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消费需求论文,变动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3-0036-11
19世纪中叶，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其传统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步入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注：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30年中，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方式尚处于暴力扩张和争夺殖民地与市场的资本积累阶段。外来的机制品并能从根本上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尚未解体。但随着列强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外来工业品竞争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从中国取得更多的种种特权和便利，才促使中国传统经济基础开始分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工业肇始产生。便于资料的选择，我们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近代中国是处在一种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就近代中国消费需求总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实证分析，说明中国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辨析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模式。
一、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总需求的贡献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个人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变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变动方向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
表1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与总需求变动比较单位：％
年份AD％ PC/AD
PC％
PG/AD
PG％
1887-1917 0.193.6
0.012.31.3
1917-1922 4.593.14.72.62.0
1922-1927 5.994.26.11.6 -12.6
1927-1932 4.092.14.02.3 128.9
1932-1934 -2.594.8
-2.63.2
12.9
1934-1936 4.593.03.44.03.0
说明：AD、PC、PG分别代表支出法下总需求、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消费支出，AD％、PC％、PG％分别代表AD、PC、PG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拙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根据上表数字可知，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的份额呈较弱的下降趋势，其比重由1887年的95.5％降至1936年的90.2％。49年间仅下降了5.3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11％。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走势，但其增长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特征，并且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具有较强的关联，二者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基本相同，这表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牵动作用。我们看到，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1887—1936年间年平均增长为1.5％（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平均增长为0.9％，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日本（1889—1938）为1.5％，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0—1940）为0.5％，挪威（1865—1930）为0.9％。[1]（P274）从整体上看，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同于或略低于同期世界工业化国家和日本的平均水平。
一般说来，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三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那么，消费需求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以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1887—1936年的49年间，如上所述，以1933年不变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平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和0.9％，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5]
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2]，按照巫宝三估算，仅就1933年而言，当时农村消费中，恩格尔系数为59.8％，但城市恩格尔系数只占29.5％。[3][P171]这说明，在中国总体的经济水平提高极慢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却得以超前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有效地避免近代西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冲击和影响，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中国人特别是富有阶层的消费模式受到外来因素的强烈刺激和牵动，大量传统社会沉淀已久的社会闲散资金并未流入投资领域，而有相当一部分被挥霍和浪费掉。富有阶层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又给低收入者以较强的示范作用，攀附、比富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极为活跃。消费水平的上升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换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导致储蓄率低下，从而限制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阻碍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与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不同的是政府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却呈现上升趋势，由1887年的1.04％增至1936年的5.3％，但上升幅度甚微。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政府政治和经济目标函数及行为的加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实行强制式制度安排的国家中更是如此。[4]因此，必然造成总需求结构中政府消费支出所占总需求份额和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政府消费支出变动虽较为激烈，但与总需求变化的关联程度较弱，二者并未呈现同步波动态势，这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变动的贡献力不如个人消费需求那样大。
综上所见，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变动密切相关，二者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基本同步，这表明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成为总需求变动不断再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近代化已经起步并有所发展，但远未实现经济的起飞，则决定了社会存在闲置资源和未饱和的生产能力。这样，总需求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就对近代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方向和强度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波动的态势，二者相关性较强。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呈现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起点，则1930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931年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为上升期，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5]（P5）而另据刘佛丁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近代经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中长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周期，其上转折点为190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从1914年开始，在1931年达到顶点转入衰退，至1935年降到低点，从1936年起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6]由上可知，上述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趋势与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周期波动状况基本一致。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内在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这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衰退时期。而同期国民消费需求的名义总额，受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牵动，虽然呈激烈上升趋势，但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却大幅度下跌，亦与经济增长状况显示大体同步的波动态势。
表4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887-1922 1922-1936 1936-1952
①消费需求年增长率 0.67 3.75 -1.88
②国民收入年增长率 1.00；
1.45 -2.40
说明：国民收入基期为1887、1914、1936、1952年。
资料来源：①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中数据计算；②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入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年份19321933193419351936
政府消费支出增量（亿元）
-1.050.073.38
-1.052.10
国民收入增量（亿元） -10.49 -34.05
-9.74
16.59
56.56
政府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
0.1 -0.002
-0.34
-0.062.20
乘数 1.1
1 1.50.750.83
资料来源：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
三、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市场供给的变化
近代中国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使消费品供求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促进了商品量和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据统计，1840年时国内市场几种主要商品总值为38，762万两，折合5.7亿元，至1894年时增至141，225万元，即半个世纪增长1.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到1920年时为69.4亿元，即26年间增长4倍，年率约6.4％。[7]（P996）以上所言为埠际贸易，而非全部商品流通量。另据吴承明先生估算，1920-1936年中，国内市场商品总值由924，433万元增至1，680，694万元[8]，16年间增加82.1％，年均增加值达47，266.3万元，年递增率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54％，增长率为2.7％。商品总值和商品流量的增加是消费品市场扩大的反映，在19世纪70-80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还是很缓慢的，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进入20世纪以后，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20-30年代更为显著。[9]（P266）仅就消费品市场而言，迄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规模已经形成了由楔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在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所组成的三重消费品流通格局[10]，它们彼此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消费社会面貌的形成和发展，并进而对资源流动格局的变化起了加速作用。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内市场的扩大。迄至1936年时，中国全部交通运输业中，新式生产的部分已占到30％以上。铁路里程从1895/1911年的9618.1公里增至1932/1937年时的21，036.14公里。[11]（P180）铁路货运量则由1920年的8.9亿吨公里，增加为1936年的17.8亿吨公里。[12]（P59）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1913年中国实际上尚无公路可言，1921年公路里程也只有736英里，到1935年已竣工的公路里程达59，900英里，15年间增加80余倍。[13]（P39）轮船1900年为19，749吨，1920年为158，150吨，到1936年时猛增加为576，875吨[11]（P227、P234），36年间增加28倍。民用航空业始于1929年，到1935年时已有三家航空公司设立了十条通达全国的航线，通航里程超过1，680，000英里。[13]（P39）商品流通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表明国内生产供给能力的增强，同时也是消费需求扩大的具体反映。
表8近代中国进口货物结构变动（1873-1936）单位：％
生产资料 消费资料
机器及建筑用品、设备、 消费品
直接
合计
大工具原料器材、半制成品等
合计
原料
消费品
1873 8.1 —
—8.1 91.98.583.4
1893 8.4 0.6
—7.8 91.6
13.078.6
1903 15.0 0.7
—
14.3 85.0
22.362.7
1910 17.6 1.5 0.1
16.0 82.4
17.065.4
1920 28.5 3.2 0.2
25.1 71.5
16.954.6
1930 26.9 3.7 1.9
21.3 73.1
17.355.8
1936 44.4 6.1 2.7
35.6 55.5
13.042.5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73页。
其次，促进了消费品进口数量和结构变动。进口是本国对国外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进口规模取决于本国的收入水平，同时也受汇率的影响。进口增加，扩大了国内市场供给，也表明国内对国外商品及劳务需求的扩大。从本质关系上看，进口是由出口来支付的，因此，进口需求越大，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规模越大。我们仅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从表8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消费资料的进口值远远大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而用于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消费品的进口总额又较消费品原料的进口为巨。二者之和在19世纪末期所占进口货物总值比重高达90％以上。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生产资料进口的比重有所增加，但消费品进口的绝对值仍在迅速增加，迄至30年代，进口的直接消费品比重仍达50％左右。就是生产资料中进口增长最快的建筑用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富有阶层修建住宅所用。20世纪30年代汽车和汽油的进口骤增，除用于军事目的外，也有相当比例用于私人消费和政府经常性消费支出。
再次，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推动了消费品价格水平有较大幅度上涨。中国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物价总水平上涨速度加快。传统社会晚期的200年间（1640-1840年），物价上涨了不足一倍，而1887-1936年的近50年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3倍有余。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亦表现出同样的上升态势。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白银流入和货币贬值的结果。[14]（P26）但不可否认的是，供求关系的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对物价总水平上涨也起着重要的牵动作用。一般说来，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总需求是总供给的影子，总供给是总需求的结果，二者密不可分。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需求不足时，生产过剩，市场销售疲软，部分产品价值无法实现，形成积压，需求相对于生产规模严重不足，导致物价下跌；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即需求膨胀时，受社会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名义总供给（Nominal total supply）总是大于实际总供给（Real total supply），从而造成物价上涨。
随着近代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总需求和消费需求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结果是，使产品价值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量逐步显示出来。同时，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虽然近代中国物价的迅速上涨与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价格革命有相似之处，但其波动的幅度和涨落的速率明显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对近代中国工业化是有利的。较之西方国家，它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较小，而在周期的繁荣时期，慢性的通货膨胀也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和加速资本积累的作用。
四、消费需求的上升与投资需求的变动
消费与投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会发生相互作用。西方经济学中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或加速作用表明，收入或消费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剧烈变动。当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上升时，会带动投资以更大的幅度增加。这是因为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缓解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就必然增加消费品生产，这就要求增加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投资的增加又要求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也得增加投资。这说明，消费需求的膨胀会引致投资需求的膨胀；反之，收入减少，消费需求下降时，会带动投资需求以更大的幅度减少。因此，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同向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存在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出靠需求来引导，靠投入来维持是一种必然现象。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运行机制作用日益增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主选择虽然受到强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但与传统社会相比，的确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和余地，特别是消费者主权具有的实际经济意义明显加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需求上升要求产出上升，进而诱发投资需求上升的连锁反应日益显著。
另外，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国民收入总量的上升及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所占比重的增强，首先带来了个人收入水平的上升，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转换。近代中国国民收入，1887年为143.43亿元（为1936年币值，下同），1914年为187.64亿元，1936年为354.6亿元；同期国民消费需求分别为151.90亿元、152.49亿元（1917年）、322.14亿元。[5]（P5）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需求间差额的形成和发展，为投资需求的形成创造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国民收入与消费需求缺口的形成和扩大，必然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牵动边际储蓄倾向即边际净投资比率的上升，投资需求随之扩大。
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对投资需求总量上升起着促进作用。例如，1936年与1917年相比，近代中国国民恩格尔系数由74.34％下降到63.40％，下降了10.94个百分点；非食品类中的享受与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需求的比重由4.52％上升到15.01％，上升了10.4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食品支出绝对额的下降，它或维持原有水平或继续上升；而非食品支出比重的上升，不仅表明这类消费需求相对比重的上升，而且意味着其绝对额的不断上涨。因此，食品类消费和非食品类消费总量的保持原状在受人口驱动下导致的上升以及其自身在受收入水平牵动下的上升；都必然要求用于这些生产的投资需求不断扩大。
因此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持续增长条件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上升所产生的投资需求相应增长的经济现象在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也是存在的。
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及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产出总量的增长过程，更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重视供给方面的因素，扩展到结构转变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随着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引致产业结构转换的一个重要动因，这一新的思路和方法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就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转换
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起步和不断增长，近代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时期。虽然这种结构转换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是很缓慢，但它确实是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换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大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部门虽系旧式生产，无近代方向的投资可言，但旧式农业投资是呈上升趋势的。第二、三产业投资结构中，其投资绝对量都不断增加，但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大于第三个产业的投资增长幅度，前者为10.4％（1894-1936），后者为7.3％，而且第二产业投资所占第二、三产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894年的6.8％上升到1936年的19.6％；而第三产业呈下降趋势，由93.2％下降至80.4％。[5]三大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动反映在相应国民收入的变动，其方向是一致的。
表9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单位：％
18871914
1936
农业
69.63
68.26 64.50
工矿交通业 10.10
13.22 15.53
服务业 20.27
18.52 19.97
资料来源：据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中数字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缓慢的变化。50年间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887年的69.63％下降到1936年的64.50％，工矿交通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0.10％上升至15.53％，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大体保持在20％左右。仅就工农及交通运输业产值变动而言，也呈同样的变化趋势。1887年时农业占工农交通运输业总生产的比重为90.44％，工矿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仅为9.56％。[15]（P9）1920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分别为63.46％和36.54％，而至1936年时二者所占比重则分别为56.54％和43.46％。[8]其中，新式生产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占6.21％，到1936年增至13.04％。新式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也由1920年的18.19％增长为1936年的32.46％，同时期，它在交通运输业中的比重由50.47％上升为57.91％，表明了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的进步。同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呈上升趋势，由1920年的14.05％提高为1936年的21.81％，它在交通运输业总生产中的比重亦由50.47％升至57.91％。[7]（P740-743）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产业部门的拓宽以及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加速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转换。据统计，近代的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呈微弱的下降趋势，1887年为80％[16]，1932年为77.7％[17]，1936年为75.52％[6]（P182）；同时期非农业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却由1887年的20％上升至1933年的22.3％，又至1936年的24.48％。其中，若将就业人口划分为近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来考察其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887年虽已萌发近代部门端倪，但我们仍可视其为全部传统生产，而到了1933年，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已达1034.3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9％，传统产业部门就业人口为16507万人，占94.1％。仅就非农业产业部门而言，近代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为26.4％，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占73.6％。[17]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消费需求牵动产业结构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但受投资规模的限制和较高的土地租率和土地收益率的影响，使得中国的资源配置倾向于传统农业的局面难以改变，其向近代产业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近代工业虽有发展，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变动和升级的作用仍然有限。
（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出现上升趋势
“霍夫曼定理”是以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名字命名的关于工业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他通过对近20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消费资料工业与资本资料工业之间比例关系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分析，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大体要经历“霍夫曼比例”从高到低四个阶段，而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第四阶段，“霍夫曼比例”将降到1.0以下。[18]（P59-60）
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一般是通过演进性的类型，发端于纺织、食品等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一些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则开创了工业化以资本品工业起步的发展模式，中国即为其列。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工业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被动进行的，早期近代政权主体——晚清政府始终死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引进了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图强”为目的创办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工业撤开其他含义，仅就工业性质而言，当属资本品工业。晚清政府为“强国”而推行优先发展资本品工业生产的“逆霍夫曼定理”发展战略，其政治目标函数是实现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治夷”之策，但客观上完成了“霍夫曼比例”的超前转换，从而有利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生产资料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到了1894年，“霍夫曼比例”为0.73，消费品工业占同时期本国全部产业资本额和产业工人数的比重分别为42％和43.63％，而资本品工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8％和56.37％。[19]（P1202）
表10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的变动
指标 消费品工业 资本品工业
年份 （万元）（万元） 霍夫曼比例
①1894 2，083 2，8710.73/1
②1911/13 15，08413，8481.09/1
③192033，54522，9391.46/1
④1933 103，651.5 38，926.22.66/1
⑤1942 96，927.7 96，974.90.99/1
注：①消费品工业指生产消费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行业；资本品工业指以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本国近代工业，包括机器业、水泥业、水电业、矿冶业等行业；②1894年、1911-1913年、1920年、1942年为资本额；1933年为净产值。
资料来源：①—③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甲表2、3计算；④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⑤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3页。
如前所言，晚清工业结构中资本品工业的核心是军事工业，该时期的机械及五金工业还只是修配业，真正的制造业等行为尚未出现。因此，整个工业部门是残缺不全的，其经济结构极不协调，这反映了近代化早期工业经济结构的畸形特征。其后随着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衰退，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国内私人资本投资的增强，改变了中国工业发展道路及工业化类型，消费需求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日渐生效。这主要体现在消费品工业生产比例上升，轻工业产品生产进口替代步伐加快，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已基本上转为以消费品工业为主导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如上表所示，1911-1913年期间，全部本国工业资本总额中，消费品工业为15，084万元，其比重达52.1％，资本品工业为13848万元，比重达47.9％，纺织、食品等行业产业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额66.24％，机械五金、冶炼、铸铁、化学等行业所占比重为33.76％[20]（P55），该时期“霍夫曼比例”上升为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工业经济仍不断增长，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这表现在，随着国内外资本竞争日益加剧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工业资本日益向新兴工业部门转移，工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整个工业体系中，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的资本额、工人数、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逐步上升，重工业部门所占比重相应减少。工业企业数增加，工业投资总额稳中有增。到1920年，仅民族资本工业企业总数达1759家，工业投资总额达50，062万元，产业工人数557，622人。[20]（P56）。同期全部本国工业结构中，消费品工业资本额达33，545万元，占59.4％，资本品工业资本额达22，939万元，占40.6％，“霍夫曼比例”又上升为1.46。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进一步自发调整，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生产能力已实现较强国产化，其在工业结构中已跃居绝对优势地位，两大行业企业数达1，302家[20]（P57），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6％，工人数占全部产业工人总数的57.7％[22]，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绝对量却呈增长趋势，其资本有机构成及生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提高。电力、钢铁、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出现并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地位逐步上升，工业部类增多，企业总数增加，使整个工业经济结构比以前有较大改善，工业经济结构已由原来的重型结构转变为轻型结构。这是近代中国工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年本国消费品工业产值达103，651.5万元，占72.7％，工人数占64％，工厂数占60.6％，而资本品工业产值为38，926.2万元，占27.3％，工人数占36％，工厂数占39.4％。[11][21]（P105，P91）“霍夫曼比例”高达2.66。若加上外国在华投资，1933年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83.2％和16.8％，其“霍夫曼比例”为4.89。[21]（P91）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事力量，开始注重与军事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各种矿业生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大力发展钢铁、煤炭等行业生产，使中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部门生产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导致“霍夫曼比例”重新下降。如1942年资本品工业工厂数、工人数和资本额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6.9％、33.7％和50.03％，消费品工业的相同指标则分别占全国的63.1％、66.3％和49.97％，动力设备分别为64.6％和35.4％。该年“霍夫曼比例”为0.99。[21]（P93）
纵观近代中国“霍夫曼比例”变动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历史性转折点即该比例向小于1.0转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的高级阶段，而是发生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阶段。中国“霍夫曼比例”是在消费品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尚未起步或很低的基础上实现超前转换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抑制消费需求和向资本品工业部门倾斜的政府投资行为和政策来维持的。随着中国近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工业化发展道路逐渐纳入最先发生工业化国家“轻纺工业——整个轻工业——重工业”的一般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动轨迹，到了20世纪40年代，“霍夫曼比例”重新降至1.0以下，从一个偏面反映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三）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
“霍夫曼比例”的重新上升变动反映了中国近代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较快增长，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必然要求资本品工业部门即生产资料生产相应有更快的增长。实践证明，剔除早期工业化启动时期中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即受政府政治目标函数牵动下资本品工业生产大于消费品工业生产，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消费品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资本品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快发展。从表10也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工业结构中，1911/13-1942年期间，资本品工业生产化消费品工业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此期间所占全部本国工业生产比重由52.1％下降为49.9％，年平均增长率为6.6％；而资本品生产所占比重却由47.9％上升为50.1％，年率达6.9％。另据美国学者章长基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金属品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比以纺织品为代表的消费资料生产以较快速度增长。消费品生产在全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呈波动的下降趋势，1912年占21.9％，到1921年上升为44.1％，这个比重一直维持到30年代初期，以后迅速下降至1945年的5.3％。同时，金属、矿产、电力等生产资料生产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电力部门占总生产的比重由1921年的3.3％增加到1936年的22.1％，到1945年更增至50.4％。以1933年为基期编制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动状况表明，消费品生产指数，1912年为8.3，1937年为68.2，1942年下降为22.7；而金属品生产指数由1912年的4.7增至1937的年283.0，1943年达最高点595.3，电力工业亦尤为突出，由1912年的2.5增至1943年的251.8。[23]（P312-315）1936年时中国供电事业的发电容量达到631165KW[24]，1944年为最高点53.3亿度。[11]（P100、P146、P147）
即使不考虑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因素，仅从物质消耗方面来考察亦呈上述同样趋势。如1903-1936年期间，以1933年为100，水泥消耗指数由1.9上升至133.1，钢铁消耗指数由19.5增至140.1，机械消耗指数由12.8升至132.6。[25]（P245）这些物质消耗都属于中间需求，而这些中间需求又都是由原材料、机械设备以及建筑设施等构成的，因此，只要整个工业生产增长的同时物耗率上升，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会较快的增长。
一般认为，资本品工业比重及其增长速度的相对增加是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亦有学者根据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的关系提出工业化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为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阶段；第二阶段为资本品工业相对增加阶段；第三阶段为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均衡增长，而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阶段。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亦出现了上述第一、二阶段的状况，这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和消费增长诱发投资需求的牵动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更快增长的依赖程度也不断上升，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即总供给得以较快增长的产出效应客观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具有诱发投资需求进而牵动“霍夫曼比例”重新上升的产出效应，同时，生产资料较快增长又是需求结构变动牵动供给结构变动和供给增长效应的又一具体反映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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