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作用与地位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经济论文,进展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正确认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事关是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其观点往往针锋相对。理论纷争的背后是政策主张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总结和评述，以正本清源。 一、关于国有经济存在依据研究的进展与论争 部分学者教条地把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套到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身上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范围应该以承担弥补“市场失灵”为界限，认为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数量很少，我国国有经济也不需要那么多。如王新新发表文章主张，“我们的所有制改革应这样进行：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而存在于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①周叔莲曾明确表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要应该承担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功能”，②所以国有企业不能太多。何伟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因而属于社会安全和社会服务的领域，都应由国家来经营”。“既然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职能，而不是为了盈利，因而国营经济应从盈利性竞争领域退出来，经营一些不盈利非竞争性的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当国营经济从盈利性行业退出来，实现国退民进，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空间，这些行业和领域基本上应由民营经济来经营”。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实际上是代替财政行使部分财政功能，从事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的享用与代价的不对称性决定了这种需要无法通过市场规则实现，而必须由政府投资进行生产以弥补市场缺陷，也决定了政府投资的非盈利性。因此，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临界值，仅仅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期的临时性目标，调整的最终目标是将国有经济集中到社会公共需要领域，而把一般性竞争行业让渡给市场经济竞争主体”。④许小年认为，如果遵循经济学原理，国有部门一定要收缩到最小，一定只做那些私人公司做了要赔钱的或者私人公司做不了的事情。国有部门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补上私人资本做不了的事。⑤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真正降低到10%以下，中国未来的10年才会充满希望，收入倍增计划才可以实现。⑥张文魁认为，“实际上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降到这样的水平，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得以确立”。因此，要“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⑦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明确主张，“国有企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应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⑧ 针对照搬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论的观点，有很多学者发表文章进行了批驳。李成瑞批驳到，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但它们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国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发挥主导作用。它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主要对市场经济起补充作用，用于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它集中于公共产品领域，同时，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参与一些重要的资源开发或产品制造领域，如采煤、钢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从而对国民经济起到某种调节和引导作用”。⑨张宇、张晨发表文章认为，将国有经济的存在依据限定为补充“市场失灵”在理论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它不仅不符合世界各国国有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国情，更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国有经济的一贯方针，具有明显的私有化导向。从根本上说，国有经济的存在是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所谓的市场失灵和非竞争性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⑩宗寒认为，中国建立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11)周新城批驳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实行国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有和私有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国家所有制才是全民所有制，才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国家所有制是国家按照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占有生产资料、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其次，从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同我国的国有经济也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一些国有企业，它是作为私人企业的补充而存在，是为保证私人企业更好地运转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的任务被定位为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缺陷，在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而一切应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国情办事。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根据保证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而不能照搬西方。(12)左大培认为，中国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且需要的是那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内部纪律的国企。没有这样的国企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引导技术进步，需要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大企业作支柱，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积存的文化特征，中国的私企难以摆脱家族主义的束缚，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企的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13)胡鞍钢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对于中国而言，就是由本土大企业组成的“中国兵团”与国际跨国公司的竞争。国有企业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是“中国兵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有大型的并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4)对于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卫兴华归结为七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的必要构成，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即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第二，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它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三，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缺点和市场失灵的物质手段；第四，是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如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国外政治动乱、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的物质手段；第五，是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科技兴国、实现国家现代化、应对国际竞争的坚强力量；第六，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第七，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15)程恩富、鄢杰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调整不能以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为依据。国有经济的进与退的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为标准。(16)刘国光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经济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企业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因此，国有经济理应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有“绝对的控制力”。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有经济的数量底线不能以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的“国际经验”为依据。(17) 二、关于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与论争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多个不同场合发表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经济无关。吴敬琏提交给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的论文认为，把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联系，属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并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18)他在2013年10月16日在接受凤凰财经公开访谈中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国有这个词。”还说“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19)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20)高尚全否认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有人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称作社会主义，指出那是“冒牌社会主义”，据此宣称我国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并批评我国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我国国有化是社会主义。(21)《财经》杂志社社评公开呼吁，“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要向私人资本“真正放开那些‘含金量’大的投资领域”，“可以考虑摆脱所有制束缚，淡化‘主体’或‘主导’的提法”，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2) 针对吴敬琏的重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对“国家迷信”的观点，有林批评说，“完全是论者采取张冠李戴的手法杜撰出来的”；(23)黄振奇批评说，“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24)黄振奇还分析道，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确曾批判过机会主义者“对国家迷信”，但那要指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这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建立和发展国有制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所以，用恩格斯批评机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迷信”的观点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符合恩格斯理论观点原义的。 针对吴敬琏“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国有这个词”的观点，周新城指出，“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信口开河。1985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25)张宇指出，“国有经济具有公共性和阶级性二重属性。国有经济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26)张宇还指出，认为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就在于脱离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混为一谈，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 针对吴敬琏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的观点，周新城指出，我们遍查《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也找不到他所引的这句话。这是他自己编造的社会主义定义，却安在邓小平的头上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邓小平没有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把其他特征排除在外。(27)黄振奇指出，实际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社会主义。例如，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从上边引证的两段话中，即可明显看出，抛开以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也不是邓小平的定义。(28) 针对张文魁的“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多寡所决定的”观点，有林批驳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以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29) 针对高尚全的“我国国有经济是被恩格斯批评的‘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卫兴华、何召鹏认为，这一观点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30)恩格斯提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将邮政、电报和铁路转化为国家财产，但这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俾斯麦的铁路国有化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认为俾斯麦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那是错误的，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我国是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当然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础。有林指出，恩格斯批判的是冒牌社会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国有化，是把资产阶级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31)项启源批评说，是“片面引用经典著作，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我国的国有经济”。(32) 针对摆脱所有制束缚，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项启源、何干强认为，这种声音具有颠覆国家宪法、改旗易帜的居心。各级党和政府决不能把这种“改革”主张当成真改革，一定要严格把好关，维护和遵循国家宪法，促进国企改革。(33) 三、关于国有经济是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研究进展与论争 高尚全通过否定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来否定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高尚全发表文章“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并认为“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而是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34)2012年12月16日，高尚全在《深圳特区报》上撰文回忆说，他2003年4月23日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文件起草小组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如果将国有经济定位为党的执政基础，有四种现象就不好解释。第一，苏联垮台时，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为什么就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社会主义制度持续下去？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有经济比重都比较高，基本上在30%～35%，也没有人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浙江的国有经济投资很少，但恰恰是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较富裕，社会较稳定。第四，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没有人说越南不是社会主义。(35)他在上文中指出，改革攻坚，必须坚持“三个不动摇”，即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国有经济正确定位不动摇，坚持打破行政垄断不动摇。强调打破国企垄断，提出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参与竞争。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就这么简单。国有企业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这点必须认识到。”(36) 针对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的观点，著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发表了《为什么说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的专题文章。他是分三个层次来回答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问题的。第一，要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其目的是什么？他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的回答后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第二，让广大劳动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要求建立国有经济。他分析道，“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会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第三，只有坚持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掌握国家政权。“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执政为民。只有执政为民、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了其执政地位就是前车之鉴。(37)卫兴华在另一篇文章中对高尚全的“四种现象不好解释”进行了逐一批驳，指出其用以否定国有经济重要地位和性质的四条理由都是没有根据的。(38) 针对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的观点，何干强也发表长文进行批驳。其核心观点是：(1)如果把公有制为主体改掉了，其发展的结果就是非公有制为主体，在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要想确保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无疑成了空中楼阁。“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除了国有经济本身是代表劳动人民为主的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除了它在人才、科技、设备的质上优于其他所有制经济，除了它必须控制自然资源产业部门、国家安全产业部门、重要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部门等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部门，因而本身能在经济中起先进带动和支撑调节作用之外，还绝对不能离开它和集体经济共同构成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数量优势的主体地位”。(2)如果国有经济不是党的执政基础成立，其发展的结果是刨掉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政党存在于阶级社会，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或集团，任何政党都必然有赖以生存和依靠的阶级力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国家将消亡，政党也就不再存在。而在当今时代，仍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或斗争，也就必然存在政党和不同政党之间的矛盾或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这样性质和发挥这样作用的先锋队其阶级基础只能是由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培育的工人阶级，其执政必需的广泛统一战线只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些都决定了党的执政基础只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坚持这种基础不动摇，才有可能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才能真正坚持党的正确领导。(3)“民心、民生、民意”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如果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那么与公有制经济对立的“民”不可能是广大劳动人民。既然要以私有制为主体，显然他讲的“民”就主要是私营、外资老板及其代言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他们的“民心、民生、民意”可以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但是，由私营、外资经济存在剥削关系这种本质所决定，他们的根本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有对立性甚至对抗性，他们一旦掌控“话语权、监督权”，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必将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和合法性，失去执政的权利。因此，用所谓“民心、民生、民意”来替代公有制经济作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无异于对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釜底抽薪。(39) 实际上，关于国有经济究竟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江泽民、习近平都有明确的阐述。江泽民在2000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道：“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有效运行，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我们这么重视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40)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这指明了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而且是基础中的支柱。 四、对国有经济作用与地位论争的评述 (一)不能照搬西方国有经济比重理论 我们认为，部分学者鼓吹的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忽视了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忽视了市场经济可以有不同模式，既可以有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两种模式可以并行不悖，相互借鉴。每个国家选择哪一种模式，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而这些因素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选择哪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更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自己摸索出来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优的。虽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我们不要忘了，真正发达的只是少数，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更多的是不发达。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俄罗斯东欧经济衰退、停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2008年的严重危机陷入持续低迷，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认为一旦迅速照搬了英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就可以自然地快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国家。尽管中国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信誉。我们要破除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模式的盲目崇拜，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走中国式市场化之路。 另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可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要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比例来调整所有制结构是何等的荒谬。 (二)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 我们认为，少数学者宣扬的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经济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无视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在于其以公有制为主体。失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性质必然发生变化。 另外，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保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平，产生贫富分化。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即使在具备完全竞争的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也“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结果将是，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一代代人中留下去”。(41)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美国来看，就是如此。美国媒体公布的有关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高收入家庭的财富不断增长，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却陷入停滞。到2013年，高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63.94万美元)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9.65万美元)的近7倍，高收入家庭的平均净资产达低收入家庭的近70倍”。“80%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5%，其金融财富仅占全社会的7%；其中占美国人口40%的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财富的0.3%”。(42)美国高收入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已创纪录。法国学者皮凯蒂新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利用欧美国家近300年可观察到的数据分析表明，资本收益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如果5%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则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43) 这些事实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中贫富分化的历史事实，揭示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现象。可见，没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三)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 我们认为，个别学者否定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观点是错误，错误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宗旨完全不同。西方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为了更好地代表或确保本集团的利益，需要成立政党。可见，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都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或集团，都有赖以生存和依靠的阶级力量。总体上，资本主义政党是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政党，代表的是不同资本家阶级集团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代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或是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利益的党)。代表劳动人民利益，就是让广大劳动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它需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史，任何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之初，都会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无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可见，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只有执政为民、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 (一)要勇于批驳在国有经济地位与作用上的种种错误认识和观点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也明确规定：“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历届中央有关文件都指出了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马恩列毛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条件下的国有经济早有明确的定位，即国有经济是归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无论是照搬“西方国有经济比重”，还是宣扬“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经济无关”，以及否定“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都是违背宪法、党章、历届中央有关文件，以及马恩列毛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提供理论依据，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营造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舆论压力。尽管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是少数学者，但这些学者的社会影响大，有的是以改革派自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就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坚持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经济地位与作用”问题认识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这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需要，确保改革不犯颠覆性错误的需要。如果任这些诸如此类观点传播、扩散，无疑会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根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更要加强理论宣传。 (二)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大 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垮了，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随之垮掉，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而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载体，所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从当前看，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如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国有经济在全国产业中所占比重从1985年的55.6%下降为2012年的36.4%，非公有制经济由5.9%上升为63.5%，私营经济由0.7%上升为50.4%。(44)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下降，已下降到只控制五六个行业，只占国家经济命脉行业的1/3，以资产计也不到一半。这明显影响国有经济支柱作用的发挥。 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需要破除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的观点。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共同发展。我们看到，1949年之前，我国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基础工业薄弱，私营经济也没有发展起来。我们也看到，一个国有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一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技术溢出、财政收入、市场协作、市场空间等各类效应。 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需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经济，如果没有活力、竞争力，则迟早要被淘汰出局，而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所以，要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创新和技术提升体制机制创新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以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三)要建立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机制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的企业，理所应当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了国有企业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忽视了国有企业的“人民性”，或者说国有企业的“人民性”尚未得到合理体现，所以，老百姓对国有企业批评较多。国有企业如果不赚钱以至亏损，就被批评说“经营不善，缺乏效率”；如果赚了钱，就被批评“与民争利”或者“输送利益”。国有企业如果做强做大了，被批评为“垄断”；如果做不强做不大，则被批评为“没有竞争力”。 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一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在这方面，国务院已有相关规定。即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二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国企收入分配要体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保障公平正义，不搞两极分化。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为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2008年发布的年报显示，其董事长马明哲的税前薪酬高达6616.1万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四是建立国有企业利润向全国人民分红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企业，实实在在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为了确保改革不犯“颠覆性错误”，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批驳新自由主义在国有经济地位与作用认识上的种种谬论。当然，我们更需要把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搞好，这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 ①王新新：《效率比较：私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当代经济科学》1994年第2期。 ②周叔莲：《不要再用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前沿》1999年第6期。 ③何伟：《学习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2期。 ④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量化分析》，《统计研究》2001年第1期。 ⑤许小年：《国有部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拾遗补缺》，《商界评论》2012年第7期。 ⑥张维迎：《国企占GDP比重应将至10%以下》，2012年12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2/15/c_114034830.htm?prolongation=1。 ⑦张文魁：《国企需要新一轮改革》，《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期。 ⑧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 ⑨李成瑞：《对“国有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控制性力量”一文的商榷》，《统计研究》2001年第9期。 ⑩张晨、张宇：《“市场失灵”不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兼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 (11)宗寒：《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与袁志刚、邵挺商榷》，《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12)周新城：《对否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几种观点的辨析》，《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13)左大培：《国有经济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当代经济》2011年第16期。 (14)胡鞍钢：《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基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的分析》，《红旗文稿》2012年第19期。 (15)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兼谈怎样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与“资”、“公”与“私”的论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6)程恩富、鄢杰：《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管理学刊》2012年第3期。 (17)刘国光：《再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企业家日报》2013年9月14日。 (18)《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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