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成本_科技论文

论科技成本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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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责难、批判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任何人都不得不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一方面,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同时承担着与现代科技密切相关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重代价。科技代价已经成为愈益严重的全球性课题之一,本文将对科技代价的涵义、表现、成因进行分析,并作出相应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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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不断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日益积累起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从而实现从理论上认识自然的规律并在实践上对自然加以对象性的改造,利用自然力为自己谋利服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的原动力。

然而,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绝非只是幸福、享乐与希望。正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那样,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忧愁、痛苦和危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文1版,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不幸的是,马克思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所揭露的这种状况,在当今世界仍呈愈演愈烈之势。换言之,人们在享有现代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自觉或被迫地承担着愈益严重的科技代价。

科技代价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可以从多种维度对它加以考察。从起因看,它包括发展、应用科技的代价与不发展、不应用科技的代价;从时间和程度方面看,它可分为现显代价和潜隐代价、近期代价与长远代价;从空间角度,它又可分为局部代价与全局代价;从客体或内容角度,它包括物质代价与精神代价;从性质角度,它又可分为合理代价与背理代价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讲的科技代价,通常意指为了或因为发展、应用科学技术而作出的舍弃、付出或牺牲,它主要包括四个层面:(1)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某些重要价值的追求(可称之为“机会代价”);(2)主体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必须作出的价值投入,即成本;(3)主体在获取或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的科技负效应或负产品;(4)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或错误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

显然,在分析、处理科技代价时,应区分合理的科技代价与不合理的科技代价。笔者曾经提出,代价合理的基本标准是代价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程度,这个基本标准可以量化为四个具体维度,即代价的必要性、可行性、有利性、公正性。“如果所付出或承担的代价对创价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并且创价与代价相比得大于失,代价分配也是相对公平的,那么,这种代价就是合理代价;反之,所付出或承担的代价如果对于创价并不必要或不可行,即有失无得或失大于得,或者代价的分配具有不公正性,则这种代价就是背理代价”(注:张明仓:《论代价合理性的标准》,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8期。)。忽视的直接原因正在于:社会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必要的科技代价,必要的科技代价也存在过大过量现象以及对科技负效应处理不力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就不合理的科技代价问题进行分析。

当前,科技代价特别是其反主体效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威胁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科技代价对物质文明的损害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对自然改造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产生的。当前,它突出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美国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滋指出:“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时,那末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注:[美]N.J.格林伍德、J.M.B.爱德华滋:《人类环境和自然系统》,中文1版,490页,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尽管如此,人类却积重难返,欲罢不能。越来越大的科技代价使人类物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不断恶化,生活质量下降,严重阻碍着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

科技代价对精神文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消极的精神现象。例如,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增强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性,但是,人们可能也因此变得疏远、孤寂;电脑的广泛应用、无孔不入,使个人隐私很可能公开化,从而造成难以设想的道德后果。一九九七年,克隆羊“多莉”的问世意味着生物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成就,同时,许多有识之士立即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一旦人类“复制”自身的幻想从理论走向现实,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克隆人如果出现,将影响人种的自然构成和自然发展,改变与生俱来的人类繁衍模式,冲破人类自然的基于性爱的生育方式,使人失去自然选择独特基因的权力,从而可能导致人种的退化。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这样描述时代的精神状况:现时代的人们都是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无根生活着的人们“对事物和人的爱减弱了,丧失了。……在机器跟前的工人只专注于直接的目标,无暇、也无兴趣去整个儿地思索生活。”(注:[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精神状况》,中文1版,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这里发生了一个悖论。人的生活已变得依赖于这架机器了,但这架机器却同时既因其完善也因其瘫痪而行将毁灭人类。”(注:[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精神状况》,中文1版,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对于科技代价,人们再也不能漠然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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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们对此主要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在技术发展中首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异化,然后感受到人与其文化和环境的异化,最后是人与人性本身的异化”(注:[荷]E.舒乐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中文1版,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由此,他们认为,现代科技革命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科技革命是导致当今各种社会观念和病态现象的“罪魁祸首”,是“万恶之源”。悲观派主张,解决当前全球难题和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限制乃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其二是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乐观派,他们认为,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第四次浪潮”的时代,万能的科技革命可以保证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事实上,技术的控制为人类控制社会、控制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模型。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注:[荷]E.舒乐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中文1版,6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下人类正以日益强大的方式和力量使社会代价愈益得到有效的控制。

无论是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都注意了现代科技的双重效应,强调不能脱离科技革命来孤立地考察、预测代价控制及社会前景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科技代价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又具有致命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片面夸大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企图用科技革命取代社会革命,妄想超越社会制度,宣扬资本主义永恒论和社会主义终结论等。而这些错误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不能正确认识科技代价的本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笔者认为,造成科技代价主要有三大原因,即认识水平的局限、应用目的不合理与应用方法失当。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人类活动而导致自然内部关系的严重破损所造成反主体效应,本质上都反映了某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人与社会的极端分裂、个人与社会在利益上的对立,一方面使得社会成为一种抽象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使得个人常常成为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特别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下列原因,科技代价更是不可避免的。

其一,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资产阶级在价值观上奉行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条根本的伦理原则,即,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注:[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中文1版,4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个人主义价值观虽然非常注重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价值、尊严,但是,由于它把个人凌驾于社会、自然之上,并把社会、自然视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因而完全割裂并歪曲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为最高价值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使人们普遍感到自己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现代个人主义似乎正在提出一种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生活方式,然而,向传统形式的复归可能又要回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歧视和压迫之中”(注:[美]罗伯特·贝拉等:《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中文1版,18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这表明,个人主义已把西方文化引入困境,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人们自然不能合理地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

其二,生活观上的享乐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提倡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但是,新教伦理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本真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其影响力日益弱化,恰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1版,67页,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如果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话)已经由享乐主义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1版,67-68页,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当享乐成为人生的唯一旨趣或最高目的时,人类最需要的、最有“意义”活动,便是经济活动,所以,享乐主义自然衍生出当代西方文化中的经济主义。无止境的贪欲推动着享乐主义者永不知足地追求利润,这种贪欲、追求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当然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愈益严重的破坏,它不仅使人类正陷入严重的精神困境,而且正日益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

其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科学本来是依靠自身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赢得自己地位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并无意于拔高为一种主义。但是,十七世纪以来,科技的长足进步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巨大成就,使它逐步被“神化”。许多人相信:经济目标是至高无上的,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从而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人类应永不停息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使自然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贪欲。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无论何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完善无缺;同时,科技应用的合理化也总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尽管人们创造、应用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科技发展的效应却不可避免地是双重的。就现代科技的非主体性效应而言,其起因主要有二:一是科技本身存在不足;二是人们应用科技的目的或手段不当。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并不能为人类提供价值合理性而只能提供工具合理性,恰如韦伯所指出,科学、资本主义、现代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官僚制)是高度合理性的,但是,这种合理性是纯形式的,它与实质合理性即从某种特殊的实质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信仰或价值承诺之间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美国学者莱厄·豪也指出:“无论如何,我们都很容易和有理由地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注:[美]莱厄·豪:《科学预测未来》,载《未来的魅力》,中文1版,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其四,发展观上的经济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生活观相联系,资本主义在发展观上往往是经济主义的。经济主义把发展视为走向工业化社会或技术社会的过程,是物质财富积累或经济增长的过程。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经济行为,同时由于大众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科技的进步又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因此,经济的无限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主义早已不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各个国家、民族利益的差异和对立,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理智地节制本国经济的发展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这个国家就可能在竞争中败北,从而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境地。因此,不可扼制的全球性经济与科技竞争的洪流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也就在所难免。

科技代价特别是其反主体效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为突出,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文1版,5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的情况,已经日益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日益严重的科技代价,实质上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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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代价,主要是由于人类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局限性、失当性和破损性造成的。因而,科技代价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活动及其结果的合理性问题。为了实现促进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个根本价值目标,人类必须避免、克服或尽可能减轻不必要的科技代价,实现科技代价的合理化。为此,人类至少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第一,进行人与社会变革,塑造健全的人与社会。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者、推广者、应用者,同时也是科学成果的享有者和科技代价的承担者,因此,人的素质对于科技代价具有决定性影响。作为未完成的社会存在物,人总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超越有限而寻求无限。人的不断追求、不断创造、不断超越,就构成了人的发展。然而,随着私有制的确立,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在促进人的进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人性的异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1版,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己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1版,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资本主义文明确实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是不可能充分实现的。因此,人的革命必须和社会革命结合进行,消除人与人(社会)异化的社会制度根源。“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和真正占有;因此,这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全部财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1版,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只有实现这种理想社会,人才能变成“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完整的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是全面需要和创造能力的统一体,其个性获得充分发展。只有在这时,人类各种关系、需要才具有真善美统一的性质;也只有在这时,人的活动才具有了自由创造的意义,才能够真正“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第二,调整价值观念,矫正价值导向。抑制科技代价,并不是要否定科学技术,相反,我们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肯定它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科技代价的合理化只有在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实现。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偏颇。为了抑制科技代价,必须更新价值观念。这里有三个问题需特别重视:(1)超越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述,个人至上,自私自利,无止境贪欲是导致科技代价的内在动因。要趋利避害、兴利除弊,不超越个人主义价值观是难以想象的;(2)重建元价值,建构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价值观,是以人类的短期利益为元价值的,它同环境建立起一种直接的、片面的功利关系,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所导致的恶果早已有目共睹。为了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应该确立新的价值目标,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元价值,超越人与自然的纯物质功利关系,把精神价值融入其中,特别是将人与自然的功利关系、伦理关系融入更高的关系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3)树立代价意识,在代价与创价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传统价值观对于代价问题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对代价合理性问题更缺少反思。因此,人们不可能具备代价意识,更谈不上建立、健全实现代价合理性的具体机制。有鉴于此,人们应该坚持正确的代价合理性标准,确立合理的代价思维,并正确处理创价代价矛盾。

第三,更新实践模式,寻求实践的合理性。科技代价等大量存在的反主体性效应反复告诫人们:问题不在于是否已经改变了世界,而在于怎样合理地改变世界。为了避免人类活动的结果对人类的自我否定,确保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人类实践必须实现两大转向:其一,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价值合理性”。传统实践观受科技决定论影响,以为人类借助于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克服任何社会问题;而现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会自然而然地把人类送进幸福的理想之国。然而,实践本身证明,自然科学发展寻求的是“合规律性”,它能够提供工具合理性,却难以提供价值合理性。因此,科学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既可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又可能给人类造成无以控制的灾难。为确保科技的合理发展和合理应用,人类必须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保持哲学和人文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从而既尊重现代科技所提供的工具合理性,又对价值合理性作不懈的反思和追求;其二,从经济主义转向“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传统实践在发展观上是经济主义的,只看重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此,人类付出了惨重的精神代价和生态代价,并使其持续性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当代实践应以“前车”为鉴,遵循新发展观,把实践的局部效应和整体效应、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只有变革和完善社会制度,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并以新的价值观念指导人们的实践,科技代价以及其他一切社会代价的合理化才是可能的。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以最无愧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文1版,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当然,防止不合理的科技代价,实现科技代价的合理化,不需要建立、完善一整套的代价控制机制,遵循一系列的方法论原则,如主体性原则、超前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及补偿性原则等;并处理好众多的矛盾,如: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矛盾、损失性与补益性的矛盾、效益性与公平性的矛盾、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等。对此,笔者已在其它文章中进行了探讨(注:详见笔者另文:《论代价合理性的标准》,载《江汉论坛》1996年第8期:《论创价代价矛盾》,载《东兵论丛》1997年第1期;《论合理的代价思维》,载《福建论坛》1997年第1期;《论代价合理性的实现机制》,载《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代价控制》,载《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5期。),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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