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对日论文,方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年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数万装备简陋之师，坚持抵抗数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于敌后艰苦环境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对日军事斗争方针无疑是成功的。中共形成行之有效的军事斗争方针，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过程。从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由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作战条件和敌我友三者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共对日军事斗争方针也有一个随着对战争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过程。
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做好了派遣正在改编的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积极准备。直至7月28日，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仍旧明确表示：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①。
中共中央开始提出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是在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之后。8月1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周恩来等，主张根据“当前敌我情况”，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同他当时对此前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还在一年以前，当毛泽东系统研究前十年军事斗争的基本经验时，曾明确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城市不能领导农村的大国，敌我对比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是不可避免的。“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则绝非红军所长③。因此，即使在中共中央出于保持对红军的集中领导和适应当时华北正面抵抗的作战需要，主张红军集中作战和担任固定防线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曾要求中共代表向蒋介石说明：“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④。平津战役的迅速失利，更促使毛泽东注意到扬长避短的重要性。
促使毛泽东决心迅速改变前此计划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这就是国共两党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在两党这一阶段关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合作谈判当中，国民党又坚持不承认中共和边区的合法地位，甚至必欲剥夺中共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极大警惕。在8月5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告诫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的朱德及周恩来等：在红军参战问题上，不仅应当估计到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而且还要防备蒋之包藏祸心⑤。在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解释说：红军所以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集团作战对红军不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有戒心。
1937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是“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因此，红军当前的基本任务应当是：第一，创造根据地；第二，钳制与消灭敌人；第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第四，保存与扩大红军；第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而实现上述任务的方法，即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其基本的战法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着重于创造根据地和为进行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对于毛泽东的主张，会上存在着不同意见。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仍然强调：“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他们主张：红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或实行“运动游击战”，即要做打大仗的部署和准备，“不仅是游击战争”。
自八路军主力先后开赴山西前线后，毛泽东始终在关注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安全问题，要求部队务必依托山地，保持在敌之侧翼。鉴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在日军进攻下节节败退，八路军亦不能不步步南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愈加严重，因而对将八路军投入正面防御和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愈加反对。他反复向前方将领说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必要性，甚至进一步要求使八路军获得如下“自由”，即（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在他看来，依照目前战况，不论国民党决心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因此，“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它的“拿手好戏”只能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他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为此，我之主力部队务必置于敌之侧翼，甚至部队的主要任务也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要分散兵力去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去打仗。因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⑥。
但是，9月25日，第115师一部在平型关的伏击作战中取得歼敌近千人的首次胜利，这几乎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最成功的作战行动，它充分显示了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及其运动战的特长。这种情况也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毛泽东，其前此反对集中打仗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开始同意部队参加阎锡山组织的决战，认为“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人的攻击计划”，因而赞成“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与此同时，他还主动提出以八路军主力配合国民党军，集中五六个师，大举插向敌后，以运动战捣其后方。敌占太原后又进一步提出与晋军主力联合作战的设想⑦。
在敌之外侧还是在敌之后方？
与毛泽东在集中作战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相比，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这时对于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概念的认识变化，也许更值得重视。
什么是抗日游击战争？按照这时中共领导人的一致解释，就是指抗日的“农民战争”，或曰“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其方法就像毛泽东多次谈到过的那样，是在农民中组织许多的游击队，在敌后到处牵制打击敌人，“以配合主力军作战”并“保证军队作战胜利”⑧。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包括对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即使是那些主张运动战的军事领导人，也并无异议。但问题是，正规主力部队是否也应当化整为零地分散成一支支游击队，去实行农民游击战争？是否应当区别主力部队与农民游击队的军事方针与任务，保持主力部队的正规性和它所固有的集中作战的特点与形式？
纵观开战以来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可知他也并非主张将八路军统统化为分散的游击队，转入到敌后去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所强调的分散方针，根本目的在于“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但是，在山西沦陷之前，由于主力部队需要配合山西友军的正面作战，而且整个战线尚不确定，八路军还没有固定的作战区域，八路军大部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毛泽东虽然始终强调八路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他的这一主张更多地还是出于持久与发展的战略考虑，而非真正要求部队化整为零地分散到敌后去进行“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毛泽东甚至对他早先提出的八路军“深入敌后方，打其后”的主张，这时也颇多犹豫。当朱德等军事领导人提出八路军至少应以一师兵力伸向敌之“侧后”发展游击战争时⑨，毛泽东却因为担心大部队陷于日军战略大迂回中于己不利，再三表示目前无论如何不能将主力部队留置敌后，坚持要将部队置于敌之“外翼”或“翼侧”，而且在敌南进时还应及时南撤。直到25日，即在平型关战斗的胜利消息传来之日，毛泽东才开始改变这一态度⑩。
9月25日，毛泽东形成了一个“新的战略意见”。在这一天给八路军总部领导人的一封长电中，他具体说明了自己的这一新的战略设想。他提出：“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并向石家庄、太原（前进），对灵涞广蔚四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阎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如此着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初看上去，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意见”很大程度上是以扭转整个华北战场被动局势为出发点的战役计划。但是，如果就这一“新的战略意见”的整体思路而言，更为引人注目的却是它关于以某些地方的失守为代价取得敌后活动便利的思想。这时，全国舆论大都还沉浸在“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抗日激情之下，毛泽东却大胆地提出：“如能实行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的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11)联系到毛泽东此前此后不止一次谈到“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才好实行在敌侧后展开游击战争的情况，不难断定，日军的进攻愈深入，毛泽东对八路军进入敌后参加游击战争就愈有信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毛泽东渐渐改变了前此坚持将部队置于敌之“外翼”的观点，开始同意八路军派主力向敌后发展，把敌后作为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和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主要区域。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八路军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八路军主力向敌后发展，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至此开始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战略考虑之一。
10月，鉴于日军开始进攻太原，毛泽东一方面指示八路军配合阎锡山的忻口战役计划，提议八路军主力“向北突击”，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一方面也开始提出：“估计敌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据点，企（图）保持其交通线”，敌侧后晋西北地区“极便利于我们广泛地开展游击运动”，八路军至少应抽出少数基干力量在晋西北及晋察冀交界地区组织游击支队，准备长期坚持在敌占区，争取“创造抗日根据地”。应当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或“游击运动”仍旧是指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而言，并非要求将正规军分散为游击队。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认识上的不小的飞跃。
及至太原失守，毛泽东一面宣布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从此开始，“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决定将上千人的正规部队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一面仍主张把可能陷入日军战略大迂回中的八路军主力撤回到正太路以南的安全地带来(12)。与此相比较，在前方的军事领导人显得更大胆一些，朱德和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这时明确主张留置主力在敌后。
留置主力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整个中共领导层，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多少带有冒险性的战略决策，因此。毛泽东虽接受了八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但仍不能不高度重视部队向西和向南的安全转移问题。可是，战争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在聂荣臻的率领下，杨成武团和总部特务营很快就在敌后建立起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不久，大半个山西几乎都落入日军手中，八路军主力大部分也按照预定方针留在了敌占区，但根据各部队在敌后几个月时间的观察和活动情况，可以看出日军后方极为空虚，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接着，只有少数正规武装的晋察冀边区又成功地通过游击战的办法，粉碎了日本军队的大举围攻，这就更加证明了向敌后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敌后长期坚持的可能性。
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实践证明，即使坚持相对集中作战，无论在敌之翼侧，还是在敌人后方，八路军主力都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毛泽东的担心减少了许多，但是他并没有根本改变关于八路军在作战方式上应坚持游击战的观点。即使同意八路军配合友军正面决战的部署，他也明确要求：“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因此，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虽然一些与会者批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不好，反对将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而毛泽东却只同意加上“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的说明，仍旧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应当是对日作战的基本的军事战略方针(13)。
不过，在12月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的意见开始渐渐趋于一致了。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实上已注意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存在着某些缺陷与不足。第一，主力部队这时的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敌情和国民政府军令的限制，难以不受拘束地大规模化整为零到各省去开辟根据地和发动群众，其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第二，八路军几个月来以旅团为单位相对集中作战，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危险，相反，部队除了在九十两个月略有减员外，以后几个月发展速度惊人，以致主力部队的一个旅的人数这时已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平均达到万人左右。第三，过多地强调山地原则，与部队越来越多地必须深入到敌后平原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已明显地不相适应。
同时，尽管多数军事领导人仍旧对将部队大规模化整为零降为游击队持有异议，更赞成主力部队集中起来进行运动游击战，但他们也都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关于谁保存实力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战争胜利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从1937年秋天开始，八路军总部已经按照毛泽东关于“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4)，陆续将部分八路军主力以旅或团为单位派赴敌占区，执行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收获。所以，他们渐渐地容易了解，在总体战略上，八路军为什么应当实行游击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已经成为部队作战的基本准则(15)。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实践和探索以后，毛泽东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第一，他突出强调通过有效地“保存和发展自己”来达到最终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第二，基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鉴于中日两国一弱一强，相差悬殊，他确信一切军事行动必须从持久战的观点出发，准备凭藉中国自身所特有的人多地广的优势与日军周旋，长期相持，通过消耗日本有限的国力与军力，使其由盛而衰，由强而弱，最后将其逐出中国。第三，基于持久战的观点，他主张积小胜为大胜，利用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在敌后组织各种游击兵团和游击队，甚至将“我军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第四，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自己军队长期形成的战术特长和这一阶段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他明确提出八路军应当以“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并努力将大批游击队发展成为强大的正规兵团，准备从游击战发展成为正规战。第五，从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点，认为只有大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才能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解决一切困难；军队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这个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16)。
在这里，毛泽东明显地把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反复强调，就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而言，中日两国间战略相持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因此作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争形式的游击战争也就成为中国战胜日本的最主要的战争手段之一。没有敌后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作用，不仅正面抵抗可能因受打击过大而动摇，甚至可能影响到相持阶段的形成。
广泛猛烈的发展方针
从1938年春季开始，八路军已基本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正面的正规战转入敌后的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创造根据地”。到1938年10月，较之1937年底的9万余人，八路军又增加了将近两倍，已经发展到将近25万人，根据地也已遍及山西、河北和山东及其相邻地区。中共从此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随着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日军大规模正面进攻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大批日军回师华北，开始实行以打击八路军为主的所谓“肃正作战”，意图巩固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计划。与此同时，由于八路军力量发展过快，引起国民党的严重不安，两党摩擦逐渐加剧，敌后两党军队之间争夺控制区的摩擦和冲突规模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正规部队长期分散为游击队形式，数量上虽得到很大发展，质量上则有明显退步，有必要集中整理训练，提高部队质量。从1939年春季起，八路军总部再度将部队相对集中起来(17)。以团为单位，甚至以旅为单位，或几个团联合进行运动战的情况又日渐增多起来。从1939年5月到1940年4月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几个团联合行动的运动战方式的反“扫荡”作战，就有四五次之多。其中，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的反“扫荡”，连续使用五六个团协同作战，使日军付出极大代价，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即在此役被击毙。
华北敌后的新形势和巩固根据地的总方针，使八路军领导人感到了在军事上保持部队相对集中和随时进行运动战的需要。考虑到巩固根据地的总任务，毛泽东也没有反对八路军这时实行相对的集中和必要时以运动战的方式来保卫根据地。甚至，根据地和正规部队的不断扩大还促使毛泽东对“在游击战争中生长新的力量”抱以更多的热情。尤其是当华中地区出现发展机会之后，毛泽东更加突出地强调大规模地扩大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问题了(18)。
毛泽东这时所指的华中地区，其实是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等华东地区在内的。这是中国最富庶、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以原南方苏区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改编的新四军，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计划留在长江沿岸谋求发展的。最初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在这样重要的地区，一两支小规模的游击队能够成功地发展起来。直到1939年4月，中共中央才得到明确的报告，得知1938年成立的只有3个连30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半年时间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新四军李先念、陈少敏部也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最初的几百人一下子发展到几千人。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深受鼓舞。据此，中共中央迅速提出了坚决巩固华北，全力发展华中的斗争任务，再三主张从安徽“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
扩军的进展，一度很顺利。数月之后，即1940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扩大到50万之多，整整超过1939年初一倍以上。但是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根据地经济及交通条件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保持这种扩军的势头呢？
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扩军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他们发现，至少有两个困难在现有条件下几乎难以克服。其一，枪支弹药严重匮乏，许多新扩编的部队有枪不足五成，现有子弹更是无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显然无法保证；其二，地方民众负担太重，以华北几个根据地为例，晋察冀边区脱产的党政军民学各种人员已占到当地人口比例的2.8%，冀中区已达到2.9%，晋西北则达到4.9%，平西区和陕甘宁边区更达到6%之多。根据实际经验，脱产人员比例决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否则财政上根本无法维持。这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在多数根据地，继续扩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情况促使中共中央迅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扩军时必须考虑到上述困难并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指示：“为了长期坚持斗争，必须与敌人争地盘，各部队必须向外推进，争取新区域，发展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必须与敌人缩小我区域企图作坚持的斗争，切忌把部队集中在中心区域，坐吃山空。”(19)
1940年春，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华北敌后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军华北方面军由此已经注意到“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决定将“讨伐”重点全面指向八路军20。不久，华北方面军所属14个师团中约10个师团开始了针对华北的八路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谓“肃正作战”行动。到1940年6月底，不仅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土地变成了游击区，就连八路军控制的最后一点产粮区和在太行山北段刚刚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基地，也因日军进占而难以保持。如何才能将敌人赶走呢？八路军领导人认为：“只有在敌占区内积极动作，才能巩固基本根据地”。鉴于此，八路军总部于7月下决心在敌人要害地区组织较大规模的破袭战，迫敌退守(21)。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由来。
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
百团大战的规模之大，动员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战果之重大，确为前所未有。其作战形式，除破袭战具有较多的“扑一下就跑”的游击战成分之外，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阵地战的应用也相当普遍。这场战役无疑是对这一时期敌后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能力的一次实际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这时的八路军尽管能够无比坚决和勇敢地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但其军事实力此时还不适宜对敌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百团大战的最大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原来的战役设想。战役的出发点本来是牵制并制止敌人的进攻，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敌占区，而战争的结果却没有能够达到上述目的。战役结束后，日军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又极大地加强了它在华北的兵力，对能占据的地区全部占据之，对不能占据的地区则反复“蚕食”或采用所谓“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致使八路军原有的控制区迅速缩小，平原地区的根据地绝大部分成了游击区。进攻的结果是八路军的活动更加困难了(22)。
随着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日军针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性“扫荡”在华北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不重新估计战争形势，并提出新的军事方针。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里称此方针是“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实行这一方针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如果我不顾一切牺牲来作战，结果只能是孤注一掷并被敌人打垮(23)。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时亦强调：百团大战已经证明，大规模的集中作战“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反而“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因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在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今后一个时期务必要“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24)。
194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再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注重军事上的斗争，到强调运用策略和突出政治斗争；从注重集中化和正规化，到强调化整为零和地方化；从积极谋求扩充与发展军队数量和根据地面积，到想方设法巩固内部，精兵简政，隐蔽自己，保存实力；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到主张完全无条件地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明确肯定了在现有武器装备的情况下运动战和歼灭战基本上没有可能，大力推广武工队、隐蔽根据地和革命两面派策略等全新的斗争经验。与此相适应，中共不仅完全放弃了前此的扩军计划，而且从便于隐蔽和取得居民支持的角度出发，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地方化的政策并缩编正规军。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上述新的方针，避免了大规模作战和大规模消耗的可能性。随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极大地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两年多之后，中共军队在总人数上实际只缩小了10万人左右，远比最初预计的要少得多。因此，毛泽东1944-1945年公开讲，尽管中共在1940年光是大的根据地就有20个，总人口约1亿，军队已经达到57万，在百团大战以后，“我们的力量减少了，损失很大”，但由于方针政策对头，大的根据地只损失了几个，人口只减少了不足一半，军队只减少了10万人。到1943年下半年以后，我们的力量就又开始呈上升趋势了。
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的方针
1943年下半年，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重要变化。一方面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一方面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替代海上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扫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日本大本营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大批抽调华北占领军的主力前往太平洋战场和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所谓“一号作战”。
日军大量收缩兵力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围攻与压迫，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便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方针也因此开始相应地发生变化。从1944年初开始，晋察冀军区首先开始发出“集中适当主力，配合各种方法，广泛攻袭伪点，迫其撤退，并求得消灭其一部”的指示。但因指挥权较为分散，各个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亦不十分相同，再加上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尖锐批评1937年战争开始至1940年百团大战这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的强调集中作战的倾向，批评发动百团大战是忽视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此，各部队军事方针的转换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直到1944年4月中旬，毛泽东仍旧认为：“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25)
1944年夏季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更加迅速。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继续失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却坚持不作退让；一方面是八路军进一步在敌后取得进展，美国政府也开始看重中共在军事上的作用，表示赞同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并或多或少地许诺要在军事上给予中共以援助。因此，中央军委开始强调“大举攻袭敌伪”，要求大城市周围的武装力量，努力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周围去，“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其后中共相继组织八路军紧接日军之后南下黄河以南，在河南西部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先后组织上万人的南下支队争取在华南等地创造新的根据地，与华北、华中的敌后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与此同时，八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展开了全面的和积极的攻势作战，搅得华北各地的日伪守备队几无宁日，被迫退出了更多的地区。
但要想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时必须迅速从游击队变回到正规军，从游击战变回到运动战，从分散指挥重新变回到集中指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支能够大规模歼灭敌人，收复失地的名副其实的“解放军”(26)。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已经明显地进入到反攻阶段了，在中国敌后地区，这样的形势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敌后广大的乡村实际上已经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控制之下了，所谓反攻，就是攻取日军占据的大中小城市。但这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装备仍旧十分落后，几乎没有重武器，攻坚作战十分困难。考虑到部队既缺装备，又缺训练，毛泽东这时在军事方针上仍特别强调一个“挤”字，主张“对敌斗争的办法，主要还是挤”，要求“多打胜仗，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称“挤的本身，就是准备反攻。”具体到“挤”的方法，就是“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27)。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年时间里，八路军和新四军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作战，力争“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但是，由于军事技术对比的巨大差异，特别是随着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明显地加强了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对迅速展开大规模反攻作战的问题，仍旧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直到1944年12月，当军队已经迅速发展到65万人之后，中共中央才最终明确肯定了从防御转入进攻，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必要。至此，部队大规模集中化和正规化的任务重新提了出来，对正规战（包括运动战、攻坚战等）的应用和训练也开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即便如此，直到1945年8月4日之前，即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前不久，毛泽东仍然认为在敌后“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估计与日本的最后决战还要有一年多的时间，因而主张“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因此，在整个战略部署上，中共中央仍在做决战和反攻的准备，强调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28)。中共整个战略方针完成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是在苏军出兵几天之后才最终实现的。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争初起至1940年百团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里，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从毛泽东提出分散的游击战争方针之日起，到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彻底停止大兵团集中作战的战法为止，中共从战略到实战都经历了一连串的反复，其间既有挫折，也有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从1941年初到1943年底，中共彻底否定了集中作战的方针，开始全面和自觉地贯彻更加分散的，以小规模的武工队为主要作战单位的游击战方针，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敌后根据地最感困难的一段时间。第三个阶段是从1943年底到1945年8月开始反攻作战。这是中共军事战略方针的又一个逐步转换时期。为从游击战重新过渡到战略进攻的反攻作战，中共一步步尝试着从局部的和分散的攻势作战，分阶段分步骤地将部队逐渐集中起来，重新开始正规化作战，一方面小心谨慎地继续根据自己的实战能力采取“挤”小敌人的战略，一方面也积极地为最后的反攻作准备。在整个战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保持与发展中共自身力量，以自己为中心争取抗战胜利的思想，是抗战期间中共军事战略方针一系列变化的主要依据。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08-711、749-752页。
④《毛、朱、彭关于拥蒋抗日问题致剑英同志电》，1937年7月14日。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5-26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47、53-54、57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0-61、66、76、82-83、128页。
⑧《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竖排版，第342页；《毛泽东为中宣部拟定宣传鼓动提纲》，1937年7月21日。
⑨《朱任致毛彭电》，1937年9月15日。
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0、42、44、50、55页。
(11)《毛泽东致朱彭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7、60-61页。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11-112、114、117页。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7、105、126页；并参见《毛泽东年谱》，第40-41页。
(14)《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2卷，第217页。
(15)《朱德彭德怀关于运动游击战指挥基本原则致徐海东黄克诚电》，1938年2月4日；《朱彭致恩来同志转送蒋何陈并告毛洛陈王电》，1938年2月6日。
(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34-236、258-260、291-292、308-309、328页。
(17)《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5页。
(18)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1939年5月5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4期。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469-470页。
(20)《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235-245页。
(21)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22)《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61页。
(23) 参见拙作（与杨云若合作）《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24-125、182、212-213、369-370页；参见《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25)《朱德选集》，第133页；《彭德怀军事文选》，第188页；《山东军区关于敌人收缩兵力和我军事斗争方针给各军区的指示》，并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11、715页。
(26)还在1944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在考虑变八路军和新四军为“解放军”了。
(27)《毛泽东关于多打胜仗巩固自己挤小敌人的指示》，1944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5、458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77-378页；张平化：《对敌斗争与练兵运动》，1944年12月17日。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3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1、805、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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