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财富表变动看经济政策“纠误”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变动论文,国民论文,方向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4)02－0015－011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已经有好多年了，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看法。最近，有关增长模式、发展方式、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的讨论再次进入学术和政策视野。然而，对有关经济发展方式的讨论及其实际效果告诉我们一个不得不尊重的客观事实：各种各样的提法以及这些提法是否列入文件其实并不重要。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国民财富表的结构性变动来揭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的国民需求是什么。这是决定经济政策能否见效的根本所在。如果一个美好的政策愿望是以想象或者仅仅用其他国家的当前做法来指导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个愿望注定是不会成为现实的，留给后人的，只能是对这种毫无实际成效政策的批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在把握了经济发展规律之后所制定的符合当前中国国情和增进国民福祉的发展政策，而不是一个毫无实践意义的名词或称呼之争。当一个有价值的理论与实际的现状相匹配时，政策就转变为生产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本文将以过去10年的中国国民财富收入的变动来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重点应该在哪里，如果对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发展重点都没有弄清楚，谈论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就成了无本之木！
一、如何看清10年经济现象的本质
我们有必要列举经济现象和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现象。什么是中国经济现状？如何进行经济转型？大家翻阅报纸、浏览互联网，就可以看到诸如“雾霾围城的重要元凶是煤电”“私家车占据通道，小区消防车、急救车道何时畅通起来”“道路拥堵成几何级数增长”“一夜暴雨，城市成泽国”“望‘尘’莫及的城市，如何才能‘尘埃’落定”，可谓矛盾成堆、问题成山。2013年9月初，公共媒体在广泛讨论城市征收道路“拥堵费”的可行性。支持者认为这符合市场化治堵原则，谁占用道路资源谁就需要付出成本。反对者认为，收费并不能有效减少汽车使用，只会增加消费者负担。①大中城市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早已到了一个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最近一组评论迭起：“房价高企，大城市还能容下奋斗的年轻人吗？”整整10年来，“房价地价创新高，调控加码成可能”“房价涨幅迅猛”，几乎天天充斥各地报纸。政策的反应是：一方面限制房价上涨，约谈房价上涨的城市领导，外加“限购”和“限贷”；另一方面则从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起步的应对政策，再到新出鞘的“自住型商品房”供应。其结局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涨”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2003—2012年连续10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房价调控政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悲剧。为什么房价上涨仍将延续下去呢？
再看最近“京七条”“沪七条”“深八条”“穗六条”的密集出台，这些真的能够阻挡房价升势吗？一个很好的政策提法会受到广泛的赞誉，却可能是一个运作不畅的政策。有不少人感叹：2013年，经济形势如此严峻，迷茫不安笼罩着每一个人，房地产却一枝独秀，飙升不已。另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又将房价回落的希望寄托在房产税推出。通常说来，高价之后而来的是低价，开征房产税之日，应该是中国房地产见顶回落的一年。但中国住宅与非住宅房屋价格的10年变动轨迹却并不符合这一常理，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与之形影相随的住宅与城市基础设施仍然“短缺”，并且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即当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0美元之间时整个社会建筑物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如果真是这样，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行动呢？
对“雾霾”“拥堵”“疯涨”等经济现象的分析需从客观现实出发，才能将来龙去脉刻画出来，才能找到解决如此复杂和争议不断的问题的方法。我的看法是，了解国民财富结构变动应当是一个合适的途径，至少值得我们去尝试。
二、国民财富增长的结构巨变
财富是如何产生的？取决于人类的劳动，是由整个社会资本形成的速度及规模决定的。从时间上说，300年前的中国财富总量和人均财富大大超过美国，而今天的美国财富总量和人均财富数要大大超过中国，其根源在于现代工业革命改变了财富数。
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铁路、高速公路、机场、体育馆、生产车间、手机生产流水线、住宅、办公大楼、汽车、电脑等都是有形资产，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就总体而言，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人类劳动能力不断提高和运用更加复杂的工具，并与自然资源组成的。而自然资源只有依赖于人的努力和智慧，其满足人类需要的潜力才能够被发掘出来，这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计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却要比任何物质资本更有价值。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和保健得到提高，2013年的中国人均寿命要比1993年的更长，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更多，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尽管国民财富是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十分关心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对国民财富积累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和人力资本质量的持续提升才使国民财富的超常生产和积累成为可能。
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部分是什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答案。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一个真实的需求，也就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需求。高增长就是更多的财富积累：在2002—2012年的1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以名义GDP计算，从2002年的12.03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增长3.3倍。如果以美元值计算，则从1.45万亿美元增加到8.26万亿美元，增长4.7倍。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的轨迹上，GDP是衡量一国经济产出的客观指标，同样也衡量一国财富和规模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前，预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当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达到3万、5万美元时的国民财富积累方式与构成将显著不同于人均5000美元时的特征。
2000年前后，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中国国民财富积累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以产出的常规度量为基础，把传统耐用消费品的财富形式与汽车、住宅这类新的财富形式相比较，进而评论国民财富积累的重点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财富数量，也改变了财富结构。家庭少许的银元、黄金饰品、珠宝，甚至10两或者20两实物黄金不再是引以为富的标志了。国民财富是看得见的有形资产，证券、存款等金融资产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和财富的索取权，必须有相对应的实物资产。从这一角度看，金融资产是一种虚拟资产。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斯蒂芬·戈卢布在《货币、信贷与资本》一书中提供了一个美国的国民财富结构。1994年美国有形资产的美元值达到20万亿美元。其结构如下：第一类是可再生性资产，占78.2％，其中包括居民住宅(29.3％)、非居住用的厂房和设备(30.3％)，这两类建筑物在有形资产中的比率是相似的，表明建筑物要占到国民财富的60％以上，构成了最大的国民财富；其他是存货(6.1％)和耐用消费品(12.5％)。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飞机、游艇、家用电器、家具等，所占比重并不高。这些耐用消费品可以不断地制造出来，并且以更多的用途、更高的质量来推陈出新。第二类是土地，占21.8％，土地的价值低于居民住宅，也低于厂房和机器设备②。从美国财富结构讨论中可以引申出新的观点：未来10年～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住宅与非住宅建筑物的投资来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和翻两番的目标，通过更多国民财富的创造才能实现人均国民财富数的快速增长。
表1提供了2002—2011年中国国民财富结构变动与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部门的投资数，数据是枯燥的，要稍加解释才能点出这些数据所能给出的政策调整含义。
第一，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中既有耐用消费品，也有非耐用消费品，11年间的总额增长5.4倍。通常用消费、投资和出口来核算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部分。我们用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占GDP比率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指标，却是一个清晰的指标，所占的GDP比率从34.42％上升到38.89％，表明消费占GDP比率并没有如一般所言的呈下降态势。
耐用消费品是国民财富的组成部分。传统耐用消费品可用家用冰箱、家用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来显示这类财富积累现状。2000—2011年期间，三大耐用消费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5.8倍、3.65倍和2.11倍，这也是家用电器普及率的快速提高和基本完成普及的新时期。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年限为10年～20年。目前，家用冰箱的年产量接近1亿台，家用洗衣机年产量接近8000万台，而彩色电视机年产量则超过1.2亿台。未来的国内需求是以这类产品的更新成为主流，居民家庭的大规模采购时期已经过去。再考虑这些传统耐用消费品的价格，20年前需要用一年的工薪收入才能添置一台彩电；2012年，一线城市的一年工薪收入可以同时购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不少耐用消费品。可见，耐用消费品在家庭财富结构中的比率加速下降了。
第二，住宅建造成为国民财富中总额和占比都增长最快的板块。2000年，住宅销售金额占GDP的3.25％，2011年则上升到GDP的10.19％。这是与居民的行动决定国民财富积累的方向以及居民收入上升和国民储蓄行为改变紧密相联的。这样就基本改变了中国的投资结构。就住宅销售面积而言，2000年仅销售了1.66亿平方米，2011年的销售面积已达到9.65亿平方米的大数据了，即使每年能够保持销售10亿平方米住宅的速度，对于13.5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年人均增加不到1平方米，显然没有接近其饱和的临界点，更不用说住宅质量改善和住宅面积扩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家庭的另一耐用消费品是轿车，尽管过去10年增长率达到15.68倍，但2011年产量为1012.67万辆，轿车的家庭普及率远未完成。2011年城镇家庭的家用汽车普及率只有18.58％，而要达到像日本、德国的550/1000人普及率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工业发达国家，汽车是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中的最主要支出，它也必然是中国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中的最大支出。毫无疑问，国民财富积累的形式变化一定会迫使财富生产体系的改变。
第三，创造物质财富的基本前提是投资，这也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如果用国民经济收入恒等式来说明，经济增长率是由投资决定的，投资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高的投资增长率带来了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一个低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就是一个低的经济增长率，更是一个低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将2000年和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率的数字作一对比，就会发现有两个特点：一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因投资比率上升已成为两个最大的资本形成部门，过去10年间的投资增长率始终高于全部固定资产增长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提供了近9000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是实体经济中的最主要的部门；二是交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投资占GDP比率只是略有上升，2011年分别为5.87％和3.10％。这正好表明了这两大部门资本形成率的不足，没有跟上国民财富增长的结构性变动趋势。
对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和3万美元的国家和区域来说，连续不断的固定资产投资皆是财富创造的渠道。采用这样的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GDP总量中的相对作用。
结论：上述的讨论主要针对10年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变动。仔细审察不同部门的投资比重及其增长率，探索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动所包含的政策可能或应当调整的任何迹象，或许会对未来10年甚至20年经济增长运动中的结构特征把握更深。1992—2002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76亿平方米，销售金额为2.71万亿元。2003—201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64.20亿平方米，是前一时期的4.6倍；销售金额为64.20万亿元，几乎是前一时期的10倍。对比这两个10年间商品房销售量，是为了能更加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居民进入新的财富积累形式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今天，居民财富的主要构成是住宅、汽车以及形影相随的基础设施，说明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看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宣示了一个看得见的变化：“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③当然，消费升级的方向与居民偏好紧密相关，服务业创造价值，但并不创造财富。我们认为，政府确定的居民消费升级方向诸如消费的服务化不会成为当前或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升级的重点，经济转型的方向是由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决定的，现有政策还没有非常明确地昭示以道路、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物为主的投资方向。
三、财富偏好与财富创造的错配
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判断：一国经济结构是由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特点决定了一国的生产和经济结构。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政策的指向并不一致，而且常常互相冲突。居民行为没有错，而是政策机器出了故障。让我们用表2中的实际数据来对过去走过的路和未来将要走的路作些分析判断：
第一，中国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1985年的855元，再到1990年的1644元，摘掉了贫困国家的帽子；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3.52万元，比1990年要增长20倍以上。如果用世界上通行的美元计算人均收入，1978—2000年的22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10倍以上，从80美元提高到948美元；在2000—2011年间的增长倍数是5倍以上。表2也给出了我们对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增加到1.5万美元水平的预见。更高的收入，更高的消费水平，也需要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它正在改变中国居民收入中的支出结构。
第二，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随着一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提高必然使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57.5％，到2000年下降到39.4％，2011年又下降为36.3％，到2020年会下降到25％左右。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家庭中可支配收入中维持生命的费用必然逐渐减少，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开支占收入比重也是下降的，而住宅、汽车等物质财富的支出则是越来越多。任何促进消费的政策都不会提高居民的财富数量，扩大国内需求就要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居民消费升级的真正重点？
第三，1985—2011年的26年间，城镇居民家庭的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接近100％的普及率，如电冰箱和洗衣机普及率达到97％以上，彩色电视机更是达到135％的普及率，家庭电脑普及率也达到了82％，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2台～3台电脑，人手一部移动电话。新的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升不会再成为家庭财富积累的重点。家用汽车普及率的逐年上升是家庭财富中仅次于住宅的支出增加数，汽车普及率提高不仅仅是汽车制造商的产值增加，也为汽车行驶提供更便捷的道路网络创造更大产值提供了机会，而且该产值数要比汽车制造商产值多出许多倍。
第四，国民财富包括居民财富，也包括与居民财富相关的道路、公共建筑物等形式的社会财富。当居民财富以住宅和汽车以外的耐用消费品为最主要形式体现出来时，以货币衡量的居民财富数是很少的，除需要增加相应的电力供应之外并不产生对其他财富的需求，尤其是基本上不增加对道路及居住环境方面的需求。但是，居民对住宅和汽车的追求将直接影响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的调整方向又将直接影响财富增长的速度。
第五，表2中最值得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200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只有442人，2011年变成了2228人。在短短的10年间，城市人口的居住密度提高了4倍。而每万人拥有道路长度从2000年的4.1公里增加到7.6公里，仅增长不到1倍；家用汽车的普及率从百户家庭的0.5％上升到18.58％，提高了36倍，可见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是严重不足的。几年来，无论社会财富还是居民财富的储存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绝大多数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尚未理解一个新的社会财富结构正在形成中。
道路密度是测定基础设施水平的又一个指标，一般以每百平方公里有多少公里道路来衡量。日本每100平方公里有318公里道路，这与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和人口众多是高度相关的。韩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与浙江相似，其道路密度达到了105公里。而中国的100平方公里道路密度仅为39公里，连韩国的1/2都不到，更不能与日本的道路密度相比。道路越多，道路的拥堵必然减少。中国道路交通事故频发不是因为汽车太多，而是道路太少的结果；汽车的碳排放量过多而出现的环境污染，不能以减少汽车数量的方式来解决，而应以城市公共和私人绿化的大规模增长来实现人、车与环境的和谐。一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50％或至少30％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城市问题。
我们用上海的实例来阐明中国财富创造中的需求与供给的错配问题。表3提供了中国拥有2350万人口的最大城市——上海的不动产存量面积与构成。2000—2011年期间，上海的人均拥有道路长度从5.84米增加到11.83米，仅增长1倍；人均道路面积从7.17平方米增加到18.44平方米，增长1倍多一些；汽车的增长率是几十倍，2000年没有公布家庭汽车拥有率的任何数据，2011年每百户家庭已经拥有18辆汽车。汽车像浪潮般地涌入一般家庭，使得道路等相关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同时也缺少一个系统的供给增加政策。
即使不计算新增房屋的更好质量和更高价值，2000—2011年期间，上海各类房屋从34206万平方米增加到98092万平方米，增长1.87倍。200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是1609万人，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是13平方米。2011年，上海常住人口是2348万人，人均居住的建筑面积是17平方米，比2000年的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4平方米。假如未来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上海还将新建10亿平方米以上的住宅面积和10亿平方米的非住宅房屋面积，比目前的住宅和非住宅房屋面积总量增长2倍。而2011年，上海城市的建成区只有998.8平方公里，那么未来20年，上海城市建成区将扩大到3000平方公里以上。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的居住房屋有5.26亿平方米，其中91％是职工住宅，还有4％是旧式里弄和简屋，单体住宅和公寓的合计数不超过5％。职工住宅的人均居住面积根本达不到60平方米(征收房产税)的标准，职工住宅停车位和绿化率的配套更是一个现有城市规划无法完成的任务，也不能适应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甚至5万美元的基本标准。那么，上海4.8亿平方米中至少50％的职工住宅将不得不重建，以适应国民财富积累形式的变化。居民住宅既是投资，也是消费。否则，人均3万和5万美元的收入从何而来，又将投向何处？
据说人均80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国家住房政策正在制定中，这是一件好事。那么，人均5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面积也是合适的，郊区森林更是城镇居民期盼的。各种等级的城市拥有30％～50％的绿化率不能看作是浪费，而是城市未来30年所要达到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推窗见绿成为家家户户的基本居住环境的标准，这就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解决城市空气污染的最重要渠道，更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减少土地供给，更不是减少对各种城市基础设施、住宅与非住宅建筑物的投资，而是增加。衣服、鞋子是财富，手提电脑、移动电话也是财富，可是这些类型的财富与宽阔的道路和具有各种便利设施的建筑物相比显得价值太低了。今日的中国，不是2000年的中国，更不是1978年的中国。新的财富需求应当有一个新的创造机制，大众的愿望应当被满足，政策应是促成愿望的早日实现。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2009年的20年间，中国城市化率从27％上升到44％。而全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在1990年和2009年分别是43％和50％；高收入国家分别是73％和77％。中国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77％，至少需要30年时间。所以，未来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城市革命”的时期，也是整个中国以更大规模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建筑物的发展时期。为此，经济发展的理念、战略、思路和政策应当跟上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四、经济转型与“产能过剩”的冲突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什么？笔者将提出一个以国民财富积累重点为基础的不同观点。表4是从市场上采集到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价格信息。包括家具、汽车在内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是制成品，也是可以移动的资产，其生产过程也是可以搬迁的，这就使得价格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极小，市场经济中的“套利”起到了价格均衡的作用。
大致说来，一个家庭耐用消费品和家具的合计货币数为10万元，与一辆10万元左右的家用轿车价格是1∶1的关系。如果没有购买家用轿车，一个居民家庭花费10万元就可以购置满足家庭生活之需的耐用消费品。另一个选项则是一辆20万元左右的中高级轿车，相当于两个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格。
住宅的价格就有很大的差异。表4表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一般每平方米从2万～5万元不等，当然也有10万元/平方米的住宅，非一般民众和中产阶层的购买力所企。而武汉、郑州等内陆省会城市的房价在1万～3万元/平方米之间。昆明、贵阳等西部属于三线或四线的城市，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8000元/平方米之间。
我们看到：其一，家庭一般耐用消费品的总计价格与轿车价格是1∶1，或者是1∶2；其二，家庭所有耐用消费品与住宅价格之比要取决于城市等级：一线城市之比是1∶20甚至1∶30，二线城市为1∶10或者1∶5，三线城市是1∶4或者1∶2。
国民财富的创造模式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住宅、非住宅的建筑物和道路等方面了。就是说，我们在创造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财富之后又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财富创造时期。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限制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物的生产，而是需要生产更多的住宅与非住宅建筑物，更宽阔的道路，包括学校、医院、健身设施、绿地、购物中心在内的更好的社区。而越来越多的居民用其自己的行动来增加物质财富，为国民财富的迅速增加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家用轿车的普及率仍然有着巨大的诱人空间，它的普及不仅是汽车工业制造能力的增强，更是城市空间的超常扩大所带来的需求扩展。道路建设速度应该与建筑物增长速度相适应，建筑物周边环境改善的投资增长率也应当比前者更高。当1平方公里的城区居住人口在2万人或5万人以上时，这种高密度的人口拥挤率早已超出了物理空间和环境空间的容忍度。所以，一个城市面对交通的瘫痪，不要以为征收拥堵费或用大气环境法来限制人类活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要提高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需要增加巨大的投资，不断地将储蓄资金转化为看得见的资本形成。
不幸的是，这些资本投入的是以钢筋和水泥为标志的建筑业，是传统产业中的“传统”，根本不是高技术产业，也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受到打压的产业，却是整个社会有着旺盛需求的产业，这类产业已经被调控了整整10年，可是如同房价一样，每调控一次，产量就上一个台阶。因此，这类产业的真实需求与结构转型升级的理想政策形成了更大的冲突。那么，中国的“产能过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关对过去15年产能过剩调控政策的是非评价，完全可以从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反映出来。本文仅限于讨论3个主要的、却被认定“产能过剩”的产品，这3个产品与城市设施和建筑物有紧密关系。钢材的产量在1997年接近1亿吨，2011年和2012年达到8.86亿吨和9.58亿吨，增长了9倍以上。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推动，钢材的产量还将随之增加，这一点确信无疑。1997—2012年期间，水泥产量从5.12亿吨增加到22.1亿吨，增长近4倍。轿车产量从48.60万辆增加到1077.00万辆，增长20倍以上。每生产一辆轿车所需要的道路、停车位的建筑成本和维护成本比制造本身更加多，这一点始终没有被决策部门所重视。人与车、车与树、车与路、车与房不是两张皮，是多种需求的完美结合，它不是家用电器、信息产品、影视产品、家具，更不用说是食品和衣著需求所形成的产值能够比拟的，它们几乎是蚂蚁与大象的两个世界。
据此看来，许多工业产能只是阶段性的过剩，并非长期过剩。倘若将前者视为后者，并辅之以严厉的产能调控政策，是不会起到缩减产能的效果。决定产能大小及其阶段性特点的是市场需求，它是由城镇化规模和城镇化深度直接决定的。2012年，钢材、水泥、轿车增长率已经下降了，这会成为未来数年持续的常态吗？我们已经看到，城镇化过程中人均居住面积、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化面积将随着人均收入倍增而同样的倍增、甚至两倍或3倍的倍增，究竟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更适合中国呢？
图1 人均GDP与产能过剩的产品增长率比较
有关未来10年或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及增长率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作出以下3个推断：
第一，名义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2％左右至少可以延续到2020年或2030年。这样的话，一个更高收入的公众消费倾向会从低水平的住房向较高和更高的水平看齐，其改善的愿望只会日益强烈。作为一个整体，以人民币计值的国内产值将增长1.5倍和5倍以上，而除更大规模城市建设之外的其他路径所创造的总需求扩大作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消费和投资倾向决定供给结构和供给数量。把闲置的生产能力充分调动起来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的。更大的生活空间是有效的需求，这必然隐含着现有工业生产能力有一个扩张的机会。被抑制和控制的“产能过剩”产业又将迎来一次产品价格上涨的机会，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家早已知道这一经济规律，他们将是今后几年的胜利者。
第三，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多工作、多消费将延续下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现象，也为新的主流文化创造了一个财富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带来丰裕社会，才会提供创造灿烂文化的机会。
国民财富正在年复一年地增长，财富积累的形式变化不能被忽视。对人均收入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传统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接近饱和，以及城市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上海人均居住面积的数量及增长率的不同态势综合加以比较分析后，就可以形成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通俗地说，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构成了对经济增长的消费和投资动力，过去15年间恩格尔系数快速和持续的下降，使得依靠衣、食来拉动消费的主张和努力在实践中毫无作用，我们必须为新时代提出新见解，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和明确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新政策，提出什么是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的新观点。住宅在普通居民财富中的比重只会上升，不会下降。政府的工作不是去降低它，而是应鼓励居民通过诚实的劳动和更多的劳动产出来增加这一财富。越高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收入，对住宅质量的要求越高。从2009—2013年新房销售价格节节攀升的现象来看，不存在住房数量供应和质量改善已经过分了的事实。实际上，过去10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成为价格不断攀升的真正推手。
未来20年，住房质量的改善应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忽略住房质量来讨论人均住房面积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15平方米和20平方米的厨房确实要比5平方米厨房更受百姓的喜爱，但挂满住宅大楼外墙的空调外机如同肿瘤一样也应当切除，取而代之的是安装了中央空调系统的居民住宅楼。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也没有什么是比国民财富增长更为重要的事情了。未来20年，新房销售面积将继续上升，这是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
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确实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只有那些能够真正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才能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更快的社会进步。中国应当告别低水平的城镇化，尤其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大都市所面临的最主要和最艰巨任务是再城市化和再工业化。
五、一个长期的政策含义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远未完成。这一轮城市化所爆发出来的需求增长具有非常鲜明的财富结构变动的特征，又将推动更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既有可能是新兴技术产业的涌现，更大程度上也是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玻璃、厨房设备、化学工业、机械、汽车、直升飞机、喷气飞机等工业的又一次大发展机遇。过去20年是工业化启动和推动了城镇化，未来20年将是城镇化提升工业竞争力，使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产值从占全球的20％上升到40％是可能的，也是符合工业化规律的。④
35年的市场体制改革和效率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已经基本解决了“衣、食”的短缺现象，应该还需要35年、并且以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创造“住、行”的供给体系。财富的需求决定财富的供给，后者又将决定一国经济和产业的演进结构。尽管新的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产业结构的变动似乎显得不那么与财富增长相一致。但是，财富需求的基本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形成率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出大于国民消费是一个长期现象，即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收益率是比较高的，国家和个人财富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时期。如果消费过度或投资不足的倾向风靡一时，一国的财富创造量就会急剧下降，一个曾经的丰裕社会就会很快堕落为贫穷。繁荣和丰裕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保持一个高的资本形成率和财富创造率。而高的消费率，一定是牺牲了财富创造的资本投入量。所以，一个国家不是因为投资更少、消费更多而变得富裕，相反，是因为更多地把储蓄用于资本设备增加的正向行为而变得富裕。
国民财富创造必须依赖生产活动，说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投资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加速财富生产的车轮运转，新的财富才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当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每年会有700万大学毕业生和350万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供应能力。中国也建立起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更积累起天量的储蓄和令人羡慕不已的外汇储备。现在需要的是将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积累和国家经济力量的勇气，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驱动力。城镇化和再城镇化、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就是一场革命：重建城市，再造中国。中国经济经历的是成长的痛苦，而不是老年痴呆症。雾霾、拥堵、废气，只是低城市化水平的产物，也不是不可治疗的顽疾，解决之路只能是更多的道路、更多的绿化、更低的城市人口密度。
今天，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时代，13.5亿人口的大国会在未来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丰裕的工业国，90％以上的人口将在优美环境里有一个舒适的家，告别雾霾、道路拥堵和狭小的居住空间。在此过程中，应当按照经济规律来推动寻找通往繁荣的道路，而不是以一个理想化的经济转型模式去追求一条脱离中国实际经济水平和广大民众需求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北京：拥堵费如何征收将征求意见”，《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9月4日第4版。
②詹姆斯·托宾和斯蒂芬·戈卢布：《货币、信贷与资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3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对2013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宏观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文汇报》2013年7月31日。
④2000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五国集团”人口为6亿人，占全球的1/10；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58.3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61.51％。中国人口占全球的近1/4，未来的制造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0％是必然的，任何的反对理由只要与五国集团的全球比重进行比较就明显站不住脚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有着灿烂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