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谶纬论文,两汉论文,魏晋论文,之学论文,大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6)03-0093-05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在东汉虽然作为官方的秘学，流传广泛，备受关注，却在魏晋之时迅速衰落。学界目前对谶纬的研究刚从资料辑佚与考证走入对文本、思想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但如何从历史变迁角度来看待谶纬之学的兴衰，考察其如何进入思想和学术的主流，又如何衰落而转入民间，便需要更宏观地把握，故本文将以其中保留较为完整的《易纬》为例，从大小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其在汉魏之际的兴衰。①
一、易学进入大传统：汉《易》孟、京之学
《易纬》作为纬书中具有较为系统和完备思想的组成之一，形成于孟、京之学兴起之后不久。李学勤先生认为《易纬》中最为完备的《乾凿度》上下两卷形成于象数《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1]，可见象数《易》学的发展与流变对《乾凿度》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同时对《乾凿度》在时人观念中的地位亦有重大影响。由于《易纬》属于孟、京《易》学一派，所以先从孟、京《易》学入手。
孟喜活动于西汉昭、宣之世，距武帝定儒家于一尊业已几十年了。此时西汉国力比较强盛，社会也较稳定。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儒家学说的一尊地位。孟喜亦顺应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将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进一步结合，并将当时的自然科学如历法纳入自己的学说，开创性地建立了“卦气说”为主的象数《易》学，彻底改变了战国至汉初《易》学的传统。其学说的主要内容即利用“《易》家候阴阳灾变书”[1] (P3599)，编排了一整套四正卦配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卦配一年内阴阳二气的消息盈虚、六十卦配七十二候的卦气图式。四季的变化、十二个月的轮替、二十四个节气的更变均为古代历法之成果，他将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引入其中，解释自然界的变化，并将这一变化用《周易》的卦象来解释，又在占卜中首倡卦气之说，根据卦爻来推断卦气流转是否正常，并以此用来占验阴阳灾异。显然，其学说的理论基础就是当时处于大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他的学说强调自然变化的规律，就这一方面而言，是立足于道家的宇宙论的，但其以阴阳之学为基本来建造时空框架，是依于阴阳家的世界图式的，其通经致用并积极参与和评论时政，则是采纳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
京房主要活动于西汉宣、元时期，起初因数次上疏以灾异推论时政得失，提出“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2](P3160)的看法，受宠于元帝，后因权官石显等人诬其“非谤政治，归恶天子”[2](P1367)而死于非命。京房将阴阳与五行二者结合引入《易》学中，使《易》学思维复杂化，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以“金钱代蓍”进行占筮，使以《易》占筮便捷化、日常化。其学说主要内容为：(1)重排卦序，以“消息盈虚，终则有始”[3]，“刚柔相推，而生变化”[4]的思想，建立八宫卦序；(2)与八宫说相适应，建立世应、飞伏、纳甲新筮术体例；(3)系统地将《易》卦与五行生克变化关系加以阐发；(4)吸收与改造孟、焦卦气之说，创立与其八宫六十四卦相适应的卦气说；(5)在理论上将《十翼》中的阴阳思想加以推阐与发挥。京氏的《易》学源于孟喜，编制了一个八宫、纳甲、五行、六位的图式，创设了世应、飞伏、互体、半象的占筮体例，建立了一套用“月建”、“积算”来推导卦气运转的数学方法，成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天人之学，从而正式开创了汉代象数《易》学。
宣、元二帝时代总共四十多年，孟、京二人的学说即被立为博士官学，一跃成为大传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们的学说顺应了当时的学术潮流。当时国家刚从长期的分裂进入较为长久与稳定的和平统一状态，新的皇帝制度与统一的状态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理论支持。董仲舒的天人之学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当时的大传统。孟、京二人的学说，更是将阴阳五行的思想与占筮相结合，不但对皇帝，而且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关注到了。
第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有压抑方士迷信的作用，而自秦以来的方术、数术之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下，为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必定要修正自己的学说，吸纳处于大传统地位的主流学说，对自己的学说进行改造。孟、京二人的学说即反映了这些学说的这种努力与成果。
第三，孟、京二人的思想带有对过分扩张的皇权进行限制的一种倾向。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着一个人格化的“天”，这个人格化的“天”，能够赐福于人，最重要的是使统治者获得统治权，即“天命”。但后来这种天命说因为频繁的战争而受到挑战，人们需要新的理论来完善它，来加强人与“天”之间的互动。天人感应学说即是这种学说的发展。汉儒的这些天人感应、天谴灾异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以警告、限制君主违反天道的行为。所以，两汉的灾异、谶纬之学虽然谬误，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由于此，谶纬学说取得了当时士人的普遍认可与接受而进入大传统。
第四，孟、京的学说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他们规定的一些时空关系、宇宙图式、自然更替，均是古人观察所得。
二、《易纬》之发展
如前所述，《易纬》基本上是属于孟、京《易》学一派的。它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将《周易》的卦符比附于阴阳五行图式中的诸多观念，使之占测灾祥和历史兴亡的功能更为齐备。《易纬》在方法论上并无多少创新，却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结合了先秦的气化论与太极生两仪的宇宙生成论，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与变动观念，并将孔子称为素王，神化为“广大教主”。
哀帝、平帝之世，西汉走向混乱，“阴阳错缪，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而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盗贼并起，或攻官寺，杀长吏”[2](P3358)。豪强、宗室、后党、外戚为争权夺势，展开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于是早已有之的因汉初稳定而不兴的谶言盛行起来，并吸纳了经书思想，大为泛滥。
孟、京之后，史籍中记载研习《孟氏易》、《京氏易》者甚多，可证谶纬之学流行，现按地域（各地地域内按人物生活年代先后排序）略举如下：
1.河淮地区：东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北）袁氏家族，有袁良、袁安、袁京、袁彭、袁汤诸人习得《孟氏易》；梁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夏恭；南阳育阳 （今河南南阳市南）人洼丹；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戴凭；沛献王刘辅；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魏满；南阳鲁阳（今河南鲁山）人樊英；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东）人陈蹇；弟子陈留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人范冉（或作范丹）；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杜乔；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张纮；南阳安众（今河南邓州）人宗资；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人董景道；南阳酂（今河南永城）人李昺。
2.河北地区：中山（今河北定州市）人觟阳鸿；代郡（今河北蔚县）人范升。
3.河东地区：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郭琦；前赵皇帝，匈奴人刘渊。
4.关陇地区：上洛（治今陕西商县）人台产；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杨秉；京兆（今陕西西安西北）人苇著；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刘宽。
5.河西地区：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梁竦。
6.巴蜀地区：广汉绵竹（四川省德阳市西北）人任安；广汉雒（今四川广汉）人折像。
7.齐鲁地区：北海安丘（今山东安丘西南）人郎宗、郎顗父子；山阳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人度尚；济阴成武（今山东成武县）人孙期；广陵海西（今江苏灌南、灌云一带）人徐淑。
8.南土地区：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徐稚；豫章南昌人唐檀；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虞翻。
上文只是简单罗列了史载的学习孟、京《易》学之人，由此可见作为当时大传统之一部分的孟、京《易》学已被广为传授，接受其思想的大有人在。
此外，东汉中后期尚博通，更有许多人兼通数经，这些人不可能没有接触过谶纬之学，如广汉绵竹人董扶[5]（《方术列传下》）、巴西西充国人谯周[6] （《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扶风郿人法正 [6]（《蜀书·庞统法正传》）、彭城广戚人姜肱[5]（《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等人均以善图谶而有名。
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党祸频起，士人于国家社会无法再取得认同，所以更多地产生了士人之间惺惺相惜之情。相互欣赏与理解，更是士人交往之必不可少的前提。经学当时正由于门庭之限，以及本身发展的规律，走向僵化。但是正由于博通风气的兴起与流行，使得原本拘于师法、家法之说的经学有了拓展与改造自我的可能性，葛兆光先生亦曾指出，恰恰是因为东汉经学通儒的知识主义倾向，使得当时知识阶层的知识取径大大拓展，而这种知识拓展的直接后果，正好就是瓦解了儒家经典作为知识的唯一性。[7]亦有人在此学风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于有造作之嫌的谶纬之学、走向僵化的《易纬》思想的改造。
三、对孟、京《易》说的改造
汉以前诸书，唯《周易》最讲究“天道”，汉末谈“天道”之人均要奉《易经》为圭臬，魏晋玄学早期推崇的典籍亦为《周易》，《易纬》作为东汉官方解释《周易》的学说又渐渐受到人们的怀疑，乃至排斥，所以如何对这种学说进行改造便成为当时十分重要之事。当时主要有三派《易》学，一为北方的郑玄、荀融等人；二为江东的虞翻、陆绩等人；三为荆州学派的宋忠等人。
郑玄学通今古文经学，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重新整理融合两个学派的学说。他擅长图纬，对《易》的理解多认同孟、京学说，但亦有自己之创见。他在注《易纬·乾凿度》时，显露了更为明显的道家的思想。他的观点仍对宇宙论极为关注，将天人关系问题归结为万物与其本原的关系问题，并沿用孟、京学说用象数架构宇宙图式。他用“数”的变化说明“气”的运行和发展，阴阳二气的流变即阴阳之数的运转，提出了“五行气数说”，将天地之数与五行之数相配，使其具有空间方位，具备时间维度，并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周易》中用蓍草揲筮成卦的占法的“大衍之数”的来历及其哲学意味。他的这种解释后来被称为“五行生成说”，对此后中国《易》学、哲学的影响较大。他还用“爻辰说”与“九宫说”来说《易》，并开始突破经验主义思想方法及象数的模式，化繁为简，根据自己的理解直接以义理解释一些卦象。他在注《易纬》反映出的老子的有和无的气论思想，也是援道入儒的一个端绪，一方面反映了东汉谶纬之学的繁琐化和神秘化而带来的僵化与反动，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向他家学说吸收养分，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末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已经不可避免地在士人心中留下的阴影与疑问，士人们不与当政者合作，对原来的一些学说产生了怀疑，并对其进行反思与整理。
荀爽治古文《费氏易》，但作为通儒，他的《易》思想颇受孟、京学说及谶纬的影响，在《易》象数学思想方面颇有贡献。他与郑玄、虞翻一样，恪守“以经立注”的原则，试图剔除孟、京学说中关于符瑞和灾异的思想，而将他认为该学说中的合理内容如物理、数理、伦理的内容与当时的各种知识结合，对《周易》进行训诂。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孟、京卦气学说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以阳升阴降为核心的《易》学体系。这一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认为乾阳上升、坤阴下降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其学说与郑玄一样希望能以自然的变化得以观照社会政治的变化，试图将感性的经验比附成为带有普适性的理性的规律，不免带来牵强与僵化的后果。
虞翻家中数代传习《孟氏易》。他对于前人说经多拘泥于章句、疏于义理的状况，多有诟病。他的《易》注影响最大，后世称为“虞氏学”。其注《易》与马融、郑玄、荀爽等人相似，即以经立注，以象解经，而与孟、京一派有所不同。他的学说将汉《易》的卦气说推至极致。他借助于旁通、互体二说发阐了自己的《易》卦理论，将《周易》理解成为一个对立统一、静态与动态流动互通的体系。在以象说《易》时，创立了半象说，以二爻言互取象，以便于解经，也解决了某些因卦象不足造成的困难。但正因为“半象”有未完成之义，所以是不稳定的，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古人认为的圣人制《易》的基本方法，而这正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并不是理性的探求规律的抽象方法。虞氏的《易》说正反映了这种经验主义的极端，不仅将孟、京学说中“阴阳候灾变”的占验法引入解经之中，将《易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还原成一个卦象，将其繁琐化，而且引起了诸多牵强的比附。他将原来具有理性思维取向的《易》，还原到感性的层面。汉代象数《易》学在这里达到了顶点。
郑玄、荀爽、虞翻三人均生活在东汉末至曹魏初年，此时，灾害频仍，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旧有的学说已经不能解释人们遇到的各种局面，如何应对？学者们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其他学者之学说，博通的风气为他们拓展视野提供了良好条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多少引进了一些其他学说，特别是道家的思想来完善自己的学说。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想方设法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修正，但随着局势进一步的动荡，以及越来越多让人无法接受的情况的发生，人们对旧有的学说不再信任了，那么对这些学说的改造就将不在局限于修修补补的层面之上，而是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正，对这一学说的构成框架——孟、京象数《易》学——进行扬弃便成为必然。而孟、京学说及《易纬》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大传统而受到怀疑，进而被人们所抛弃，最后走入小传统。
四、走向小传统：魏晋对《易纬》的否定
汉末战乱连年，士人们亲眼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死于战乱和斗争倾轧之中，失去肉体和精神的依托，两汉构建起来的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的权威思想——经学，包括谶纬之学，遭到了全面的质疑而崩溃了。于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尝试着突破旧有的传统，建立新的适合自己的权威思想。
宋衷，亦作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今湖北枣县）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占领荆州，留在荆州的名士多数随其北归，宋衷为其中一员。后来他因魏讽谋反案受株连被杀，终年六十岁左右。其一生主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著作甚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周易注》和《太玄注》。以宋衷为首的荆州学派，不仅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官学地位，而且克服传统经注枝蔓繁琐、远本离质的缺失，开始向简明求实、注重义理的学风转变。宋衷的《易》注，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解《易》之时，偏重于义理，推重《易》道，重视理性层面的分析。但他并未尽扫象数，而是兼采象数，并蓄郑玄、荀爽的学说。宋衷思想在汉魏之际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显著的就是王肃与王弼。
王肃，字子雍，是宋衷的学生，十八岁时从师读《太玄》。《三国志·王肃传》称王肃初“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6](P419)。王肃还写《圣证论》批驳郑学门人。其学说的来源主要为宋衷之学、贾马之学、家学即其父王朗《易》学。
王弼，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其著作《老子》注与《周易》注在当时影响很大。王弼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使《易》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开辟了《周易》义理学之先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沿承西汉费直、东汉郑玄的基础上，改定经传参合本《周易》体例。其二，提倡“得意忘象”的新学术方法，以明阐理之途，并第一次挑明了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分歧。其三，以“承乘以应”、“名卦存时”、“卦主”、“初上无定位”、“防得无咎”等说摒弃象数之说，以义理解《易》。其解《易》的过程中，将道家的“崇本息末”思想作为解经的理论基础，对当时讨论得十分热烈的名教与自然、有与无两大论题，给出了自己的论说，其学说表现出了以道解儒、引道入儒的理论倾向。
宋衷、王肃、王弼等人的学说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向，从此之后象数《易》学再也不像汉代那样牢牢地占据《易》学的主流地位。《易纬》中反映出的象数之特点，经过数代学者的改造，与其原初相比，确实面目全非了，从这一意义看，它可以说是从大传统中退而出，但是它的一些思想与方法在不断地被改造中获得新的生命，潜入民间，为方术、相术等接受，一直流传至今。
五、结语
雷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它是由学者、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reflective)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 (peasant)或俗民(folk)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也是互动的。[8]以谶纬言之，其内容庞杂，其中既包含了大传统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学说及其衍生出来的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礼制方面的学说，又带有民间小传统的鬼神信仰、灾异感应、方技等知识。谶纬之学产生虽稍晚于汉代经学，但却借助经学理论为框架，加入了许多民间的小传统的成分，并进一步强调了“天人感应”之说。在西汉中后期社会政局不稳定的形势之下，一些人利用人们深信“五德终始”之说，制造了许多谶语，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东汉光武帝更是利用图谶夺得政权之后，将谶纬之学定于官学，谶纬之学即变成大传统。但当东汉后期国家、社会陷入动荡之中时，人们对其产生怀疑，并开始对其进行修正，进而在魏晋之时，这种以“天人感应”为主干的学说彻底地被抛弃，代表新的大传统的学说取代了它，它的一些合理内容被民间的小传统所吸收而潜入民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小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相对稳定的一种价值系统。以谶纬而言，它虽在光武之时以定本之形式公开，但在其作为大传统的学说的一两百年之中还是发生过变化，并吸纳了许多小传统的成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系统的载体，到最后该学说的合理部分仍旧被小传统所吸纳，而转入民间。
收稿日期：2005-11-24
注释：
①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亦园提出了关于中国民间文化、民俗信仰的大、小传统理论的“李氏假设”。余英时80年代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将雷氏的理论应用于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的研究，以探讨中国的大传统及其对小传统的影响，并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内涵的拓展。此外，海内外学界的许多学者也在许多历史时期、地域、学科等方面采用了“大、小传统”理论。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汉魏思想史的研究中，将这一理论应用的学者较少。