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诸荣会
萧公权评价梁启超：“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诚如此言，在1919年那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梁公奔走应变，堪称爱国者楷模。所以有人说，称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实不为过。
今天，一般教科书介绍五四运动时大体上是这样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由大战战胜的协约各国参加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参加了和会。但其间西方列强无视中国是战胜国这一事实，置中国应取得的权利而不顾，在和会最后形成的所谓《凡尔赛和约》上，居然规定欲将战败国德国在华的原有特权转移给日本，而北洋政府也居然准备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5月4日，北大学生首先上街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这样的介绍当然不错，但显然是太粗疏了，其中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一是主要战场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如何成为战胜国的？二是从巴黎到北京遥遥数万里，和会上的情况国内的民众是如何及时知道的，是谁将这一消息传到国内的？
欲厘清这两个问题，不得不说到梁启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梁启超虽身处书房，但还是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同时凭着对国际局势的敏感，前瞻性地指出：大战后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大的改变，中国一定要积极参与其中，抓住机遇，争取在战后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改变自己的国际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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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的中国真可谓国穷兵弱，如何参与大战，自然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策略。最初梁启超作出了德国有可能会取胜的预言，但很快他又作出了相反的预言，认为德国必败，力主政府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
宣布脱离政治的梁启超，又一次主动走向了政治，且这一次主动走向的是国际政治的舞台。
华工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久德国、奥匈帝国等终于战败，大战随之结束。一时间，北京的大街小巷也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在欢呼，欢呼中国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欢呼所谓之“公理战胜”。此时人们似乎忽然之间又想起了身处天津饮冰室内的梁启超，想起了他的预言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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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惭愧！惭愧！”他这是为自己也曾在大战之初预言德国会胜而言。
Analysis of the Southwest Vortex activities in summ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张君劢说：“哪里！哪里！你力主对德宣战实在是高瞻远瞩！”
梁启超说：“实在谈不上，此时德、奥败局已定，哪谈得上什么高瞻远瞩？倒是后面的巴黎和会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打算去趟欧洲。”
然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却以中国国穷兵弱为借口，一再拒绝中国加入，很有点像鲁迅小说中所写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意思。1917年，大战双方都已损失巨大，陷入了精疲力竭的境地，英、法两国不但部队减员巨大，而且连兵源也几近枯竭。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国提出了“以工代兵”的参战方案。对于这一方案，先是法国欢呼，后来英国也表示接受。于是中国工人开始源源不断地以“雇佣”的名义被运往欧洲战场。不久，德国击沉了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溺死华工500多人。2月9日，本作为“中立国”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各方力量的推动下，立即向德国提出抗议，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正式加入了协约国。
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并以“会外顾问”的身份参与中国参加和会代表团的一些事务和活动。
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赴欧洲，名为游历，实为“化私为公”，力图通过民间外交，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权益。行前，梁启超与他曾经的高足，也是国民政府原外交总长、时任“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的林长民约定，在欧洲他将随时把和会的情况报告国内，以取得相互声援。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官方代表团也组成并出发了。其阵容之强大也可谓是空前：团长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成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比公使魏宸，另外为了使代表团“完全代表中国”，当时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派出了王正廷作为代表参加。
例2：“Z文件中的24小时降水量与实际统计计算值不相等”。该疑误信息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1)台站作维护时，发现有滞后降水、昆虫致其空翻等原因造成的虚假降水并将其删除，但未及时发更正报，导致省局接收的对应时次Z文件中小时降水量有误；(2)台站作维护时，发现有滞后降水、昆虫致其空翻等原因导致的虚假降水并将其删除，同时发送了更正报，但由于发现虚假降水的时间较晚，导致后续时次Z文件中累计降水量有误(3)其他未知原因。
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有1000多人，其中全权代表70人，会议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战胜国在战后重建世界秩序，但是后来，“和平会议”竟成了“法、英、美、意”等大国的分赃会，参加会议的只有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本该是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却成了他们的“四人会议”；再弄到最后，又因有人说意大利在大战中作用不大，本国底子又薄，奥兰多也被冷落一边，所以，巴黎和会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的“三人会议”——他们，是巴黎和会的三巨头，也是实际的主宰者。名义上的“和平会议”事实上最终成了列强的“分赃会议”。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君劢来到饮冰室，对梁启超禁不住当面称赞：“任公真是少有走眼的时候！”
这样的“和会”，其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尽管梁启超进行了一系列的民间外交活动，寻得了一定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曾一度表示要为中国“主持公道”，尽管中国代表团一再地在会上据理力争，尤其是顾维钧在大会上的发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山东是孔孟的故乡，山东之于中国，犹如耶路撒冷之于欧洲，欧洲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中国不能失去山东！”但是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梁启超从代表团有关人士那里得到消息，北洋政府竟然有让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的迹象，若这成为事实，那么中国所受屈辱实在与战败国无异，而这样的“和约”无异给中国带来的只会是屈辱，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和约”，无疑是中国当初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将前功尽弃，所有华工的鲜血都将白流，而中国也将在近代以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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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远在欧洲的梁启超欲哭无泪，他所能做的只有将巴黎发生的一切电告国内，希望获得四万万同胞的支持。1919年4月30日，梁启超将一纸电报发给了远在国内的林长民等人，建议警醒政府和国民，力拒在和约上签字：
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日接到了梁启超的电报，于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当晚送到《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第二天即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这篇短文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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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篇只有短短200余字的短文，成了一颗巨大的炸弹，将国人彻底惊醒。5月3日晚，北京大学等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决定于5月4日举行学界大示威，并通电全国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游行。至此，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这样发生了，中国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说梁启超一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焰一点不为过！据此，梁启超之于中国、之于历史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