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论文,现代性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8-0033-14 任何一种哲学的创立都有其相应的方法论前提，马克思历史哲学也是如此。但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似乎一直未得到有效校正，以至于仍然被当作一种“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看待，进而失去了其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光辉。实际上，马克思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在于它通过独特的理论道路把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作为了其自身的方法论前提。因此，回到马克思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阐明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前提性和基础性课题。 一、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误读及其深层根源 自马克思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一直歧见纷呈、争论不休。这些争论是由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理解的分歧引发的，并主要围绕以下具有紧密联系的三个层次的具体问题展开：(1)马克思历史哲学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传统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历史哲学建构中的地位和意义何在?(3)马克思历史哲学是何种意义的“历史哲学”?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先后形成了三种主导马克思历史哲学阐释的模式。然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把马克思历史哲学变成了“纯粹哲学”内部逻辑演绎的结果，从而误读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部则更是如此。究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始终只是在纯粹哲学层面来评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而始终未能有效校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或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 (一)“物质本体论”模式。这主要是由“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学说所主导的以物质范畴为核心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从而旨在突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形成并沿袭至今的一种阐释模式。尽管这在坚持和强调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是以把马克思历史哲学同质归结为探索宇宙的终极本体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去“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而再把由此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推广或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因此，在这里，不仅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的马克思学说机械地拆解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而且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被了解为“纯粹哲学”内部一种新的逻辑演绎，以至于重新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变成了适用于解释一切历史时代和民族历史的抽象“药方和公式”，即“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显然，这是因为忽视或割裂马克思的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而错把从“纯粹哲学”内部演绎得来的抽象“物质”原则当作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所致。 (二)“实践本体论”模式。这主要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在反思和批判“物质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主张以实践范畴为核心来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从而旨在彰显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总体性”、“实践性”、“主体性”等原则并逐渐盛行开来的一种阐释模式。这实际上是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状况的一种“哲学回声”，即：改造现实世界尤其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发掘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蕴含的“主体能动性”意义，乃至从本体论上把“实践”确立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以便激发或从外部为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的“主体能动性”的阶级意识。应该说，这种阐释模式对于突破“物质本体论”模式中的“官方”教条，发掘和恢复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特别是对现代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变迁的自觉批判意识，甚至把马克思历史哲学了解为“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①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理论与方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是以把马克思历史哲学看作对纯粹哲学或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原则推到逻辑顶点的产物为前提的，以至于最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用“主体能动性”实践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代替黑格尔关于抽象的精神劳动创造人及其历史的原则，并由此去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引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因此，在这里，不仅未能真切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系，而且仍然是从纯粹哲学内部来发掘和规定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的，而仍未能摆脱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层面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窠臼。显然，这是因为从纯粹哲学层面抽象地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关系，从而离开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来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进而错误地把一种抽象的实践哲学归结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所致。 (三)“存在(生存)论”模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专制霸权以及现代科技的严重异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等现象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践踏、威胁和挑战，不仅引发了生命哲学、存在(生存)主义哲学等旨在为人类的生存与自由解放指引方向的思潮的兴起和盛行，而且也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一些学者从“存在(生存)论”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与现实意义的理论兴趣，并由此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存在(生存)论”阐释模式的兴盛。这种模式不仅通过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剖析和探索现代性的危机及其现实超越路径的文本凸显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存在(生存)论”意蕴，而且通过整合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理论资源，直接将马克思历史哲学归结为了“存在(生存)论”哲学。应该说，这对于拓展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空间与现实意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仍然是从“纯粹哲学”层面来评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与现实意义的，而并未注意到或者忽视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所具有的方法论前提意义。因此，在这里，马克思历史哲学也仍然是被当作一种“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来加以理解和阐释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部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错误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部学人对马克思历史哲学革命性质的评判更是从纯粹哲学层面来展开的。早期海德格尔在从历史角度讨论异化问题时，曾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了如下肯定性评价：“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②。但是，晚期海德格尔通过追溯马克思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命题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的内在关联，并通过阐发“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这一观点，又对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了否定性评价：“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③。而且，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④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哲学仍然是一种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为方法论前提的彻底“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即“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汉娜·阿伦特同样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归结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由于马克思只是在传统的框架之中试图将传统颠倒过来，因此，它没有能够真正地摆脱柏拉图的思想。”⑤马克思与克尔恺郭尔、尼采一样“依然是黑格尔主义者”⑥。在阿伦特看来，尽管“马克思清醒地预见到了这个由工业革命引领的时代的某些内在倾向”，但是“他关于这些倾向只能在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条件下得到维护的假定是错误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使他未能看到现代世界真正复杂的问题”⑦。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仍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和理想模式下进行的，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依然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汤姆·洛克曼将马克思的贡献归结为“他关于现代世界的理论”，尤其是在“方法上的创新”：“马克思对哲学的最大的贡献或全部的贡献……都来自他对社会问题的经济角度的探讨，由此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⑧但是，他同时却又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归结为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本人始终是一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正因为其哲学背景才成为可能，而且与其哲学背景是不可分离的。”⑨著名哲学史家迪特·亨利希同样也将黑格尔哲学视作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心灵哲学相分离的历史和社会哲学。……因此，理解黑格尔体系是理解后来发生的思想的前提。”⑩而且，“由于马克思愿意认真对待黑格尔，他才能够写出《资本论》。”(11) 尽管也有西方学人试图划清马克思历史哲学与抽象历史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之间的界限，但是，在他们眼里，马克思历史哲学只是西方哲学史或者精神史内部的一种“纯粹思想”的“转折”。利奥·施特劳斯指出：“在反叛黑格尔方面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有成效”(12)，但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尼采的历史哲学仍具有相同的结构(13)。卡尔·洛维特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他对宗教的批判关联起来，把历史唯物主义设想成为“国民经济学语言”中的“救赎史”，进而把马克思历史哲学归结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弥赛亚主义”框架之下。据此，洛维特作了如下指认：马克思信赖的是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人类自由解放意志的野马飞奔在其肆意践踏自然界限的道路之上，而且，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14)。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似乎都因习惯于从“纯粹哲学”逻辑演绎角度来把握和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革命性质，并据此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了解为运用其历史哲学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而最终偏离了马克思所开辟的独特理论道路，以至于仍然把马克思历史哲学看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的锻铸 与那些一开始就明确将某种抽象概念或原则预设为其方法论前提并由此逻辑地演绎其理论体系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不同，马克思历史哲学是以其从历史深层对既有理论学说与时代“迫切问题”——现代性或现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具体历史”问题——的关系的分析与批判，即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为方法论前提的。而且，马克思对这一方法论前提的锻铸与其理论自身的创立与完善是同一个过程。具体说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的锻铸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交织展开的环节： (一)现代性问题的哲学透视。从严格的学科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生涯始于哲学研究，特别是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研究。而且，这种意义的哲学研究几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就终结了。然而，这种研究却是马克思锻铸其历史哲学方法论前提的首要环节。因为，这种哲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哲学与现实，尤其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历史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换言之，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旨在透过哲学棱镜来透视哲学意识形态所表达并被其扭曲的现代性问题的实质。 首先，马克思踏上哲学研究历程是以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为起点的。马克思生活在现代性展开的历史之中，必然会遭遇到各种讨论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学说。因此，首先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来了解和把握现代性问题的媒介，是马克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宏大的历史感”，即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激发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兴趣。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及了这一点：“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15)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不仅从历史观高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作了总体性与系统性阐述，而且通过把超脱尘世的神——普遍理性——变成“尘世的中心”，辩证地回答了“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即历史与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而马克思的“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16)的宣言中的“哲学”，也就是指黑格尔哲学。显然，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以回应现代性问题为起点的。 其次，马克思把对哲学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当作其审视现代性问题的枢纽。为了弄明白如下问题：一般、本质、规律和必然性，是否只是主观思维的形式或者具有客观的现实性?人的思维的规律与形式是否足以把握自然界与历史?真正现实的东西与全部逻辑的东西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等等，马克思首先认真钻研了黑格尔的《逻辑学》(17)，尤其是其中的“本质论”，并于1841年上半年从莱布尼茨、休谟以及斯宾诺沙的哲学中寻求资源来补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18)由此，马克思把对哲学与现实历史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当作了其审视现代性问题的主要枢纽。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充分在反对黑格尔用“发生、繁荣和衰亡的铁环”(19)来评价晚期希腊哲学地位的同时，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作了如下规定：“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清除这些缺陷。”(20)尽管在这里，哲学研究的主题是分析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阐明伊壁鸠鲁哲学对主体自我的自由与幸福的肯定与晚期希腊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在一致性，但其主要意旨却是说明和肯定青年黑格尔派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原则来批判德国宗教化的政治问题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所阐发的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原则，不仅直接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而且它自身所包含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环节以及独立自主的可能性，为哲学把感性个人的自由确立为社会合理性与社会批判的尺度，从而为建立实现“应有与现有的统一”的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提供了前提。因为，自由与历史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21)这就表明，马克思一开始的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发掘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所折射的德国现实问题。 亦因此，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后，就黑格尔哲学的高度对德国市民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作了“原则性”的分析和评价。一方面，以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为指导，把历史发展理解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辩证过程，强调普遍理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坚持用“本质的世界观”(22)来衡量和说明德国与世界历史的差距。另一方面，发现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即黑格尔哲学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总是“占上风”的事实。这一定导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怀疑。 对黑格尔的怀疑，促使马克思转向了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不仅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与现代性历史发展水平的真实关系，而且重新规定了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哲学是现实世界的观念补充，只有通过现实的实践才能将“实现哲学”与“消灭哲学”高度地统一起来。(23)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法哲学是唯一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对它的发挥以思辨的形式折射出了以下历史事实：“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24)但是，它们却因为只是致力于在“哲学”中批判现实世界，而不去客观地描述和揭示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历史展开过程及其对哲学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进而不仅未能发现德国现实政治与现代性的“时代错位”，而且错把德国哲学所虚构的现实当作了现代性的目的。这一认识，在马克思经历了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矛盾的历史学考察与对现代性深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逐步得到了日益明确的表达和体现。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逐步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并把创立“为历史服务”的“历史科学”作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学术理想。而这种所取得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等文献之中。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通过对一系列哲学概念，诸如“绝对观念”、“实体”、“主体”、“自由”、“正义”、“平等”、“权利”等等的批判性“词句”的分析和考察，充分实现了他通过审视哲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问题的实质的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后续著作中专注于强调并通过描述人类实践活动的真实过程与逻辑来揭示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就是马克思以不同于传统哲学的道路来生产一种“改造世界”的新历史哲学的充分展现。 可见，马克思逐步深入历史深层批判性地分析哲学与现实历史的关系，特别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就在于透过哲学棱镜来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实质。 (二)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矛盾的历史学考察。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运用黑格尔哲学批判德国现实问题时遇到了难题，这些难题包括：(1)理性国家即国家概念与现实国家的矛盾；(2)代表公民普遍利益的国家与代表私人利益、等级利益的市民社会的矛盾；(3)无法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而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转入对历史本身，尤其是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矛盾的生成与展开过程的历史学考察。而《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就是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为了解答以上难题揭示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错误之所在，而于克罗茨纳赫集中展开历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首先，《笔记》针对黑格尔国家观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认识的错误，重点考察了国家观念与现存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三者在现实历史中的关系。《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于1843年6月至8月在克罗兹纳赫大量地研读该地所能读到的大量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并按照读书习惯所作的5本详细摘录笔记。其中，关于历史学的摘录内容具体涉及(1)法国史，包括法国大革命史以及复辟时期的历史；(2)英国史；(3)德国史；(4)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囊括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及其演变。笔记所有摘录的内容以及第二本笔记与第四本笔记所附的主题索引，突出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理论的发展脉络。因此，《笔记》旨在从理论上把握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及其矛盾展开过程，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揭示市民社会、现存国家与国家概念的内在联系，进而阐明现代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矛盾。 第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研究的是欧洲国家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关于法国、英国、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的研究，占了笔记的大部分内容。在第一本笔记中，马克思重点通过研究卡罗林王朝证明了封建国家的军队体制同财产关系的直接联系。在第二本笔记中，马克思对财产和代表制以及公民参加选举的条件、私有主对村社的态度、平等和所有制、所有制同统治与奴隶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在以后的几本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德等国的历史著作的摘录，阐发了各种所有制形成的历史性质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摘录中，已经注意到需求与劳动的关系以及物化劳动的关系，并由此深化了对现代市民社会本质的认识。同时，马克思在笔记中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了明确认识。在第四本笔记中，马克思对《历史一政治杂志》(兰克主编)第一卷发表的《论法国的复辟时期》一文作了摘录，并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清楚地认识到了市民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25) 第二，《笔记》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给予了特别关注。《笔记》所摘录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法国史，而且重点关注了1789年法国革命。马克思之所以在此这样做，主要在于法国大革命对整个欧洲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其爆发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其意义则是时代性的、世界性的，即它加快了现代性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在分析革命时期与所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平等问题时，马克思曾详细摘录了从《人权宣言》到“忿激派”关于平等的要求、观点及各派为此发生的尖锐争论，并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普遍平等，自然也不可能由此建立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而这就是马克思为随后展开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的分析所埋下的伏笔。 第三，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后，仍延续了对法国革命史，尤其是国民公会史的研究。在此，马克思主要对1792年8月10日法国的君主王朝被推翻之后，在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同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即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做了研究。其中，他除了对雅各宾党人、国民议会成员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作了摘录和概要性评价之外，还阅读了大量有关法国革命史和前史以及一些其他历史问题的书籍。基于德国历史学家威廉·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一书研究书目的提示，马克思阅读了法国历史学家毕舍和卢-拉维涅的长达40卷的出版物《法国革命议会史，从1789年到1815年国民公会大事记》。同时，马克思还研读过其他的多卷本著作，例如杜弗、杜维尔瑞、盖阿得的《欧美各国人民的宪法、宪章和根本法汇编》以及《三级会议和其他国民会议》。马克思在阅读它们时作了很多记号和边注，而且大多数边注写在陈述1793年和1795年法国宪法的书页上，而且在迈尔关于法国三个等级的五卷著作，特别是在涉及16世纪三个等级活动的第11、12、13卷里，也留下了大量边注。这意味着马克思试图深入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开端。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美国和普鲁士的历史作了了解。据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作了如下评价：“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26)也就是说，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实质上是对现代政治生活矛盾的一种神学式的虚幻表达。这就表明，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以及国民议会活动的具体机制纳入了其考察范围。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近代哲学史、经济学史、世界史尤其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史以及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不仅研究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史”，而且主要研究了现代社会结构的“现代史”及其世界性展开的逻辑与机制(27)。如果说对现代社会结构形成史的研究，旨在发掘现代社会的产生条件，那么，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现代史”及其世界性展开逻辑与价值的研究，就在于深入系统地揭示和阐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具体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而且，后一方面与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交织在一起的，故留待(三)予以说明。 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主要致力用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考察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从而在揭露和驳斥现代社会的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的同时，将哲学批判引向社会历史的自我批判，即对现代市民社会这一“原本”的批判，也即转入对现代性深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三)现代性深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矛盾的历史学考察，促使马克思在迁居巴黎后产生了直接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需要，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进而通过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 首先，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的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批判，既从根本上否定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某种精神力量的创造的观点，也为其科学地阐明现代性的深层逻辑，实现对现代性深层逻辑的“具体历史”批判，迈出了关键一步。 第一，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不仅唯物地理解了劳动范畴，而且接近于把物质生产劳动看作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意义已为国民经济学所认识，但国民经济学并没有发现劳动的社会形式规定。因为，国民经济学将所有社会形式的劳动抽象地等同于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即以谋生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并把劳动的承当者——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28)。因此，“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9)。 即使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活动，比国民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但由于他把劳动等同于精神活动，仍没有超出国民经济学家的基本立场。实际上，黑格尔把劳动看作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把异化劳动等同于劳动，也就把人看成了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因此，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同样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存事实，并没有真切地批判这种既存事实。 因此，与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根据国民经济学所提供的事实，把劳动理解为对象化的物质变换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一方面表现为充分使用自然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受动的存在物。因此，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由此，马克思也就把物质生产劳动看作了人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 第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具体分析与批判，接近于阐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概念，实际上是以分析工资、利润、资本、地租等概念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为基础的。这种现实就是：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属于资本的劳动产品，陷入资本的抽象统治而无法自拔。因此，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谈论异化劳动，而是探讨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和阐明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及其产品作为异己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根源于私有制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与剥削，即阶级性；因此人们通过劳动创造出的一定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定财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前提下表现为私有财产关系，即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它们二者的相互关系。可见，在此《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系统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的草图，已被初步勾勒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并没有简单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相反，他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得出了革命性结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关系既是导致无产者与有产者，即“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根源，也是“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30)。因此，扬弃异化劳动的关键就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指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1)这样一来，马克思就赋予了异化概念以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决不在于构思一个普遍的哲学或人类学的世界图式，而主要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事实，尽管马克思在此还未能彻底清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第三，通过对异化劳动及其展开过程的具体分析批判阐明了异化劳动本身的历史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劳动产品与他的类生活，但客观上仍是一种社会性的对象性活动，即一种由私有财产制度规定的特定的劳动形态。“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32)异化劳动的展开就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亦即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即异化劳动让“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3)。一方面，对象性的现实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另一方面，人在创造对象化的世界中把自己的全部丰富性生产出来。因此，以异化劳动形式展开的劳动，作为对象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积极地扬弃自身和促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其次，马克思通过《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及其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与经验主义方法的批判，不仅彻底划清了自己所要创立的“历史科学”与一切“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界限，而且重新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34)、“唯一的科学方法”或“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35)——“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并运用此方法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即资本逻辑及其与现代性的各种表现形式的内在关系，进而通过揭示资本逻辑的矛盾及其自我否定过程，既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而且实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科学揭示和阐释。马克思曾指出：“要解释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存在以前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36)而且，“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提供了预测历史发展未来趋势的一把钥匙，因为，现代社会的深层逻辑即资本逻辑本身也内在地包含着“扬弃自身”的“未来”之点。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层逻辑即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也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趋势的科学揭示。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现代性深层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完全摆脱全部旧哲学的束缚，真正从历史深层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 综上所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创立，并不是纯粹哲学内部的一种逻辑演绎，而是打破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并从历史深层展开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的结果，因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形式，即通过将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锻铸为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方法论前提的哲学实践形式。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 哲学实践的形式规定着哲学的出场路径。马克思的新的哲学实践形式，导致了其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革命性转换。如前所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创立，并不是纯粹哲学内部的一种逻辑演绎，而是从历史深层展开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因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出场路径主要体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对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科学探寻。这就是马克思对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革命性变革。 (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大多数著述都是用“批判”一词予以冠名的，诸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其实，这些著述都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的批判”。正是凭借这些“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才得以彻底清除传统哲学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理解，从而创立了新的历史哲学。简言之，马克思历史哲学首先是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中生发出来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表现为他突破德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站到“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德国落后社会现实及西欧资本主义的批判。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拿破仑倒台后笼罩整个欧洲的反动时期渡过的，其青少年时代则恰值1830年革命后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以及阶级斗争开始爆发的时期。马克思注意到，同17世纪和18世纪英法两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相反，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法国革命以及拿破仑统治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就却破坏了旧德意志的封建体制，并使革命思想传入了德国。特别是法国长期占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和资产阶级自由势力的发展，推动了德国封建专制势力的瓦解以及旨在建立统一自由德国的民族运动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高涨。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因此，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又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势力相妥协的产物，即试图用虚妄的方式消灭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的思辨哲学体系。因此，即使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后续形式对英法资本主义所凸显的矛盾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有所批判，但仍只是停留于哲学“词句”的斗争，始终未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历史视野。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7)。 在这种历史环境和精神氛围中成长的马克思，一方面吸收了德国哲学反对封建专制崇尚自由的意识和历史发展观念；另一方面产生了把哲学批判引向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学术理念。而马克思把哲学批判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就是为了超越仅仅停留于“哲学-政治”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国哲学，从而创立了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新历史哲学。 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从历史观上转向唯物主义，并逐步创立了新历史哲学。其标志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政治国家“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38)虽然这还算不上其新历史哲学的观点，但它们的提出却是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基础的。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把哲学批判引向了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在《莱茵报》时期，他则通过参与讨论德国当时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例如，出版自由、私有者利益与人道的对立以及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现存国家与自由理性的对立等，实际地介入了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在克罗兹纳赫时期则通过历史学研究，对国家观念与现存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三者的关系以及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马克思把地产问题看作“意义重大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39)，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并反对把人看作纯粹自然存在物，并由此展开了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而且，这些哲学批判也是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密切相关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德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批判，即“向德国制度开火”。马克思发现，人及其存在异化的根源并不在观念领域，而在人所栖息的世界，即国家和社会。因此，要消灭人及其存在的异化就必须颠覆和批判现存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德国，只有以哲学批判为中介才能完成批判国家和社会的任务。因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40)。如果只着眼于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就会在低于批判对象的实际水平上看待对象，从而无法接触到“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41)，或者说“现代的主要问题”——工业以至于整个世界经济同现代政治国家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已经把哲学批判引向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那么，《手稿》则通过批判现代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阐发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把批判传统哲学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开辟了从劳动实践出发考察和说明人类历史的思维路向。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劳动实践与生产以及“工业”结合在一起，在发现劳动实践的物质性、对象性、社会性特征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把劳动实践看作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以及人类社会的真实基础。这种思想进展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即明确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把“生产方式”看作现实历史的基础，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客观的物化关系，并从“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去理解历史。同时还把历史归结为受物质利益支配、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解释世界”的哲学改造成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并把其所要改变的“世界”锁定于“市民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把哲学批判引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即以人的本质为尺度来衡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转而用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及其发展与人的行为。这种思想进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深入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写下《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从而弄清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为前提的。可以说，正是随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步深入，马克思才得以提出科学的实践观，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认识的本质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创立了新的历史哲学。 首先，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看作理解人类历史的基础和依据。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现实的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以浓缩的形式体现着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因而受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制约的人们，既是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生产者，也是社会的观念、思想、范畴的生产者；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并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它们只不过是对人们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抽象。因此，只要描绘出人们的能动生活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即“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就能科学地理解全部历史现象。由此，马克思不仅把历史看作“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而且把历史观奠立在了“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的基础上。 其次，通过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定出了新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关于物质生产的内在结构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关系的观点、关于意识的形成和本质的观点、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的观点、关于分工与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的观点，关于世界交往与“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观点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观点，等等，都与马克思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即揭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换言之，马克思以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内在结构的深入解剖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主要是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以此为基础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及其特殊性作了科学解答。 最后，通过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得出了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结论。随着对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的深入认识，马克思抛弃了从人的本质的“复归”去论证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逻辑，转而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探寻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也就彻底清除了共产主义学说的伦理色彩，把共产主义理论奠立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上。 (二)对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探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现实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并彻底解放全人类提供理论指南。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又是在艰苦探索人类自由解放道路中生发出来的。 对马克思来说，彻底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既是人生理想又是学术理想。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就把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作为自己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尽管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已经把“自由”这个涉及人类自由解放的观念作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原则。但是，它们相信只有精神的力量才能作用于世界，并未给予自由问题以任何具体的实际解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自由解放不能通过“哲学-政治”批判来实现，而是必须通过批判现代政治社会和国家，即展开对现代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斗争来实现。“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42)政治批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并实际消灭现存政治制度，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然而，要实际消灭现存政治制度就必须依靠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3)无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中一无所有的阶级，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完全恢复自己，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但是，无产阶级要承担解放全人类的任务，首先必须以科学的理论，即用描述现实历史的真实联系的哲学来武装自己头脑。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彻底变革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变革，而必须消灭国家及其现实基础——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因为，现代国家及其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的表现形式，政治变革永远也不会超出市民社会的范围。“哪里有了市民生活和市民活动，行政机关的权力就要在哪里告终”(44)。在市民社会里，“工人自己的劳动”即资本，构成为全部社会疾苦产生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超越政治革命的范围，转向实际地消灭国家的“私人生活”，即从整体上彻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整体上超越资本主义，即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与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同一个过程。“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45)因此，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过程。然而，扬弃异化劳动的关键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在它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再也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才可能走向灭亡。而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产生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46)因此，马克思把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归结为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共产主义实践。“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47)也就是说，只有诉诸实践、诉诸革命、诉诸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自己提供了消灭自身的前提。因为，资本主义在导致人及其存在全面异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的发展，从而为人类自由解放的实现创造了历史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人及其存在的全面异化的矛盾中痛苦前行。而人的自由始终只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的自由。“在每一个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既有的生存条件。”(48)“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化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不会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49)也就是说，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并建立起新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简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基础。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人类解放”归结为一种历史活动。在他看来，德国哲学停留于“哲学-政治”领域来批判资本主义，即在哲学词句中谈论人的解放，并没有使人的生活现状得到任何改善；费尔巴哈把“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哲学范畴，而并没有使现实的人的“解放”前进一步。实际上，“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50)因此，马克思也就把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具体看作了物质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及其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把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即共产主义实践看作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仅为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认识和改造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行动指南，而且由此把历史哲学改造成了探寻人类自由解放道路的“历史科学”。 总之，马克思历史哲学正是马克思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与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而生发出来的理论成果。这也表明，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构成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 四、马克思历史哲学问题意识的重构 马克思历史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与其对问题意识的重构直接相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1)正是针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历史哲学以拒斥传统哲学、改变世界以及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为问题意识，将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切实地确立为了自身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方法论前提。 (一)拒斥传统哲学：“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所谓“传统哲学”，就是指包括黑格尔哲学及其后续形式在内的具有独立外观的哲学形态。而传统哲学各个不同派别的共同特点是追问世界的终极存在，即探究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实质，并由此“超历史”地说明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纯粹哲学理论。 近代唯物主义虽然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52)。因为，一切旧唯物主义都把抽象的“物质”或“实体”视作世界万物变化的主体以及万物的本性和存在的动因，进而把人类历史理解成了纯粹自然物质世界的进化史，最终又回到了“形而上学”。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与德国唯心辩证法结合起来，“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从而使“形而上学”“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53)，但却又把“形而上学”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的问题在于，把一切现实的事物都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展开及其产物，把人本身变成了“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把现实历史变成了“绝对精神”展现自身的舞台，从而只是从形式上抽象地肯定了人的能动性，而实际上却彻底消解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因此，人类历史本身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超乎现实历史之外的“逻辑的历史”。 面对“形而上学”的近代“复辟”，日渐“在理论上威信扫地”与“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54)，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首先确立了如下问题意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曾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55)。针对德国哲学在德国历史问题上所陷入的混乱，即“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56)，马克思把“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规定为了自己哲学研究的任务。尽管当时马克思把问题的关键看作“实现过去的思想”(57)，但已深刻认识到，“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58)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罪过的真相”就隐藏在人所栖息的现实世界，即国家和社会中。 针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规定国家制度的神秘主义逻辑，马克思把“人”作为理解国家制度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用绝对精神规定国家的错误，就在于他抽象地、单独地考察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把具有“社会特质”的人看作它们的对立物，从而忘记了国家是人的社会存在和活动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人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因而只有在人与社会的统一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把自己哲学关注的焦点转到“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现存世界”、“人类世界”，即把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或客体化的同时，极力主张用民主制取代君主制，从而使国家制度“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立为人民自己的事情”(59)。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把“人类解放”看作时代的主要问题，并对“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作了区分。他指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算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淋漓尽致的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60)因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并不能通过政治解放来实现。“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61)其实，宗教问题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犹太人只有消灭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迷信不能说明历史，只有历史才能说明迷信。“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62)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环节，只有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使“利己主义的人”成为“类存在物”，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因此，“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3)可见，马克思在哲学探索中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绝对”或“抽象的物质”，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二)重建历史哲学：“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一问题意识具体到实践中，也就是必然进一步将其具体规定为“改变世界”的问题意识。因为，要彻底抛弃抽象思辨的历史哲学，就必须转而从历史本身来寻找理解和说明历史的依据，即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并立足于“人类社会”对历史过程展开批判性考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包括自然史与人类史两个方面，它们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彼此相互制约、融为一体。实践是一个转换器。自然因为人的实践而成为历史的自然；历史因为人的实践而成为自然的历史。历史既不是纯粹的思想史，也不是原生态的自然进化史；历史只能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因此，实践活动是理解与把握人类历史的依据和基础。 随着马克思把实践活动作为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依据和基础，他也就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与改造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从而把“改变世界”具体规定为了自己的问题意识。由此，马克思也就把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锁定在只有用实践才能解决的课题上，并把实践作为了解决理论自身对立的合理方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强调无产阶级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消灭“世俗家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和人类的解放，从而将“改变世界”看作了自己的哲学与旧哲学的原则性区别。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把实践宣布为自己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并据此清算了全部旧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4)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哲学从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即以人的发展和解放为目标来“安排周围世界”的问题。 (三)深入历史深处：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随着马克思把哲学的主要问题定位于“改变世界”，尤其是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就进一步将其问题意识具体化为了“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即货币关系。这种货币关系虽然是一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外部关系，但它却是把现代人联系起来的“普遍的基础”。“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65)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66)的秘密正在于此。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也就是指资本对人的现实统治，即资本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权力，即人们的行动、观念、语言等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写道：“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67)简言之，现代社会全面陷入了异化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全面异化状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即在货币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发生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从使用价值的生产变成交换价值的生产，以至人们只有把自己的活动或产品变成个体化和孤立化的货币，活动或产品对他们说来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68)。交换价值是生产的目的，货币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通行证。人们因此只相信毫无个性的物(货币)，而不信赖有任何个性的个人。“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69)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动轮。可见，“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客观真实的奴役关系。 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近代哲学都是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的合理性作辩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生产的现实过程塞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从而肯定了“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黑格尔则通过把逻辑学变成“精神的货币”，用“绝对精神对人的抽象统治”置换“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把哲学变成了“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的“普遍意识”。(70)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颠倒也只是立足于市民社会本身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实际上，“新时代受观念统治”的根源并不是哲学家的理论思辨，而是资本所推动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正是资本所推动的社会大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的扩展及其结构的日益复杂，为“纯粹的”意识的生产提供了条件。德国哲学离开现实抽象地谈论历史，就是在资本推动的国际分工广泛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德国哲学就是对“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这种社会异化状态的意识。“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71)也就是说，德国哲学不过是对世界范围内现存的生产关系与现存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反映。因此，只要“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这一现实未被历史所超越，纯粹抽象的意识就会束缚着人的头脑。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之外，即立足于“人类社会”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因为，无产阶级“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7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实际地改变产生财产“占有”思想的现实社会条件，才能真正“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因此，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穿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提出了明显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73)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从“拒斥传统哲学”到“改变世界”，再到“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的层层推进，不仅实现了对自身问题意识的重构，而且也由此真切地把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确立为了其揭示和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的方法论前提。 ①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2页。 ②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③F.曼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④海德格尔：《哲学的中介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44页。 ⑤海德格尔：《哲学的中介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98页。 ⑥海德格尔：《哲学的中介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7页。 ⑦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⑧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⑨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 ⑩迪特·亨利希：《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乐小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5页。 (11)迪特·亨利希：《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乐小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4页。 (12)利奥·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13)利奥·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14)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18)参见熊子云、张向东译：《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8页。 (2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脚注(89)。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252、36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页。 (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4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4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16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159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6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页。 (7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哲学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笔记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