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与创新论坛综述
《社会工作》编辑部
摘 要: 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该如何发展与创新?论坛围绕“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个核心议题,从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及研究层次、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与社会工作实践、形成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中的实践性知识三个方面,讨论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通过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反思,对社会工作专业权威建立中面临的问题和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与面临问题,以及发展性社会工作与反贫困等四个方面的讨论,清晰呈现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现实处境。最后,探讨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 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实践性知识 发展性社会工作 行动研究 新时代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与创新论坛
中国社会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学界地直呼吁建构适合中国本土情境的理论体系,并在不同的层面付出了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部署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个现实背景,2019年6月22—23日,《社会工作》杂志社发起组织新时代社会工作理论发展与创新论坛,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构建的方位与路径。重点讨论了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框架、体系,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以及所应坚持的路线。
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
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描绘了一个粗略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框架体系。社会工作的理论形态可以分为社会工作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福利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概念;也可以分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社会工作实务范式研究。社会工作研究类型包含社会工作研究和为社会工作研究,还可以再分类,如大卫·豪讲到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也可以转化为研究的范式,激进主义的、功能主义的、传统的、内省的等等,这些研究里面都包括外来知识和本土知识。社会工作理论研究是连续的、从关系不强到关系很紧密再到结合为一体的过程。社会工作实践的定义可以从广义(宏观)、次广义(中观)和具体实践或者服务性实践(微观)三个层次来理解。社会工作实践类型包括3种:(1)宏观社会工作实践,其对象是相对宏观,是对宏观的社会服务、社会项目的进程、逻辑、方法的研究;(2)中观社会工作实践,是讨论某一具体事情,比如扶贫攻坚、城市社会救助;(3)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例如怎样介入、怎样研究、怎样做服务、最后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改变等。实践模式与证据为本、循证研究不一样。循证研究是用很多案例结合起来说明某个东西是有效的,但是实践研究不存在很多案例,实践理论侧重的是价值介入、有限介入、深度参与。最后,王思斌教授提出一个可能的理论借鉴:进行“社会工作世界”研究。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品格铸就了社会工作理论以实践为基础的特征,社会工作理论是来自实践和为了实践的理论。理论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科学认识;对个别实践进行的理论总结可以指导别人的实践;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双重动力——理论动力和实践动力。凡是人们积极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都叫实践。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认为思考也是一种实践。马克思实践理论指出,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实践。社会工作服务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做好实践。所谓社会工作实践包括3个层次:(1)对社会工作的广义理解,社会工作实践是一切有关社会工作的事实和活动,例如,社会工作老师授课、参与扶贫、参与地方政策的论证等等;(2)次广义的理解,是指与社会工作有关的宏观的、中观的、具体的活动,区别于一切活动,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服务计划、计划实施、评估等具体活动;(3)最具体的实践层次,称之为服务性实践,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协同活动可以叫做社会工作的实务或实践。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社会工作的实践在英文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实务相对来说更为具体,实践相对来说宏观一点。
针对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框架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讨论了加快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这个体系包括社会工作作为独立学科和专业地位的建设以及学科体系的宣传;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社会工作的人才体系的建设;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建设;学术行业交流体系的建设;社会工作的管理保障体系建设等六个方面。而社会工作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中处于核心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工作体系的规定性;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人民群众社会服务需求对中国社会工作体系的规定性;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党的社会建设、社会服务的传统,群众约束、群众督促都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北京大学刘继同教授则针对理论层次类型、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发表了看法,指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首先是“看不见”的价值观、理念,是制度的灵魂,是具体的政策与社会服务项目,且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相关社会服务的体系。按照夏夫利定义,理论是将具体事例与普遍原则联系起来的论述。理论的第一层次为哲学层次,回答研究的目标、宗旨,也就是本体论、主体论;下一层次是一般性综合性理论;再下层是特殊理论,如社会学;底基是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有很多层次,包括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实务体系、研究体系,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又是个小体系,还可以再分成不同的层次。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的结构分层中,最高的叫实务哲学,即专业价值观,然后是实务理论、实务模式,实务理论要高于实务模式。
(1)色谱条件:XBridgeTM-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填充剂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流动相为乙腈-0.5%氨水,梯度洗脱:0~45 min,30%~60%乙腈;45~80 min,60%~80%乙腈;体积流量0.5 mL/min;检测波长235 nm;柱温30 ℃;进样量20 μL。理论板数按乌头碱计算不低于6 500。
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指出社会工作模式是架通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一条红线。为此,他专门探讨了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问题。认为模式是以结构化形式对实务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普遍性的描述;通常是暂时性的现实建构或隐喻,不像理论那样可以直接验证,但是其所发展出来的假设是可验证的。社会工作模式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形成的,在相对固定的理论架构指导下的具有普适性指导价值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它不仅包含着基本的理论观点,也包含理论应用的处置原则、实务技巧等内容。社会工作模式有6大特征:一是连接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二是具有普遍的、规范的实务指导性;三是针对特定目标人群,解决某个类别的共性问题;四是有助于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增强服务效果;五是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六是需要不断汲取本国本土的养分。一线社工的总结、社会工作研究者的归纳和演绎、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的引导,是社会工作模式形成的三条具体路径。可以按不同理论视角或价值原则对社会工作模式进行归类。但所有的模式都只是基于一种假设,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在实际实务过程中,各种模式之间需要相互借鉴、互为运用,不能机械套用,应根据实际的因素来决定;模式的意义是有限度的,而模式的比较和选择更为复杂,不要盲目崇拜模式的效应;发展中国本土的、有效的社会工作模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刘继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实务概念的操作化要素是价值观、目的、授权许可、知识和方法五大类,教育、研究和管理三亚类。他针对社会工作者到机构之后不知道从哪入手怎么做,提出一个社会工作实务清单理论,列出22个问题清单,根据清单,哪些是问题的哪些不是问题一目了然,可以根据这个直接操作。社会工作实务理论体系的四个核心问题是,谁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需要是什么?如何回应和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如何提供这个服务?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建立现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只有把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上升到福利理论才能解释得更清楚,说得明白,才有说服力,有解释力。
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现实处境
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加快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中国自身特质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实务体系、学术体系。其中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前景性的应用;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工作学术思想或者社会工作理论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和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的现实目标和努力方向。此外,还要提升中国的社会工作在国际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因此,其建设有5条路径: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设;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开发本土传统的社会工作思想和实践资源;借鉴国际社会工作的优秀理论和实践成果;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合与创新,建构特色。
厦门大学童敏教授反映了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的实务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他指出,对于合法性,集中在社会工作者以什么身份去和服务对象接触。系统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系统叫服务对象系统,该系统把服务对象和真正要帮助的对象分开,关于授权的系统称为服务对象系统,而真正受帮助的系统叫目标系统。国内社会工作是去找服务对象,界定他到底需要什么,而西方社会工作是服务对象已经有一个服务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去分类。中外的不同显示出一个缺口,中国社会工作者难以找到确实能给服务对象带来生活的改变从的那个作为问题解决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如何找到能帮助服务对象改变的问题,如何获得这种授权,目前缺少这方面的理论支撑。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工作实务的概念架构:(1)从生活当中能带来改变的问题方面去重新界定,而非以往的异常的界定或行为心理学上不适应的界定。(2)介入别人生活的一个基础就是他的生活遇到了困难,而且靠自己没法解决,有了这个概念,你才能有权利去帮他改变,仅仅是能力导向很难确定依据的。(3)服务对象生活状况的改善与过去问题的对比,才能显示社会工作实务的专业目标。(4)问题的解决。不同社会工作者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其现有应对能力的展现,体现出个人的专业基础,把社会工作者特长发挥出来;解决问题的过程让服务对象体会到能力的价值,社会工作实务才能有一种合法性。郭伟和教授指出,专业性指的是能力为本,社会工作专业可以干什么,如何干,然后我们有哪些能力问题,这些需要从专业实践内容,从大家的实践能力,实践策略角度来研究。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不足,源于案主的很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原因又在于评估出现问题,应反对过度专业性,也反对所谓的民粹主义。要警惕把当前中国发展的问题,发展的困境合理化并迁就这个现实,导出西方的专业化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结论,然后弄一个东西方的对立,这样就取消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人性的共同性。
深圳大学李晓凤教授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探讨了社会复归视角下中国戒毒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干预路径等问题。他回顾中国社区戒毒历程中指出,我国戒毒治疗社区实验始于20世纪末“美国戴托普治疗模式”在昆明的移植。随着戒毒者复吸率的持续上升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化,深圳等地于21世纪初提出“无毒社区”概念,尝试探索治疗社区的本土经验。通过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实践,她发现在戒毒者回归社区的自立自强中,需要积极建构互助型治疗社区的外部支持环境。同时,透过个人层面的激发改变动机、强化认知行为、重建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以及环境层面的同辈互助、同事互助、自组织互助、正面文化营造等实务干预路径,社会工作可以协助戒毒者实现从排斥到复归。
华中师范大学郑广怀教授从4个方面对3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行反思。(1)中国社会工作建构过程存在:社会性缺失,专业性不足,选择性服务等3个问题。社会性缺失导致了社会工作成为一种变相的行政控制技术参与到政府的基层治理实践之中。专业性不足,没有建立起一套公众认可、服务对象认可、政府认可的专业化服务体系。选择性服务体现在,选择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的服务对象,服务地99%都地城市,还有服务方法的选择。(2)在本土化过程中把社会的主要价值当成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专业价值代表了专业对一系列竞争性社会价值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与主流价值不完全一致,甚至是冲突的。(3)要通过方法技术和价值理念两个层面来认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方法技术的本土化在认可、承认和接受社工的基本价值原则(如人权、社会正义、多样性等)的前提下,探讨如何更好地将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术具体应用到当时社会的情境中,这种本土化要求方法和技术的运用不以损害社工的基础价值为前提。第二个层面就是价值理念的本土化基于本地的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来重建和发展社会工作,尤其是重构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必须与“本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4)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具体体现为教育降维、考证替代和嫁接体制3个方面。
江西财经大学唐斌副教授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5大“迷失”。(1)低薪酬,社会工作行业的特点是人力密集型的,是福利传输的最后一公里,但是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得不到应有保障。其原因有政府顶层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有民众的认知问题,还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2)超负荷,加班加点是社会工作者普遍文化,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职业倦怠过劳现象。其原因与社会工作机构人手不足有关,与工作效率有关。(3)非均衡,国内社会工作与境外类似,以城市为主;沿海、中部、西部各地政府购买资金以及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差异很大。(4)行政化,政府在大力扶持社会工作发展的同时存在权力介入,这种行政性的影响在发达地区依然很严重,机构在获取政府资源的同时,很难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很难保持专业自主和自立。(5)高流失,社会工作者流失严重,专业大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的比例严重偏低。其原因一方面是东西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路径不一样,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因素、行政体制因素有很大的关联。要破解这5大迷失,需采用国际比较视野,在整体薪酬不能提高时,在非货币薪酬上面做好文章,引进新管理主义的理念,不仅要把企业作为“金主”,更要向企业学组织管理、学品牌建设、学社会营销。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困境儿童(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由于各种原因,缺少或很可能缺少适当的照料和保护,并且易受伤害的儿童。从根本上看,与成年人相比,所有的儿童都更易受伤害。但是,有一些儿童,因为环境的因素,比其他的儿童更易受到伤害。而且,儿童期的不利事件,对儿童的影响特别大,可能对他们的一生产生影响。处于困境的儿童,可能面对恶性循环:生活中的一个困境事件的出现,可能导致儿童进一步落入更为困难的境地。
华东师范大学吴越菲讲师分析了当前中国情境下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特点:自上而下的推动;长期的专业化不足;后发的社会工作却置身于全球语境下受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一直在寻求和既有结构的配合,在寻求二者的结合点。整体社会治理结构从原来的国家与社会工作的高度重叠转向多部门的、多中心的、多主体的格局转变。这些特点给社会工作专业带来的变化就是,已有的结构体系在快速地吸纳社会工作专业进去,社会工作专业也在积极地创造性地陷入在已有的体系当中,并且伴随着这个体系的转型而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和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转型相协同的一个逻辑,在过去几年间社会工作在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治理比比皆是,比如贫困治理、社区治理以及救助领域。社会工作非常强有力地弥补原来的行政体系当中刚性的、呆板的、无法回应多元需求的领域,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去矫正了原来各层体系所不能达到的那套治理的效果。比如说在弹性制度、情感制度、流动制度、多元化精准回应需求等方面,社会工作在不断找到专业发展的空间。中山大学雷杰副教授以特质论和权利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本体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测量及相关问题。他用形成性测量方法,以广州多家社会工作机构内社工为研究样本,用自我向同感进行测量,把他域的研究拓展到中国本土实践当中。不单从主观上、综述性评判公众认可、知识基础、专业教育、行业协会、伦理守则、垄断、专业自主、声望收入这8个维度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上所表现的样子,还希望操作化这8个维度,以测量中国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1)关于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在社会工作者刚从业时候感觉不明显,过了10年之后就会明白理论对实务有非常重要指导作用。(2)关于公众的认同。社会工作学生从事社会工作专业与公众认可度相关,其对离职倾向有重要影响。(3)关于社会工作理论运用到实践。尽管觉得用得到,但未必是所谓的西方主义价值观,或者都是一些程序性的中立性的价值观念。(4)专业自主性。专业教育对专业向同感不起作用,社会工作者有无持证对专业认同有影响,持证社会工作者比没持证社会工作者对能力自评低。(5)工资对自我向同感不起作用,可能与工资区间太低有关。刘继同教授就树立社会工作专业权威指出,专业权威专业的授权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的授权许可,一个是专业的权威的授权许可。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是全世界唯一由政府出很多文件进行授权许可的。第一个层面的政府授权认可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第二个层面,专业的权威的授权许可上。专业权威的建立可以借鉴《社会工作》杂志《美国医生的专业权威是如何建立的?》一文思想,从权威与合法性、文化权威与职业控制、依赖性与合法性的关系等方面入手。专业性不是先赋的,而是后天建构的,如专业训练等,专业协会是建构专业认可、专业地位和专业权威的最好机制。
2.2.4 健康宣教 ①告诉患者和家属保持个人卫生,在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不互穿内衣裤,不使用公共浴盆、浴巾。每天做好座便器的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和预防。②贵重物品交与家属管理,不随意打开约束器具、安全房门。③当患者有无理要求时,不要轻易答应,如出去买报纸、买彩票、要5元钱等,都会导致患者逃离病区不能按时接受治疗,而使疗程中断。
其中,其他变量的含义与(2)式一样。若参数β显著为负,且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λ1和λ2显著不为零,则各城市的地价、房价和物价存在俱乐部收敛,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重庆大学彭小兵教授基于两个现实的社会实践案例,站在权力视角探讨政社互嵌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他认为,权力视野下的政社互嵌逻辑为:(1)权力的演变是从权力下派到权力下放;(2)互嵌:从交换权力到整合权力;(3)党组织:是政社互嵌悖论的协调者;(4)合理与合法:政社互嵌权力路径,政府嵌入到社会当中是基于合理的需求,社会嵌入到政府中是基于合法。政社关系本质是一种政社权力关系形态,政社互嵌则是这种权力关系的互嵌结构。两者的互嵌指向政府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和关系的协调。同时,政社互嵌治理模式存在于我国特有的社会场域(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制保障),党组织这一特殊角色链接弥合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断裂,政府与社会互嵌不再是简单的结构化嵌入,而是呈现组织化、体系化的整合式嵌入。
吴越菲讲师探讨了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救助中“需求”被不充分响应的行动困境及出路问题。她指出,需求是相对性的概念,按分类,有规范的需求、陈述的需求、感知的需求、比较的需求;还可以分为个体层面的需求、微观层面的家庭需求、群体层面社区服务的需求;以及什么时候的需求。在专业领域中“需求”仅指向那些被服务能够所改善和解决的问题。行动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1)专业强调的需求为本,与“助人自助”其实跟救助本身有很强的内在理论矛盾。(2)需求本身是一个很缺少概念和边界的词,并且在不同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3)当前政社合作的治理结构很大程度上压缩了需求为本的实现空间。她认为,可以依据案主的自主性程度做一些递进性的“需求”划分,比如民主协商的、完全遵照案主的独立的、社工决策的、在案主独立的基础之上社工给出专业判断的、支持者的补充或者是替代的、联合决策的等等,社会工作者统筹多方需求后确定一个方案。在现行福利治理的合作关系中,社会事务是依领域划分的,要求社工能承担多面的角色,需求的回应就会被分散。所以我们需要去反思的问题是:到底今天社会工作还是不是一个单一的专业?还是说其实它只是一个多专业存在的一个领域。
一般资料 两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 (BMI)、受伤至就诊时间、损伤因素、病变部位、合并症、CT表现分型及其他治疗措施等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李迎生教授指出,本土化不仅仅是方法技术层面,而且是全方位的本土化,包括价值层面、方法层面、人才层面以及体制层面等。本土有很多为专业提供建设性方法的理论,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需要不断学习。现在到了边反思边建构的阶段,理论方面有很多模式,如中国的社区模式、个案模式、社会行政模式等。如何建构,这是我们的任务,需要不断努力。重庆大学彭小兵教授认为,社会工作融理论、价值于一体,本质上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有效地社会互动的价值基础是社会信任,信任是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前提。信任文化是社会服务开展的文化土壤。但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理论和技能的改造,轻本土文化的改造,高信任度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导致实务的困境,负面效应和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重拾社会信任。
村里的自来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水质不好,水对于傣族人民有着特殊的意义,人们对水量和水质的要求比较高,村民们为了保障自己用水的方便与健康,很多人家都安装了净水机。
三、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构建的路径依赖
如何消解中西方文化敏感中的社会工作理论张力,从而有效地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学者们从多个维度进行了解读。
对于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复旦大学顾东辉教授在对舶来社会工作与中国利他实践的多维解读中,总结出“两面一体”这个概念。社会工作是“当时当地”利他系统的西方称谓,舶来社会工作与中国利他实践是“当时当地”的各自表述,这是“两面”,其名称有别但内涵相同的现象十分繁多,无论从要素还是过程解读,又都具有同构品性就是“一体”。如,“老娘舅”工作中具有个案社会工作技术,集中资源办大事有社会工作行政的意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体现了个别化,扬长避短有长项视角的品性。究其本质,两大系统实属一体两面,异曲同工。比较舶来社会工作与中国利他实践,有不少同构类涵和同构异涵的案例。回归本来,中外利他系统的同构异涵有其文化缘由。西方主流价值的博爱、注重个体等伦理是舶来社会工作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行政主导、重群体轻个体、注重宏观、关注目标等特性自然对利他实践有所影响。鉴于民众的工具性追求本性,两大系统应该并存共生。在当今中国,利他实践系统的从业人员要多维增能,领悟教育的关键作用,打造业界英雄人物;实践推进中要强化两轮驱动,舶来社会工作要继续中国化,中国利他实践应更快规范化,两者共生互鉴,阴阳联动;与此同时,利他实践团队要重提自力更生理念,倡导国家主导下的多域联动,从而积极促变场境。从“两面一体”看,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靠我们自己。让场景改变,推进改变民众的价值理念,个人自助为首,非批判化服务为次,专业化服务托底;回归国家主导的多元联动,因为中国文化是国家主导的。基于政绩得到社会认同,社会工作要打天下,要把自身的成效说出来。一体两面,本质上两面是一体的。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文军教授认为理论建构的方法有两种路径:一是演绎,二是归纳。理论的建构是一个封闭圈,它可以从概念出发,演绎形成一个理论,也可以从实践当中提炼然后总结出一个理论。理论的形成首先是概念,然后是命题,再形成理论的流派,再成一个体系。成都华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陈曦明主任借鉴德国社会工作的经验指出,美国人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使用实证主义,德国在研究人文主义时使用的是诠释主义,也就是他们的理论并不是来源于实践,而是来自于强大的理论思维。他从德国独特的社会工作的教育学特点,指出社会工作应定义为反思性社会科学,它与社会学有区别,社会工作不仅解释问题还需要应看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应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回应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和一门专业的特征,它的属性是什么,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使命是什么等问题;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帮助政府监督社会风险的职能。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童敏教授认为,社会工作理论不一定只有从实务提炼理论这条路,也可能有从理论出发和实务对接的道路。理论之于实务只是一种解释模式,一种解释的逻辑,而实务的理论构建,不一定只有实务这一条路,可能还有其他的路。实务和理论之间要增加一个研究环节,如果把理论和实务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在实务的变化性太大,不加上研究,很难辨别清楚各自的边界。理论的合法性主要是出于两点,一是必须要总结实务,二是概念考察,跳出自己,建立从不同角度理解的、被大家都能认可的一种结构性的框架,这种结构应该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结构。
郑广怀教授指出,整体而言,大陆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仍然是“中体西用”的思路。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做出何种本土化选择,关乎社会工作的本质,也关乎社会工作者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定位。这种选择是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共同责任。王思斌教授认为,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要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注重“理论迁移”及其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应用(理论迁移的方法,一是如何迁移;二是迁移的时机是否恰当)。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研究要有多重视角,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知识论、实践论、方法论这6个角度形成研究问题的框架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注册社工(香港)梁镗烈,通过市场类项目与社会服务类项目的对比,寻找出两者的异同,探讨了将市场领域的项目管理方式和方法引进社会领域以提升社会工作项目服务效率的可能性。生动演绎了将其他领域的理论迁移到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可能性。
反贫困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建设的一个实践路径,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华中科技大学向德平教授指出,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有专业和发展的视角,它的社会进步、社会福利、强调有计划地介入、多元参与等特点,促进其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一起来纳入到整个社会进步体系中。发展性社会工作目标是促进包含有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潜能的提升,协助服务对象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提升服务对象整体性的自主发展能力。发展性社会工作以行动与变迁为取向,以生产性活动和社会投资策略为核心,通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工作实践,提升整体性社会福利。以社会投资为核心,例如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社会福利的投资;强调以社区为本的实践介入策略;重视参与和自觉;关注个案、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关注社会结构的议题。发展性社会工作在应用于反贫困时要注意整合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社区为基本介入单元;以多重社会工作干预联动为方法,包括可持续的生计策略、以家庭为中心的策略、社区为本的策略、社区教育的组织策略等等;以能力提升和“可持续生计”为策略,能力提升就是不仅对贫困人群现在负责,还要对其未来负责,发现贫困者的内在动力,提升其能力。可持续生计是指贫困者的能力、需求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能够达成一致,使之能够善用资源的方式。北京大学马凤芝教授从政策实践框架的角度探讨了发展性社会工作参与贫困治理的政策实践框架。包括5个部分:(1)能力为本的发展观。将社会机会作为能力提升与发展的基础;消除社会排斥,进行能力建设,包括基本生产的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等诸多方面。(2)社会参与。包含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承诺及能力、动力及责任、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建设、自我组织及自立等方面。(3)优势视角。(4)增能。(5)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意味着受助群体在受助过程中地位的平等和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工作政策实践是一个多层次的,包括政策研究、分析、执行与落实也包括直接与间接服务的过程。西方工作的个体化取向,极易将人与家庭、社区分割,造成依赖和疏离问题。社会工作参与扶贫需要防止碎片化,应该以乡村整体发展和振兴为方向,着重于把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放到整个社区共同体生活的脉络当中,思考如何重新组织社区生活共同体的问题。江西财经大学银平均副教授论述了优势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的社会政策意蕴与主体性重塑问题。反贫困实践必须牢牢把握和贯彻精准扶贫的社会政策意蕴,重塑造贫困农户的政策主体性,切实保护他们主体话语权。践行优势视角理论和原则,恢复贫困农民自信心;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作用,杜绝各种短视决策思维和行为,杜绝各种人为的脱贫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链接教育培训资源,着眼于贫困农民的主体能力提升。
实践性知识在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框架中居于何种地位?中央民族大学郭伟和教授从实践性知识生产者的角度分享了其十多年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理解和认识。他在参与地震灾后生计扶持工作时发现,西方系统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一旦进入中国社区环境就面临个体能动性和社会关系以及结构性的问题,西方没有我们那么强大的道德政治的复杂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总体性结构限制。本土的社会工作不是一种治疗技术,而应把“人在环境中”的概念拉回来,作为实践过程中的指导框架,处理好个体行动和多层社会关系结构限制的问题。在社会工作干预的微观行动策略与宏观制度结构转变的关系中,不能因为制度结构太强硬,社会工作者就不去思考和干预,忽视行动和结构的互构性。社会工作研究者需要和研究对象结成深度的价值立场和情感体验的伙伴关系,但仅仅是一个社会行动者还不够,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自助空间和自由探索,通过阅读和思考来超越日常生活紧迫性导致的思维定式。西方的专业研究有两大传统的争论,一个是新实用主义,另一个是实证主义的循证研究。新实用主义的重要概念就是框架实验,看谁的框架最有效,通过实践效果来检验有效性,而不是根据过去的证据来判断有效性,这是行动研究的奥秘所在。在实用主义视角下,结构也不那么特别重要,未来的结果不取决于布迪厄所说的结构的强硬性,而是卢曼等人所说的取决于行动的耦合性以及未来结果的开放性。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者应沿着具体实践场域的具体情景问题,用新实用主义方法连接结构和情景、实证和实践智慧,探寻本土社会工作专业的有效性,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以广东省“双百计划”为例介绍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实践。其路径是,先是建立实践自信,再去建立理论自信,然后建立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自信,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行动研究的做法一是落地生根、二是精耕细作,从个案研究到社区发展,落地生根的过程就是行动研究的过程,两个都对焦行动研究,个案研究是,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社区发展是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社会工作者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驻村入户、同吃同住同劳动,进入到服务对象的生活中,一是能够赢得民心,真正的体会到劳动的价值;二是把行动研究泛化为具体任务,行动研究有三个层面:(1)社区评估。把社区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问题背后的原因,社区的资产弄明白,形成一份社区评估报告,基于这个报告找到社区的五年愿景,拟定三年规划,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到周计划,形成“53111”。(2)行动过程的反思性研究。为确保做的过程不会偏离53111的轨道,督导每个月每个站点去两次,对照53111,做得好的继续发扬,做得不好的要及时的调整,这样整个过程也得到了更新。(3)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的反身性研究,反思为什么要回到一个村居去当社会工作者,这份职业是否适合自己。行动研究是一个生产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过程,这些知识的目的是回归到行动,通过行动变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行动研究的意思就是第一去发现,第二把这个过程写出来,第三借助相关理论来研究,在边做边学,边学边做的过程当中,提升理论的提炼与反思能力。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9)04-026-09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9.04.004
《社会工作》编辑部 (南昌 330046)。
编辑/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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