拙于文辞，难以表达清楚，而很明显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根本就不能明说，只能请值得信赖的三子代为当面转达。从钱氏当时的思想和为反清复明的事业奔走、效力的事实来看，从被钱氏称赞为“好义远大”的这三位人物都曾积极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斗争、有人后来还因此殉难的事实来看（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八《雪窦山人坟版文》），不难推测，钱氏请他们代为传达的是些什么样的话题，“可与深言”的“故事”又是指的什么内容。《梅村家藏稿》中有一封《致云间同社诸子书》，书中对两个文社“偶因汝颍之辨，几致洛蜀之争”表示了遗憾，殷切希望他们“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能够“同归于好”。不难判断，这正是在有识之士的敦请下而做的调解。同样，其参加并主盟“十郡大会”也是为两社的和好而在进行斡旋。这种调解和斡旋放在清顺治十年政局的大背景（反清的力量仍然相当活跃，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士人充满戒心）之下，应该说多多少少是情势使然，并非吴梅村主观上想“以积极的处世哲学求得进取”，更谈不上他“急需这笔本钱去做一单大买卖”。史料俱在，我们没有理由轻易否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而另外生造出一种说法吧？离开史料，便容易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自以为合情合理，其实早远离了事实真相。
正是出于对史料的重视，笔者格外注意搜求梅村佚作，哪怕是零篇断简、片纸只字也不放过，因为其中完全有可能隐藏着十分有用的信息。这次修订《吴梅村年谱》，我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增加了许多近年来新发现的佚作，也就是许多新史料，能够使我们对吴梅村的了解更丰富、更准确。这些佚作，除了笔者搜求的以外，有几篇非常有价值的是冯先生发现并告知的，也有些是根据朋友提供的线索查找到的，它们或来自地方志，或来自诗文总集，或来自书画题跋，零零散散，集腋成裘，聚在一起，还是比较可观的。这里不能对这些佚作一一述说介绍，只拣出两篇略作说明，就不难看出其价值所在了。一篇是《东皋草堂歌》。这首诗是《后东皋草堂歌》的姊妹篇，但没有收入《梅村集》和《梅村家藏稿》中，几百年来从没有出现过，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佚失无疑。2000年10月，蒙冯其庸师见告，在古画的题跋中发现了这首诗，它和后歌一并由吴梅村亲笔抄录于董其昌的画卷之上，该画今存上海博物馆。冯先生为此还曾亲赴该馆审鉴，验明真伪。对吴梅村研究来说，这一发现有很重要的意义。该歌行写的是明崇祯朝很有名的一次党争事件，通过它，我们对这次党争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吴梅村在党争中的立场态度多了几分了解，此其一；这首诗是赠给瞿式耜的，由诗中的描写，特别是诗后吴梅村的一段亲笔题跋①，我们不仅更多地获知了瞿式耜这位一代名臣的一段经历，还搞清了吴梅村与其交往的始末，弄明白了为什么吴梅村会写下两首同题歌行赠给他，此其二；这首诗作于明崇祯十年，这就是说，它比吴梅村诗文集中所有长篇七言歌行的写作期都要早，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吴梅村歌行中的第一篇。它初步显露出“梅村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又带有几许生涩，不像后来的代表作那样老到与精致。把它同此后的歌行相比，这首诗有哪些艺术上的长处后来得到承袭并强化，哪些稚嫩之处后来得以改进与提高，也就是说“梅村体”如何由生涩走向成熟，“梅村体”的基本特征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便使人看得更加清晰了，此其三。仅凭这三点，这首佚作就格外值得我们珍视了。
另一篇是《爱山台禊饮序》，它是清康熙七年三月吴梅村访问湖州太守吴绮时，为禊饮日的一次文人雅会写就的。参与这次文人雅会的，除了二吴之外，还有徐乾学、吴雯清、宋实颖、白梦鼐、越闿等十人，俱一时之才彦。他们仿效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同修禊事，并分韵各赋诗词。后来，吴梅村将这次雅会上所作诗词收入了自己的诗文集中，但序文却没有收入。几年后，徐乾学为这篇序文写过题跋（《憺园集》卷三十六），那时，吴梅村已经去世，徐氏满怀着人琴之戚，一往情深地回忆起那次文人雅会。由徐文可知，当时与会的越闿事后将吴梅村亲笔书写的序文装裱成卷轴，随身携带，请许多名人在上面题跋。吴梅村的序文由于没有收入其作品集中，而笔者遍寻古文、骈文总集及地方志，均不曾发现，因此也以为必佚失无疑。让人惊喜的是，同样是冯其庸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发现了这篇序文的卷轴，并将该长卷拍成了照片送给我。这一发现同样很有意义，据笔者看来，其意义起码有如下数端：其一，这篇序文是一篇藻采艳丽、用典精赡的骈文，在吴梅村的文集中，骈文数量很少，多了这样一篇序文，我们对吴梅村在骈文创作上的成就便多了几分了解。其二，吴梅村在当时还是一名书画家，从书法角度看，这篇序文写得隽妙喜人。越闿把它装成卷轴，以后无论北上京师，南下钱塘，走到哪里，“必携置巾箱，晨夕欣赏”②，除了因为文章漂亮，肯定也是出于对其书法的喜爱。通过这篇吴梅村亲笔书写的序文和上面说到的前后《东皋草堂歌》，我们对其书法成就也会多了几分感性认识。其三，这次文人雅集曾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由序文卷轴上的题跋就可以看出。写下题跋的有徐乾学、龚鼎孳、施闰章、宋琬、吴绮、罗坤、曹溶、吴雯清等，均为清初文坛上赫赫有名者，他们有的躬逢盛会，有的未曾身预，然而无论何人，都对这次文人雅集低徊顾叹，若不能胜情者。因为像这样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的高朋雅集，实在不可多得，因而题跋者差不多都把它与王羲之诸人的兰亭之会相提并论。因此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这次文人雅集对于骈文在清代的复兴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当时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一种文体的流行，一种文风的勃兴，一种思潮的涌动，往往会在文人的群体交往中实现与完成。明末清初的文人社团为文人的群体交往提供了便利，而当清顺治十七年清廷严禁士人结社订盟之后，像清康熙七年湖州爱山台举行的这次文人雅集就非常难得了，其在文学倡导上的辐射作用也就不可低估了，不管这种倡导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们知道，主持这次文人雅集的吴绮是当时很有名的骈文家，吴梅村这篇序文之所以运用了骈文体，大概是要与之桴鼓相应。后来在卷轴上题跋的有几位名士也采用了骈文体，如宋琬、龚鼎孳等，考虑到他们在政坛、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我上面的推测似乎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这篇《爱山台禊饮序》所透露出的信息恐怕还不止于此，有些信息可能是我们尚未认识到的，但仅凭上述数端，其价值不是已经不言而喻了吗？除了上面所举的两篇佚作，这次补充的七律《元日忆朝东宫之什》、《魏宪〈补石仓诗选〉序》、《洞庭吴氏家谱序》、《汲古阁歌序》等也都很值得重视，这里就不一一缕述了。
这次本书的再版，另外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订正了原来存在的一些谬误，或者是对原来考证粗疏的地方作了更为精细的考证。这里也举两个例子，一是《鸳湖曲》的作期，原来此诗系于清顺治六年。而笔者考证吴梅村初游吴昌时竹亭湖墅的时间为明崇祯十五年（见该年谱），至清顺治六年重游竹亭湖墅仅有七年，与诗中“十年此地扁舟过”一句不合，故笔者将之改系于清顺治九年，因为这一年吴梅村不仅到过嘉兴（吴昌时竹亭湖墅所在地），而且在这里写作《绥寇纪略》，居住了相当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此诗的内容与清顺治九年吴梅村的处境及心理活动恰相契合。这一年，吴梅村已经听到了清廷准备征召他出仕的风声，他不能不考虑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自己的政治态度。《鸳湖曲》一诗借着对吴昌时因为追逐权势而遭杀身的往事的回顾，婉曲地表白了自己的立场。诗中突出地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前面写吴昌时家居生活的部分写得花团锦簇、十分热闹，接下来转而写他因贪恋权势而“以事见法”的过程及其竹亭湖墅败落后的景象，则换了另外一种笔调：“哪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这些诗句渲染出一种惨淡而凄凉的气氛。吴梅村通过这种极为强烈的对比强调了变化的突兀，很显然，他在这种对比中寄寓的是人生无常、福祸难测的思想，是仕途凶险、富贵不保的意旨。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既然宦海风波险恶，那么就应当收竿转船，学习陶潜，做个隐士。那些追逐名利权势的人，其见识还比不上江湖上钓鱼的老人呢！可见这绝不是泛泛而论，它既是诫人，更是自诫，在越来越多的亲友学生接受清廷录用的情况下，在自己被清廷征召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吴梅村表明了隐居不仕的态度。由以上所论，将《鸳湖曲》改系于清顺治九年显然更为合理。
另一个例子是《永和宫词》的作期。原来此诗系于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但究竟作于这一年的哪一段时间却没有指明，这一次则考定当作于该年二三月间，即弘光朝覆灭前夕（具体考证可见该年谱文，这里不再重复）。考证出其作于弘光朝灭亡前夕而不是其后，这对于了解吴梅村对弘光朝廷的政治态度很有帮助。这首诗虽然叙述的是田贵妃的一生，但结尾四句顺带讽刺了荒淫无比的弘光帝：“昭丘松槚北风哀，南内春深拥夜来。莫奏霓裳天宝曲，景阳宫井落秋槐。”这与上面写崇祯帝的部分形成强烈对比，从诗人的描写来看，崇祯帝是一位恪守君道、忧劳国事的君主，可弘光帝却是一个十足的昏君。同样面对危如累卵的时局，一个君王去奢返朴，力图振作，尚不免国灭人亡的命运；另一个荒淫无道，醉生梦死，又怎么能保江山不失呢？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诗人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弘光朝国祚难长。诗人对于本来给予复兴希望的弘光朝的失望与愤怒情绪于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而他之所以在弘光朝做官仅仅几个月就借故归乡的原因也可以了解得更深入了。倘若不是明确此诗作于弘光朝灭亡前夕，如上的认识恐怕就难以得出或者要大打折扣了。
总之，此次拙著再版，通过增补修订，力求使谱主的身世行迹更加准确清晰和详细，为吴梅村研究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材料与信息，进而推动吴梅村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拙著得以再版，首先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就像当年出版此书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一样，他们那种乐于为学术积累奉献的精神，令人钦敬和感动。我还要感谢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文艺研究》杂志社的赵伯陶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邬国平先生、和平出版社的王同辰先生、江苏太仓文化局的张炎中和吴聿明先生，本书增加的许多篇佚作都是他们发现并热情提供给笔者的。
注释：
① 题跋全文为：“余以壬申九月游虞山，稼翁招饮东皋草堂，极欢而罢。已稼翁同牧斋先生被急征于京师。余相劳请室，乃作前歌。又十余年再游虞山，值稼翁道阻不归，过东皋则断垣流水，无复昔日景物矣，乃作后歌。其长公伯申兄出董宗伯卷，并书其上。登高望远，云山邈然，俯仰盛衰，掷笔太息。”按：此题跋与前后《东皋草堂歌》由吴梅村亲笔一并抄录于董其昌画卷之上。该画今藏上海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所出《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3卷收录了该画的影印件。
② 见吴梅村序文卷轴之后罗坤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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