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透视新时期名记者成功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获得者论文,新时期论文,透视论文,新闻奖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闻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名记者：王韬、黄远生、邵飘萍，到稍近一点的穆青、邓拓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构成了名记者队伍一道独特的景观。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带动了整个新闻行业的腾飞，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历史环境培养造就了新时期的名记者。
由中国记协主办的范长江新闻奖是我国中青年记者优秀成果最高奖。从1990年起，每三年评选一次，获奖人数10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评选三次，共30人获奖。这30名范长江奖获得者是新时期众多记者中的佼佼者，在新闻领域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我们新时期的名记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新闻单位，具有不同的个人从业背景和报道领域，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新闻队伍的全貌，从而为我们分析他们成功的因素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样本。要补充的是，范长江新闻奖只颁过三次，时间跨度不够长，且评奖受一定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使我们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三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进行分届分析和三届综合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获奖人员的主要报道领域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政治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约有33.3%的记者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如首届获奖者刘效礼报道“党代会”、“长征50周年”等重大事件而成名；第二届的刘振英等多次参与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党代会”的报道，张建伟在两会报道上成绩突出；第三届的何平，其名字更是常同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联在一起。他撰写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骨灰撒放记》、《迈向新世纪的宣言和纲领——党的十五大报告诞生记》、《历史将铭记这一刻——记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等报道奠定了其在新闻界的地位。(2)反映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经验等，包括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规划等，约有26.7%的记者擅长这一方面的报道。如首届名记者南振中采写大批讴歌农村改革、反映农村变化的新闻通讯；第二届的阿布力孜、第三届的何家正都在报道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3)对先进典型人物的宣传，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约有16.7%的获奖者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如首届郭梅尼以代表作《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通往科学家之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形成了自己新闻人物通讯写作的风格；第三届的何平所写的《领导人物的楷模——孔繁森》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4)军队建设、党的建设、舆论监督、国际事务等也是一些名记者经常涉足的绿地，但比例较前三类要稍低。当然，范长江奖评选要顾及不同报刊、报道领域的平衡，体现出报道范围的全面性，但我们仍可看到新时期记者的新闻成就具有一定的集中性，反映了新时期的报道热点和舆论引导方向。
2、学历情况（由于手头资料的限制，仅能将前两届获奖人员所受教育程度作一概览）
上图表明，70%以上的获奖记者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高学历所占的比例较大。同时相当比例的记者是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其他的大学毕业生多是学中文、历史、哲学等相关专业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记者是名校的新闻系毕业生。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有艾丰、于宁两人，毕业于人大、复旦、北广新闻系的学生有5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学校新闻专业的教育实力。
3、成才周期分析
在30名获奖者中，没有一名工作经历短于10年的，60%的人具有15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4、媒体分析
可以看出，获奖记者大多集中在级别较高的新闻媒体，其中省级的新闻单位占90%，县级新闻单位只有一家。专业报刊只有《科技日报》、《经济日报》，晚报家族中只有《武汉晚报》几家单位有记者获奖。应该讲，拥有不同受众的媒体对记者成名有不同的影响。专业报刊的受众群体一般不够大，级别高的媒体往往比级别低的媒体拥有更多的受众，电视的观众通常比报纸读者多，一个媒体拥有的受众越多，其记者就越易于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媒体的性质对记者的社会影响也有不同的作用。如和广播、报纸相比，电视的形象性、直观性利于加深记者在受众心目中的印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往往会在短时期内家喻户晓，电视助其成名是重要原因。
5、性别分析
在30名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男女比例为6∶1，即仅有5名女记者获此殊荣。这说明女记者在和男记者的竞争中仍存在不少差距。尽管历史上著名的女记者就比较少，但是女记者加盟范长江新闻奖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敬业精神和不凡实力。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新闻界的女名记者必然会越来越多。
二
通过对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名记者是由个人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个人因素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所以优秀，主要在于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感，并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用历史进程的纵向眼光来看，中国名记者群现象自近代诞生以来，这中间有种种曲折和限制，但名记者群体顺应时代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要求，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共同的东西——站在时代前沿感悟时代精神的微妙的变化，忧国忧时，追求进步和正义。”（注：《论中国的名记者群》董秦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2，第178页。）新时期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政治家办报，时时刻刻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部署，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分析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问题，才能不断地发现重大题材，提供新闻写作的基础。
著名记者梁衡说过：“记者能发光，但不是太阳的光，而是月亮的光，就是说他必须借助他人才能发出反射光。一个记者只有他写出好稿，宣传出一批成名的人物或事情之后，他才能随之成名，他的成就，就是先承认别人的成就，然后才可能得到一点回报。”（注：《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个记者的内心独白》梁衡新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44页。）从获奖记者的主要报道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先进典型人物宣传、舆论监督等皆是与新时期紧密相关的报道题材。这些领域的获奖报道多反映了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舆论导向正确，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一句话，新闻报道契合我国改革开放的节拍，是新时期名记者的成功基础。正如获奖记者张建星所言：“新闻从来不是案头把玩的文字游戏，它属于响亮的、沉重的那一份文字：它是不需要被小小的一己悲欢的那种感情点缀的。相反，也许在你一目十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种属于时代的底蕴和属于未来的诗情。”（注：《新闻战线》1995年第一期。）新时期记者要成名，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从上述几个易出重大题材的领域入手，写出来的作品才易被社会、被读者接受，才可能成为记者中的佼佼者。
2、严谨的采访作风。真正的名记者必须有与之相应的名作品。如梁衡所言：“一个记者的作品就是他的证件，而且最准确地说明着他的身份。”（注：《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个记者的内心独白》梁衡新华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72页。）重大题材只有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才能转化为新闻精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许多新闻作品不深刻、不生动、不感人是缘于记者的采访作风不正。30个名记者在谈自己的成功经验时都提到：新闻就在人民当中，真正新鲜的东西在基层，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写出新鲜的、引人入胜的稿子。首届获奖的杨登榜长期生活在基层、扎根在基层，成为农村听众的贴心人；第二届的江永红在写成名作《蓝军司令》时，仅仅为了弄清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就与采访对象一起泡了7天；第三届的范春歌骑自行车行经云南、四川等5个省区的54个县市，全程4075公里，而后撰写的专稿《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记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他们真正地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来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要求。
深入采访对名记者成长的重要性在历史上早有体现。新闻大家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后受聘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期，主要任务是进行深入的新闻采访和撰写新闻通讯。正是这一时期的新闻采访活动提高了他的知名度，把他从一名普通的地方的新闻工作者推向全国，成为当时全国有很高声望的名记者。新时期，一个记者想跨入名记者行列，就必须发扬不怕死、不怕累、不怕打击的拼搏精神，真正深入第一线，坚持现场采访。“剪刀加糨糊”出不了新闻精品，深入采访才能探得骊珠，抓得鲜鱼。
3、完善的知识结构。几届获奖者大多数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且学历有逐届增高的趋势，这显示了记者的知识水平层次对其成才的重大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记者知识层次越高，其出成果的时间越早，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较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成名时间要早。新时期记者完善的知识结构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闻专业知识，如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编组稿件等。这是从事新闻职业登堂入室的首要门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也正是那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早期就能取得成绩的原因所在。(2)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构成的大文化修养。获奖者中许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新闻教育专业，但他们具有其他的学科基础，如文学、历史等，对新闻工作熟悉之后，他们的学科优势便得以发挥，如毕业于哲学专业的首届获奖者樊云芳，其几篇有影响的新闻报道皆以立意新、角度巧、深度高而引起强烈反响。(3)科学方法论的哲学思维。
4、实践和研究相结合。据不完全统计，60%以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有专著出版，90%以上有论文发表，有的在新闻理论界具有较高的声誉。如艾丰、南振中等是著名的新闻学者；有的则对新闻学的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如张建伟对深度报道的看法、何平对政治新闻报道的研究。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获奖记者长达20年甚至30年的工作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但新闻工作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人重应用轻理论，甚至一些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也认为，新闻理论只在晋级考试中才有用，撰写理论文章，从事理论探讨是高校、研究所有关人员的事。纵观中国新闻史，几乎每个名记者在理论上都有所建树，邵飘萍、王韬、穆青这些名记者的新闻思想不是至今对我们的新闻工作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吗？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深入的理论研究才能造就一个能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名记者。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新时期名记者成功的个人因素，虽然不够全面，但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原因。除此之外，环境因素也是名记者成名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决定了该时期可不可能出现名记者、出多少名记者、出怎样的名记者。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社会环境因素。新中国培养名记者之路与我们国家的政治气候、社会稳定是紧密相连的。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风云变化不定，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政治权力对新闻事业控制力量的变化是导致名记者群飘忽不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政治势力太黑暗，不要讲名记者群，就是名记者也不可能出现。”（注：《论中国的名记者群》董秦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2，第177页。）老记者金凤讲过：“60年代政治形势日益严峻，‘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一把利刃悬在记者头上，批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使记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谁敢冒尖？谁敢当名记者？这不是公然要挨批吗？‘文革浩劫’记者也在劫难逃。此时谈不上要记者和优秀作品了。为了不让记者出名，凡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律是‘本报记者’而不是署名。”（注：《新闻战线》1995年第2期。）
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我们的记者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可以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单看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的新闻成就，90%以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许多获奖者是改革开放自始至今的记录员。改革的时代是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时代，也是新闻的时代。记者不再局限于文革期间的八股文，不再受制于那种高大全的英雄题材，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变化等为新闻记者提供了丰富的报道资源，扑朔迷离的世界活跃着记者的思维，激发着他们的灵感。为改革击节而行、踏板而行、洒泪而行使记者成名成为可能。
2、工作环境因素。三届范长江新闻奖表现出来的明显特点是：媒体集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几家单位获奖者最多；媒体级别高；党报系统获奖者多，专业报刊、晚报获奖记者少。长期以来，人们就抱着这样的观点：越是名气大、级别高的媒体，记者越容易成名，而身处“低级小报”的记者则永无出头之日。实际上，任何媒体都应着力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媒体为记者成名创造优越条件，反之，记者成名也会带动媒体成名。解放前，《大公报》曾培养出范长江、杨刚等一批名记者，蜚声海内外，为《大公报》生色不少，而同时期的《世界日报》却鲜有名记者，重要原因就在于两家报社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利用程度截然不同。如范长江的同一份西北地区采访计划遭到《世界日报》老板成舍我的否定，却受到《大公报》的支持，也正是范这次采写的西北通讯使他成名，《大公报》名气亦大增。现实情况是级别高的新闻单位往往更重视人才的培养，而级别低的媒体多在这一方面重视不够，使一些记者的潜能难以得到发挥。《中国青年报》获奖记者张建伟谈到，其未成名时报社给予他实验的权力，包括版面的赐予、编辑的宽容，这一切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使其在深度报道上独树一帜。
除了媒体的受众因素影响外，专业报刊的名记者少，估计是记者受报道领域的限制，无法像党报记者那样在更广的范围内抓取重大题材。而晚报追求短、广、软的效果，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没有党报多，可能是新时期限制记者成名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名记者是个人、媒体、社会三者互动作用的结果。新时期的名记者突出特点在于他们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的特色，他们的特殊作用是写出的报道推动了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真正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这就是新时期名记者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