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诗论文,体式论文,乐府论文,杜甫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新题乐府”是由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它既与汉乐府有着多方面的承续性，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内蕴与传统品格，又有对乐府体的拓展性，自立新题，自创己格，显现出全新的形式特征。其创题方式丰富多样，名篇类型异彩纷呈，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光辉样版。杜甫对乐府诗体式的创造性变革，最终形成了新题乐府创作的优良传统。
“新题乐府”的界定与内核
乐府诗，是自汉代产生、发展起来，在魏晋六朝得以张扬、完善的一种古典诗歌体式。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成为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之一，起到了表率作用，发生了深远影响。两汉以后的广大诗人在创作乐府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大多沿袭古（旧）题，或虽有些变化，而其题名及形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深层的变革。这可以说是杜甫之前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格局与态势。二是在表现题材上与汉乐府反映现实生活、描写民生疾苦的创作精神渐离渐远。特别是六朝时期，乐府诗的传统精神与创作品格从总体上说庶几殆尽。这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背离现象，乐府诗的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乐府诗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却越来越狭窄，其思想价值也越来越削弱。尽管在艺术形式及表现技巧上更为成熟和精丽，但却失去了乐府的本色。这两种倾向，无疑会阻滞乐府诗的发展，窒息它的生命，导致其本质上的异变。正如（宋）《蔡宽夫诗话》指出的：“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1〕， （清）潘德舆称蔡氏之论“最得乐府真处”，并说：“诗为乐心，本以言志，若乐府必作古人题目，摹古人声调，是诗莫古于乐府，亦莫卑于乐府矣……今之好沿乐府题者，非古也，伪也。”〔2〕可见，乐府诗要发展、 要获得永久的活力，就不能一味去摹古题、拟旧调，必须创制新题，自写新意。正因如此，杜甫自创新题的乐府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赞扬。《蔡宽夫诗话》认为杜之《兵车行》等，“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述，真豪杰也”（同上），胡应麟称杜“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3〕。
我们说六朝乐府失去了汉乐府本色，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改变了其精神实质与艺术内核。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段话即为汉乐府的精蕴之所在。反映现实生活，抒写民众情感，因事而生，有为而作，是汉乐府的本质特征。所以刘熙载说：“后世乐府近风之体多于《雅》《颂》，其由来亦久矣。”〔4〕因而，新题乐府，必须与汉乐府的这一实质与内核相承继、 相一致。这是我们认识和界定新题乐府的一个重要标准。后人在论及“新题乐府”时，也多强调这一重要特征：“指论时事、颂善刺恶，合于诗人之旨”〔5〕，“以雄辞写时事”〔6〕，“新乐府皆自制题，大都言时事，而中含美刺”〔7〕，“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8〕。这里论者均把“时事”看作新题乐府的核心。所以，冯班认为李东阳的乐府“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9〕
“新题乐府”，顾名思义，题要新。何为新题？胡震亨说：“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10〕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新题乐府是相对于前代乐府而言其“新”；它与古题乐府之分自唐始。胡氏为“新题乐府”作了一个明确的时代限定，又在诗歌形式特别是题目上规定了其外部特征。它与前一标准有着内在联系，那就是必须“直赋题事”〔11〕，题指诗意，诗发题旨，达到表与里、题与义的契合、熔铸，更加突出其“新”。这是“新题乐府”与古题乐府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新题乐府”的题目既吸取了汉乐府以题见事的传统，也继承了其音乐特征的一些表现形式。乐府题中有歌、行之称，自汉始，它是一种曲调名称。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共收约430首， 其题名中用得最多的是曲（128）、行（66）、词或辞（36）、歌或吟（34）， 此外还有新曲、引、谣之类，都与音乐曲调有一定关系。胡震亨云：“歌，曲之总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与歌行皆始汉，唐人因之。”他又认为，新题乐府“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12〕冯班认为“歌行者，乐府之名也”，“大略歌行出于乐府”〔13〕。他又把乐府分为七类，其中把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各归一类；又把歌行分为四例，其中也分“咏古题”和“自造新题”（同上）。
可见，因歌行实为乐府之名，出于乐府，那么，歌行中用新题者（或称之为“新题歌行”）也可视为“新题乐府”；而且，许多新题乐府的题名中，都用了“歌”与“行”，这就鲜明地显示了乐府诗的特征以及古题、新题乐府之间的某种承续、延嗣的血缘关系。《文苑英华》将乐府和歌行分两类汇编。这种分法，似可区别二者，然而，又正好说明了新、旧乐府之不同。20卷“乐府”均为古题，或稍有变化的古题，如选收的杜甫的前后《出塞》共8首，实本古题。 正如前人所云：“当时初作九首，单名出塞，及后来再作五首，故加前后字以分别之。 ”〔14〕其中有少数诗收之失当，如杜甫七律《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英华》卷210以题《苦热》收入“乐府十九”，以附古题《苦热行》， 实谬。而20卷“歌行”中所收全为新题歌行体，除沈约、庚信等几位南北朝诗人的13篇作品外，均为唐人所作。因此，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区别于古题乐府的唐世“新题乐府”。不过，“新题乐府”虽名之乐府，但已不具备歌唱功能，其实，古题乐府中也有相当的篇章已不再应歌。郭茂倩把乐府歌辞分为“因声而作歌者”、“因歌而造声者”、“有声有辞者”、“有辞无声者”，即“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被于金石是也。”〔15〕也说明乐府可歌已非必须之条件。冯班在乐府的七类中，把“自制新曲”与“杜陵之新题乐府”、把“采诗人乐”与“古有此曲，依其声为诗”各分而言之〔16〕，也注意到了乐府发展中的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性。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这肯定了“新题乐府”与古乐府的内在关系，同时说明了其音乐属性与“模象物色”的表现特点。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对“新（题）乐府”做了更为明晰、更为全面的阐释：“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又说：“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这里郭氏指出了四点：一、新乐府产生于唐代，是唐代所作之新歌；二、它的辞应具有乐府的传统特色；三、不必按曲调而作，也无须以曲配辞；四、应继承风雅，反映时事。这正是新题乐府的最重要、最显著、最本质的艺术特征。
基于对“新题乐府”的这种界定和对其内核的认识，我们来探讨杜甫的“新题乐府”。
这里要说明的是，“新题乐府”的概念和名称并非始自杜甫时代，而是出现在中唐。李绅有《乐府新题二十首》，然今已佚；而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将此名称确立下来，并在序中说：“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又说：“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指杜之《兵车行》等作——引者）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可见，他们实际上已视杜甫此类诗为与“古题”相对的“新题”了。所以，后人借用了“新题乐府”的概念来称杜甫这类诗，是合乎情理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传统体范的变革与展拓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谈到了唐代乐府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他说：“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第一步、第二步，只是古乐府的模拟、沿袭，没有超出旧有的格局；第三步则是对古乐府的真正的变革和创新。所以，唐代乐府诗的发展轨迹，简而言之，是“古题古义——古题新义——新题新意”。而元稹，早在其《乐府古题序》中便对不同类型的乐府诗作了概述，并充分肯定了杜甫的“新题乐府”。因此，杜甫是首先迈开唐代乐府诗创作的“第三步”的领路人。杜甫在乐府诗的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他对这种诗歌形式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超越前代，启导后人，为乐府诗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他在学习、吸取汉乐府的精神实质、艺术精核、形式特长的同时，一变前人与时人以拟古为主的创作倾向，“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17〕。这样，他的乐府诗既以全新的形式开创了“新题乐府”，又体现出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极高的社会价值。
在形式的变革上，杜甫似乎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和独特的意识。李白的乐府诗在古题中抉发新意，把古乐府推向了艺术的极致。而历代诗家在论述杜之乐府时，则往往与李白比较言之，以显出各自不同的成就，特别是突出杜甫创制“新题乐府”的功绩。胡震亨云：“拟古乐府，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陵出来，嫌模拟古题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诗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番钳锤，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18〕胡氏这段话，阐明了杜甫创制新题乐府的动机与见识，许学夷云：“五七言乐府，太白虽用古题，而自出机轴，故能超越诸子；至子美则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19〕也从李、杜二人在乐府创作上的成就而特论杜之新题乐府。清人王士祯更是针对流风时弊，来评价杜甫在乐府诗方面的创变，他认为风雅正则流极后代，“不率典言”、“雷同附和”，而“至杜少陵乃大惩厥弊，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而新体立焉……以贯六义，无遗憾矣。”〔20〕从这些评论可看出，杜甫在乐府诗的创作上，不愿墨守成格，蹈袭古体，而是以一种新的创作视野、创作胆识、创作精神，走自己的道路，显示出其特立的艺术个性。
从创作实践看，杜甫诗中古题乐府极少。《文苑英华》“乐府”类所收杜诗只12题24首，但几乎没有一首是严格意义上的古题乐府。这些诗，或是经过杜甫变化，如《少年行》，从《乐府诗集》所载，古题中只有鲍照等人《结客少年场行》等，而《少年行》最早见于李、杜，可见，它不可称作古题；或是编者附会收入，如《苦热》（前文已说明）、《白马》；或为古题所无，实为新题者，如《忆昔行》、《逼侧行》，实为杜之首创；或于古题前、后加上以示区别和点明题意的文字，已非全同原题，如《前（后）出塞》、《短歌行赠王郎司直》；或以题材相类而编入，如《苦战行》，《英华》将它与《度关山》等征战类乐府收在一卷中，然仅有杜甫这一首，故也可视为杜自立新题。《乐府诗集》今收杜甫诗歌共12题28首，分别编入7卷之中。 “新乐府辞”只选录了《兵车行》、《哀王孙》、《哀江头》、《悲青坂》、 《悲陈陶》5首诗，而另外23首均编入其它乐府类。但这是否意味着这23首是古题乐府而非新题乐府呢？我们有必要对它们作些考察。《丽人行》是一首新题乐府，已是学界之共识，然郭氏却未编入“新乐府辞”，而收进“杂曲歌辞”。此题并无前人同题之作，只有唐人崔国辅的《丽人曲》一首，这首诗亦非古题，只不过因《乐府广题》录有《刘向别录》中“昔有丽人善雅歌，后因以名曲”之语，便将《丽人行》亦附编于此，非为古题已明。《大麦行》收入“杂歌谣辞”，也不过是附会《后汉桓帝初小麦童谣》之义：“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而作为诗题，实为杜甫自创。至于《前出塞》、《后出塞》、《前苦寒行》、《后苦寒行》等，已不尽同于古题，既无前范，也无继作。我们从这两部宋代收录了乐府诗的总集和专集来看，杜甫的乐府诗几无一首是完全的古题。这些诗，或直作新题，或变古而立，均可视之为新题乐府。因此，我们似可以这样断言，杜集中没有一首真正的古题乐府，《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中所收杜甫乐府也无一首是道地的古题乐府。
杜甫在“新题乐府”的创作中，既有与汉乐府的承续性，又有对后世乐府的开拓性。他善于从现实事件中概括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和体验，“自为新题，自为新语”〔21〕。其题，是全诗的核心，是思想的凝聚，是整篇的纲目；而诗之正文，都围绕着所拟之题而展开。
杜甫身经唐王朝盛衰之变的历史转折期，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眼光洞察社会，又以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敏锐和艺术表现力反映社会，所以他的乐府新题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他在困守长安时期，自创《丽人行》，被人评为“不讳宫掖，拟之乐府，亦《羽林郎》之亚也。”〔22〕说明它既承古意，又出新题。《兵车行》是杜甫从当时因开边而征兵的时事出发所创之新题，浦起龙云：“是为乐府创体，实乃乐府正宗”，并称它不同于齐梁间“非有所感发规讽”之作〔23〕。“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潜行于长安曲江边，感时伤事，作《哀江头》；陈陶兵败，诗人深痛“四万义军同日死”，遘创制了《悲陈陶》。“三吏三别”则是杜甫创制的大型新题乐府组诗，每个题目都从某一事件中提炼而成，“格本前人，而调出己创”〔24〕。杜甫新题乐府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面和自己的人生感慨，也都具有“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的显明特征。前人论之，或云“诗如谣，乐府体也”〔25〕，或云“得梁陈乐府之遗”〔26〕，或云“盖仿乐府《丁都护歌》之体……观其命题，明欲与古人各自成一乐府也”〔27〕，或云“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28〕，或云“自发苦情，故以《醉时歌》命题”〔29〕，等等。这说明这些诗是从时事、现实、感情中创题创意创格的新题乐府。正如胡适所说：“到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篇，讽咏当时之事，‘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便开‘新乐府’的门径，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了。”〔30〕胡适尤为强调了“新（题）乐府”与传统的古题乐府之间的两个明显的形式区别，即与音乐分离而独立为文学和不沿用旧调而自立新题。这正是杜甫对乐府诗体的重要的创变和展拓。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31〕这实际上阐述了杜甫新题乐府的总体特征。
杜甫在这一诗歌形式上的开创之功，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与赞赏，称之“题虽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32〕、 “自是创识”〔33〕、“成千古绝调”〔34〕。潘德舆甚至说：“杜有乐府而无乐府，无乐府之乐府乃乐府真处，而非后世所可及。”〔35〕这里所谓“无乐府”即指他的乐府一改古乐府面目，自成一格；而“乐府真处”即是说他的新题乐府真正体现了乐府之精神与传统。同时，其“新题乐府”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元稹的《乐府古题序》来看（见前），正如胡应麟所言：“观微之此序，则唐人亦自推毂少陵乐府。”〔36〕杜甫的新题乐府，直接改变了元、白等人乐府诗的创作方向。他们的“乐府新题”、“新乐府”都是在杜的启迪和引导下而作。冯班云：“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元、白以后，此体纷纷而作。”〔37〕杜甫在乐府诗创作上成为了新的表率、新的起点，其新题乐府也成为了新的样板、新的轨范。
“即事名篇”的方式与类型
胡震亨称读李白乐府有“三难”，其中二难为：“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38〕。这说明李白乐府，一是了解古题本义，由古题出己意；一是从身世经历和人生感慨去古题中寻找契合，即所谓附（傅）题、借题。二者均是以古题作为创作的基础与抒情的形式载体。胡氏同时又认为，“杜如《哀王孙》、《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39〕。杜与李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杜诗的现实精神，同时也在于它“自命篇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区别更为重要，更能显示二人乐府在艺术形式上的各自特色。
杜甫在“自命篇名”的创题、造题、立题上，不拘前轨，不限一格，形式多变，表现出鲜明的艺术创造性。古时诗与乐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汉乐府题也大多出于曲名、调名。刘勰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40〕正指出了古乐府的音乐属性。萧涤非先生说：“魏晋之下，代有乐府之制，不乏识乐之人，或改用前调，或自度新曲，或因声而作歌，或因歌而造声”〔41〕，可见乐府一直与音乐息息相生。《乐府诗集》即从音乐角度，将唐及唐前乐府分为12类（除“新乐府”类不入乐外）。这说明，杜甫之前的乐府创作，一是有音乐曲调可依，二是度新曲以配辞，三是因歌辞而制曲。而杜甫创制新题乐府，既无须依调，又不必以辞配乐，因此，没有任何的音乐束缚和固定规则，也不以某种单一的格式或模式去复制，而是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力，以多种方式进行创变，因事立题，使其乐府新题各具体貌、异彩纷呈。
拈出诗之首二字，命之以“歌”、“行”而成新题，是其多见的方法。如《今夕行》首句为“今夕何夕岁云徂”、《忆昔行》首句为“忆昔北寻小有洞”等。如《天边行》，仇兆鳌云：“诗成后，拈首二字为题。”〔42〕而这种“拈”，并非随意而取，它与全诗相关，起到开篇点题的作用，诗云：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陇右河源不种田，胡骑羌
兵入巴蜀。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非秃鹫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
十年骨肉无消息。很显然，这里的“天边”有两重含义，一是诗人身在成都，对他心目中的“故园”来说，是远在天边；二是想到陇右田荒，胡兵入蜀，正所谓“天边忧乱”〔43〕也。二字与诗意实乃处处相注射。这种创题法，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以命乐府新题。
从前两句中提出关键语词，结合诗意，组成诗题。这种造题法，有的是以某固定性词语为题，如《缚鸡行》前两句“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从首句出；《丽人行》前二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从次句出。有的是以字词组合为题，如《白丝行》首句为“缲丝须长不须白”，诗题即由此而出。有的虽与诗中字词不尽相同，但其意实一，如《古柏行》前二句“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诗中“老”字及次句的描写，正与“古”意相同。可见，杜甫创题之法极为活脱、变通，故也能变化出新。
除了在句首和前二句中选用语词为题外，杜甫有些新题乐府是从诗中摘出词语为题。这也有两种情形，一是虽以其语为题，然诗之主旨并非实咏其事，如《虎牙行》第四句“虎牙铜柱皆倾侧”，但诗不是咏“虎牙”，而是“世乱民贫之叹”〔44〕；《锦树行》第三句“霜凋碧树作锦树”，也不是咏“锦树”，而是“动武夫得志之慨”〔45〕。可见，这只是借词造题而已。二是题与诗歌内容是一致的，或有些关联，如《百忧集行》，前四句忆其少年时的矫健与顽皮，后写其今日之境况云：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
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
叫怒索饭啼门东。诗中之今昔对比、年老体弱、强笑事人、身世悲凉、贫穷饥饿、孩子啼叫，都是诗人之忧愁，实为“百忧集”也。此诗中三字，概括全诗，连结前后，以之立意，最为的当。
于诗之结处显题，即从诗之末二句中出题，也是杜甫新题乐府名篇法之一。如《莫相疑行》是“诗成后，拈末三字为题”〔46〕：“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哀王孙》末二句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而《蚕谷行》末句云：“男谷女丝行复歌”，其立题法与《古柏行》略同。这类题，将全诗之意落在篇末，具有倒点题旨、反领全篇、首尾照应的效果，尤能醒人耳目，留下回味。
以诗中语词造题、立题的方法，使诗题与本文的共同点更为明显，在内容上相应和，在结构上相勾锁。特别作为乐府体这种带有民歌风调的诗歌，对点发诗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此外，杜甫还善于从全诗意蕴中锤炼而出题，显出其创题的特色。如《醉歌行》、《醉时歌》，两诗都以“醉”命题名篇，但不是靠诗中现有词语来造题，而是从隐括诗意来创题。
以上各种方法，都有一共同点，即主要是从诗本体出题。此外，杜甫还变乐府古题为新题，如前文已论及的《少年行》、《前出塞》、《后苦寒行》之类，都是对原乐府题略加变化而成。《君不见简苏傒》取古乐府诗中常见语“君不见”为题的组成部分，使之既非古题，又有古意，而实为新题。《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看似同古题《短歌行》，但加上“赠王郎司直”，则不全同古题了。这些乐府新题，鲜明地保留着古乐府痕迹，增加了诗题的民歌色彩，实为一种创获。
杜甫在乐府诗的创题上，还化用和借用前代文章中的成语典故，使诗题具有更深厚的蕴义。《逼侧行赠毕曜》的“逼侧”一词，出自司马相如《上林赋》：“逼侧泌节”，本为水流冲击。有人认为此乃以章首二字为题，“非以逼侧贯全诗也”〔47〕。但从诗意看，写“行路难行涩如棘”、写“我贫无乘”、“徒步翻愁官长怒”等，也似有象征喻义。《折槛行》的“折槛”出自《汉书·朱云传》，杜甫此诗讽刺朝臣面对宦官骄横而不敢直言，感叹“千载少似朱云人”，以折槛为题，既切诗意，又耐人寻味。此外，如《洗兵马》、《白丝行》都化用了前人成语，恰当地点明了全诗要义。
杜甫新题乐府还有一种较奇特的立题法和发端形式。其诗题为首二句中语词，但每首均以“君不见”开篇，如《白凫行》：“君不见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另一种类型为，题与首二句中语词虽不尽同，但意实为一，如《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意与“去矣”近；《沙苑行》：“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余里”，实含沙苑之意。这类诗约10首之多。它是一种双层的、古调与新题相结合的多重构题法。
从这些丰富的创题方式和立题类型看，杜甫的新题乐府，虽继承了古乐府的一些传统手法，但更多地却是充分展现了他的开创精神和艺术才能，显示出其“新”的重要特色。
无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明确指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即事”二语八字，正是对新题乐府的形式特点和创作手法的精炼概括。有的学者认为《兵车》等并非新题乐府之首创，汉乐府也是“缘事而发”，无前代旧题可依。此言诚然。但我们认为，汉乐府无旧题可依，因曲而成辞，有首创之功。而直到杜甫的时代，绝大多数作者以拟古题为能事，甚至无病呻吟，无谓而作。杜甫却一反时流，虽有古题，而不去单纯摹拟、亦步亦趋；同时也无适应表达新内容的曲调可资依凭，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即事名篇”。其最可贵之处也正在此。这与汉乐府“缘事而发”，具有同样的开创之功，此其一。其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杜甫的新题乐府体现出汉乐府的精神与本质，其数量之多，思想之深，表现之广，是无人可以企及的。由此而言，杜甫是当之无愧的新题乐府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对于新题乐府来说，它区别于古乐府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其题，胡震亨称“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而新题，乃“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48〕。因此，制新乐府，首先得创新题。杜甫多种多样的立题法，对后世、特别是对中唐乐府诗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今观元、白集中之新乐府，其创题与杜多有相似之处。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中的有些篇章。而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中，以首句为题的有43首，其中前二句重复和首二字迭出的达14首，此外，也有从前二句立题的，如《骊宫高》、《涧底松》。他的《秦中吟》10首中，大多采用了从全诗思想题材提炼题目和以诗中语词立题的方法。可见，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的新题乐府继承了杜甫的创题方法，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最终形成了唐代新题乐府的优良传统。
注释：
〔1〕 转引自何汶《竹庄诗话》卷六。
〔2〕 《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3〕 《诗薮·内编》卷二。
〔4〕 《艺概》卷二。
〔5〕〔9〕〔11〕〔13〕〔16〕〔37〕 冯班：《钝吟杂录》。注〔9〕一段话， 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二引用时说得更明确：“又不咏时事，则不合于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当名为咏史乃可。”
〔6〕〔20〕 《师友诗传录》记王士祯语。
〔7〕〔32〕 赵执信：《声调谱论例》。
〔8〕〔33〕 施闰章：《蠖斋诗话》。
〔10〕〔12〕〔48〕 《唐音癸签》卷一。
〔14〕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引。
〔15〕 《乐府诗集·新乐府辞序》。
〔17〕〔34〕 宋荦：《漫堂说诗》。
〔18〕〔38〕 《唐音癸签》卷九。
〔19〕 《诗源辨体》卷十九。
〔21〕 方世举：《兰丛诗话》。
〔22〕 见杨伦《杜诗镜铨》卷二引。
〔23〕〔25〕〔27〕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一评杜甫《兵车行》、《贫交行》、《魏将军歌》。
〔26〕 邵子湘评杜甫《白丝行》，见《杜诗镜铨》卷二引。
〔28〕〔29〕 王嗣奭《杜臆》卷一评杜甫《饮中八仙歌》、《醉时歌》。
〔30〕 《白话文学史》第十六章，岳麓书社1986年1月版，第452页。
〔31〕 《杜诗镜铨》卷五。
〔33〕 《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36〕 《诗薮·内编》卷三。
〔39〕 《唐音癸签》卷十五。
〔40〕 《文心雕龙·乐府篇》。
〔41〕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页。
〔42〕〔43〕〔46〕 《杜诗详注》卷十四。
〔44〕〔45〕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三。
〔47〕 《杜诗详注》卷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