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吉思汗重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吉思汗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0)03-0041-06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欧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作为反映当时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13世纪从蒙古高原崛起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他是代表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具有商业精神，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开明君主。他的重商思想和政策措施，对恢复和发展蒙古社会经济，促进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笔者将从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内容、表现、原因及作用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主要内容
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发展商业。他认为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增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尤其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的“金麻绳”，看作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法宝。成吉思汗统治后期，随着蒙古领土的扩张，西域花剌子模便成了邻国。花剌子模王在位的晚年，居民安居乐业。“战火熄灭了，路上的盗贼、匪徒肃清了，一群群商人到可能获取利润的任何边陲地区去。由于蒙古部落是游牧民，远离城市，他们十分珍视各种织物和垫子，关于同他们通商可以赚钱的消息便远播开去了”[1](P257)。为此，西域商人，纷纷来到蒙古。成吉思汗也“寻求和他建立最友好的外交和商业的联系”[2](P187)。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成吉思汗于1218年向花剌子模派出一个庞大的商队，并在给算端国王的信中写道：“我愿意和您友好交往，希望你明白两国人民进行贸易，共取利益的正确之事。”[3](P189)“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遣归，情况你即将获悉。我们也派出一队商旅，随他们前往你邦，以购买你方的珍宝。”[4](P90)“当您清除了敌人，将同我们邻接的地区全部占领和征服后，我们两国就成了邻国，为了在两国沟通协作一致的道路，要求我们拿出高尚明达的态度来，担负起患难相助的义务，将两国之间的道路安全地维护好，避免发生险情，以使因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关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们得以安然通过。当我们之间建立起亲睦关系以后，就没有人动坏念头了，也没有人支持纷争和叛乱了！”[1](P259)但成吉思汗派出的商队抵达讹答剌时，该城长官亦纳勒术，看见他们的财物，起了谋财害命之念，以成吉思汗军事间谍之名将商队扣留，抢劫财物并杀害了商人。这就是蒙古历史上有名的“讹答剌”事件。这一事件给成吉思汗提出了两难选择。经过深思熟虑后，他采取了“和平争取，武力解决”的办法，先派去使者，要求赔偿。他的这一正当要求遭到拒绝后，便采取了武力措施。由此引发了改变历史的成吉思汗西征。
成吉思汗作为朴素的牧民领袖，具有思维开放、向往知识、尊重人才的开明思想，这充分表现在他对商人的信任和肯定上。他认为，商人不是世人鄙视的对象，而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他在《必里克》中说：“就像我们的商人带来织金衣服和好东西并坚信能从这些布匹织物获得巴里失那样，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鼓励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通过这样的训练把他们练得勇敢无畏，使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1](P357)他不仅这样教导子孙，而且付诸了行动。1218年，当来蒙古经商的花剌子模商人返回时，“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让他们随那队商人去算端的国土，在那儿作生意，收购奇珍异宝”[4](P23)。他鼓励子孙后代学习商人们不怕艰难，兢兢业业，敢冒风险，勤奋好学，从零开始的创业精神。这样就组成了共有四百五十多人庞大的商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业已开始。
成吉思汗提倡自由贸易，坚持公平卖买、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指责商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不义行径。反对商业交易中的不守信用、相互欺诈，尤其对那些欺行霸市、投机发财、盘剥百姓的奸商，主张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打击。同时，成吉思汗重视发展斡脱商，建立起了由国家集中管理，上层垄断经营的商贸体制。
二、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具体表现
成吉思汗为了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政治上以富商大贾担任行政要职，提高其社会地位。同时还在蒙古帝国上层培育了一批重商、扶商的代言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和后来，不少商人充任了蒙元王朝的显官，如回鹘富商镇海为蒙古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上。回纥人阿三、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均为商人，先后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经济上以减免商税、鼓励经商、开办官商、发展斡脱、提供资助、增加渔利等办法来便利商民。蒙古帝国初期，蒙古地区民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即牲口，如牛、马、羊、骆驼等，税收也以马牛羊计算。在《蒙古秘史》中，有成吉思汗为了救济王汗曾经从属民中征收忽卜出儿的记载[5](P436)。当时，这种忽卜出儿主要用于济困和社会福利。据拉施特记载：“过去，在他们（蒙古人——引者注）的习惯和惯例还存在的时候，每年从全体蒙古军队中，以马、羊、牛、毡、克鲁惕（指干奶酪——引者注）等作为忽卜出儿，分给贫困的斡耳朵和亲兵们。”[1](P221)根据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一律免除宗教人士、贫民、教师、医生及各类知者的赋税负担。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成吉思汗时代向经商者课税的记载。实际上从窝阔台统治时期，占领中原地区后才设立税所，开始征收商税。太宗元年（1229年）有人建议，得汉地无用，不如空出来作牧地。耶律楚材奏言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周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太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开始课税[6]。法律上，承认并保护经商者的合法地位和各项权益。在《大扎撒》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又实行了国家集权管理对外贸易，逐步建立了直接干预商务活动的体制，甚至规定：“值得汗采纳的货物，应连同货主一起送给汗。”[4](P92)还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建立驿站，畅通商路，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方便。成吉思汗下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他们应优视厚待[4](P24)。成吉思汗的这些法令和具体措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已成为草原居民的传统习俗。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4](P23)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上，而且在他的继承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如窝阔台合罕、蒙哥汗、贵由汗，特别是在元朝皇帝忽必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元朝政府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商业，扩大贸易，在律令上特设保护商业的条款，给予商人各种优待和特权，主要有：
1.鼓励通商。还在与南宋对峙时，就规定经双方认可的榷场，允许南北商人互市。忽必烈即位初期，在颖州、涟水、光化军三地建立榷场，与南宋互市。
2.减轻商税。元代商税本轻，并不断减低。至元二十年（1283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同年九月，“徒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减上都商税”。同年六月，“诏减商税”。政府对商人不断减税，无疑会刺激商业的发展。为了鼓励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买卖，政府对上都的商人，给予“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结果，正如拉施特在《史集》中所言“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诸汗所规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全部重担正是落在纳税阶层剌亦牙惕即定居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身上，然而，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特别是大批发商斡脱商人，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1](P77)。
3.保护商贾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政府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严禁“拘雇商车”等，保护商贾人身及资财安全，成为各级官吏的要务。另外还给商贾以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权利。
4.救济商贾困难。蒙古帝国初期就有帮助商贾解决困难，扶持中小商贩扩大经营，增加渔利等措施。如在窝阔台合罕时期，就曾动用国库来解决商贾资金不足，并给予政府贷款来鼓励经营斡脱买卖。《史集》载，合罕有旨，无论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付款。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必闍赤们，有些开支。我这是在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1](P94)到元朝，政府对因战争阻隔的商旅，或“给资使归”；或“据其牲畜头数，畜给一石”。在上都，官吏买商旅货物不付给价款，商人归家不得，至有饥寒而死者，政府“出钞四百万贯偿之”。
5.各级政府普遍重用商人。元朝大臣当中不仅有回、鹘、汉等民族大商巨贾，而且也任用西方高僧大贾。马可波罗本身是个意大利商人，从1275～1292年的17年间，在元朝政府供职，先后担任总督、巡视、出外使节等要职，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百姓的爱戴。
对此，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评价道：“元代统治阶级尚保存着游牧民族常有的商业精神和发展商业资本的特征。无怪他对商业较中国以往封建王朝更为重视。”[7](P364)
三、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根源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游牧民族固有的商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生长在一个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族相互吞并，强凌弱，众暴寡，道德秩序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以，他自创业之始，就注意到道德、威信和秩序的建立。对他来说，战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达到安定和富足的一种手段。当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赫然而立的军事帝国后，成吉思汗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发展商业贸易才能补充自身经济的先天不足，实现繁荣稳定。同时，成吉思汗小时候曾经住在较发达的、与中原邻近的弘吉剌惕部落，受到中原文化一定的影响。执政期间，在他经常与各国各色商人接触交谈、了解情况，掌握军事情报的同时，无疑也学到不少经商知识，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
从思想基础上来说，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来自于畜牧业生产方式本身。游牧业生产的单一性与人们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半自给性和依赖性。因此，交换便成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业精神变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好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8](P371)倪建中指出：“蒙古人是重商主义者，这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因为，他们所居之处，往往不利用农耕，资源也相对缺乏，要想得到粮食、食盐和工具，就必须发展贸易。”[9](P1033)成吉思汗重商思想正是蒙古族固有商业精神的体现和典型代表。历史表明，蒙古民族不是商业民族，但也不是轻商、歧商、不懂贸易的愚昧民族，恰恰相反，重视贸易往来，具有商业精神是蒙古民族的优良传统。
四、成吉思汗重商思想的影响和启示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和行动，体现出他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雏型，虽不系统、不完善，但对蒙古高原以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具体来说：
1.实现了蒙古社会一度的繁荣。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更准确地说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业俱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志费尼作过较详细的描述：“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威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蹬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凌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造择之果品’……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在他们的居住在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定。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的生意。”[4](P24)
2.城市兴起，社会有了较细的分工。由于成吉思汗及继承者们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和交通运输业，蒙古腹地相继出现早期城市。哈剌和林便是蒙古早期城市之一。第一次亲临此地且留下确切记载的欧洲人是威廉·鲁布鲁克。据他所写的《蒙古游记》提供的资料来看“城市有两大街，一名回回街，市集所在，……外国商贾及各地人民皆辐辏于此焉。一名汉人街，工匠所居，该城有四个门，东门售粟及其他本地生产不丰之谷物，西门售羊及山羊，北门售马，南门售牛及车”[10](P203)。可见当时蒙古地区社会分工、商品贸易及专卖市场已具雏形。
3.为蒙古民族开辟了走向富裕文明的谋生之路。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并在与中原和西域频繁交往中，受其农耕和商业文化的影响，蒙古人开始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时常过问商务之事，甚至亲自识别货物，讨价还价。元代经济史专家李幹说：“皇帝是最大的商人，其经商手段主要是付回回以银、令其经商纳利。”[11](P300)贵族、官吏、寺院住持等经商成为普遍现象。一般百姓，甚至军人都开始参与买卖活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军人经常带一些土特产随时准备交换。人们进城售其牲畜及乳类品，购置所需物品等记载[12](P62)。可见，13世纪开始，从蒙古皇帝到一般百姓已经普遍参与经商活动。商业贸易成为他们一种必要的谋生及致富手段。
4.加速了北方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重商思想得到肯定。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9](P1024)。《马可波罗游记》展现较多的也就是当时中国商业得到重视和发展，经济全面复苏的实际情况。
5.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风暴帝国》作者的分析中得到更多的启发。他们认为，蒙古人衰败，从中原退出，撤回草原后，中原文明也失去了新鲜血液，中国历史上丧失了一次转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中，这是近代化的前夜，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为近代科学发展准备了足够充分的条件，西方近代民主制便由此启发而来。蒙古族注入的新血统，使中国人从宋人只知苟且偷生、毫无大志的颓靡状态中清醒过来，懂得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已经具备了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野心和能力。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14～15世纪，近代文明的曙光应该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9](P43)
6.促进了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成吉思汗的西征带来世界东西“两极”的互动，包括火药、罗盘、印刷术、造纸术等极为重要的发明和诸多物质文化西传，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是一个重视商业，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者”，7个世纪以前就有如此先进的思想。这足以证明，“一代天骄”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收稿日期]199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