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看后现代哲学“无意义”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后论文,无意义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命题。本体论构成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内在动机和深层旨趣，同样，认识论是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思维原则和逻辑必然。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都是思想，当哲学自觉地以纯粹思想为对象时，哲学即已开端。这一开端肇始于巴门尼德，在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中，提出“能否思想”作为判定标准，凡是能思想的东西就具有哲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就是“存在”，反之，就是“非存在”。近代认识论之父笛卡尔经过普遍怀疑，最终以思想(主语)思想(谓语)思想(宾语)的思维方式，确立“我思故我在”，“思想”成为“存在”的本质、基础和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对思想的思想即纯思想在康德看来只是高度抽象的空洞的无内容的思想形式，只有对思想(理性)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发掘才能解决形而上学的根本矛盾，在批判和发掘过程中，最终将人的理性置于首位，强调了思想对于人的意义。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或理念经过漫长的辩证运动不断丰富自身，最后在他自己的哲学中返回自身。因此，哲学的真实性就是在思想中把握世界或存在。由于事物的本质就是思想，所以，哲学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去思想内在于事物的思想，是“思想”“思想”世界的思想。到黑格尔那里，近代哲学的“能否思想”已经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指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能思的存在，思想(人的理性)是人的本质规定和存在方式。
“能否思想”成为了传统哲学现实性和真实性的依据。“思想”的趋势就是让“存在”在我们面前彰显。可是，按照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在纯粹思想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意义何在？很显然“能否思想”的哲学真实性的依据原则有一个重大的生存论缺环。这一缺环使得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即意义世界。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在力图使哲学研究从关心天体世界到关怀人间世界时，明确提出了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尽管这些派别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角度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以“有无意义”作为判定哲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的标准，使研究意义世界的哲学超越了近代科学主义的内容和模式，成为面向人类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哲学。
事实上，“能否思想”作为一个本体论与认识论相交织的命题，力图找寻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最高实体时，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世界的统一性，实质上人是要为自己找到精神之乡与安身立命之本，找到万物及人自身的最后归宿。概括地说，传统哲学对本原的追求，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万物寻找能使其获得统一的始基；二是为人生寻找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将赋予生命存在以意义统一性，即以探求对象之外和之上的超验的永恒秩序的方式，来表达人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可见，能否思想本身包含着对意义有无的追寻，思想成为意义的展开。然而，当哲学家们试图以其理性的天资，为人生设定意义时，却把对意义的追求与挚爱，变成了种种亘古不变的哲学理念，把意义的历史性内涵异化为统治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种种僵化的教条和崇拜的偶像。这样，思想本身陷入了既寻找意义又确定意义的悖论之中，正是这种悖论，确切地说正是这种普遍性与确定性的意义的确立，使人的生命意义从此失落，也成为后现代哲学造反的证据。
其实，从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历史看，后现代思想家也许都算不上严格意义在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不致力于追求关于世界的最终实在、宇宙的第一因、最高的本质，不追求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的基础和根据，也不追求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性的原理、原则、绝对真理，甚至不追求人生的最圆满的理想境界，更不关心人生有无意义，因为“人是短命的历史的化身，有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他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看似不着边际、五花八门的理论把人引入了扑朔迷离的境地。但在实际上，他们是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方法、思维模式乃至整个逻辑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审查，这一基本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思想”和“意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意义的本源性、实在性和确定性是和传统理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切悲剧和不幸的起点。他们也谈论存在、世界、人类、知识、真理等，但是，他们是在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的。怀疑、反对和颠覆关于世界、知识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力图走出以“理性”为其内核的思辨形而上学王国是他们的目标。
针对后现代主义者的不着边际的批判与造反，美国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特征的概括；席沃尔曼从后现代哲学和传统哲学对立的角度也指出传统哲学是肯定的、连续的和同一的，后现代哲学是破碎的、非连续的、散播的。哈桑也认为后现代主义特征是反形式、无中心、游戏、偶然、无序、表层、反阐释、反叙事等。事实上，正如利奥塔所说，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非”、“反”、“无”等形式，用价值颠倒、视点位移、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一切恒定的常规、秩序，攻击一切对“确定性”的追求，倡导差异性、多元性、随意性以及连续性，宣布“不确定性”是自己的本质特征。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成为“无意义”的象征，这种永远处在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的强大的破坏，影响着西方整个权力话语。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意义和无意义就这样似乎成了现代与后现代的格格不入的分水岭。按照西方哲学的精神，确定的东西即由“是”本身和“是什么”所可能规范的知识，在逻辑的意义上只能是一个在确定“是”与“否”的区别中指向某物的“真”问题，就是有意义的；反过来说，所谓“无意义”就是对所指向的某物的存在和存在状态说出“非是”。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什么是“真”，如何确定“真”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在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寻找“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隐含着一种思维预设：“真”应该是什么？是理念、实体、形式、上帝等能够为其所依附的范畴。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这种对“真”的追寻所依附的似乎是在所拥有的语言中进行的思维设计时，就开始了对“语言”的怀疑。因为“真”是在语言中呈现的，语言本身是对存在的表达，对语言的追问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当然，后现代思想家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怀疑的本性，迅速捕捉了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所诠释出的思、在、言的同源性、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性，不由分说全面展开了解构的工作。1981年，在与伽达默尔的辩论中，德里达批判了他的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肯定理解和交流的可能性，特别强调语言对理解与交流的意义，“人是通过语言拥有世界的”。但是德里达却指出，这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对于同一语言，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是不可交流的。但遗憾的是，后现代否定了语言的不可言说后，仍旧在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说着“不可言说”，因为否定承载思维和存在的形式——语言不过是他们颠覆道路上的一个环节，他们的目标是要彻底否定隐藏在范畴背后的并支撑着形而上学知识论立场的罪魁祸首——确定性——它以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确立了真理与存在的相同地位，以及通达存在或认识真理的思辨之路。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真的势不两立了。确定意味着意义，不确定意味着无意义。可是，确定性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而后现代一方面颠覆着确定性为特征的传统哲学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在诉说自己的不确定性的意义的同时，并不拒斥由于确定性而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意义”，这样后现代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既倡导不确定性又不拒斥确定性的悖论之中。事 实上，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来说，后现代要摆脱的是思想的确定性，而不仅摆脱确定性带来的消极东西。后现代摆脱思想的确定性，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是确定性追求的前提，科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自然界的；科学之所以发展，是因为还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有待解决；科学在未来存在，也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意味着多种可能，而确定性以多种可能为前提，才有多种价值和多元意义。这样一来，后现代对于“思想”为基础的“意义”的颠覆就变成了有章可循的逻辑。
首先，意义不是先验的，而是创造的。在西方传统思想家的眼中，理性具有先验的特质，因为本质是僵化、凝固、确定的。这赋予了人陈旧的理性主义的秩序。事实上，只有人创造的形式才可能赋予世界以意义，客观世界自身没有任何先验的意义，但是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创造活动赋予冷漠的世界以生命的意趣，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一种超越虚无的有意义的存在。
其次，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奉行理性至上的传统哲学家把意义视为固定不变的。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世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意义。现代世界是变化的、不稳定的。意义存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之中，存在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和相融之中。客观世界和人的世界永远都在发展变化，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意义与永远运动着的世界一样，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调整、自我否定中生存。一旦它停止了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成为某种固定不变、某种永恒的东西，它就会失去生命。
最后，意义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传统哲学家把理性理解为确定性，认为意义是唯一的，唯一是本质的属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意义的多元性是由思想自身的多元性所决定的。任何一种企图解释一切的单一真理，任何一种企图无所不包的完整的意义体系都只能是虚幻的梦想。
不可否认，通过后现代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摧毁，对传统理性釜底抽薪的批判，一针见血毫不保留的态度，真正击中了传统理性的要害。后现代反形而上学的深化，使它看到了传统理论的静止，发现了真理的种种空无，并以开放的多元不确定性，前所未有的容纳了丰富多彩的现实。它力图摆脱现实对理论的压制和揭示理论自身对现实的遮蔽，认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和自身所创造文化的弊端，最大限度的用理论反映出世界的本真状态；它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在于追求历史和逻辑的真正一致，力图向真理挺进以解决人类哲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对克服近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使人类社会向破译终极真理迈出了坚实的前进步伐。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后现代主义话语观悲壮地宣称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话语意义又不可言说的世界，存在着明显的悖论，但它表达了在理论形态上终极真理的不可完全表达的事实。这种以符号现实为目的而又演绎理论意义的策略性态度体现了其展平终极真理的大胆构想，以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无概念又符合概念的自由状态驾驭着终极真理并向其一步步艰难行进。
自古以来，在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我们常发现他们对苦难的人类命运和未来前途的关心，对世界的博爱精神以及为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而给人们留下的思考空间。后现代思想家也同样以不确定的精神品性使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乏“真知灼见”，特别是对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背后隐含着的可能性的强调以及对语言、文本、游戏的关注，无疑在剥离理性意义的遮蔽后有着“生产”和“阐释”意义的向度。后现代的这种“不确定”的精神品性有助于我们合理地看待传统理性“确定性”取得的成果。人们书写历史，创造未来的过程，是在不确定性世界里建构确定性生活的过程。在后现代思想家眼中，人具有构成性、有机性和创造性一种特性，而这三种特性的存在源于人的无限潜能的挖掘和培养，也必然为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提供理论上的可能。
后现代哲学作为西方哲学逻辑环节上的一个节点延续了人的理想性追求，一方面承认生存的荒谬、无意义；另一方面又不放弃自己在理论上的执著和坚守。这足以使人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的有限性成为可能，也使得意义本身有了新的审视、赋予和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了后现代哲学存在的一脉相承的合逻辑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它不是单纯地消解意义，而是既对传统的断裂，也提供了发展的无限空间。这表征了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在追求确定性的真实途径中总是要超越有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追求无限，这是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义之所在，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的最终完善与统一，追求生存和存在的意义，一直是所有人类的理想。所以，人永远要求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把可能的变成现实，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