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的神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周时期人们心目中的主要神灵形象是当时人们神灵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商周的神形，不仅有助于揭示其间神灵形貌的演变，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宗教学理论上所见的神形演变规律，加深对中国上古社会特质的认识。目前，学术界似尚无专文对此课题作一断代、全面、细致的考察，本文拟在继承前人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商周的神形作进一步研究。
一 商代的神形
研究商代神形，学者们大都注重从青铜器纹饰着手。由于殷代中期至西周早期，饕餮纹及夔纹施用最为普遍，对其内涵的探讨遂成学术界热点之所在。
张光直先生认为，饕餮、夔龙等神怪性动物，很可能由牛、羊、虎和爬虫等自然界中动物转化而成，青铜彝器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之用的，其上所像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1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联系甲骨文字与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分析了饕餮纹的形态特征， 研究了这一图像纹饰的“系谱”，将殷、西周前期饕餮纹看作“帝”的图像，并认为这种图像渊源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与鸟组合的图像，经过龙山文化的鬼神像演变而至。[2 ]杨希枚先生认为，就较早古文献所见几项原始材料而言，古所谓饕餮为族群的专称，而兼为周鼎所见一种艺术饰纹之称。饕餮民族为一强悍族群，据传说曾存在唐虞之际，后被逐至荒远之地。饕餮纹或即饕餮族人的肖形，既示其凶悍，提高人之警戒，也以此诅咒其终有恶报，兼以戒人之贪恶。[3]晁福林先生认为， 饕餮纹是商代巫师的形象化。[4]
“饕餮”一词首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此所谓“三凶”，是指该书同文中所言帝鸿氏不才子浑沌，少皞氏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不才子梼杌。杜预注谓：“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然王引之《经义述闻》引王述之语曰：“饕餮一声之转，不得分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也。……盖饕餮本贪食之名，故其字从食，因谓贪得无厌者为饕餮耳。”《吕氏春秋·先识览》谓：“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所谓“报更”，犹言“报偿”。此以饕餮为食人怪兽。同书《恃君览》又以饕餮为自相残杀之族类：“非滨之东……扬、汉之南……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糜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
“饕餮”或为人称或为兽称，兽称可能为本意，人称应是一种比喻。称青铜器上这种纹饰为饕餮，当据《吕氏春秋·先识览》，约自宋吕大临《考古图》始，现世学者多有异议。李济先生称此种有身之“饕餮”为“肥遗”，为一种见于《山海经》之神话动物名称。[5 ]容庚先生认为，饕餮之名虽是后人所定，其意义也是后人的附会传说，不足取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沿用这名称，来作为这种纹饰的标识。[6]
夔纹也与饕餮纹一样，其名称已使用日久，一般将其归入龙纹之中。旧通常所谓夔纹是指一种有一足、二足或根本省略了足的龙形侧面图像。其皆张口，躯体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或称冠），尾部下卷或上卷。《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攵，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庄子·秋水》云：“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而行。”踔即跳跃。是知夔为一种形近于龙的怪物。《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是以夔为一足、无角之青牛，距龙形甚远。夔纹之称，当本自《说文解字》。
细析林巳奈夫论证，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将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看作“帝”的图像，其结论实难成立。如果以占据位置的重要与否来推论神灵地位的高低，与饕餮纹位置相当的夔纹以及其后盛行的顾龙纹、长卷尾鸟纹和大鸟纹等亦可看作上帝的象征。诚然，饕餮纹的原型可追溯到良渚玉器神像，而良渚玉器上的神像可分为三类，即人兽复合神像、所谓的“太阳神徽”与“阳鸟祭坛图”以及神鸟图像。[7 ]林巳奈夫恰恰忽视人兽复合神像， 其实这种神像当中明显包含有后世所谓饕餮纹的形象。对于这种人兽复合神像，其中的神人徽像可能为良渚人始祖神像，神兽大约是与始祖起源有关的神灵动物。就卜辞中的帝的存在而言，先王和部分巫既然可以升天宾帝，要是饕餮纹为“帝”的图像，宾帝的情形在青铜器纹饰中也当有所反映。此外，就帝的起源而言，殷人的上帝与周人的上帝可能不同源，[8 ]其形象一般情况应有所差异。殷人的帝的形象由龙山文化鬼神像演变而来的可能性亦较小，因为龙山文化的玉饰鬼神面为人面，和兽面迥异。
既然饕餮不是帝，其内涵又为何呢？从现有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其是一种神性动物，只不过其神名尚难以知晓，其神形所取的物像多有由来，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9]除饕餮外， 殷代青铜器上所见的主要神性动物还有龙、凤及龙首鸟身的动物。
龙的形状很像长了脚的蛇类，也较像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水物也。”（注：需要说明的，《左传》桓公五年有：“龙见而雩。”庄公二十九年：“龙见而毕务。”僖公五年：“丙之晨，龙尾伏辰。”龙即苍龙，为东方七宿所组成的动物图案，后人称为东宫苍龙。杨伯峻注《左传》谓“龙见而雩”之“龙见”，非谓七宿尽出现，角、亢两宿（角宿有室女座之二星，亢宿有室女座之四星）于黄昏出现东方，即可谓之龙见。郑慧生认为“龙尾伏辰”谓日月相会在东方苍龙的尾宿上（《古代天文历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称东方七宿为苍龙的观念当源于其形状和神话传说中的龙相近，能影响风雨。）《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函（藏）于天地（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可见，龙主要生活在天上或水中，而鳄和蛇主要生活在地下。龙形主要是蛇、鳄等的合成物。
古籍中所记载的关于凤的主要传说有：
《国语·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韦昭注曰：“三君云：‘鸑鷟，凤之别名也。’”
《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大荒西经》：“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说文解字》：“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
总之，凤的形状也和龙一样，由自然界中实存的众多动物的形貌组合而成。至于龙首鸟身动物之神形，亦可作如是观。
在商和西周的青铜器纹饰中，还有一种人物画像类纹饰。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的时代属殷代晚期的人面方鼎，腹四面各饰一浮雕人面。[10]该人面是否为神形，尚不清楚。在晚商青铜器上，人形大多与动物共组，如殷墟小屯五号墓（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及著名的姤戊（即司母戊）方鼎耳部上均有双虎张口欲吞食一人首的纹饰；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上的纹饰则作一首双身虎，口衔一蹲踞的人头部；[11]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一件三足觥，后面二足各饰一蹲踞的人形，其头部正上方是一张大的兽口，同馆所藏的一件刀背上带鋬的大铜刀，鋬部为一龙形兽张开巨口衔一蹲踞形人首；日本住友氏泉屋博物馆与巴黎赛努施基（Cenuschi）博物馆所藏的两件属殷代晚期的虎食人卣，均作一虎张口，两只前爪抓住一人欲吞噬之形状。[12]（P406）张光直先生认为，张口怪兽虽与人形共同出现，但并非表示食人，此种人可能为巫师，动物张开大口是为了嘘气成风，帮助巫师上宾于天。[13]汤惠生先生认为这种蹲踞式人形是地神、生殖神和祖先（神）的共同象征，亦是后来系统化宗教中人格神的原型或母体。（注：汤惠生先生在《原始艺术中的“蹲踞式人形”研究》（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 蹲踞式人形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现象， 在我国可追溯到岩画和彩陶文化中。 青铜器上蹲踞式人形能否追溯到彩陶文化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均尚待研究。）鉴于这种人物画像及兽类形象大都比较写实，可能其内涵还是非神。能够初步判断这类纹饰为神形的是《通考》图版九八零所著录的日本住友氏藏铜鼓框两侧饰头上有角之怪人像。该铜鼓年代约为殷代晚期，人的面部带有野兽之特点，人首兽身，而这种神形在后来《山海经》中则较为常见。此外，原美国纽约G.L.温斯罗普氏所藏的一件玉人兽复合式器，亦可能为神像。该器年代约为夏商，头像下有一较粗的颈，并有长方委角形饰，胸前浮雕一正视兽面纹，人两手上举，手端作鸟形，两手与头顶平。（注：参看周南泉《夏商时期的玉人神器赏鉴—古玉研究之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1期第65—74页）。 与其将青铜器这种写实型人物画像类纹饰解释成巫师及供其驱使的神兽形象，还不如将其看作类似于《山海经》之中的部分神灵，如《大荒南经》中的神不廷胡余，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则这种人形也是一种神形。此外，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人物画像类纹饰可能反映的是神话传说中的人兽关系。）
甲骨文中，能够反映祖先神形象的只有高祖夔、讬王亥。，殷契作
手掌向下。将先公的形象锲成猴形，可能反映了在商人的心灵深处，朦胧地意识到商族起源与猴类有关。猴类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神话在我国彝、傈僳、布依等少数民族中亦流传较广。[14]（P670—673）
，甲骨文作
非首有两歧，亦非从目也。”[15]（P2846）可见， 作为祖先神， 高祖 之神形在商人心目中已为人形或近似于猴。
王亥之亥，甲骨文作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因民国，勾姓，黍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联系生民神话的相关传说，《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
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吕氏春秋·音初》：“有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商人确实将本民族始祖诞生的神话与鸟结合起来。郭沫若在论及“玄鸟生商”神话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是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17]（P328—329 ）鉴于鸟类不能直接生鸟，而是生卵， 故鸟生神话实质为卵生神话。
在卜辞中既称高祖又称王，和上甲以后先王并列，其神形大概为鸟形，或鸟与其他动物的糅合。陈梦家先生《殷虚卜辞综述》中倾向于王亥为殷之主要始祖即契。[18]（P339）
卜辞中还有三种比较重要的神灵即土（社）、河及岳，其神形过去学者未曾探讨。从后世文献《管子·轻重戊篇》“有虞之王，封土为社”、《逸周书·作洛解》“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
以黄土”来推之，商代的社祭也应是筑坛直接向大地献祭。卜辞中所见土（社）的权能尚限于自然权能范围，不象后世涉及人事，无发展为祖神之表现，因此，将其视为先公是不妥的，其神形应就是大地的形貌。河、岳在卜辞中没有称高祖的明证，但常与高祖王、上甲等并祭，将其称之为商人的“先公”以示其已有祖神身份则较为合宜。《合集》28207 卜河是否与夔、上甲即宗即同享于宗庙，《合集》13532还有“河宗”，30298有“岳宗”。卜辞祭河、岳和夔、王亥一样，多在辛日，近来已有学者指出这点。考虑到卜辞中河有时确指河水这一事实，过去学者多主张河以自然神之身份被奉为祖神，严格说来，可能还应表达为：河既是自然神，又是祖神，卜辞时代祖先神河已出现人神自然化的倾向，故导致自然神河向人神转化。自然神的人神化是人神自然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自然神河既被祖先神河同化，其神形当与祖先神河同，为人形。岳的本原是山，为山神，其被祖先神岳同化后，神形也当为人形。
先王和贵族等近祖的神形在卜辞中没有明显反映，可能已从动物形貌演化成人形。至于帝和其它神灵的形貌，尚不能知。（注：《史记·殷本纪》载帝武乙尝“为偶人，谓之天神。”如武乙确曾射天，而此天神又为帝，则帝的形貌为人形。 袁德星先生在《上帝与上天》（载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91 期即1990年第八卷第7期第71—79页、93期即1990年第八卷第9期第108—125 页）一文中通过研究古代宗教信仰和古器物之关系，认为帝之形貌由龙、凤、虹蜺等构成。）
至此，我们可将商代的神形小结如下：
（一）青铜器纹饰中之神性动物形象主要采自自然界不同动物，由不同动物的不同器官拼凑而成。极少数神形由人与兽组合而成。
（二）商人部分先公高祖的神形为动物形（鸟形、猴形），部分为人形（如岳、河等）。
（三）商人的近祖神形可能为人形。
（四）社神的形貌为大地形貌。
（五）帝和其它诸多神灵的神形尚不清楚。
二 西周春秋的神形
西周春秋时期，作为神灵的天和帝之神形差别较大。《诗·小雅·雨无正》谓“浩浩昊天”，《小雅·巧言》谓：“悠悠昊天”，《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可见，《诗经》中的神灵之天并未被赋予人之形象，虚无飘渺。而帝则不同，从《大雅·皇矣》“帝谓文王”、“监观四方”、“乃眷西顾”来看，帝有口能言，有目能视。《尚书·君奭》说人间之事可以“冒闻于上帝”，是帝有耳能闻。《大雅·生民》谓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是帝有足。《大雅·文王》谓“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帝又有身。综合来看，帝与人同形。
至迟在春秋时期，五行神中的句芒、祝融、蓐收三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确立。《墨子·明鬼下》谓：“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谓“三绝”为“玄纯”之误），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冒，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亦谓：“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由两书记载来看，句芒神之形貌为鸟身人面，面方素服。《国语·周语》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国语·郑语》云：“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山海经·海外南经》谓：“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之形貌可能为兽身人面。蓐收之形貌，见于《国语·晋语二》，为人面白毛虎爪，手执钺：“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蓐收形貌为：“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可能为战国时蓐收神形。
关于西周春秋祖先神的形貌，我们似可从周代立尸礼来作初步推论。《礼记·礼器》在论夏商周三代立尸时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无）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周坐尸。”《礼记》所论三代立尸情况可能与史实不符，但周人在祭祀祖先神时行立尸礼则是可以肯定的。[19]从《小雅·楚茨》的“先祖是皇，神保是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凫鹥》的“凫在泾，公尸来燕来宁，尔酒既清，尔肴既馨，公尸燕饮，福禄未成”等诗句，描写的就是神尸的饮食活动。从立尸像神来看，西周春秋的祖先神形象应为人形。祖先神形像为人形在《左传》等典籍中亦有所反映。
《左传》昭公七年载伯有为郑所杀后，“郑人相惊以伯有。……或梦伯有介而行……。”伯有的魂灵形貌当似其生前。同书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指成公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从杀余孙不义，可以判断大厉为赵同、赵括先祖，其形貌为一披发及地的人形。又哀公十七年：“（卫杀浑良夫后）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浑良夫之冤魂亦为披发人形。
《晏子春秋·谏上》载有晏子劝阻景公伐宋的应对：
景公举兵将伐宋，师过泰山，公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觉，辟门召占梦者，至。公曰：“今夕吾梦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犹识其状，识其声。”占梦者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请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则可。”公曰：“诺”。明日，晏子朝见，公告之如占梦之言也。公曰：“占梦者之言曰：‘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间，对曰：“占梦者不识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汤与伊尹也。”公疑，以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则婴请言汤、伊尹之状也。汤质皙而长，颜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而下声。”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后。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以平宋。”
晏子所言虽旨在劝阻景公伐宋，然我们仍可看出祖先神之形貌为人形。从占梦者言辞中，可知泰山神之神形亦为人形。
西周春秋时期，人死后神灵虽以人形为常，但也有例外，如《左传》庄公八年载“（齐襄公杀公子彭生后八年）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坠）于车，伤足丧屦。”公子彭生之神形就为动物形。
春秋时期，还保存有舜臣尧“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 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20]（P641）及夏“铸鼎象物……螭魅罔两，莫能逢之”[20]（P670—671）的传说。 螭，《说文解字》云：“若龙而黄。”魅，《说文解字》作鬽，云：“老精物也。”《周礼·春官·神仕》：“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疏引服虔注《左传》“以御螭魅”、“螭魅罔两”云：“螭，山神兽。鬽，魅，怪物。罔两，木石之怪。”“螭，山神兽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21]（P828）看来，春秋时人可能还存在螭魅观念。螭、魅的神形当采自不同动物，或人与兽的组合。《小雅·何人斯》谓：“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朱熹谓蜮为短狐，江淮水中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辄病。[22]（P98）是蜮形为狐之变形。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献子问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社神之形当为人形。《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同书宣公十二年：“（楚庄王）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又昭公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可见，春秋时人常祭河神。《晏子春秋·谏下》：“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以鼋形为河神之形。
至此，我们可将西周春秋时期的神形小结如下：
（一）作为神灵之天的形象无形可言，帝之神形类人。
（二）五行神的形象大多由人与动物组合而成，其中人形已开始出现变异。
（三）祖先神之形貌一般和其生前形貌相似，冤死者之神形大都为披发及地之人形，部分为动物形。
（四）社神、山林川泽之神之形貌或为人形，或为人兽复合体，或为动物形，动物形开始变形。
三 战国的神形
记载战国神形之典籍，最丰富的当推《山海经》。在该书中，神与怪兽已被区分。部分神和历史神话相联结，有神名，有的还有来历可寻。兹将《山海经》中之神形粗略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人形。如《中山经》：“中次六山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骄虫之神形亦可理解为人形+人形。
第二类，人形+龙形。如《南山经》：“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其神皆龙身而人面。”《东山经》：“凡东山之首，自
之山至于竹山，……其神状皆人身而龙首。”《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中山经》：“又东百三十里，曰光山……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
第三类，人形+动物形。如《北山经》：“凡北山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其神皆人面蛇身。”《中山经》：“又东二十里，曰和山，……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动物形或为三物，如《西山经》：“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其音如榴。”这类动物主要有：马、牛、鸟、虎、蛇、豹、羊、豕等。动物形为三物的不多见。为二物的少见，如《中山经》里骄山之神
围“如人而羊角虎爪。”
第四类，龙形+动物形。如《南山经》：“凡南次之二山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中山经》：“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
第五类，动物形。如《北山经》“北次三山之首，……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
需要指出的是，《山海经》中的神形以第三类为主。在人形与动物形的组合中，动物形中始终不见犬。《山海经》中的神形不见动物形+动物形这种组合，耐人寻味，人形+龙形+动物形这种组合亦不见。《山海经》中的部分神还有所操、所践、所戴、所载（注：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5以为：“‘载’亦‘戴’也，古字通。 ”载和戴可能还是有细微区别，至少行为对象有所不同，戴主要戴胜，载为玉、觡和蛇。）、所乘、所珥（注：所谓珥蛇，郭濮的解释是：“以蛇贯其耳也。”参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所衔。所操之物为杖（《西山经》）、蛇（《中山经》神于儿）及干戚（《海外西经》刑天）。所践之物为蛇（《海外北经》神禺强），所戴之物为胜（《西山经》西王母），所载之物为玉（《北山经》）、觡（《北山经》）、蛇（《中山经》）等，所乘之物为龙（《海外东经》句芒），所珥、所衔之物均为蛇（《大荒北经》）。能够所操、所践、所戴、所载、所乘、所珥、所衔之神形大都包含有人形。《山海经》中的部分神灵未记神形，可能无形，亦可能直接将自然物称之为神。在《西山经》中，就将羭山径称为神。在《山海经》的神形组合中，较强调奇，如《海外西经》之刑天：“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大荒西经》之嘘：“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刑天与嘘之神形虽本于人形，但已异化较大。又如《中山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人形与蛇形层层叠加，亦十分怪诞。
《山海经》中的神形，尤其是操蛇之神人形，在战国考古中常见。如湖北荆门出土的有“大武”铭文的铜兵器，上面的神人足踏日、月，两耳上各有一卷曲的蛇，一手操龙，一手握一怪兽；随州擂鼓墩2 号墓出土的大甬钟隧部花纹中有一两手操蛇之人神；淮阴高庄战国墓、 河南新郑、山西浑源、辉县琉璃阁魏墓等地出土的战国铜器上也均有神人操蛇像。（注：参看：a.俞伟超：《“大武觡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考古》1963年第3 期第153—155页；b.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第16—38页；c.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 《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189—232页；d.马承源：《再论“大武舞戚”的图象》，《考古》1965年第8期第413—415页；e.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吴荣曾先生在《文物》1989年第10期著文《战国、汉代的“操蛇神怪”及有关神话迷信的变异》（第46—52页），认为神人操蛇像和鸟践蛇、鸟衔蛇像有时在青铜器刻纹中并出，操蛇之神人部分有鸟翼，鸟衔蛇、践蛇当为神怪践蛇、操蛇的原始形态，并认为所谓战国的镇墓兽之原形当为鸟践蛇神。从神形渊源来看，二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尚待深入探讨。）
在《山海经》之外，战国时期的神灵形象在当时的绘画艺术中也有所反映。战国时期，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各诸侯国的殿堂宗庙等建筑日趋宏伟壮丽，壁画的绘制日益兴盛。王逸《天问章句序》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孙作云先生按：‘公卿祠堂’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 琦玮僪佹（谲诡），及古圣先贤、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孙作云先生按：‘书壁说误’。）何（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23]（P53）可见， 楚国的壁画就绘有不少神灵形象，其它列国也当如此。《天问》中的神形部分亦和《山海经》相似，如烛龙人面蛇身，虬龙负熊以游等。目前发掘的战国遗址，尚未发现可以反映当时壁画绘制水平的实物，仅在战国末期至秦统一时筑于秦都咸阳的宫殿遗址中发现有部分廊道壁画残存。战国壁画艺术渊源于殷代和西周的壁画。目前在考古发掘中曾发现过殷、西周壁画残迹。[24][25][26][27]只可惜这些壁画和战国壁画大都随着建筑物本身的毁损而消亡，使我们很难以见到其中神灵的真实形貌。
现已发现的以毛笔所作的战国帛画有两幅，即1949年在长沙东南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妇女凤鸟图或称《凤夔美女》帛画，及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御龙人物帛画。杨泓先生认为，这两幅帛画用意与葬仪有关，旨在由龙或龙凤引导死者灵魂升仙。[2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楚人似亦认为，人死后之神形为人形。灵魂升仙后，常与龙凤同游。龙凤的形貌由不同的动物组合而成。
与御龙人物帛画同出一墓的还有子弹库楚帛书。帛局全幅呈横宽的矩形，居中书写两段文字。在其四周作旋转状排列有12段边文及16幅图像。位于四角的四幅图像均为树木，其余12幅分处四边，每边各3 幅，都是奇异的神怪形象。 据李零先生《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所附图版伍（A）和（B）来看，这12幅神怪图像之构成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人形+动物形。共5幅。其中一幅神形由三人首、 一人身和动物的爪、脚构成， 一幅神人衔蛇。动物原形似主要为牛、鸟、 虎等。
第二类，动物形+动物形。共7幅。所像动物似有：蛇、鸟、 鹿、鱼、蟹、虎、猪等， 变形较大。图案组合大多为两至三种动物。
第一类神形似《山海经》中诸神，第二类似《山海经》中怪兽。至于这十二神的性质，学者们倾向于根据帛书的性质及帛书边文来做推定。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帛书近似古代历忌之书，[29]（P146—147 ）帛书边文也以李学勤先生的《尔雅·释天》中的十二月名说最具说服力。[30]十二神是否为大傩中的十二神，或十二生肖，或十二月神，现在看来还难以断定。从帛书的性质与宗教迷信禁忌有关来看，十二神或许既能对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又能影响人们死后灵魂的安居，故古人将其随葬作为死者宝重之物，指导亡灵的行为，以协调亡灵与十二神之间的关系。
能够反映战国神形的漆画，主要出自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棺上。[31][32]其上神形或巨首张口，或长耳双角，或生有羽翼，或下拖阔尾，均正面直立，一手执戟，显为人形+动物形。这类神灵或许为护卫曾侯鬼魂的卫士。
战国时期神灵之天的形象为无形，帝的形象文献中没有记载，可能仍为人形或无形。五帝的说法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同）、《史记·五帝本纪》中虽有不同，其形均为人形。五行神逐渐和青、赤、黄、白、黑相配。楚地太一神的形象可能尚未形成，由于道家认为太一无形，楚人难以赋予其形象。神仙既然可称仙人，当为人形。从《庄子·逍遥游》和《列子·黄帝篇》来看，仙人常御飞龙。社神、祖先神的形象为人形。河伯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云：“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试与之遇乎？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于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其形即大鱼。《庄子·秋水》里的河伯形象似为人形。河伯的形象可能在人们心目中不一。
1974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日书》中的鬼神形象大多为人形或动物形。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可见，战国时期一般的小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形象不一，可以谓有形，形形色色，亦可谓无形，虚无飘渺。
至此，可将战国神形小结如下：
（一）神灵之天的形象为无形，帝的形象比较模糊，可能为人形，亦可能无形。五行神渐与五色相配。太一神神形也较模糊。
（二）祖先神、社神、神仙之神形为人形。神仙常御飞龙以游。
（三）《山海经》中的神形可约略划分人形、人形+动物形、人形+龙形、龙形+动物形、动物形五类，还有部分神灵可能无形，或直接以崇拜对象为神。大部分神灵的形象为人形和动物形的复合物。
（四）众小神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不一，可以无形，又可以形形色色，然大都脱离不掉《山海经》中的神形或怪兽形。
综观商至战国时期神形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
（一）两周时期神灵之天一直无形。商周时期帝的形象以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明晰，为人形，商和战国时期不太清楚，战国时期可能为人形。
（二）祖先神的形貌逐渐脱离动物形貌而为人形。冤死者的神形在西周春秋时代一般亦为人形，部分为动物形。
（三）由人形和动物形组合成的神形呈发展趋势，越来越强调奇、怪。
（四）宗教学理论上所见的神形演变规律似不适合于商周时期。商周的神形演变可能有三个起点，一为人形，一为动物形，一为无形。其具体的演变过程似主要表现为人形的动物化、动物形的人形化以及有形与无形的相互转化。
按照宗教学理论关于神形演变规律的论述，早期阶级社会神形的基本形态应为人形，而商周时期神形的基本形态却为人形和动物形。导致神形中动物形依然发达的主要原因当是：
其一，在向早期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乃至商周时期，中国上古农耕社会的职业分化不甚明显，职业神崇拜未能充分孕育出来。这就有利于动物神崇拜的延续。
其二，商周时期的人神崇拜走上与动物神崇拜相融合的道路，有利于人与动物复合形神灵崇拜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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