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广论文,福建论文,事变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建与两广在地缘上接近，十九路军的领导人与两广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1933年底福建事变前双方接触频繁。然而，事变爆发后，两广却对闽方多有责难，使十九路军孤掌难鸣，迅速落败。对两广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研究此段史实的论著多有涉猎，但均较简略，且多以十九路军为视角。（注：关于福建事变的研究成果与资料，主要见王顺生、杨大纬《福建事变——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薛谋成、郑全备《“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福建省档案馆《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美国L.E.Eastman在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1927-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中有"The Fukien Rebellion"一章，讨论福建事变。）本文拟以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从两广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在事变前后的应对与作用。“往来函电稿”中，与福建事变有关的函电多达90余件，其中包括胡汉民与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李济深之间的来往函电8件、蔡廷锴8件、陈铭枢7件、蒋光鼐4件。（注：胡汉民与李济深等4人的联络，经常是以两人以上的形式进行的，为方便起见，统计时仅以收件或发件时的第一署名人为准。另，“往来函电稿”数量较大，有些函电未标时间，原无编号，现编号为笔者编定。）此外，在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原“党史会”）也藏有部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尚未被用于福建事变的研究。本文希望透过全新的资料，为福建事变这一已有较多成果的研究课题提供新视角与细节，使历史重现其复杂、丰富的内涵。
一、处境相近的“盟友”
福建事变前，两广与十九路军处境相近，曾数度讨论“抗日”、“反蒋”、“剿共”等问题，达成一定共识，甚至希望结成同盟。
1932年起，广东广西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逐渐确立“抗日”、“倒蒋”、“剿共”的政治主张，广泛吸引反蒋力量，处于与南京当局全面对立的状态。淞沪抗战时，两广曾给十九路军以道义、物资方面的支持。（注：如胡汉民在致蒋光鼐信中称，“兄等苦战月余，奋斗精神为全国民众所钦佩……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胡汉民致蒋光鼐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第29件。本文所引《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各册藏所相同，以下不另注出。）此后，十九路军被调往与广东相邻的福建，双方在处境上逐渐接近，加上深厚的历史渊源，彼此互相吸引。两广将十九路军视为反蒋的合作伙伴；十九路军需要两广在“剿共”上加以配合，尤其需要广东给予其经济支持。有人断言，“西南为反蒋之集团，其局面能否发展，专视十九路军能否与（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合作为断”。（注：《萧佛成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3件。）
十九路军入闽时，胡汉民即致函蒋光鼐，称“闻十九路军入闽剿共，救此一方人民，至为欣慰”。他还向其推荐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以期“于闽中诸事可备咨询，且于军事进行当能有所匡助”。（注：《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37件。）十九路军注重与两广的联合，派人到港、穗接触。1933年1月蒋光鼐等派人携《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去征求胡汉民等人的意见，希望“于三省范围确能团结一致，树立抗日救国之基”（注：《蒋光鼐蔡廷锴致胡汉民函》（1933年1月7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49件。）。此后不久，闽、桂领导人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到广州，共同商量三省团结合作事宜。（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显示，胡汉民积极促成了这次会议。程思远在《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是十九路军领导人主动到广东的。）
这次重要会议中，三省军政领导同意建立三省统一的国防委员会（或称军事委员会），作为与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相配合的军事机关。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的陈融在会议进行中向在香港的胡汉民报告，“国防会及对外贸易会两事，衣以说高人，高人以为甚合。随后爵亦言高人曾答应设国防或军事委员会。衣乃嘱爵速办，现打算下星期一开一特别会议决定之。”（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52件。）在上文中，“衣”指邹鲁，“高人”（下文有时亦作“高老”、“高佬”）指蔡廷锴，“爵”指陈济棠。会议最后确定的“西南国防委员会组织原则”共两条：“一、为国防之设计，设立西南国防委员会；二、西南国防委员会以西南各省军政最高长官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各省最高军政长官不能在粤时，得派代表出席。”会议当即推定委员为陈济棠、林云陔（粤）；李宗仁、白崇禧（桂）；蒋光鼐、蔡廷锴（闽）。（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56件。）笔者尚未见到西南国防委员会最终建立并运作的资料，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即使该委员会确实建立，其实际的效用并不如预期的那样。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对三省“合作剿共”有了明确分工，蔡廷锴对会议结果“甚表满意”，建议“军队宜分左中右三路，总、副司令由粤、桂任之，我愿任前敌总指挥”。（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4件。）联合“倒蒋”的问题也提上议程，蔡表示将尽快出兵，“师达九江之日，即蒋倒之时”。（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2件。）邹鲁曾乐观地认为，由于国防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成立，“西南局面定矣。以后当按美国旧例，有赞成之省逐一加，可以不战而定全国，华北各事均易解决。”（注：《邹鲁致胡汉民函》（1933年2月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12件。）
此前，胡汉民、邹鲁等人已组织了以“抗日、反蒋、剿共”为宗旨的“新国民党”，广泛吸收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参加。三省军政领导人云集广州时，邹鲁忧虑，“现时结合只军人与军人，此为一最危险之事，能以党之权力使军人不能各自山盟海誓，此最要著”。（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9件。）胡蔡廷锴在穗期间，邹鲁拉其加入“新国民党”。邹在事后致胡汉民的信中，提及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加入的情况：“高老已允加入，其手续欲由小心馀履行，请兄即电小心馀。如小心馀无条约等，即由港寄去。”（注：《邹鲁致胡汉民函》（1933年2月2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13件。）其中，“小心馀”指蒋光鼐。可见蔡廷锴与蒋光鼐均加入了“新国民党”。邹鲁希望以党的权威来约束军人的言行，然而“新国民党”充其量只是个松散的联盟，党员基本不受束缚。在整个福建事变期间，根本看不出“党内同志”关系对双方的言行产生过什么影响。
1933年1月会议之后，三省间的联系一度十分活跃，但会议决议并未得到执行。三省中最具实力的陈济棠抱定维持地盘与现状的观念，与闽方并无多少实际合作，且对十九路军怀有戒心。不久，日军进攻热河，十九路军组织援热先遣军，粤桂也派部队加入，公推蔡廷锴为援热联军前敌总指挥。不料先头部队在广东境内竟遭阻碍与监视，这使蔡倍感失望。他回忆道：“那时粤当局一面赞成抗日，并答允派兵归我指挥，一面又暗中监视与挡驾，此种两面策略、虎头蛇尾行为，实令人愤慨。”（注：《蔡廷锴自传》（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十九路军不得已从耒阳忍痛回师时，陈济棠又视为“大忌”，设法阻止。胡汉民、邹鲁也去电劝其不能退兵。胡汉民6月2日的电报为：
福州。陈真如、蒋憬然、蔡贤初先生鉴：密。奉真电，备极同情。盼即命驾来粤，共策进行。又抗日军队即不前进，亦宜暂住原防，俟大计商决，再定进止。如此时遽退，则影响前途实极重大。且弟料湘何必不敢与闽粤开衅。其他鄂军如徐源泉、上官云相等，湘军如谭道源、岳森等现正为不平分子，求与我人联络。蒋纵欲如近时对方振武之对我，亦无何等力量，不足深畏也。汉民。（注：《胡汉民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1933年6月2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9件。）
电文中用的是陈铭枢、蒋光鼐、蔡铤锴的字，“湘何”指湖南何键。
出兵事件暴露出两广与福建的潜在矛盾。广西当局对陈济棠也有所不满，白崇禧抱怨陈济棠“实则政治方面无明显主张，则无所谓军事计划。因政略未定，战略无从说起。”他希望“从速决心，即日由粤桂闽三省军政当局通电，声讨蒋氏卖国行为，其他问题始有讨论价值”。（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3件。）三省为了协调，在广州再次开会。此时陈铭枢归国，把反蒋定为十九路军与三省的当务之急，这更使陈济棠难以接受。陈融曾详细地描述过陈济棠、陈铭枢、李宗仁三人在会议上的表现：
今日……提出成立非常会议及开府与否之问题。不料爵最后发言，乃云此等皆论之过早，乃讲了一大堆政治讨○，军事讨蒋无聊之话。要点则现防共，抽调不能。兵力如何不能不要计划清楚，所谓谋而后动，仓卒发一通电，乃是无聊之举云云。跛云，从来革命断难求军事完满，此时不讨，则○力必愈盛，而我力必愈不相当，我三人在闽已商定始来粤，若避回，我闽则只有即起而攻其未备耳。李主张亦大致相同。而爵不为动，卒之要求跛再邀蔡来，李再邀白来。跛则云，我策已定，蔡来不来无问题。李则答应再邀白。（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12件。）
其中“○”代汪精卫，“跛”系陈铭枢，“蔡”指蔡廷锴，“李”指李宗仁，“白”指白崇禧。在与南京决裂另组政府问题上，陈济棠的犹豫推脱，李宗仁的积极促成，陈铭枢的急不可耐，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陈铭枢的“若避回，我闽则只有即起而攻其未备耳”一句，简直就是要发动福建事变的宣言。
一方面是福建方面摩拳擦掌，起事已无可避免，一方面是陈济棠的再三推诿，胡汉民于1933年8月底专门约桂、闽两省军政要人与邹鲁等至香港商量办法，他用电报征求白崇禧的意见：
南宁白副总司令健生兄大鉴：密。伯南至今仍托词不干，佛成、泽如、海滨三兄已于前星期来港与德邻、任潮、真如三兄磋商桂闽出师湖南办法，十九路军态度至为坚决，两省出师，兼以北方犹有方、吉等部策应，较之洪宪之末云南举义形势实优。兄有何卓见，仍请见示为荷。汉民。（注：《胡汉民致白崇禧电》（1933年8月30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30件。）
“伯南”为陈济棠字，“佛成”为萧佛成，“泽如”为邓泽如，“海滨”、“德邻”、“任潮”分别是邹鲁、李宗仁、李济深字，“方”、“吉”指方振武、吉鸿昌。胡汉民似乎也对陈济棠失去了耐心，决心摆脱他，合桂闽两省的力量单独出兵，组织政府。依他的判断，以两省的兵力加上北方的配合，成功是有希望的。
在对待福建的态度上，两广实际上可分为两派：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实力派，只希望保住既有地位与地盘，而且他与陈铭枢曾为广东地盘有过争斗，故对十九路军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一面将其当成防备南京的屏障，一面又怀有戒心，处处提防。深知陈济棠个性的萧佛成有如下的分析：
关于联络小心馀及高人事，弟前曾一度告绅，渠意似不以为然。盖绅素狭隘而极势利，故在平日对一九号猜忌特甚，时虑其夺取地盘。当一九号生意兴隆时，虽曲意与之交欢，而暗中防范极严。及其倒盘则又极轻视之。渠之态度如此，所以弟亦未便屡聒之。但言……吾人似应联络小心馀等，备有事时使其旧伙为我作内应。绅竟默然。以绅之为人观之，度非至与门正面演武戏而抱佛脚之时，不但小心馀等不能与之合作，即如明道后人（天固）亦不为渠所容纳。（注：《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0月20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3册，第42件。）
“绅”指陈济棠，“一九号”指十九路军，“门”代指蒋介石。萧佛成对陈济棠的分析至为确当。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则希望在全国掀起反蒋运动，视十九路军为有生力量，积极联络，对陈济棠的廷宕推诿十分不满，福建事变爆发后，胡汉民抱怨称“跛矮又原为曾共商大计之人，跛矮之挺〔铤〕而走险，某兄亦不能绝对不负责任”（注：《胡汉民致陈融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6件。）。“跛矮”指陈铭枢，“某兄”指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等反蒋态度坚决，希望与十九路军合作开创局面。但当时胡汉民等无实力，“任何好主张，亦属空谈，无补实际”（注：《蔡廷锴自传》（上），第307页。）；广西在军费上需仰仗广东，行动上自然受限制。两广的实际主导权掌于陈济棠之手。
福建方面对两广的不同态度十分清楚，十九路军将领谭启秀曾坦言，“东南局势能抗蒋氏者，惟吾粤桂闽而已。德邻对于反对独裁早具决心，当然不成问题，惟伯南素来意志不坚，见利思迁，未敢深信。”（注：《谭启秀致胡汉民函》（1932年12月21日），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胡评议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案卷号：251。）陈铭枢正是基于对两广不同态度的认识，在事变前为十九路军制定了三种不同的反蒋策略：上策是以粤桂闽三省合作为基础，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中策是联合胡汉民与李宗仁，逼陈济棠就范；下策是十九路军孤军奋斗。（注：陈铭枢：《我的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另据梅龚彬回忆，十九路军甚至有先与桂联合，倒陈济棠后再反蒋的打算。以上两文均转见朱宗震、汪朝光《铁军名将——陈铭枢》，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十九路军从不满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酝酿反蒋活动，到决定发动事变，有其自身因素，但两广与胡汉民不断地对其拉拢及“抗日”“倒蒋”的宣传，确实对十九路军判断形势，下定最后决心有重要影响。在陈铭枢所确定的反蒋策略中，两广是其盟友，至少不是敌人。
二、两广对福建事变的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十九路军将有重大动作。广西与福建关系密切，判断十九路军将举事而广东又无意参加，故十分为难。11月初，李宗仁等致电陈铭枢等人，劝其“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以免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同时又致电胡汉民、陈济棠等，建议“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指十九路军领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注：《政坛回忆》，第66页。）然而，两方面都对李宗仁的建议置之不理。
陈铭枢等在久久得不到两广支持的情况下，决心走联合红军反蒋的路，但他们对两广的援手始终心存期待。参与福建事变的李济深，中学时曾受业于胡汉民，他在由香港赴福州参加事变的最后一刻，请人送信给胡，坦言其动机，也蕴含通报消息，争取支持的意思：
展师钧鉴：深南回已届一载，本意在追随吾师之后，团结西南各省，共同讨贼救国，故蹉跎一载，数失良机，而有实力之当局者，持重如故，循此而往，势不至任国贼断送国家不止。而十九路军以处境较困，责任较明，有义无反顾迫不及待之势，连日得其函电促往，商讨讨贼大计，照连日报章上所载情形，亦似有即行发动讨贼之趋势。故深决定即行前往观察督促，进行一切。惟兹事体大，责重，非局部所能胜任，惟有仰恳师座籍〔藉〕此时机，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而闽中各事，尤乞随时加以指导，俾免陨越为祷。临行匆促，未及趋前面承训诲。谨此留呈。敬叩
钧安
学生李济深谨肃 十一月十六夜（注：《李济深致胡汉民函》（1933年11月16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43件。）
据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回忆，胡见信后“大怒”，并企图让人去阻止李济深赴闽。（注：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12页。）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11月19日，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集体署名致电两广，渴望在最后关头得到支持：“今民族有亡，迫于眉睫，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主发动。嬴秦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安邦定国，沛公继起于后。今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注：《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1934年版，第689页。）
福建事变爆发，举国震惊。两广与福建在地理上相联，政治主张有相近之处，因而其态度如何，成为时局的关键，世人瞩目。陈济棠回忆当时两广讨论应付的情形：“当事变发生数日后，余即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议通过反对此次事变之议案。当会议进行之际，李宗仁曾持异议，谓不可遽而通过，主张暂静观其变，余事先已接获情报，谓李与闽方已早有默契，今观此而益信。余遂决意及早表明余之态度，故不顾李之反对，力主通过，众亦赞同。”（注：陈济棠：《陈济棠自传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51-52页。）陈济棠的主张成了两广的主导政策。22日，两广由胡汉民领衔联名通电福建，表示对其“揭橥讨贼，期申正义于天下”的行为表示同情，但更多地则是指责福建方面“宣布脱离中国国民党，废止青天白日旗，外与日本相接，内与共匪勾联，颁布政纲，公然以推翻党治相号召”等政策措施，称这是“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扬赤焰，为患无穷”。通电要求陈铭枢等幡然改图，“以免尽入歧途”。（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139页。）两广将此通电与福建方面19日的来电一起公开发表，等于向世人表明，他们不仅无意做继起的“沛公”，还要视福建方面为敌人。
陈济棠断定，在弄清两广的真实态度前，南京方面不敢轻易对福建用兵，因而他主张“吾人不宜使此间事使宁（南京）明了”（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6件。），以便利用时机，从中渔利。结果，蒋介石答应给陈一部分军费，作为其作壁上观的条件。程思远认为，福建事变“谁都得不到好处，只便宜了一个陈济棠”（注：《政坛回忆》，第67页。）。不仅如此，陈济棠还将重兵置于粤闽交界处，与南京方面形成对十九路军的合击之势，以趁机谋取更大的利益。福建方面感到了压力，陈铭枢托人警告陈济棠，“勿迫人太甚，否则逼虎跳墙，惟有不顾一切与之一拼”（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7件。）。昔日盟友闹到要兵戎相见的地步。陈济棠的态度对其他的地方实力派也有影响。他日后在台湾回忆道：“时湘主席何键，亦至乐昌城与余会晤，探听余对闽变之态度……由于余所持反对之坚决，湘桂各省未敢异动，否则影响所及，尚难预料。亦足见余所持态度，对于当时时局关系之重要。”（注：《陈济棠自传稿》，第52页。）
如果说陈济棠对福建事变的反应较为符合其一贯作风，时人较容易理解的话，胡汉民的反应则颇出一般人料想。事变次日，胡即电西南执行部称，“闽变真象已明，背叛主义，结纳匪党，以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请迅以西南党的立场及不能苟同态度，电示海内外党部，以正观听为要”。（注：《胡汉民致西南政务委员会各委员电》（1933年11月2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41件。）他并将此立场传达给已初步建立起的反蒋阵线中的各派，甚至海外华侨。南京方面为阻止胡汉民与福建的合流，专派张继等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南下迎胡北上，遭到胡汉民怒斥。12月25日，胡汉民发表了针对福建事变的《对时局宣言》，提出“余对宁闽抱绝对反对之政策，如宁方不能放弃其独裁卖国之政策，闽方不能痛改其叛党联共之谬举，则无间宁闽，不仅为本党之叛徒，亦为国人之公敌”。他还具体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八项政治主张，中心是“蒋汪下野，福建回头”。（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6页。）
胡汉民之所以坚决地以十九路军为敌，一方面是他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党性”，使其不能容忍福建事变领导人“改国号”、脱离国民党等各种措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广方面确实得到过十九路军联络红军，日本方面为其提供过军械的情报，如蔡廷锴“曾以四十万予共（产党）”，陈济棠、邹鲁、林云陔、刘庐隐等都确信十九路军“联共是真”。（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28件。关于胡汉民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同聿峨、陈红民著《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更详尽的叙述。）这是胡汉民不能接受的。
李宗仁等则更同情十九路军，他致电胡汉民，希望能利用时机，另立政府，与福建方面有条件合作。电文如下：
急。胡展堂先生钧鉴：密。展电奉悉。闽事横决至此，同深痛惜。前仁曾电我公，贡献开府以谋挽救，复另电任、真、憬、贤，力陈利害，劝当慎重计虑。不幸未蒙采纳，铸成遗恨。顾世事虽成僵局，我人救国职责，仍无旁贷。前此救国中枢不能成立，致有闽变，策后办法，惟有急速提出救国大计，组织中枢，领导各方反蒋势力，则闽中或可商量，共趋一致。万不获已，亦不失如宁汉分裂往例，共同完成北伐，庶几殊途同归。现之蒋氏，祸国罪恶昭著。复组蓝衣社私党，铲除异已，若不剪除，党国皆亡无日。此义我人最宜深刻认识，庶不致迷所向往，致反蒋者转为蒋氏张目，自乱阵线，党国幸甚……专此敬覆。可否将愚见转达政委诸公，仍乞尊裁。李宗仁叩。梗。（注：《李宗仁致胡汉民电》（1933年11月24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67件。）
胡汉民对李宗仁的倡议颇有兴趣，复电表示，“环顾内外，亦惟有秉此方针，力图推进”（注：《胡汉民复李宗仁电》（1933年11月26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69件。）。胡汉民与其他人对建立反蒋政府也曾有过较深入的讨论，无奈陈济棠非常消极，反对在广州建立反蒋政府。陈济棠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有两点：其一是“闽局不足两月必崩”，不能持久。（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49件。）其二是，两广兵力有限，如果出兵讨蒋，“则兵万不能出长江，不能出长江，则大势自推不动，推不动，则粤断不能支”。（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28件。）因而只能按兵不动，否则连现状都无法维持。李宗仁曾与萧佛成、邹鲁等商量，提出抛开陈济棠，直接“派人驰闽省，商定闽桂合干之办法（军事之进行）”，开府地点“可闽可桂，临时商定”。但萧佛成等认为，广西诸事皆赖广东，离了广东，难成大事。况且，一旦“闽桂合干实现，恐某（指陈济棠）连善意的中立亦不可能”。（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1册，第22件。）结果，开府之议遂作罢。胡汉民也曾计划利用混乱局面，达成其倒蒋目的，他致电冯玉祥，要求其致力于“北方及其他实力派响应”，以“促进西南发动”。（注：《胡汉民致冯玉祥电》，《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48件。）然而反蒋各派均因循观望，无人愿做出头鸟，计划终是纸上谈兵。
由于人际关系的纠葛，两广对福建事变的反对，基本上是对事不对人，胡汉民在一份电报中提醒两广军政当局，“对闽变事，在党的立场督责固当严正，惟对于素有关系之军政人员，仍望公等用种种方法，挽回劝导，以免愈走愈歧。因此种事变，在公在私，均极可痛惜之事也。”（注：《胡汉民致萧佛成邓泽如唐绍仪陈济棠邹鲁电》，《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69件。）敌对之中，掺杂着挥之不去的旧友情愫。
两广对福建事变的反对态度，使十九路军无法如愿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孤军面对南京的强大军事压力，其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两广方面虽一再声称“抗日”、“倒蒋”，并为此积极筹划，但当反蒋的福建事变爆发之时，又因十九路军的贸然起事及具体政纲、措施与己不合而坚决反对，使得其以往的宣传颇有点叶公好龙的意味。虽然当时两广对南京福建均加谴责，各打五十大板，看似态度严正，实际效果是对南京几无伤害，对福建则是致使一击。胡汉民等人希望能在南京与福建之外寻求第三条路，可在两极对立的激烈冲突之下，留给第三条路的空间、资源几近于无。
三、两广与福建事变善后
福建事变期间，其领导人始终与两广保持着联络，信使不断。两广坚持以福建“回头”为要求，在犹豫彷徨中举棋不定。南京在断定两广不能与福建合作后，对十九路军的态度异常强硬，调集大军强力进攻。十九路军虽奋力抵抗，终是寡不敌众，迅速落败。在福建事变的末期及善后时期，两广主要工作有两方面：一是阻止南京的大举进犯，企图使局面得以维持；二是试图保存十九路军的部分实力，以待将来。
12月30日，当南京对福建大举兴兵时，由胡汉民领衔，陈济棠、李宗仁联署了指责南京的狂轰滥炸、滥杀无辜的电报，内称，“连日宁机滥炸，人民焦头烂额，趋避无路。远念闽民遭此不幸，实深痛恨”。该电要求各方加以制止。（注：陈红民：《胡汉民活动年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112页。）
1934年1月中旬，福州被蒋军攻下，十九路军大势已去。胡汉民积极寻求由“第三者”出面调停，他1月17日给李宗仁等的电报如下：
德邻、健生两兄鉴：翁桂清由闽来，十四到港，犹言福州可支持一两月，而翌日即报陷失，军事周张不定，实取败之道也。真、任电粤谓退撄漳、泉，诱敌深入，不审究竟如何？败而不去其旗，亦难索解。弟已电沪，欲得第三者主持公道，停止两方战争，以保全此有历史之军队，不知能发生效力否？夫已氏胜，必益骄，但其压迫异己者亦必愈甚。鲁韩、湘何等当知其危，上策能蹶然立起，其次就地团结，仿做西南之局面，亦可以保己而制敌。跛等代表来，乞为言之，荩划所及，更祈示教。汉民。（注：《胡汉民致李宗仁白崇禧电》（1934年1月17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80件。）
“真”、“任”分别指陈铭枢、李济深，“夫已氏”指蒋介石，“鲁韩”、“湘何”分别是韩复榘、何键。为寻找“第三者”，胡汉民同时派代表去见或写信给阎锡山、冯玉祥、李烈钧、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韩复榘、柏文蔚、杨爱源、徐源泉等人。其托信使带给阎锡山的信中称，“现闽中荒谬之党政组织已无形解体，故于善后一切正督策各方进行，务使此抗日讨贼之力量得以保持”，并希望“南北以主张之一致求行动之一致，庶几推动大局，事半功倍”。（注：《胡汉民致阎锡山函》（1934年1月24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33件。）
胡汉民等力图阻止双方用兵，首先是虑及十九路军战败，则两广即失去一道屏障，“舐糠及米，唇亡齿寒”，“非两粤之利”。（注：《胡汉民致邹鲁陈融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13件。）同时他也担忧战事一紧，十九路军会与红军结合更紧密，日本也乘机染指福建。他明确表示：“盖虑闽一经剧战，则（十九路军）与八字脚为缘益深而无自拔之机会。八字脚益张，倭之取闽愈决也。”（注：《胡汉民致陈融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2件。）“八字脚”指共产党；“倭”指日本。陈铭枢在蒋军大举进攻之前，曾将对战争后果的估计电告两广：“大战在即，胜则无而不可商，败则任独夫之横行。”（注：《陈融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37件。）“胜则无而不可商”，仍向两广示好，“败则任独夫之横行”，暗示两广如袖手旁观，也将殃及自身。十九路军退出福州后，败势已定，如何善后已成当务之急，福建事变领导人再次派代表求助于两广。1934年1月18日，胡汉民致电李济深等，提出善后办法：
漳州。李任潮、陈真如、蒋憬然、蔡贤初兄均鉴：兄等不顾一切，以错误之政治主张，牺牲十九路军全部光荣之历史，弟前日不惜垂涕道者，今乃不幸言中，不胜痛心。此时非深自省，力矫过误，必无以自拔，而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亦必以兄等之不自悔悟，尽失其固有之立场。弟为爱护十九路军计，为爱护党国之武力计，所不能不与言也。故弟以为今日急要之图，在兄等明对国人自承其咎，取消一切谬误之党政组织，回复党徽国徽，持讨贼剿共之见，则同情讨贼冀挽危亡者，方得仗义之地，且获共同戮力之机，并可使十九路军依照在淞沪抗日时旧制，以憬然兄任总指挥，以贤初兄任军长，使国家有历史之军队得以抗日规模重现今日。庶能作国人之心，寒敌逆之胆。语有之：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既已错误于前，应求补救于后。想兄等与十九路军生死相依，必不忍其牺牲毁灭，趋于绝路。弟意如此，务希详细审察，毅然实行，不特十九路军之幸，党国亦嘉赖之。汉民。巧。（注：《胡汉民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1934年1月18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70件。）
这是一整套围绕保全十九路军番号与编制的善后计划，核心是事变领导人主动“对国人自承其咎，取消一切谬误之党政组织，回复党徽国徽”。胡汉民期望如此一来，“不使宁方先为是类招降之文字，将令渠等（十九路军）不堪屈辱，迫上梁山”。而十九路军“果能因此而改弦易辙”，则其他各方“仗义执言为易也”。（注：《胡汉民致邹鲁陈融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17件。）胡汉民甚至判断，“此时蒋已大占面子，未必以穷迫为利”。（注：《胡汉民致陈融邹鲁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2件。）
两天后，李济深、陈铭枢等回复两广，愿接受胡的建议：“尊电极以保全十九路军为念，感激之私如何可言，但现与蒋敌短兵相接，无回旋之余地。请公设法使粤桂当局向蒋制止对闽用兵，十九路军归西南政务委员会节制，饷项有着，则一切谨如尊命。否则蒋逆必欲消灭我军而遂其莫予毒之志，我军主力向完整，惟有与周旋到底，做伟烈之牺牲而已。”（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致胡汉民邹鲁电》（1934年1月20日），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
两广方面得此电，立即致电立法院长孙科等，请求“阻止宁军再行进迫”，并计划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正式通电，宣布“十九路军正式自动归西南”（注：《邹鲁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17件。），以此使蒋军投鼠忌器，不至对十九路军赶尽杀绝。无奈此时的局面，并不取决于福建方面的态度，蒋军得势不饶人，胡汉民等人的“调停”既无空间也无时间，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福建事变终告失败。两广与前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关系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重新调整，大致又回到事变前的状况——在反蒋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往来函电稿”中，存有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蔡廷锴等与胡汉民往来的信件。其中蔡廷锴1934年底自美国寄给胡的信中，专门报告在欧美考察党务的情况：“关于党务方面，由巴黎、荷兰、伦敦、美洲各埠，除改组派（亦无力量）从中破坏西南组织而诋毁我公（指胡汉民）外，其余中立派侨胞及其民党均竭诚拥护我公也。”信中还对西南反蒋的策略提出了建议。（注：《蔡廷锴致胡汉民函》（1934年12月2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8册，第88件。）
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肢解派往各地。广西秘密收容了部分散落的十九路军官兵，以备将来。1934年8月，李宗仁向胡汉民报告收容十九路军官兵的使用计划，“收容十九路军官兵已编成四营，刻在训练中。至该部将来使用，必须大局开展或滇黔情势有变化，方合时机。”（注：《李宗仁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1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22件。萧佛成1935年1月在致胡汉民信中也有“在桂境韬光之一九号残部，因西南军事进展尚遥遥无期，其自行给养之经济已成弩末……恐不久将自行瓦解，殊为痛惜”的字句。见《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5年1月29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13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廷锴曾试图恢复十九路军番号，其基干力量或许就是桂系帮助留下的种子。
两广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关系，在福建事变前后两个月中迅速完成了盟友——政敌——盟友的循环，这在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先友后敌，化敌为友，非敌非友，亦敌亦友，敌中有友，友中有敌。敌友的界线有时并不明确，随时空的转换而迅速变更。
福建事变的失败，两广损失也很大。首先是胡汉民等人一直在酝酿着要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反蒋运动，而当以反蒋为目标的十九路军首先发难之后，他们却畏首畏尾。两广不仅失去了一次机会，也失去了政治上的信誉，人们有理由对其反蒋的理论与决心提出质疑。从“往来函电稿”的具体内容看，福建事变是一个明显的界线，此前胡汉民等人组织的反蒋战线相当活跃，此后则波澜不兴。福建事变后不久，胡汉民给上海“新国民党”负责人的信中，有较深切的检讨：
自塘沽协定以来，国内外革命之情绪愈益高涨，顾我人未能领导之，使此热烈之情绪，转化为伟大之事功。因循贻误，以至于今。弟以为同志间革命意志与革命行动之未能一致，实为唯一重要之原因。故有瞻望徘徊而终无决志，或卤莽灭裂，不减其咎相等之。近者反动势力益趋恣张，我同志中无间文武或意志销沉，或因循观望。苟不痛改此弊，力自振奋，必不足以应付当前之危难，而我人革命之大业，亦必陷于中断，心实忧之……惟弟以为南北双方当互相推动，而不当相互观望。故无论上海华北之同志，对于我人已定计划，均应同时推动，人人以革命之责自负，而不徒仰赖于人。（注：《胡汉民致程潜陈嘉祐桂崇基何世桢等函》（1933年2月23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4册，第87件。）
然而，此后的情况并无改观，反而每况愈下。
福建事变对两广处境更直接的影响是，蒋介石通过成功地镇压十九路军，增强了以军事手段对付地方实力派的信心。虽然他未乘胜对两广用兵，两广却直接感受到了南京方面的更大压力。两年半后，两广发动“六一事变”，也走上武力对抗南京的道路，所用的“反蒋抗日”口号与福建事变亦基本相仿。
假使进一步放宽视野，从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就能发现福建事变与两广领导人的重大区别：福建事变领导人理想中追求的是新的社会制度，要做体制外的“改造者”；两广领导人只是在具体政见、权力分配等方面与南京主政者不同，他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众所周知的史实是，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最终都走上与中共合作的道路；而两广领导人胡汉民、陈济棠甚至李宗仁仍长期留在国民党阵营。明乎此理，似乎可以挖掘到两广在福建事变前后表现的更深层原因。
标签：胡汉民论文; 陈铭枢论文; 李宗仁论文; 十九路军论文; 福建事变论文; 两广事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陈济棠论文; 蔡廷锴论文; 蒋光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