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择校”：被定格的教育机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格论文,择校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4-0048-07 一、问题的提出 1995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然而，教育资源在地区、校际间分配不均的状况下，家庭对重点学校的渴求与政府对入学机会的配置长期存在冲突。为了解决“择校”引发的教育不公平问题，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此规定试图把户籍作为就近入学之“近”的划分范畴，然而户籍所在地的学校之间也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也同样会引发空间与资源的争夺。2014年1月，教育部相继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全国19个重点大城市完善免试就近入学方案。“到2015年，重点大城市的实行‘划片就近入学’①政策，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率分别为100%和90%；到2016年特长生的招收比例应降到5%以下”。各城市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如取消“共建生”(北京)；免试就近入学(天津)；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划片入学(西安)等。划片入学目的在于把“户籍”对应的选择范围缩小，将“户籍”与学校的对位更具体化，这有利于“共建”、“占坑”形式的择校方式的减少。推优生、特长生的招生比例也在缩减，基础教育资源似乎可以相对均衡地得到分享与使用。然而，城市发展总是遵循着某种型态与理论，哈维认为：“城市的发展过程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1]。而城市管理者理论认为：“城市资源的分配权是掌握在那些握有住宅市场和权力的科层制官僚手中”[2]。不论是强调物质基础还是强调资本运作的城市发展规律，表明城市发展是一个不同资本的博弈与运作，从而达成对分割城市空间的过程。将城市的整体空间分割成不同空间域，处于相同空间域的群体具有相近的资本形式与资本量，各个空间域之间的流动相对封闭，从而形成界限分明的“城市群体”或“城市部落”。 “就近入学”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不同城市群体通过改变居住空间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继而引发了“学区房”价格节节攀升。 二、“买房择校”：家庭分层的移置 (一)地位：代际资本互构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推进，学校文凭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功能，逐渐成为个体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方式。在现代社会尤为突出，文凭与收入几乎成正比，这意味着高学历通常会给受教育者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此外，在就业过程中，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筛选功能愈发突出。斯宾塞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在雇佣雇员之前不能准确地判断雇员的特质，即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因此，雇主只能凭借已有的市场经验或者可观察信息符号(如学历文凭)等来判断雇员的能力[3]。于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控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择重点校”的绝佳理由。拥有丰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资本的家庭能实现资本的代际平移与复制，子女承继的资本量标志着父辈的身份与地位。承继到的资本越多，则说明其父辈身份、社会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子代顺利进入重点学校是父母身份地位在教育领域的表现与延伸。此外，父辈借由丰富的资本帮助子代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地位，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换。因而，择校成功与否如收入、财富、权力一样，成为评定家长身份地位的重要参数。先赋性身份和获致性身份是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两类因素。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越来越被视为是获致性身份实现的重要路径，因而，社会成员对教育的诉求也越来越高，相应地，对教育的投入也日益加大。以致于使得受教育程度高低成为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指标，也是个体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伦德尔·柯林斯认为，以学校证书来呈现的教育功能是限制那些市场中优势职位的竞争者数量，所谓优势职位，就是指那些薪酬优渥的职位，因此，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可以凭借此来垄断这些优质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文凭主义”现象[4]。家长之所以对好学校如此“趋之若鹜”，无非是因为好学校可以为其子代获取高学历保驾护航，而高学历可以交换到他们所需要的更多其他社会资源。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到应聘单位的青睐，获得优渥待遇的几率越高，越容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5]。一个人拥有的文凭就像是贴在这个人身上的标签一样，是其所受教育程度和能力大小的标志，在劳动力市场中，“文凭”的层级决定着其交换价值的高低，可以交换到相应的社会地位、职业以及关系网等。 (二)资本：阶层身份的象征 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就近入学”改变不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事实，那些占尽优质资源的名牌、重点学校便成了社会成员所向之处。择校机会带来的是资源的争夺，是家庭资本在社会空间中的运作。正如福山所说，“普天之下，家庭显然是重要的社会资本之源”[6]。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家庭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本是家长能否择校的综合权衡与考量，以经济资本为主要基础、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辅助因素而形成的阶层习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长的择校行为。 1.以“币”择校。“以币择校”是在校际间差距现实存在的情况下，家长首选的一种择校方式。家庭经济状况即家庭的经济资本，简言之，就是家庭拥有的资产量。Noden经实证调查之后得出结论：“私立或者学术性强的文法学校是家庭经济优越的家长择校的首选，优质学校加上优质生源，导致这些学校考试成绩优于其他学校的机会增大，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7]，为经济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搭建了桥梁。这在布迪厄的资本转换理论中也有所体现，他认为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8]。因此，为了帮助子代在以后的生活中积淀相对更稳固的资本形式，如文化和社会资本，家长毫不吝啬地用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换取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可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也就越大。有研究证明，家庭经济地位与其子代就读学校的等级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其等级相关系数为0.23[9]。所以，对于有丰厚经济资本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子代更有机会进入所谓“重点”学校。 2.以“文”择校。布迪厄把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或学历)视为他们的文化资本，而家庭文化资本视为家庭经过长期的积累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的程度[10]。布迪厄进一步把家庭文化资本划分为具体的、客观化的以及制度化的状态。其中，制度化就是以某种形式(如考试)正式承认行动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即通过授予“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11]。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可见，学历资格是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典型方式[12]。“以文择校”承袭于家庭的文化资本，其优势在以考试选拔为主的教育阶段体现得更为明显，其他类型的资本，如权力资本，在这一阶段的优势则较平缓[13]。拥有雄厚文化资本的家庭子女有更多机会进入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与子代就读学校的质量等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3.以“权”择校。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息息相关的，这是一种大家熟稔的、被公认的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4]。通俗来讲，社会资本就是指在某种组织结构中，个人利用自己特殊位置而获取利益的能力。而“以权择校”是一种依托家庭的社会资本，将子女安排到优质的学校就读的一种方式。父辈社会资本量与孩子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概率呈正相关，也即父母拥有的政治资本越高，子女择名校成功的概率越大。叶晓阳曾利用2003年中国城市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3)数据②分析证明了这个观点，即“择校成功概率与父母政治资本呈正相关”[15]。此外，父母的职业也与孩子就读的学校的层级息息相关，这个等级相关系数高于0.40[16]。这标志着父母的职业地位越高，其孩子就读好学校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如果父母拥有的这种资本还不足以达成择校目标，则他们便会启用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获取其他形式为子女择校，当然这种关系网的建构也依赖于他们自己所持有的权力。资本的这种交换性使家长都不惜倾其所有的社会资本为子女择校的着眼点。在此，“择校”的实质是该资本与学校规则的协商过程，是拥有这种集体资本的社会场域与学校场域的一种特定形式的签约，而不是单独个体的行为[17]。因而，“以权择校”增加了强者的选择，消减了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甚至是一种教育领域的腐败和寻租。权力的私有化，将会使层际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不利于社会流动与和谐。 三、被定格的生活 所谓学区，其实质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是由路、弄、街道构成的具有户籍含义特定范围，是特定教育资源(机会)的准入通行证[18]。不同地段的学区，具有不同空间结构形态，学校的层级也与之相对应。成熟的地段拥有良好而完善的配套设施，这意味着拥有更好的学校，这本身就体现着资源和经济文化价值分配的不均。同时，地段对应的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异质性，争夺“地段”成为争夺分配不均的稀缺教育资源的途径之一。家长“择区而住”目的是为了靠近名校，以期成为名校“对应户”，获得进入名校资格。由此看来，“择区入学”与“择校入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目的指向性都是为了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区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实面前，家长通过空间分异及户籍的争夺的方式来达成对教育资源和机会的选择，这是代际资本在空间中衍生的典型。故而，它无法避免以其他方式获得户籍，进而获得入学权力的工具理性行为。可见，“就近入学”政策的出台，对义务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加深了阶层固化。 (一)窘迫的资本 家长拥有资本量的多少以及家长资本构成的比例与他们的职业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学者陆学艺为负责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把目前的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这些阶层又可以归属到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中上、中、中下和底层)。文中将前三个等级归为中上阶层，将后两个等级归入劳工阶层，各阶层资本占有的人数的比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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