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战略基础和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民权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实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中所拥有的文化力量形态，是一个国家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一种竞争形态和竞争力量，是一种只有在国际战略竞争形态的比较中才有意义的国家竞争力。尽管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是最近才提出来并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文化历史却早已存在。西域文化对我国汉代文化的影响，大唐文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全盘西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边倒”，都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在中国的历史境遇。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国家战略的时候，如何才能实现这一伟大战略目标，什么才是提高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基础,自然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课题。
克罗齐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历史运动的轨迹去寻找和确立当今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现实维度，应该是我们思考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取向。
对中国而言，苏联和美国无疑是20世纪两个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国家。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创建“苏维埃”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国家外交政策；从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普列汉诺夫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文艺学理论；从《联共布党史》到“列宁装”，苏维埃和俄罗斯文化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国家制度到日常生活，从思想理论形态到青春偶像，文化影响力不可谓不大(电视连续剧《金婚》中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生活的描述,就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案例)，有的甚至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怀(对苏联早期音乐的念念不忘以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至今都是苏联红星合唱团来华演出的经典保留节目)。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文化管理模式，至今还在我国的经济生活和国家文化生活中留有深深的印记，并给今天中国带来改革的深度和难度，更不用说从柴科夫斯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我们灵魂深处的影响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对于重新打开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国人所带来的深刻的文化影响。然而，就整体性文化影响来说，能够与苏联相比较的莫过于美国。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国家制度安排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新选择：作用于国家精英人群，进而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和路径选择；以好莱坞电影和美国篮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同时影响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以麦当劳、星巴克为主要代表的餐饮文化，影响了青年大众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美国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由制度文化、思想理论文化、大众娱乐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它全方位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包括我们正在深入研究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也是在吸收和借鉴了美国外交理论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消化吸收之后提出来的。
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他们的文化之所以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于重建自己生活方式的根本性价值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导致了先进的中国人从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学理文化和娱乐文化等不同层面开始世纪性的全新寻求和全球寻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和美国先后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苏联是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榜样；美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样板。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现代化”，对于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富裕生活”的象征，一种为人们所向往的生活，而所谓苏联和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现实地在中国得到了全面展现。因此，一切所谓制度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等都是一种历史表象，在这种历史表象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努力重建自己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和始终不渝的伟大追求。因此，我们不能被这种历史的表象所遮蔽，我们应当保持和拥有一种透过表象把握本质的认识能力。特别是当一个曾经以辉煌的文化走在世界前列而近代以来落后的泱泱大国，开始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它又一次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重要力量的存在，对于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的全部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因此，要实现和完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伟大而崇高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把立足点建立在以普通民众生活为基础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完整塑造”上。
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体现在他国的国民对该国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整体性的感觉上。这是一种审美判断。没有对一个国家民众生活文化形象的整体性认同、追求与模仿，就无所谓国家文化软实力。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通过该国强大的国防力量集中体现出来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是通过它的国民的整体性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所达到的自由和文明程度体现出来的。而衡量这一程度的标准集中到一点，就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种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表达和实现的文明状态。它包含民众对现有生活的审美态度，以及对现有生活的深刻理解、阐释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的自由状态。一切物质性的生活都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外在表达和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满意度、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这一切主要来自于民众和社会对新价值体系的认同。而生活方式恰恰是最集中表现对新价值体系认同的活的载体。无法想象一个精神涣散的民族会拥有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没有一个能够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唯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才可能凝聚起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所需要的伟大的文化创造力量，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建构起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正是这样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才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而这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便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普通民众的普遍性生活。
在“软实力”的竞争中，社会制度、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大众娱乐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构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最主要的方面。那么在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借鉴到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文明成果呢？笔者以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和战略选择取向也可以是四个维度——从制度层面、思想理论层面、大众娱乐文化层面和日常生活方式这四个方面，建构和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当是这个国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合乎逻辑的一种体现，是这种生活方式的集中与提炼,而不是与这种逻辑没有关系甚至互相对立。所谓幸福指数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的。缺乏幸福指数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建立起对他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当然也就无所谓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那些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所谓“茶楼酒肆里的戏曲清唱；街头巷尾中的秧歌表演”，在中国恰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养成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基因，是幸福指数的生动表达。他们不仅“与那些耗资巨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那些“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倘若不是和民众的生命终极关怀和生命存在的价值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何以能产生“家喻户晓”的社会影响力呢？那些所谓“家喻户晓”的文化形态不正是“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具体的生态样式吗？在中国，倘若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一种国家存在，那么这种文化软实力便是没有意义的，否则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怎样会成为全体老百姓的自觉行为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倘若不能体现于、落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那么这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说到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方式和融会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与表达，它才能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所需要的凝聚力量。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是“美国精神”的具体表现和感性存在。它不是某种外加上去的东西，而是美国人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所建立起来的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的一种系统方式。美国文化倘若离开了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好莱坞和迪斯尼，只剩下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又怎么会具有全球影响力呢？事实上，美国在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另一个就是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两项指标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人看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具有战略性，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因此，向世界推广美国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成为美国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重要内容，将美国的价值观深深交融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美之中来吸引全世界注意力，以某种乌托邦的形式建构美国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美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反而可以对中国老百姓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掉以轻心，甚至把它和我们正要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对立起来呢？对于今天文化建设中的这种倾向，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省。
在现代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议程是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是反映民声、体现民意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渠道，同时也是实现民众文化权利最主要的制度建构。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1]重视公共文化外交在国际交往和国家文化战略博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成为西方大国在构筑国家软实力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有意识地通过民间的涉外活动提升国家形象的做法越来越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现阶段，当中国的普通民众还不可能通过走出国门，展示他们对现存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的时候，“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的表达就是最好的“公共文化外交”。而这种“原生态”恰恰就表现在“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这样一些中国式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对“茶楼酒肆”和“街头巷尾”的忽视。正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那些地方就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必须用心加以建设的主要内容。我想这应该是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然要有硬件的保障，但是倘若不能与享有均等的文化权利相一致，尤其是确保基本的精神安全和健康的文化权利，而是任凭各种恶俗的文化侵蚀民众生活的健康机体，仅有硬件是构不成体现民众幸福的文化指数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吸引力，更不值得他者仿效。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是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现程度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所达到的高度和程度，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内在质量构成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程度。没有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这里，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直接规定和影响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和提高的可能性。能否和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中国文化建设伟大任务的实现程度。因此，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中共十七大在论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候，设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并且落实在“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一切以人民的根本文化利益为旨归，没有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哪来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的源头活水？这恰恰是主权在民精神的高度体现。在这里，中共十七大报告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文化民权。
文化民权是建构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战略基础。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是最根本的文化生产力，也是文化民权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只有这种文化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地解放，民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才能获得空前的释放。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制度创新过程中引进“生态文明”的新观念，树立“文化生态文明”新文化发展观和新文化建设制度观。民众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只有在一个有助于这种创造活力激发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是可能的。而这种生态环境在当下中国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环境。这是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基础。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最基本的民众文化权利。既然民众选择了国家这种自我管理形态和机制，并且是以让渡自己的某些权利来实现这种管理，那么，在宪法框架下实现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就应该成为民众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一切关于生活的再生产和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没有宪法框架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就不可能有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同样，不是以宪法为约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也不能认为是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活。无政府主义构不成文化软实力，这在当今世界的国家生活中是有现成的例子的(例如海地)。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以文化民权为价值取向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观，并以此作为我们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保障。
没有全体民众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激发，就没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全体民众共同创造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的自然体现，而不是单一的国家文化机器的产物。在这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最根本的就是要创造一种让每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充满激情、友善和信任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和创造的冲动都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没有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保障，就不可能有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真正激发。因此，文化民权的充分实现是民众文化创造力的激发的重要前提，民众文化创造力的激发是文化民权充分实现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象性体现，我们当然不能没有国家大剧院，不能没有高大辉煌的城市剧院，但是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能够体现和反映我们这个国家全部精神创造能力和水平的文化艺术作品，能够让世界体验到今天中国的文化对人类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并且由衷地接受这种贡献，就像他们接受孔子和中华文化的古老艺术那样接受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全部创造，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建立在充分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性活力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全体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实现才是可能的。没有全体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充分实现和全民族创造活力的充分激活，所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主流文化不是“去民众化”的文化，相反，主流文化只有在融入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普通民众的参与中才是有生命的。电影《集结号》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特别是获得了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好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小人物的命运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旋律题材。这样的主流文化是与民众相呼吸的主流文化，是与民众的感情生活相呼应的主流文化，只有这样的主流文化所形成和产生的力量，才能构成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来自于和形成于民众对崇高与伟大的认同。只有认同才会产生力量，只有认同的力量才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提高这样的文化核心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文化不等于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形态，反映民意主流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凝聚力是由意识形态内在魅力系统形成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内容。当这种系统的历史表现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时候，它所打动人心、给予人的灵魂的精神震撼是任何纯粹的意识形态说教所无法替代的。一部好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是文化生产力，而且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种形态自然包含着对文化民权的尊重和认同。
中国提高自己的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主体性建构及其成熟性程度，是衡量一个大国是否真正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超越西方的文化经验确立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思维的主体性才是确定存在的主体性的唯一标准。而正是这样的标准，才能够把你和别人相区别，你才能具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你的存在就只是别人存在的一种延伸和方式而已。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提高伟大目标的实现，一个最具战略性意义的任务，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文化主体性。由于这种文化的主体性是只有建筑在思维的主体性上才能完成的一项革命，因此，完成这项革命是实现文化主体性建设的根本性前提。同时，还由于这种思维的主体性具有建构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意义，而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又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一切文化的生存都是它的外在表现形态，因此，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不只是要实现中国精英阶层思维主体性建构，更为重要和更为关键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民众思维的主体性建构。只有这样的主体性建构，才能够完成和实现在国家战略竞争层面上的文化软实力的提高。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仅仅把外国的东西拿来，而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那么，要想保持社会文化稳定健康的发展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难以想像的。
总之，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战略竞争能力，它是一种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战略竞争过程中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整体性力量表现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化代表性人物，尽管没有这样的文化代表性人物无以集中体现这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因此，重建“民众”在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确立“文化民权”在这其中的战略基础性地位，应当成为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